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追根溯源

她

作者：由之

她死了。

死在鲜花盛开的春天里。如同她过去的日子，追悼会也开得平淡、冷清，匆忙中夹带着些许凌乱。哀乐声起，跟着不多的一小堆人群，慢慢走过她的遗体，仿佛独自走在空旷的田野里，心里只剩下她呜咽抽泣的叮咛：为她那一双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女。

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女儿刚刚考上高中，儿子初中二年级。这是她无法闭上眼睛，安然离去的牵挂。不仅仅只是牵挂，还有……

认识她已是久远的过去。她原本有一个很喜庆的名字，像正月里的彩灯与鞭炮。然而，她却不幸。也许，对身陷不幸的人来说，名字是一种需要或渴求。
她太普通了，普通得一辈子没有几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可我，却想一句一句写下她的过去。

小时候，带我的阿姨常带我回她的家——奶奶家—— 一间狭窄的小屋，在大杂院深处的厕所旁边。那时，奶奶已年逾古稀，腰背倒不怎样驼，头发也不见花白，只是稀疏。或许因为手头钱紧，日子过得不宽裕，心境不好，或许因为人老了，无法摆脱黄泉路近的悲凉，奶奶总是闷闷地坐着，脸上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表情。和小屋一样，奶奶显得有点儿默然伤神。

小屋的西窗紧贴着院墙，墙根长满苔藓，屋里似乎也有一股苔藓的气味。因为难得照进阳光，屋里光线很暗，白天即使开了灯，也像是漂浮着一层朦胧恍惚的雾。门前的屋檐下有一只矮墩墩的煤球炉。奶奶喜欢用红薯、绿豆、云豆煮稀饭。于是，门前总有一缕清香飘荡。

那天，她就坐在门前的屋檐下洗衣裳，伴着一缕清香。奶奶说她：这丫头死爱干净，一件布汗衫，搓过来搓过去，搓得雪白。太阳照着她的脸，仿佛她也是水洗出来的—— 一个雪白干净的小姑娘。她望住我，笑了一下。

我们很快就熟了。没有一起玩过布娃娃。她教我用纱线织手套、袜子，在破了的枕巾上绣出一朵花。她妈妈死了，在生她的时候。她还有一个妈妈——后妈妈。

我见过她爸爸：粗矮拙壮，干一份出力气的活，夜晚看粮库，白天扛粮包。贪杯。手上有两个钱就想喝酒。每次来看她都像喝了酒，眼睛红红的。后妈妈则是一个黑瘦、条干的女人，牙很白，头发总是梳得油光光的，偶尔脸上还搽点粉。

她住在奶奶家。她爸爸每月贴补奶奶几元钱。带我的阿姨是她的大姥，即大姑妈。

我们俩喜欢一边叽叽咕咕地聊天，一边绕线团。奶奶坐在炉子跟前，脸上的神情 依旧平平淡淡，像在打瞌睡，但目光又好像时时刻刻粘在她身上，常常无缘由地叹息：长大有一个自己的家，就什么都好了。
是说她。

好像，她爸爸的家不是她家，奶奶的家也不是她的家。她是一个没有家的小姑娘。

背着大人们，她对我说：“我初中毕业就考中专。一定要考上。”看我眼里充满疑问，她便显得有点儿扫兴，又说：“听说有的中专不收学费，还管饭。”

好像，她只要考上中专，就能离开奶奶的小屋，有一个自己的家，就什么都好了。

可是，那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当她胳膊上套着红卫兵袖章，兴奋地踏上北去的列车时，就注定——她这辈子再也考不进中专。等待她的是上山下乡。她没有去乡下。在北京时，为了随时迎接伟大领袖接见，她曾披着棉大衣，一夜一夜地伫立在天安门广场、工人体育馆，激动、疲劳、饥寒交迫，于是留下难以根除的病症——肾炎。因为出身好，根红苗正，学校照顾她病留。庆幸中也有说不出口的苦恼，因为留下来并不安排工作。年底，她后妈妈又生个弟弟，小弟弟上面还有一个小妹妹。她爸爸每月也就四十来元的工资，后妈妈又没有正式工作，在街头拉板车。于是，每月给奶奶的钱便也青黄不接，时断时续。她爸爸要她回家去带小弟弟，因后妈妈还得继续拉板车，补贴家用。

