回京一路上

胡扬

姜伟同学病了，躺在知青点空旷的炕上，发高烧40度。公社卫生院医生诊断患的是急性肺炎，让他回北京治療。　　姜伟被病情折磨多日，瘦骨嶙峋，神情痴呆，生产队长不放心，与我商量说，怎么办哪？回北京得有人送他哪！虽然正是秋收多挣工分的时节，我还是毫不犹豫的说：我去送他吧。　　那时回到城里吃粮凭粮票，公社粮站不给换全国通用粮票，生产队长让把遮盖队里唯一一台柴油机的篷布撕开，缝成六个口袋，给我俩灌满了小米和糜子。　　知青回京要有生产大队和公社开的回京证明，公社秘书侧脸从眼镜上方瞪着我，说：已经接到上边通知，不准再办理赴京证明，但……给你办了吧！　　1969年8月21日，我和姜伟同学带着大小十几件行李，登上返京回家的路途。　　坐马车到公社，转长途客运汽车到突泉县城，再转长途客运汽车到乌兰浩特，排队进火车站时幸亏一位解放军同志主动帮我俩拿行李，好不容易上了火车!　　列车到白城，天色已黑，又要下车转车。　　我把行李在站台上码好，让姜伟坐在行李旁，叮嘱他不要乱走，我出站去买票。　　售票厅里人很多，排着很长的队。　　天下起了雨，雨越下越急，我心里急得不行，比风雨还急。　　终于轮到我了，我把钱和进京证明从小窗口里递进去。　　“不卖！”窗口里女售票员“啪”地把东西给我扔出来。　　我赶紧解释，说明我俩是知青，我护送的人病得很严重，需要尽快回京治病。　　她执意不卖，说接到通知国庆前夕一律不卖进京的票。　　我反复解释说着好话，她不理睬我。我心头火起，强压着苦苦哀求。　　队伍后边有人不满地催喊起来。　　我扭回头一下子发作了，狂喊一声：“谁喊的？！”一边用眼睛狠狠地搜寻。我觉得气血上涌，只想找个人拼命。　　队伍里无人作答，都不吭声。　　我激动万分，对大家说：我是知青，我的同学病了，病情很严重，要回北京治病，可是，她就是不卖给我票！　　队伍骚动了，大家纷纷嚷叫说应该卖给我票。我转回身，把钱和证明从小窗口里扔到那个女售票员的桌上，要求买票，她仍然坐着不动。　　我暴怒了，两手使劲撕掰小窗口的钢筋，把胳膊伸进去，指着她喊：你不卖给我票！你下班后等着！我认得你！没想到，这句话起作用了，她再也不说什么话，马上把票卖给了我。　　黢黑的天，雨还在下。我拿着票跑出售票厅，转来转去找不到进站通道。从哪里进站呢？转到一堵僻静的高墙下边，灵机一动，纵身一跳双手扒住了墙头，这时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只得下来。　　抓住我的是一位正在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我赶紧把情况告诉他，这位解放军战士听后，立即同意我翻墙进去，并帮着我从这堵高墙翻进了车站站台。　　跑进站台，发现姜伟不见了！漆黑的夜，茫茫风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我四处寻找，高声喊他，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小风雨棚下找到了他。原来天下雨了，他一个人把这些行李一袋一袋挪到这个小风雨棚底下。我见到他时，他缩着腰坐在行李上，一声不吭。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旁，用胳膊搂着他。　　姜伟小学时是建工部小学足球队队员，建工部小学足球队曾获得北京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获奖后他作为主力队员上过北京电视，与天津市小学生足球冠军队友谊赛时受到贺龙元帅的接见，还与贺龙元帅握过手。在中学时，我俩都在校足球队，又都喜欢美术，常在一起练球画画儿。　　文革开始后，他因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属于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但是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吸收了他。