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外公的足迹6----我的抗战之路： 桂林建台

和平

　　接到任务后，我考虑到这次离开重庆，什么时候还能回到重庆？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都是问题，为此，我就将自己不方便带走的贵重物品：珍藏多年的书籍和留声机唱片等，收在一起托人照管；同时，将自己要去桂林工作的消息写信告知了住在（上海公共租界）我父母和夫人。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要了一辆军用大卡车，装上大小几部电台和一些电讯器材，就和十几名工作人员着便装一起由重庆向桂林出发。

我们进入贵阳境内的第一天晚上，有个年轻报务员晚餐时喝了点酒，在回旅馆路上偶遇当地宪兵在道路上盘查过往行人，当宪兵将他拦住询问时，他想到自已的军统身份，也没有把宪兵放在眼里，借着酒劲想要硬闯过去时受到宪兵阻拦，随后与宪兵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被宪兵当场扣押。当我获知这一情况后，赶紧带上证件去找到当地的宪兵连长，宪兵连长一看我们是军事委员会的人，就马上把人交还给我了，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开车上路……。

一路上总算还是顺利地到达了桂林，在桂林接待我们的是军统广西桂林站的站长“杨继荣”少将（湖南人，他曾在军队里当过师长），中央在广西建立了“广西委员长行辕”后，“杨继荣”就兼任了“广西委员长行辕”下设“民众谍报收集所”的所长。初到桂林，我看到桂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都穿着朴素，而我们过去的人都是西装革履。

因当年的广西人很排外，空房子都不租给外省人居住，但湖南人与广西人的关系较好，所以，军统为了方便在桂林当地开展工作，早就安排了“杨继荣”这个湖南人到桂林去任职，因此，在“民众谍报收集所”里工作的也主要是湖南人。因当年的广西属桂系，与中央面和心不和，所以，我们军统就以在广西建立 “民众谍报收集所”和“民众谍报收集所支台”（ 实为“军统广西分台”）来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我们的分台就建在桂林市区，离象鼻山很近，从这里我就可以看到象鼻山。

我们在桂林市区公开建立了名为“民众谍报收集所支台”，然后将7、8部小电台分配到各区县建立秘密电台，当时我的军衔仍是上尉，同时也是这个分台的负责人（在总台一般是这样：领班是少校，报务主任是中校，台长是上校，台长也可以是少将，但那时的人都比较年轻，一般年资都不够少将这个级别），就在这个时候，我获知了在渝总台发生的张露萍冯传庆案件（详情自己查）。

我负责建立的“军统广西分台”在各方面都达到了第四处的建台要求，一年后，也就是在1941年前后，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召我回渝，作为分台的负责人我将建在桂林的“军统广西分台”的全部工作都移交给了重庆派来的“卢启镇”同志，由他接手广西分台的全面工作并任分台台长。“卢启镇”来到桂林不久，他就在桂林当地安了家，后来还有了一个儿子。 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老婆死了，最后儿子也死了，只剩下孤身一个人的他又回到了重庆，我还请他到我家来玩过，后来他也没有在电台工作了，这些都是后话。

当我从广西赶回重庆后，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又把我调到“息烽总台”去当领班， “息烽总台”（简称：息总台）设在贵州息烽的乡下：底寨，从“水月庵”再往里走就是“万兴寺”（是个和尚庙），军统就是利用“万兴寺”作为“息总台”的报房：

　　当年的“息总台”就在上图的范围内，竖向箭头处为：底寨，横向箭头处为：“万兴寺”（位于小堡村内），“水月庵”这个地名已不可考。

当年的军统共设有四个总台，重庆两个（一总台和二总台）、息烽总台负责西南、兰州总台负责西北，其他总台收到的电报都要转到重庆总台来，因为，所有的译报工作都是在重庆开展的。

“息总台”的规模比“渝总台”要小些，共有五、六部电台，工作人员有七、八十人，还配备有一个警卫连负责保卫。在离“息总台”约2里路远的“水月庵”，我们有一个“无线电制造所”来负责制作和维修“息总台”的设备，在制造所附近还安装了一台水力发电机，利用溪流为制造所和“息总台”供电。

我们军统在息烽的最高长官是：徐良（字：为彬）少将，也是军统训练班的副主任（主任是“戴笠”），县长都归他管，“息总台”有事也要找他。息烽县的县长“邓匡元”也是由军统指派的，但其行政上隶属于贵州省政府，他的具体工作却不归贵州省政府管，我们军统局在息烽还设有专门用于训练流亡青年的训练班。

