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英的美篇

焦英

《坛经》的故事

因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南京牛首山，中国最“奢华”的寺庙，耗资40亿，占地900亩。我一下子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于是，开始涉猎读了几本有关佛教的书，《金刚经》、《坛经》等，现把我的读书笔记整理了一下，和对佛教感兴趣的朋友分享、探讨……

佛教在中国，信奉者、朝拜者多得难以计数，尤其是当你走进寺院的门，香火缭绕、人潮涌动，善男信女们虔诚的祈祷着，而且越来越年轻化，现代社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有多少年轻人内心充满了迷茫困惑，只好花钱在跪拜中，祈祷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寻求精神的寄托。但其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领会佛法、读懂佛经昵？比例非常之低。

因为佛教文化艰深、复杂，佛门重重，如群山逶迤，需要我们一步步攀越。

这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更无法想象的是，它进入的国家，早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到的精神空间都填满了。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有效普及，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最初，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多数统治者是欢迎佛教的，他们觉得如果佛教感化百姓静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

南朝梁武帝曾四度脱下皇帝装，穿起僧衣，“舍身为奴”。而且正是他，规定了汉地佛教的素食传统。

北朝，北魏末年，境内佛寺多达三万余座，僧尼达二百余万人。

光洛阳一地，寺庙就有一千三百多座。正是因为这个惊人的发展速度，才引起几度“灭佛”。三度灭佛，主要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由于警惕的根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入了。唐代大文人韩愈在“会昌法难”前二十几年就以一篇《谏迎佛骨表》明确表示了反佛的立场。他认为佛教、道教都有损于儒家“道统”，有害于国计民生。韩愈因此被皇帝贬谪，在半道上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样杰出的诗句。

但是，事实证明，佛教不仅没有被灭，反而生生不息。刚刚灭过，新的继任者又提倡了，势头更猛。至于文化人，在“安史之乱”之后为了摆脱生活痛苦，追求精神上的禅定，更是迷醉佛教，兴起了一股“禅悦”之风。渐渐，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成一体，它本身也越来越走向中国化。

佛教能够深入中国大地，说到底，是因为它以一系列特殊的魅力弥补了原有中国文化的不足。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对世间人生的集中关注、深入剖析。

其他学说也会关注到人生，但往往不集中、不深入，认为人生问题只有支撑着别的问题才有价值。例如，儒学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去，法家就有可能转移到如何摆弄权谋游戏的问题上去，诗人文人有可能转移到如何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问题上。唯有佛教，绝不转移，永远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探究着摆脱人生苦难的道路。

细想想，那些王道社稷、铁血征战、名节气韵，那只是历史的片面、时空的截面、人生的浮面，而且升沉无常，转瞬即逝。佛教看破这一切，因此把这些问题轻轻搁置，让它们慢慢冷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与每个人始终相关的人生和生命的课题上来。

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代鸿儒，听到经诵梵呗也会陷入沉思；即便是兵卒纤夫，听到晨钟暮鼓也会怦然心动；即便是皇族贵胄，遇到古寺名刹也会焚香敬礼。佛教触及了他们的共同难题，而且是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解决的共同难题。

还有一个原因是关于人生和生命课题如此之大，而佛教一上来便断言，人生就是苦，产生苦的原因，就是贪欲，产生贪欲的原因就是无明无知。要灭除苦，就应该觉悟，万物并无实体，因缘聚散而已，一切都在变化，不可虚妄执着。

佛教的戒律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学习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高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跟前隐约可见了。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就表述了这个程序。

佛教有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重在个人解脱；大乘佛教，重在众生度化。佛教由“度己”而导致“度人”的自身逻辑，很清晰。这就是不少佛教学者把“缘起性空，无常无我”八个字当作佛教的精髓。

佛教有个净土宗，以最简易的理念和方式吸引了广大下层民众。净土宗只要求人们虔诚地向往一个“净土世界”，观想几尊慈悲的佛像，专心地诵念“阿弥陀佛”，就可进入佛门，走向人间净土了，而且必须念出声来。这个宗派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追求一种最洁净的目标。

这时，我不由的想到，弘一法师，一个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化人进入佛门，他选择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使他真正成为一代高僧。