下乡后，青年点的男生中有人用家庭出身歧视他，知青参加贫协、民兵、武装基干民兵，也都没有他的份，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他一下子变了，平时除了闷头拼命干活，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默默无语。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经常找他谈心说话，晚上我俩在菜地的草棚里，一聊就到后半夜。他歌唱得好，嗓音宽厚洪亮，特别是那首“山下旌旗在望”唱得气势磅礡，每次我俩走在山沟里时，我就要他唱这首歌，再要他学京剧中的大笑“哈哈哈哈”，震得山谷嗡嗡回响，每到这时，他的心情就豪放了。　　风急雨骤。姜伟瑟瑟发抖，我搂着他。姜伟不抽烟，我掏出旱烟叶，卷了一支烟，递给他，让他抽口烟暖和暖和，他听话地接过去抽了一口，剧烈地咳嗽起来。我自己抽了一支又一支，浑身冻得发抖，吸口烟就觉得暖和些。　　就这样，我俩依偎着，渡过了这个风雨之夜。　　列车到沈阳，又下火车转车，天也又下起无情无义的雨。　　这么多行李，我俩还是不出站。我出站签票后回到站台上，有意与一位沈阳知青攀谈，提出请他帮忙把这些行李递到车上，他一口答应。　　火车来了，我挤上车，在拥挤的车厢中看到列车长补票桌上躺着个人，便不客气的让他腾出些地方，赶紧打开车窗，让沈阳知青递给我行李，一袋粮食、又一袋粮食、又一袋粮食......周围的旅客望着我，感觉出那些目光有些异样。我让姜伟从窗口爬进车里，沈阳知青从下边用力托举着他。车开动了，我感激地与沈阳知青摇手告别。　　姜伟爬进车后，就势踡屈在桌上，昏昏沉沉睡了一路。　　我靠桌子站着，身上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挽着袖子，手腕上露出一块亮晶晶的手表，这是大队治保主任托我带去北京修理的一块坏表。感觉到周围的目光不含好意，我故意满不在乎的从腰间取出烟荷包，巻了一支烟径自吸起来。　　旁边坐位上一位中年男子，眼睛一直盯着我手里的烟荷包。　　“是未婚妻送的吗？”他问我。　　这一问把我弄了个大红脸。这个烟荷包是屯里的民办教师送给我的，他的未婚妻是屯里一位心灵手巧的姑娘，两人可谓郎才女貌。有一天，他告诉我，昨晚她和他在屯后小山坡约会了。皎洁的月光下，她等他，又送给他一个崭新的烟荷包。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把新烟荷包拿给我看，随手就把旧烟荷包递给了我：“送给你吧”，我正好没有烟袋，接过来就别在腰里了。　　我把烟荷包的来龙去脉跟中年男子说了，他伸手把烟荷包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啧啧称赞它的绣工好。他对我说：烟荷包上如果有两个彩带子，就是情人送的，我看你这个荷包上有两个彩带子，所以猜是你的未婚妻送的。噢！原来如此！我赶紧把烟荷包要过来，叭叭两下把彩带子拽了，周围的旅客都笑了。我拿着烟荷包给周围的人让烟，他们把烟荷包传来传去地看，气氛一下子融洽了。　　列车在黑夜中疾驰。　　昏暗的灯光中，旅客们都闭眼睡了，我也昏昏欲睡，可直觉上总感到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我睁开眼，发现斜对面坐的那个男子的确在注视我。看我睁开了眼，他向我投来一丝微笑，我俩便轻声交谈起来。他说：“我看你这个小伙子，是个好人。你们刚上车那会儿，我还以为你们是搞投机倒把的呢，带了这么多的粮食！”听到他这句话，我心里一紧，明白了刚上车时众人目光异样的含义，我根本没想到人们会把我俩看成坏人！　　列车终于驶进北京站。　　一大堆行李码在站台上，又是出不了站。我去向远处的一位站务员求助，她让我使用了一个行李推车，还好心的帮我俩把行李推出了站。　　出了北京站，阳光明媚灿烂。　　回到家后，爷爷看到我带回的几袋粮食淋了雨，赶紧搬到阳台上摊开晒。不一会儿，爷爷转过来，对我说：这几袋粮食都焐了，不能吃了，你还带回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