她问我：怎么办？

她不愿回后妈妈家去。

我去过她后妈妈的家。她后妈妈家离奶奶家不远，一条小巷的深处，一个小小的院落，住着十来户人家。她后妈妈的家，也不大，两间屋，朝西。房梁很高，窗子很小，屋子里也是黑黢黢的。

她后妈妈躺在一张大床上，额上缠着一条用旧的花毛巾。床边有一个小摇篮，里边躺着她的小弟弟。一个白白瘦瘦的小小男孩儿，额上像老人一样，堆着抬头纹。大睁着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高高的房梁。也许，他只是大睁着眼睛，看的并不是房梁。

她妹妹四五岁的样子，很好奇地仰着头看着我。妹妹和她不是一个母亲所生，皮肤黑黑的，但她们的眼睛却有几分相像，都是黑而亮的。

她后妈妈很热络地招呼我坐，叫她倒水给我喝，叹着气说：都拿不出东西招呼你。

她静静地站在我旁边，垂下目光，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后妈妈，有点儿尴尬。犹犹豫豫地走到她后妈妈床边的小摇篮旁，去逗摇篮里的小弟弟。小弟弟在摇晃中，突然咧开了嘴，嘴角现出两个深深的酒涡。我高兴地叫道：他会笑，你们看他笑啦！

她没有像我那样高兴，还是一声不吭。她的妹妹告诉我：你一摇，他就会笑。

我只在她后妈妈家呆过那么一小会儿。

我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那时，我自己心里也充满了慌张与恐惧。我自己必须离开这座城，跟着在北京长大的哥，去遥远的陕北高原插队，因为父母接连查出“政治问题”，相继饮恨去世。父亲是在树叶泛黄的秋天里过世的。我家周围的墙壁上，贴满了死有余辜的标语。她却视而不见，像过去一样，踩着一路飘零的枯叶，来找我“玩”。

将黑的傍晚，她陪我上街。我们低着头，小心地耳语着，走过一株又一株看熟的梧桐树。虽然，拂过身边的风已有些凉意，但我心里仍感到一股难奈的燥热。路边一家冷饮小店还亮着灯，店里人很少，也没有冰淇淋、大雪糕什么的，只有十分单调的桔子冰水，每杯2角。我从口袋时掏出钱，被她拦住了。她硬把我拉出小店，说：省着点，会有用的。我不在乎：不过4角钱罢了。她笑了一下，很勉强。许多年过后，我一直记着她勉强的笑容。她对我说过：钱是个好东西，人手上不能没有几个钱。她儿子也对我说过：钱是个好东西。不过，她儿子说这番话时，一脸的嬉戏，丝毫没有她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慨与渴望。

我走的时候，她已经住到她后妈妈家里。她没有去车站送我。因为，她后妈妈又去拉板车了，她得留在家里照顾弟妹，洗衣服做饭。就这样，她和她后妈妈之间仍时有摩擦。后妈妈不上班的日子，常把米藏起来，她只好悻悻去奶奶家吃一顿。其实，那个黑瘦、条干的女人心并不坏，应该说是善良的，只不过贫穷会在人的心上磨出一层硬茧使人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实利，只护着自己的儿女。

我离开这座小城的那天，她没有去送我，她要呆在家里带妹妹和弟弟。匆忙与慌乱中，我也没有去和她告别。

到了陕北后，我们几乎不通信。没什么可写。再说她也没钱买邮票。只记得她曾给我寄过一首“诗”，诗里写了点什也忘了，只有一句话在心里留下点痕迹，好像是：唯我活得不自由。以后便是长久的互无音讯。两年后，我突然收到她一封信，告诉我她结婚了。既不兴奋，也不羞涩，很平静的。甚至没告诉我那个将和她“白头偕老”的男人是谁？那一年，她20岁。干嘛这么早结婚？我心里有点儿轻看她。

之后，我回过一次家乡，是为了父母的：政治结论。住在阿姨的女儿家。在大姐家我又见到了她，她女儿已经两三岁。一个瘦瘦弱弱的小女孩，脸色黄黄的。她自己还是细细的，用陕北老乡的话来说，不像是个婆姨家。临走的前一天，傍晚天都黑尽了，她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一头一脸的汗珠。她很小心把一个白纸迭的小包塞给我，笑微微道：快收好。