佛教虽然分为许多宗派，各有自己的思想特色，但各派也有一些共同信奉的基本观念，其中主要是“业”的理论。““业”通常解释为人的行动作为，而实际上，它的含义比“行为”要广阔的多，一切有情物的思想和言语也都包括在内。按照佛家的看法，宇宙的一切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一个有情物所看去的世界，都是他内心自造的景象。每当他有所动作，或只是说话，或心里动念，都是心的作为。这个作为必然产生它的后果，这个后果便是“业”的报应。“业”是因，果是“报”。每一个人都是因与果，业与报的连环套。

每一个有情物的今生只是这个无穷锁链中的一环。死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只是这个因果循环的一个中转站。人的今生只是他前生的“业”的果报。人的今生只是他前生的“业”的果报。他在今生的作为（“业”）又决定他来世成为什么，他将来的作为又结成更后世的果报，以至于无穷。一切有情物的“众生皆苦”，其主要来源便由于此。

按佛家的看法，所有的这些苦难的根源在于人不认识事物的本性。宇宙万事万物乃是各人自己内心所造的景象，因此它是“幻想”，只是昙花一现。但是，人出于自己的无知（“无明”）而执著地追求（“执迷不悟”）。由“无明”导致“贪欲”，又“执迷不悟”，这便把人紧紧缚在生死轮回的巨轮上，无法逃脱。

人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是“觉悟”。

佛教各派的种种教义和修行都是为启发人对世界和自己的“觉悟”。人觉悟之后，经过多次再世，所积的“业”，不再是贫恋世界、执迷不悟，而是无贪欲、无执著；这样，人便能从生死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这个解脱便称为“涅槃”。道家庄子所说的“坐忘”。，

对“涅槃”这个境界怎样进一步领会呢？可以说，还就是个人和宇宙的心融合为一（宇宙心又即“佛性”）。

普通人看万物为“实有”，而不知“无”。为此，诸佛教导说，万物实际是“无”和“空”。在普通人的层次上，以万物为“有”，就是俗谛；以万物为“无”，就是真谛。从高层次上看，说“万物皆有”和说“万物皆无”都是俗谛。只有当人认识到，“事物非有非无”，这才是真谛。从更高层次看，说事物非有非无，这乃是没有偏颇的看法，又只不过是俗谛；真谛是指：事物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中道既不是“偏颇”，又不是“不偏颇”。

从中可以看到，当道家以“无”来表达超越的形象时，它与佛家用“无”来表达“非非”，两者之间确有相似之处。

在佛家的三论宗和道家之间，还有更深一层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思想方法，在一个层次作出的论断，到下一层次又予以否定与“无” 一体，这便是“涅槃”。“涅槃”并非知识的对象，“般若”是懂得那并非知识的奥义。因此，进入第三层次的真谛时，人只能缄默，什么也无法说。

五世纪中国佛教三论宗出了一位大师鸠摩罗什，他翻译了许多佛教文献，教导了许多弟子。在他的弟子中，有些十分杰出，成为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和道生。

僧肇本来研读老庄，后来成为鸠摩罗什弟子。他阐述了“般若”的含义是“佛的智慧”，他说佛的智慧并非知识，般若可以勉强解释为“圣智”，“圣智”则是指：懂得何谓“无”，而且知道“无”超乎形象，没有任何特性。要懂得“无”，只有与“无” 一体，这便是“涅槃”。“涅槃”并非知识的对象，“般若”是懂得那并非知识的奥义。因此，进入第三层次的真谛时，人只能缄默，什么也无法说。

僧肇去世时才三十岁，不然，他将会有更大的思想影响。

道生河北巨鹿人，他以知识渊博、聪颖过人、能言善辩闻名于时。据说，他讲经时，甚至顽石也不禁点头。

道生在讲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被认为是对佛学传统的“革命”，以致于他被当地僧人逐出南京。

他的主要思想，进一步发挥道家“无为”和“无心”的思想。“无为”真正含义是“无心”而行。一个人顺其自然地行事，不因人、因时、因地而厚此薄彼、先此后彼或有为有不为，这就是无为。按佛家的看法，人有求就有所执著，于是就有“业”，有“业”就有“报应”。

这个思想把道家思想中有社会伦理影响的部分，引进了佛家的形而上学中去。这是中国佛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后来禅又把这个思想接了过去，并继续加以发展。

道生的另一项理论是“顿悟成佛”。

道生的另一项理论主张是：“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这是说，一切有情都有佛性。人若一旦“顿悟”，现象世界就成了佛的世界。他认为佛的世界就在现实世界之中。“迷则为凡，悟则为圣”。

道生的“人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论令人想起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

