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

春江东流

　　第一章 告别中央苏区（一）

第一节 第五次反“围剿”第一阶段

一、战前双方准备情况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展开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对此次“围剿”，国民党进行了充分准备，一方面向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筹措到大量借款，购置了数百架军用飞机和武器、物资，还接受了日本提供的军火，以用于发动对苏区的战争；另一方面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以所谓政治、文化、经济、交通围攻，配合军事围攻，并举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改编部队适应山地作战。除此之外，蒋介石还针对红军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特点，以及苏区武器弹药匮乏和物资短缺，军民生活比较困难，大肆修筑碉堡工事，企图依托碉堡逐步紧缩中央苏区，用持久战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尔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蒋介石对筑堡非常重视，他甚至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 据统计，整个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国民党军建筑各种碉堡达14294座。利用这些碉堡，实施严密封锁、步步为营的战术，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战略性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

这次“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其部署是：以驻赣、粤、闽、湘、鄂各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和西路军，第19路军从东进攻。精良的装备和强大的火力、步步为营的战术，使得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当时，何健指挥的西路军正忙于对付突围西征、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2、6军团；陈济棠指挥的南路军与蒋介石矛盾尖锐，后来又与我党和红军建立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达成了秘密停战协议；东路的第19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阻止红军向东发展，1933年夏，东方军入闽后，第19路军感到威胁很大，此时正与我党秘密接触。所以，“围剿”的主力主要是北路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下辖三路军，共三十三个师另四个旅，其中陈诚、薛岳指挥的第3路军为北路军的主力。

　　而在苏区，当时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党内取得了完全统治。在政治层面，当时控制中革军委领导权的博古、李德等人，否认革命面临的危险局面，错误地认为中国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否认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冒险主义，不切实际地号召全党“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后，更是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等一批熟悉中国国情的领导人在党、军、政府内的领导，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提供了可能，致使中央苏区的“左”倾错误，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发展到了顶峰。

　　在军事层面，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未能根据红军优势与有利条件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是继续奉行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提出的“两个拳头打人”，东西两线作战（东线指沙县、将乐、顺昌一线，原是东路军红5军团负责，主要对付国民党第19路军；西线指永丰一线，由中央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负责，主要西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恢复湘鄂川根据地）。

而苏区中央局（4月沙洲坝下肖村与临时中央合并，实际上受临时中央领导，只是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行事）更是不顾朱德、周恩来的反对，将一方面军主力分开，东方军改为红3军团（除6师）和红19师，红34师、闵赣军区部分也都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本身兵力布置方向就有问题，盲目地调整东方军，使部队忙于奔命，并更加削弱了红军应对北敌南侵的能力。

　　在战术上，面对敌人的堡垒战术，先是冒险进攻，后又消极防御，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不仅违背了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创造并取得胜利的“积极防御”的基本原则，反而有利于国民党军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术，致使红军不断遭到挫败而陷于十分被动的危险境地，最终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二、黎川争夺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3路军第8纵队周浑元部第5、第6、第96师由南城出发 ，经硝石进攻黎川，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防守黎川的闽赣军区几乎全部调去随东方军作战，只剩下五六百人的独立团防守，28日苏区北部的黎川失守。当时的中央领导却认为部队要死守黎川，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29日，临时中央匆忙将东方军主力红3军团从福建将乐、顺昌撤回来，支援黎川。此前，临时中央没有利用好第19路军与红军讲和的机会，早日调兵北向，使得敌北路军从容构筑堡垒和调兵遣将，红军在黎川守卫战中极为被动。

10月上旬，东方军在泰宁集结完毕，北上开往硝石。途中，与敌遭遇战，东方军以微弱优势取得了飞鸢、洵口遭遇战的胜利，消灭了敌吴奇伟第6师18旅三个团。偶然的取胜，却使得“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御敌于国门之外”满怀希望。毛泽东同志评价这次反“围剿”，“开脚就走错了”。随后，便是步步错。

　　在硝石、资溪桥国民党军集聚重兵，并已经构筑了大量的堡垒，东方军以及随后由永丰赶来的中央军（主要是红1军团）暴露在敌人的堡垒之间，这一带的整个作战都非常被动。

资溪桥战斗后，红1、红5军团共缺员一万人，红3军团牺牲更大，缺员一万多人，彭德怀称部队“几乎被敌歼灭”。 红7、9军团就是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成立的，以弥补主力红军的不足，但很多都是新兵，军团数量看起来增加了，但战斗力并未得到加强。红7、9军团分别归东方军和中央军指挥。

10月31日，红7军团北移至金溪地区，准备与随后由东线赶到的红3军团一起打击国民党第4师，以牵动和打击抚州、南城、南丰之敌，减轻黎川等地压力。但红7军团出师不利，11月在向浒湾进攻时，遭敌三个师的夹击。驰援的红3军团在八角亭以东也遭到国民党军猛烈阻击，结果东方军第3、第7军团损失严重，伤亡又逾1100余人，红4师政委彭雪枫受伤。红3军团随后经资溪桥、黎川以东向南移动。红5、7军团留在黎川、资溪桥地区继续抵抗敌人的进攻。