我打开一看，是五斤全国粮票。那时候，粮票是非常金贵的，地方粮票都是按人头定的，更不用说全国粮票了。我连连摆手：你从哪里搞到的？表示不能收。

她低声道：小f帮我换的。

几近耳语。

小f是她的那一位。我还 没有见过，她的家，我也没有去过，只到她卖菜的菜场去了一次。她含含糊糊地对我说，她的工作就是小f帮她搞定。怎样搞定的，却没有说。

阿姨和大姐似乎都不喜欢她的那个小f，在我面前从没有提起过他。她们让我收下粮票，但却没有表示对小f的感谢。

她走后，阿姨深深地叹了口气。

大姐说：还小f小f,看上去比她老子也年轻不了几岁。

我一头雾水，一脸茫然。显然，阿姨和大姐都不喜欢她的那个小f。

重新回到故乡时，奶奶已经谢世，而她已经是两个岁孩子的妈妈。她的模样没大变。还是那么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细细的身腰。可不知为什么，她改掉了那个原本很喜庆的名字。

第一次去她家，不由自主想起奶奶的叹息：长大，有一个自己的家就什么都好了。只是我并不觉得什么都好了，心里有一点儿说不出的别扭。

她家仅一间半房。半间留作厨房。为了省电，厨房里仅一盏八瓦的日光灯。开了灯也和奶奶的小屋一样，像是飘着一层朦胧的雾。虽然，她家住的是楼房，很矮的两层楼，红砖。

硬留我吃晚饭。她很利索地炒了几样菜，虽简单，但红的红绿的绿，十分新鲜。我忍不住用手拣了往嘴里送。她笑了一下。“在菜站工作也就这点好处，一分钱当两钱花吧。”她说。过了一会儿，她的那个他回来了。我心里还是感到有些突然。雾一般朦胧的灯光下，那张脸还真是像大姐所说的那样，相当老相，像是比她大很多岁，嘴巴似乎也有点儿歪。很客气地问我山里的种种事情，劝我喝酒。他不相信下过乡的人不会喝酒。好像，他的许多亲戚都在乡下。两个孩子在一旁笑笑闹闹，屋子越发显的拥挤。和女儿相比，那个男孩很像她，也是白白净净的，眉清目秀。女儿随父亲，喜欢皱着眉头，但眼睛很好看，黑而亮，透着机敏。

那顿饭吃得有点漫长。我心里只盼着和她单独相对，还像过去一样，肩挨着肩，漫无目的地走在看熟的梧桐树下，说几句藏在心里的悄悄话……

她已不能够。一双儿女缠着她，还要洗碗扫地收拾家。早晨四点钟就得起床去上班。我下楼时，她连着打了几个哈欠。

我无来由地感到有点儿索然。

阿姨也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在我面前提起她，也同奶奶一样，时常会跟上一声长长的叹息：这丫头漂亮是漂亮，命相薄。见过她的长辈都说她是漂亮女孩儿中漂亮的。我曾经那么羡慕她。

听大姐说，她是为了能有一个工作才嫁给F的。她改名字，也是为了能有一个工作。当时F是一个菜场的小领导，菜场的一个女工不知是调走了还是病故了，他请了几桌客，还送了礼，让她顶替了那个女工，所以名字也改了过来，只是还保留着原来的姓。等她工作落到实处，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结婚前，F给奶奶送了一袋上好的大米，算是聘礼。在那个年代，能搞到那一袋大米，也得有点办法。大姐说：唉，居家过日子，人哪，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阿姨却依旧叹息：这丫头命苦。欲言又止，没有再往下说。