按照传统的说法是：释迦所传授的佛法，除见诸佛经的教义之外，还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

释迦只传授了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又传授给一个弟子。这样在印度传了二十八世，到菩提达摩。菩提达摩于南朝宋末，公元五二0至五二六年间到中国，成为禅宗在中国的始祖。

按照传统的说法，菩萨达摩来到中国后，传到第六代——慧能，推崇慧能为六祖。

禅宗的理论基础在僧𦘦和道生的时代就已产生。有了这个基础，禅宗的兴起可以说是顺流而下，势所必然，无须再求助于传说中的菩提达摩来充当中国禅宗的创始人。

禅宗由于神秀和慧能而分裂成北、南两派，乃是历史事实。两派的分歧可以看为上一章所说性宗与空宗分歧的继续。

他俩分别以一首诗偈来概括禅宗信仰要义。神秀的诗偈说：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慧能的诗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五祖弘忍赞许慧能的诗偈，把衣钵传给了慧能。

神秀的诗偈所强调的是道生所说的宇宙心或佛性，慧能所强调的则是僧肇所说的“无”。

在禅宗里，有两句常说的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神秀的诗偈表达的是前面一句，慧能的诗偈表达的则是后一句。

禅宗后来依循慧能的路线而发展，正是禅宗的发展使空宗和道家思想的结合达到了顶峰。

整个中国佛教，特别是影响知识分子最大的禅宗，后来的思路就是沿着惠能所开创的这条思路走的，而惠能开创的这个思路只不过是披着佛教的外衣，实际上是长在老庄的根上的。神秀的偈语和惠能的偈语，实际上就意味着印度禅学到中国禅宗的分界线。中国佛教里，历来都是把印度传来的佛经叫做“经”，但有一本书是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记录惠能讲演而成的书，也被称为“经”。

任何一个宗教的目的，都可归纳为两个字“救赎”。

早期佛教强调人性跟佛性是不一样的，人对于佛教的信仰，就在于提升人性而趋近佛性。他遵守种种戒律，进行种种修炼，都为了使人性向佛性趋近。

但是，从中国的南北朝以来，有－个思想一直非常强烈地瓦解这个观念，这就是“人人都有佛性”的思想，

南北朝的佛教史上，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是关于人人都有佛性的讨论，这个讨论涉及到一个经典《大般涅槃经》，这经典本来是在北方流传，当时有一个人叫竺道生，他从北方来到南方，告诉人们即使是有罪的人也有佛性，叫做“一阐提有佛性”。金陵舆论大哗，只有少数人支持他。

第二件事是关于禅宗早期的重要经典《楞伽经》，它提出一个看法，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如来藏，他是清净的，清净的如来藏在每一个人心中，所以禅宗的第一代宗师达摩也说“含生同一真性”。由于肯定了人人都有佛性，于是解脱和超越的关键，就是自己来拯救自己，而不再是别人来拯救自己。

既然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来清净的佛性，成佛的关键在你如何在自己心里“自净”。惠能在《坛经》中提出，要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念”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念而不念”，也就是不执着于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庄子里有一句话叫做“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把物当作物,但是不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物上面，被外在的“物”牵着跑。

禅宗里有两个著名的句子“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或叫“水无沾月之心，月无分照之意。”

按照禅宗的说法，人应该对一切都采取一种“无念”的态度，就是虽然有“来往”，但是不“执着”。佛教认为，人之所以会有痛有烦恼，就在于人有“我执”，就是“有我之心”，最彻底的，是连“无念”也不要在你的心里面，“无念”就是不固执、不留恋、不沉湎，随意而自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这时，以平常心做平常事，自然便是修持。

禅宗所要求的“无相”的境界是什么？就像风过耳，影过眼，不被任何形、色、声所束缚，就是能够随心所欲，自我感觉到空间的宽阔无边，但不逾矩。这也是儒家孔子追求的境界。“无相”实际上不是一种偏执的拒绝，而是一种随意自然，毫无挂念的自由。

同样，“无住”就是在一切现象中不停留自己意识的脚步。《坛经》里讲，在一切现象上不要固执、不要留恋、不要停留。

苏东坡有一句话叫“吾心安处是吾乡”，人真正的故乡是什么地方呢？凡安心处就是故乡。还有一次他生病时，也说“安心是药更无方”。这个基本上把掸和佛教的思想，完全地转动中国老庄的“自然”思路上来了。其实，它也就是禅宗的基础，老庄和禅宗发展到极点，都是这条思路，人应该处在自然的、适度的、随意的状态里面，这时人的心灵是放松的，你会感觉到一种轻松，佛教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感觉。

