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大世界（之五）

陈二郎

　　

家兄常说：“这辈子受妈妈的影响太深，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他到扬州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联谊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去买菜时，还要拣最最便宜的。我对他说：“这里是一级批发市场，价格已经很低很低了。既然到这里买，就买一些质量好、品相好一点的吧，贵也贵不到哪里去，没必要只顾价格不顾质量了。”哥哥说：“能省一分是一分。”

母亲在世时，我们家常年养猪。春天去大圩上、坟地里铲草，三伏天到自留地翻山芋藤、剪山芋藤，秋天撑船到周围邻庄去买糠，三九天到北大河、西汊沟捞水葫芦，是母亲除了在生产队挣工分以外的主要活计。无论是集体分的胡萝卜，还是自留地上种的山芋，我们家都物尽其用，甚至人畜共享。我们家的自留地基本上都被母亲用来种山芋、点黄豆。每年扒的几笆斗山芋，好的，洗净切片晒成山芋干子；断的破的，留给人吃；碎的烂的，煮熟了喂猪。我和哥哥经常看到，母亲从尺八锅里把煮熟的下脚子山芋胡萝卜铲到猪食桶的时候，见到还能吃的就拣起来自己吃掉。开始，我不太理解，就问哥哥：“把猪吃的东西，妈妈怎么自己拣起来吃掉啦？”长我8岁的哥哥说：“妈妈把肚子填饱了，就能为我们省点米。”

小时候，我家东房间的泥瓮子上有一只竹篓子，里面装的是山芋干子。邻居家一个比我大四五岁的女孩子经常到我家玩，每次来玩，她总要哄我从竹篓里拿些山芋干子给她吃。说：“你家的山芋干子真甜。”吃完了，她也就走了。那时候我还小，不在意，也不懂。长大后才慢慢地明白：她的父母早死了，就跟着几个哥哥过。那个年代，许多家庭缺吃少穿，顿顿喝粥菜打滚是很普遍的。那位比我大几岁的邻居女孩哄我拿山芋干子吃，实在是饿得慌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由于母亲省吃俭用算计着过、常从猪食桶里拿山芋胡萝卜吃、冬天全家三顿变两顿，在我的印象里，我和哥哥从来没有挨过饿、穿过破。即使穿打补丁的衣服，也是被母亲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哥哥的初中高中都是在戴南上的，高中毕业后回花杨代了两年课，后来验兵验上了，又因会画画被部队带队的看上了。在入伍告别家人的时候，哥哥把一张几年前母亲给他并吩咐他“实在饿了，就去买个烧饼垫垫”的拾圆“老牛票”又还给了母亲。接过那张“老牛票”，平时少言寡语的母亲连声说：“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个钱要省，百钱要用。”这是母亲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平时省吃俭用、甚至与猪共食的母亲，对人待客却很热情。母亲的娘家——穆家堡，是个有着石头街的大庄子，那里有烧饼馓子卖，有麻团水饺吃。花杨庄子小，啥也没有。即便如此，但凡家里有亲戚来了，有客人到了，母亲总会说：“先下碗面。”起初我不太理解，以为母亲只用面条待客，就让亲戚吃碗面条了事。后来才知道，亲戚客人远道而来，“先下碗面条”，只是让亲戚客人在饭前先垫垫饥，这是母亲的待客之道。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有“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教育和改造。有一次，一位从兴化城里押解下来的“右派”被送到“大队会计陈丙才家”。听到大队的接人通知后，先期下放到花东大队的“右派”的老婆带着几个孩子来了。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正站在天井里。“右派”的老婆最终没有进我家门，就站在大门外，手里拿着一张纸，嗓门很大地对踡缩在我家大门楼里的“右派”读起来。读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从今往后，我和儿子姑娘与你划清革命界限。”读完了，“右派”的老婆带着几个孩子就走了。后来大队支书对民兵营长说：“先把人弄到大队仓库吧。”民兵营长说：“好吧。”

就在民兵营长带着人帮“右派”收抬东西，准备送“右派”去花东大队仓库的时候，我母亲端来了一碗刚泡的炒米，对踡缩在大门楼里、身体有些发抖的“右派”说：“趁热，先把这碗炒米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