在“不丢失一寸土地”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红军指战员不得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国民党军的坦克硬杠。红7军团第19、20师因伤亡过大，合编为19师，作为发展游击的基干。粟裕将军回忆说：“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11月中旬，西线的中央军红1、9军团突破棠阴附近的封锁线准备北上打击敌人。敌1路军顾祝同发现后，从南城和南丰集中了十个师的兵力，准备从东、南两个方向围歼中央军，红军紧急退往云盖山河大雄关地区，与敌三个师展开激战。在最为艰苦的大雄关战斗中，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2师师长陈光负伤，红2师政委胡阿林、红4团团长肖桃明牺牲。随后，中央军只好冒着极大危险通过毛炳文第8师设在军峰山一带的堡垒地带，向西南方向转移。东方军和中央军的北上黎川都未成功。

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经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多次战斗，红军不但未能恢复黎川，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番号被取消。

第二节 第五次反“围剿”第二阶段

一、错失“福建事变”良机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蒋介石仍竭力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1933年11月20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琛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这便是“福建事变”，但由于临时中央应对不当，错失了逆转中央苏区命运的良机。

第19路军是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4军一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在时任淞沪警备司令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曾以3万余人，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军10万。中国军民不畏强敌的壮举震惊世界。淞沪抗战失败后，第19路军被调往福建参与“剿共”， 但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后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

为了镇压第19路军，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包括在江浙一带的第87、第88师)编成“入闽军”，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2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率领，分别由赣、浙入闽，“讨伐”第19路军。

这一阶段，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攻势转为守势，红军本应该利用好这一机会，对敌实施有效打击。

福建事变时，第19路军共有正规军三十三个团，七万多人，战斗力比较强，另有四万多人的地方武装。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张闻天等就建议红军在军事上与第19路军配合采取反蒋行动，第19路军两次派代表到瑞金与红军谈判，但都被奉行“关门主义”的临时中央拒绝，认为第19路军属于“第三势力”，比蒋介石还危险。毛泽东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派潘汉年、黄火青入闽，准备就建立“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问题，同第19路军继续进行谈判，也被上面否定。

12月初，蒋鼎文率领第2路军沿光泽、邵武、顺昌向福建推进，每师距离四十里，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红军作战，但临时中央不但不同意，反而把1军团拉到西边永丰地区作战，企图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 宜黄的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导致12月中旬的团村战斗中战场西侧兵力严重不足。

红2师4团团长的耿飚回忆，在蒋鼎文率第3、第9师由南丰入闽，准备去攻打第19路军时，红1军团就在敌经过的侧面山上休息，由于奉行“左”倾路线领导人的再三阻止，蒋鼎文部得以扬长而去。眼睁睁看着敌人从枪下溜之大吉，前方将士无不扼腕。红5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也回忆，5军团在山上观望了两个月，第19路军没有几个月就完全垮了。

除此之外，毛泽东、彭德怀还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当内线无法取胜时，打到外线去，以围魏救赵策略，解中央苏区之围。毛泽东认为“当次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协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自述》记载他曾提出将红1、3、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集中，会合红10军，以威胁京沪杭，支援19路军，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被批为冒险主义。

博古、李德等人个个都像着了魔一样冥顽不化，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再怎么叫也叫不醒，多次错失利用福建事变逆转苏区命运的重大机会。

二、团村战斗和西进失败

11月底，由于第19路军收缩防守，红军侧翼掩护力量变弱，同时蒋介石为切断江西主力红军与福建第19路军的联系，保障进攻第19路军右翼的安全，派出第3路主力向黎川地区集结，往泰宁推进。临时中央想抓住这一机会，急令第3军团北上突击3路军周浑元第8纵队。

12月上旬，战斗在团村附近展开。但由于参战的只有3军团的4、5师和5军团的15、13师以及9军团的第3师和7军团第34师，缺员又协调不够，作战效果不好，在击溃敌3万多人、杀伤国民党军近1000人的同时，自身亦伤亡1074人，红4师师长张锡龙和红15师师长吴高群先后牺牲。彭德怀在《团村战斗》诗中写道：“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其中的“大哥未到”就是指由于1军团被从东线调向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堡垒阵地，而缺席作战。

团村战斗后，周恩来、朱德向中革军委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争取消灭其一两个师，创造向西战略转移的条件，未获思想保守不愿冒险的临时中央领导的同意。刘伯承同志也曾因1军团是否东调与李德两个人发生争论，李德一听“东调”二字就大发脾气。

　　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实为揽权），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重组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将力量最强的红1、3军团和四个独立团编为西方军，一心向西恢复湘鄂川等地苏区，于12月20日下达了西进永丰的命令。12月下旬，1、3军团开始西进。

1934年1月初，西方军的1军团与敌唐云山的第93师和宋子文的两个美式装备团在永丰以南的丁毛山发生战斗，企图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但敌依靠飞机大炮，占据绝对优势，一个多星期拼下来红军尽是得不偿失的消耗。受挫后1军团转进大湖坪地区。12月下旬红3军团也西移到达广昌头陂。

国民党军第3路主力乘红军主力西移之际，出兵占领了苏区东北方向团村、东山、德胜关、黄土关等要点，并构筑碉堡封锁线，企图限制留下来的东方军红5、红7军团等的行动，威胁苏区侧翼。临时中央急调红3军团由西返回闽中重镇沙县，意图打破封锁，打通与福建联系。经红3、7军团半月围攻，占领沙县县城。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继洵口战斗取胜后，少有的胜利之一，但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丁毛山战斗受挫后，西进计划已然成为泡影。周恩来、朱德提出的在东山、德胜关间与敌开战的机会已不复存在。

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其属部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中革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指挥。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局部改组，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决策权仍操纵在博古、李德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