后来，如抽丝剥茧，一点一点从阿姨口中得知她的：命与苦。和她的他，F亦分不开。F娶了她，心里美，也把她看得重。但却又不放心她，因为她生的美，嘴巴甜，待人又温婉。她呢，又特别看重这份改名才得来的工作。她亲妈妈去世时，她才刚出生，是奶奶把她带大。她爷爷还活着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虽然清贫，但饭还是有的吃的。她爷爷是糕点店的老师傅，做的一手好点心。过年时，儿子们回家团聚，爷爷就会露几手：马蹄酥，糯米圆子……（我也吃过她爷爷做的马蹄酥和糯米圆子，这两样是我的最爱）叔叔嬸嬸也都夸她生的美，手勤，嘴甜，会做事。爷爷死后，奶奶没有收入，得靠几个叔叔给钱过日子，那日子不再只是清贫，很窘迫。也搬了家，爷爷活的时候，还有两间屋。爷爷死后，只得搬到一处院落靠着厕所边上的一间小西屋，奶奶得伸手找儿子们要钱过日子，婶婶们的脸色就不大好看了。三块五块，十块八块，时断时续。只两个大姥（姑姑）月月都给奶奶几块钱，虽不多，但从不断。F帮她得到这份工作，她满心的欢喜，每天早早起，搬菜理菜卖菜，一脸的汗，伴着一脸的笑，从不感到累。终于可以不伸手找她爸爸要钱了，自己养活自己了。

可是，F的心里却起了疙瘩。

来买菜的都是周边的大爷大妈，自然也有中年的男男女女，年轻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大家都喜欢她，说她利落，拿菜称菜算帐快，态度又好，总是笑模样。大爷大妈买了菜，还总和她说几句，就有喜欢她的大妈夸她人好，还又长的漂亮。

有一天下班后，她换了一件圆领衫，下套一条蓝底碎白花的裙子，想到街上走走，因为家里热。F却无来由地发了火，非要她把裙子换掉。她开始还不在意，笑问他，她怎么就不能穿裙子。这裙子还是大姐给她的，不过是一条旧裙子。F怒目，一个卖菜的穿什么裙子。硬把那条裙子从她身上扯下。街也没上成，两人吵了一架。

她以为吵吵也就算了。

然而，不然。

自那以后，她在菜场，卖菜时，无意间，若和年轻男子，抑或大爷大妈，多说两句话。他回家就会摆脸，喝闷酒，骂她。骂的很难听。再往后，不高兴扬手就打。她被他打怕了。他打她时，她有时会钻到床底下，不敢出来。可就这样她也从没有向外人说过，那时奶奶已经过世。她也没有人可诉说。况且，她爸又出了事。她爸看粮库，值夜班，酒瘾上来，就跑到外边买酒喝，酒喝多了，半夜跌在沟里睡了过去，偏偏那晚来了贼，粮库被盗，她爸就被抓进了大牢。

她想忍忍算了。毕竟，他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又给了她一个家。

可是，她忍，他不高兴时还是会扬手就是一巴掌。一次，不知为了什么，是她多和买菜的大妈多说了句话，还是哪个买菜的男人多看了她两眼，他很不爽，下班回家，又打她，一个耳光狠狠地打过去，一巴掌就把她的耳底打穿了。她没有办法，哭着去找大姐，还是大姐带她去的医院。

第二天，阿姨去找了F。

阿姨话不多，劈头就问他为何要打她？他吱唔着，说是自己酒喝多了，糊涂。

阿姨说：你是知道她爸那个人的，猪，他若知道你这样打她，他会饶得了你？虽然，他现在人还在牢里关着，总有出来的那一天。

他低下了头。

阿姨又说：我虽然不是她亲妈，但我是她大姥，她是我们家的人，这个事，我是要管到底的。你若是再敢动她一指头，我就要她再不回你这个家。

他连连说，再不敢。

大姐这才送她回家。

之后，阿姨问她，他还打她不？她总是笑笑：没有。

阿姨叹息，也不知是真没有，还是打的轻，她不敢说。不过呢，有了两个孩子，毕竟都是他姓F家的娃，看在娃的面上，想他也不会下手太重吧。
阿姨垂下目光，又叹了口气。

她丈夫F留给我印象模模糊糊，仿佛只有那张有点歪的嘴巴和眉宇间深刻的川字纹。总觉得他心境不舒展，笑起来的时候，紧缩的声音中透出莫名的苦涩与不自然。他不大笑。只是他和她父亲一样，也喜欢喝酒，不敢断言是否贪杯。