《坛经》的关键词之三：不立文字

《坛经》里面有好几处说到这句话，你对于终极境界的体验和观照，应该是“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这个问题比较难讲。

大家知道，语言文字是对现象的命名，而且是使现象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符号。语言在你的心目中构造了第二个世界，它是处在你的心灵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一扇门，有时候是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通道，但也有可能阻隔你从这边进入那边。语言文字对于人和世界来说也是这样的，它有可能使你了解世界，但也有可能使你误解这个世界。

对于佛教禅宗来说，语言文字传递的并不是最终境界，也不一定是真实世界。首先，在禅宗思想里面，最关键的是让人体验那种自由超越的终极境界，而这种终极境界是不可以言说的。

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碰到没法说的感觉和体验，所以佛教经常讲“不可思议”，或者不可言说的，就像成语中说的“不可名状”。禅宗很早就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就是因为语言文字常常在人心里面产生了一种阻隔，使人不能用自己的心灵体验到最终境界。其次，因为自从人类有理性以来，人类的理智就支配着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通过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理性”。可实际上，它对世界的理解和描述，也有可能是误导。《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叫做“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由于人不太可能事事都直接以经验去了解，所以，你只能借助于理性，通过语言文字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文字所说的那个世界真的绝对正确吗？

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这样的思路，像老子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后来人们也说，终极的真理“不可说，一说就错”

不可说的东西怎么把握，语言不可表达的东西怎么表达？

禅宗一方面提倡“以心传心”，直接用本心来领悟；另一方面他还是得用语言来告诉你，“不立文字”，它原本意思是不确立文字的权威性，并不是“不要文字”。

中唐以后，很多有文化的人信仰禅宗，他们把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引进了禅的对话不仅使禅的对话充满了生机，也使禅的对话仿佛艺术语言。因为这种文学语言不是直接的、客观的、精确的描述，而只是表现一种感觉，所以，不会落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文字魔障，很适合禅宗的口味。所以，他们参禅有悟就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感悟到自然的时候就说“一条界破青山色”，意识到语言的障碍时就说“相逢欲相唤，脉脉不能语”。而且禅师自己还常常把对话和说解写成了富于文学意味的诗，像“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像什么“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等很多充满深刻智慧的宗教语言，也逐渐成了一种文学语言。

《坛经》的关键词：顿悟

惠能及其后来的传人们认为，既然一切都是“空”，既然一切外在的修心养性都不需要，那么，也需要拒绝过去被认为是庸俗的、实在的世俗世界。人最重要的是“自性清静”，能够做到“无念、无相、无住”，能够抛开语言文字，信仰者就可以超越和解脱，在心灵里达到一种自己感轻松的境界。这就是“顿悟”的法门。

中国佛教在南北朝谢灵运时代就已经讲到“顿悟”，他文章《辨宗论》中曾写到：“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所以，中国人一定要‘顿悟’。”不过这个口号－直到唐高宗还在位的时候，岭南出了一个吹柴人，法名叫惠能，他没有读过一天书，是个文盲。他明确提出来，并且作为中国禅宗的一个旗帜。由于这个旗帜，中国佛教后来一直提倡，“自己解脱自己”，认为一个人在刹那间的意识转换里面，就可以达到超越和解脱。

禅宗影响中国：文化、艺术与生活

中唐以后形成的禅宗南宗，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影响确实很大。

禅宗是一个最不像宗教的宗教。这个表现在：第一它破除偶像崇拜；第二它瓦解仪式制度；第三它却除修行之苦；第四它把修行信仰者生活艺术化。

这一点不仅影响了佛教自身，而且还影响了中国的精英阶层。

因为一切仿佛过眼云烟，包括所有的外在约束，包括修行，都是虚幻的，完全要由心灵来顿悟。

后来禅宗走向了“平常心是道”，就是追求自然适意、没负担、不固执、没有欲望约束心灵的境界。这个生活取向影响了中国很多士大夫，使得很多中国士大夫走上了寻求自然放松的道路。

在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禅宗实际上对儒家的精神世界是一种补充，也是一种补救，使得士大夫可以在责任和放任、人世和出世之间，找到了一种自我协调、自我放松的方式。

