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家的苦命人（1）

绿树红樱

老刘家的苦命人（1）

——我的大姐

母亲在世时，听她说过，大姐的出生时辰很是不好，生辰八字恰逢“杨公忌”。何谓杨公忌？母亲无法说清，只能说是，按照迷信的说法加以判断。还说，每逢这个时辰出生的人，依照乡俗的惯例做法，在孩儿处于幼年时，家长务必携带小孩，走向各家各户上门“乞食”一番，向左邻右舍的家长们，诉说小孩不得已的苦衷，以避免小孩在终老阶段出现乞讨的悲惨结局。

可父母在世时，并没有携带大姐走向邻里百姓家乞食一二，尽管他们认可，迷信的可信度，及迷信的可怕后果。是不是可以说，父母的态度，是对大姐生命的忽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这似乎预示着，我的大姐，将在不可预期的未来，依然无法摆脱迷信的魔咒。这担心，令人不寒而栗，实在不敢想象。只期望，大姐的人生，能够安好。

我的大姐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作祟，在小学阶段，只供大姐读了两年半的时间，也就是小学三年级还没读完，就被勒令退学，被迫从事家务。虽说年纪小，可我的父亲能够将各种家务事，安排的妥妥当当。即便是童年时期，或少年时期，我的大姐过早的承受着与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家庭责任。那时的父亲，为了建新房，动用全家的力量。那怕小孩承受不了强体力、重体力活，就安排从事轻松缓慢等细活轻活。比如，肩挑土筐，去老家镇上或是临近的村庄，捡小砖头、鹅卵石等，作为待建新房地基槽内的垫基石。到了青少年时期，我的大姐已经锻炼成了大半个的强壮劳动力，干农活、重活不逊色于同龄阶段的男同志。青年阶段，已经成为家庭和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每日早出晚归，既为集体，又为家庭付出了责任与担当。

可以说，大姐在嫁人之前，也就是在娘家的日子，受父亲的影响和驱使，过早地接受了生活的挑战与磨练。

大姐嫁人之后的头几年，日子过的虽说清贫，但还算稳定。因为那时的农村，生活条件就是这样，谁家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其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属于集体生产队劳动，大姐和其他村民一样，虽说每天必须拿起生产工具走向田间，从事田间农活，但男女社员，还是有具体分工，比如男社员从事的属于重体力农活，像耕田，耙地，开沟挖渠之类的皆为男社员完成；女社员则负责插秧，割禾，耘田，拔草之类的，虽说同样辛苦，但由于参与人员多，女社员们聚在一起，可以边干活边聊天，喜爱你一言、我一句的有说有笑，减缓了劳动期间，所带来的疲劳，不至于显得十分劳累。这就是大集体生产劳动的特点。

农村的实质性变化，起源于八十年代初期实行的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各自经营自家的田地。这样一来，劳动成员少的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农家，以及缺少强壮男劳动力的农户，对于田间的耕种及劳作，就显的力不从心，忧心忡忡。要知道，大集体生产劳动时，劳动工具及耕牛属于生产队所有，社员们无需担心，农田撂慌，无法耕种的问题；无需担心，农作物有无收成的问题。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现实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不少的贫困家庭由于买不起耕牛，缺少农具，农田只能是荒芜，或是雇人帮忙耕种。

虽说，我的大姐早已习惯了各种田间劳动，针对农活，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但是，要独自面对及承担自家的田间耕种就显得苦不堪言了。原因是，我的姐夫无作为，严格来讲，我的这位姐夫属于不爱劳作，不爱农活，无担当，又嘴碎的一个男人。况且，家庭经济条件差，买不起耕牛，如何耕种，实在是一件让人忧心的事。

好在娘家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不时地帮助大姐，赶赴季节，将稻田的春播秋收得到落实，避免了农田的撂慌，获得了收成。

在我还没有来到矿山之前，也参与到大姐家的农田插秧及水稻的收割。记得那年，大姐在收割了一亩三分田的水稻后，急急地等待晚稻插秧前的各项事宜。可由于大姐家没有耕牛，只好等娘家的耕牛在完成自家的水田耕种任务后，才有空闲前去帮助大姐。这期间，往往又时一个等待过程。有过种田经历的人就知道，早稻收割后，农田需要补充肥料，作为晚稻的底肥，这样有利于晚稻的长势及收成。可是，大姐家买不起化肥，又没有牛粪、猪粪等农家肥，大姐考虑将稻田里的禾杆利用起来。那时期，不少的农民，就是利用禾杆当作底肥，施放在农田里。但禾杆较长，不利于犁耙的耕作，必须用刀砍成三寸、或四寸长的一段段，撒放在田地里，通过翻耕后，经雨水的浸泡，发酵，沤烂过程，才能达到肥田的效果。为了有个好收成，大姐拿起菜刀，抓起禾杆，一把把地砍将起来，这么多的禾杆，满田遍布，凭大姐一双手，需要多久才能砍完呢？我们看了，也是无奈的摇头。即使天黑了，大姐没有放下手中的活，在微明的月色下，通宵达旦的继续操作。直到第二天，把耕牛牵来了，大姐又开始了犁田及耙田……这一幕，让我们看了，除了感慨，就是敬佩。要知道，在农村，这本属于男人们干的体力活呀！

大姐真的不容易，大姐真的好苦！即便现在想起来，仍是唏嘘不已，满心的酸楚……

然而，我大姐的苦，岂止于这些，远在后续，愿意听下去吗？

2024.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