一个雨天的傍晚，我路过她家，忍不住上楼去看她。一家人正在吃稀饭，饭桌上只一碗豆腐干肉丁炒的蚕豆辣酱。她丈夫面前放着一瓶散装白酒、一个酒盅。像是已经喝了好几盅。原本黄蜡蜡的脸上已漫上一层汗浸浸的红晕。一定没有喝醉。看见我，他立刻欠身解释：“天冷，喝口酒驱驱寒。”她笑笑，顺手给我盛了一碗稀饭。熬得很稠的云豆稀饭散发出一股诱人的清香，那碗酱看上去平常，吃起来却很下饭。
雨点拍着窗玻璃，一阵又一阵丝丝拉拉的轻响。屋里那微明不亮的灯光反倒显得温馨，给人一种解乏的感觉。我心里虽然仍旧存着点别扭，但又觉得奶奶的话不无道理。也许，真是那样，她有了自己的家就什么都好了。

她和F在一起，天长地久，也就惯了。他抽烟抽得凶，她说：惯了。他喝酒喝得频繁，她也说：惯了。阿姨说：惯了就好。我想，只要他不打她，若奶奶活着，恐怕也是这话。

一心一意地居家过日子，只不过她还是把钱看得很重，喜欢存钱置东西。凡左邻右舍有的，她上早班不吃不喝，也要从牙缝里省出一个整数，添补上，要不就像矮人几分。也许，这也是一种因窘困而产生的自尊。

春天，细雨濛濛的傍晚，撑开一把小花伞，悠闲自得地走上街头，无意间碰见了她。她大声喊着拉住我的胳膊，激动得脸都红了：这下有房子了。

他们终于搬了家。虽然是别人住过的旧房子，但面积增加了，里外两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她刚下班，没有打伞，剪短的头发湿漉漉的，眉眼间一片欢快的笑意。

哪天一定到我家看看。她说。

我去了，忍不住惊叹：花红枊绿的一个家。墙壁的下半截刷成当时很时兴的淡蓝色。床上的丝棉被上还搭着一条深黄色的毛毯。她硬让我坐到紧绷绷的沙发里，连声说：自己打的，还不错吧？！

再就是望孩子们念书。她说。语调却突然拐了个弯。她女儿，一看就是个文文静静的好学生，很聪敏。光头老二，虽然也是一脸的聪明，但却不用功，贪玩。而且处处占姐姐的强，想必他们两口子都偏心老二。重男轻女。每次去，她都把两个孩子的作业本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给我看，不放心地问我：你看怎么样？

假如，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我想，她一定会发福，变得啰嗦，从许许多多琐碎的忙碌中得到快乐与安抚。这样，挺好。可是，她病了，绝症。

我去看她是在她第一次手术后。她躺在病床上，胸口缠着厚厚的纱布，头歪向一边。头发也剃光了，脸色黯淡。

来了。她说，眼睛闭了一会儿，像是有许多牵挂说不出口。F攥着她的手，问：好些吗？她睁开眼，目光茫茫然的，小声说：没有告诉孩子们是什么病吧？眼睛干干的，没有泪，只是反来复去看我提去的一网兜红艳艳的苹果。她的病床不靠窗，看不见窗外阳光灿烂的天空。

该对她说些什么？所有的安慰话，只是安慰。
还是不说的好。

下了楼，我已经走到医院的院子里，F从后面追上来，又叮嘱我：不要跟小二子他们讲。一个多月了，他夜夜在医院陪住。人一下子又老去十岁，阳光下满脸折皱。本来，人高马大的一个汉子，仿佛只剩下一具骨骼，蓝涤卡制服套在身上晃晃荡荡。

走出老远，回头一看，他竟蹲在一棵树下抽烟。

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闷，很愁，没有人能跟他说点什么。

住了三个月，她才出院。出院后还是只能卧床。她躺在一片湖蓝色中，身上盖着深黄色的毛毯，嘴上常念叨的就一件事：天热，坐在靠窗口的凳子上吃饭，一只雀子吱的一声飞过，却在她头上留下一点粪便。当时那顿饭就吃不下去，心里不舒坦。奶奶说过这最不吉利。