而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当我夫人确切地知道我去到广西桂林工作后，为了不在日本人的阴影下生活，她决定离开上海到桂林来与我团聚，这是她们从上海出发时的留影：

　　她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在上海租用了一条小木船经过四通八达的河岔划到乡下，然后，利用牛车、独轮车等交通工具，绕过敌占区、游击区和封锁线，这一路上她都在脸上贴了块膏药，以避免沿途被碰到的日本人和流氓纠缠；她们历经艰辛到达柳州后，准备在柳州坐火车来桂林，因那时的火车班次很少，几天后才有去到桂林的火车，我夫人只好在柳州住店，想不到装有现金和车票的钱包被茶房偷走，去找到店家，店家也不管，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夫人就告诉店家：反正我是住在你这个店里被偷的，我现在钱也没有了，火车票也没有了，我们就只有一直住在这里就不走了，后来，茶房怕事情弄大了不好收场，就把车票偷偷还了回来，得到车票后，我夫人就找住在柳州的表妹借了200元钱，继续上路。借钱时，表妹就告诉她借的钱不用还了；因那时的2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后来我夫人将这200元还给了住在上海的表妹母亲。

这一路上尽管损失了一些钱财，但好在大人小孩都没有事，当我夫人到达桂林时，我已调去息烽任职，因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她和两个小孩就只好暂时住在桂林的“广西分台”里，她们在桂林期间的生活都是由“罗启镇”台长安排的，在桂林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我夫人才有机会搭便车来到息烽，因我的工作地点在息烽乡下，我就叫了两部滑杆进城去把她们接了过来。

夫人小孩来了后，我就张罗着要找房子住，在“水月庵”这个地方有两个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借住：息烽县县长“邓匡元”盖的“邓公馆”和茅台酒厂老板盖的“华公馆”。我们觉得古色古香 的“华公馆”更好一点，因为，“华公馆”里面还有个大花园，而且，“华公馆”的主人平时都是住在省城贵阳，他在贵阳还开有书局，他在“水月庵”有地，每年只是在秋收后才过来一趟把地租收齐后就回贵阳，他收租金看来不少，都是用麻袋装钱抬上汽车运走的。

在息烽还有一个“委员长行辕”位于“阳朗坝”，是个很偏僻的地方，负责人是周养浩，他与毛人凤是亲戚关系，其实这个“委员长行辕”是虚的，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个用来关押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监狱，张露萍等七人（其中的冯传庆我见过，他是个大麻子）也是关在这里的，后来，这七人在息烽的快活岭被处决了。

我在“息总台”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就升任为少校并代理台长，在此期间，我们“息总台”有个线工，因与当地老百姓乱搞男女关系，我就让警卫把他送去“阳朗坝”关了起来。就在这时，在“渝总台”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大家都十分害怕的事情：“渝总台”有一个报务员因故未能将一份重要的电报及时发出，“戴笠”知道后就将他拉出去枪毙了，此事一传出，立即导致“渝总台”和其他总台相关人员的恐慌，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稳定军心，立即下达了一个批示：技术人员违法，罪减一等！同时剥夺了“戴笠”在军统内部的生杀大权，这才让大家放下心来工作。

在军统工作时，我们每年都要通过“考试院”的“考迁部”的考评，参加考评者首先要看年资，如果考评良好，即可发给任官状，到时即可升任。上尉三年后可升任少校，我在宜昌一年多，重庆半年，桂林一年多，差不多就三年了，所以，到息烽就升任少校了；

少校做三年，才能升中校，但在特殊情况下的用人之际，军统也不会拘泥于这些规矩，因那时的人都比较年轻，一般年资都不够，因此，越级提拔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虽然息烽总台的位置十分偏僻，但在那里我也抽空去参加军统组织的特务训练，特务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接受使用枪械以及野外生存培训，通过这些训练使我更加适应在军统里的工作和生活。

在1941年的下半年，军统第四处为了提高当前的通讯质量，要求从各总台抽调一名领班来组成一个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因我是“息烽总台”在任领班和代理台长，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也把我调到重庆去参加这个研究机构，我把手头的工作交代后，就搭乘军统卡车从息烽直奔重庆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