儒家的价值都要在社会上体现，虽然在先秦，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对其进行批判，试图给士大夫提供另外一种东西，但是显然是不够的，庄子认为人需要从社会责任和世俗政治逃离。庄子的这些思想，到了禅宗被发扬光大，因为禅宗也有一套追求自然和放松的道理，禅宗说“本自无缚，不用求解”，所以说没有人捆绑你，你要放松，做到平常无事。

士大夫在沉重的社会责任之外，找到一个自我放松的空间。

比如，在杜甫那里，他的理想是传统儒家的，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是，这就要你做很多事情，负很多责任；但是，在王维那里可能就不一样，“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在沉重的社会责任之外，他还有逃避的空间，有放松的时候，在禅宗这里，它就是给你提供心灵逃向另外一个空间的理由，“平常心是道”嘛。所以，中国士大夫调适心里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一方面可以有入世的儒家精神，另一方面必须要有一个能自我放松的禅宗和老庄的思想。

禅宗对中国文化和艺术影响很深。比如我们讲琴、棋、书、画。琴是指音乐，古代的音乐就已经有一种理论，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丝就是弦，丝不如竹，因为丝还是经过人加工的，而竹是完全用植物只凿几个孔吹的。“竹不如肉”，肉就是人的声音。这里的道理，其实就是渐近自然，越接近自然就越高明。到了禅宗，它的自然观念就更把它发挥到极致，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刻意地追求技巧，技巧是二等的，境界是一等的，所以，你要弹无弦琴，这才是它的最高境界。我们再看棋，下围棋最高的境界是“流水不争先”，或者“平常心是道”。下棋都是争输赢的，可是它却叫你不要争，要顺其自然，因为下棋要计算，可是计算是一个理性行为，是一个充满了剑与火的互相杀戮的理性行为，可是，受到禅宗影响的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下棋的最高境界是感觉，不是计算，这个跟禅宗道理是相通的。再说市法和绘画，同样也是如此，如果练书法的人永远都是刻意于“永字八法”，间接结构如何整齐，画的线条如何好，那永远成不了大师。大师经常是眼忘手，心忘眼，运笔自然挥洒。启功先生写的字是非常规整的，但启功先生说过，什么间架结构都不重要，只要自然就好，一定要自然。中国的绘画，也越来越走向不追求色彩，不追求形似，只是靠墨色浓淡，表现的是一种心境，典型的中国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比如八大山人的画，画得都不像。真正追求的是一个自然的意境，是超出理性和文字之外的东西。当然，它也寻求一种清远的、幽深的意境，大家可以看到，宋代以后的山水画，基本上都是一种幽静清远的境界。像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北宋王诜的《渔村小雪图》，所谓“烟岚古树”，“寒江独钓”，这里常常没有烟火，没有人迹，这里都是禅宗追求的“空”“静”的境界。所以山水画里面人都非常小，而且不占重要的位置。

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比如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都是一个很放松，但又很自然的安静状态。

钱钟书先生当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国诗以杜甫为最高，那是因为诗歌承担着社会责任，杜甫是儒家的代表。中国画是超越的，追求一种空灵境界，所以它以王维为最高。

就连武侠小说中，武术最高的境界也是无招胜有招。大家都可能看过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张三丰问张无忌问了剑法吗？直到他说全忘了，全忘了就是最高境界了。

老庄和禅宗在这一点上相通，禅宗一定是说，第一要去除具体的技巧和文字；第二你要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第三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就是禅宗追求的空、幽、深、远的境界。

禅宗对于中国文化，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的影响，是思维方式。

西方的理性思维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它必须合乎知识逻辑，古代中国是按照道德理性来思考问题，它要合乎道德逻辑。可是禅宗要你回归内心，体验到一个更加超越的境界，所以，它不希望你被理性和语言所束缚。像“望梅止渴”其实是人们落入了语言圈套和逻辑联想。所以，禅宗那种千奇百怪、不合逻辑的东西是冲击常规的，是以非常对正常。

西方的理性和科学，大家也都看出有一些问题，都希望有补救的办法。日本的学者像铃木大拙、西田几多郎、久松真一，都在努力向西方传播禅宗的思想。西方也有一批人，像雅斯贝尔斯、心理学家弗洛姆、𠵍学家海德格尔也对禅宗、老庄很有兴趣，他提出要“诗意地栖居”等。

“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着衣，未曾挂着一缕丝。”

由此看来，这些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可以超越现代理论，也许是他们借用了禅宗那些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思维，也许禅宗确实可以是现代一种别样的思维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