莫非，这就是命？人真的有命？

慢慢的，她可以下床走几步。也许是打针吃药的缘故，人忽地一下胖起来，像一只虚虚松松的白面馒头。也许，不是胖，是浮肿。

本来，她应该什么都不想，日复一日地躺在那个花枊绿的家中，安心休养。可是，她却不能。因为女儿要考高中。虽然，F的姐姐从乡下来帮忙照料她，可她只要能下床，仍旧在灶台边烧烧煮煮。女儿吃惯了她做的饭菜。还是望他们念书哇。每回她都这样对我说。也许是累的，也许是放心不下的忧愁，她又犯病了，并且添了一项长久喘息不止的咳嗽。医生催她去住院检查，她却没心思。直至女儿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她才住院。虚肿的脸上一片从心里溢出来的笑容：总算望到了这一天。

检查的结果很不好，扩散。医生说恐怕是不行了。

她在医院化疗，F却无意间在家中的一床旧被絮里发现一张上千元的存折。存折上写着儿子的名字。
他心里怎么想？没人知道。我却一直记着他蹲在树下抽烟的样子。她要“走”了，两个孩子都还没成人。
而她——

她心里的想法怪怪的。阿姨知道她手上有几个钱——私房钱。问过她，哪来这许多钱？（其实是很可怜的一个数，不过一千多块）她说：钱，干干净净，都是她一个一个省下来的。生病后，来看的人也多，这个十块，那个三十块，还有公家的补助，她一分没花，都存了起来。医生开的补药，她也叫人想办法卖了。就是，就是——不死心，她走了，他用这钱布置新房。阿姨心里一惊，又问：

他在外头有人了？

没有。

那——

我走了，他还能不要人？
倒也是。她闭住眼，泪水从眼角渗出来。她想把钱放在大姐那儿，等孩子长大了再给他们。她还给他们买了被里被面和做衣服的布料，说是他们将来念书工作都用得到。

大姐左思右想，不敢断然接受：F知道了怎么想，说的清爽吗？于是，F从旧棉絮中抖落出那张存折。

她很衰弱，但没有在化疗中永远闭住眼睛。也许就是因为心中那点说不出口的牵挂与不死心。F去医院，将存折压在她的枕头下，只说了一句话：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还不信我？她听了，眼泪随后淌下来：“孩子不能没有妈，人手上不能没有几个钱。”
又拖了年把年。她的生命不是一下子，而是一点一点消耗，断断续续总住在医院。经常在街上遇到F，直到她过世的前几天。自行车的龙头上挂着保温瓶，不是准备去医院，就是刚从医院回来。人也更显老，眉间的川字纹像是凝固了，却不再叹气，总是说：还有希望。

但愿。她毕竟才三十八岁。

没有见他再抽过烟。大概，疲惫的喘息中还是抽的，蹲在树下，或在临窗的暮色中。

到底，她还是没有熬过三十八岁。

她的一生就这么匆匆而逝。

多半年后，一个傍晚，我正在家做晚饭，她儿子二宝来了。我赶紧招呼他，问他吃饭了没有？他摇摇头。我笑说：那就在小姨家吃吧，也没啥好吃的。他挺高兴地点头。

我猜不出，二宝是不是找我有事情。看他笑嘻嘻的样子，又不像有什么事。天已经有点冷了，他把两手拢在袖子里。那时南方的冬天是没有暖气的，丝丝拉拉的寒气无孔不入。

吃完饭，看电视，正是新闻联播的时候。他突然兴奋了，问我：小姨，你不知道吧，XXX是我爷爷。他说出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字，吓我不一跳，不知哪对哪。接着他又侃侃而谈。天上一句，地上一句。

我和我先生都有点懵：这孩子怎么了？胡说八道。

电视剧都播完了，他还不想回家，对我说：小姨，今晚我就住你家吧，可行？

我点点头，安排他在吃饭的小屋里，和儿子挤一张小床。那时，我儿子才刚上小学一年级，很亲热的哥哥长哥哥短。

我却有点儿提心吊胆。

夜里，我一分钟也不睡着，竖着耳朵细听门外吃饭小屋里的动静。越想越不对劲，这孩子是不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直到天快亮时才糊糊过去。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吃饭的小屋里去看两个孩子。

儿子还在酣睡中，二宝却不见踪影。他已经走了，回家了，还是上学校去了，不得而知。

我整整一天，思绪都很混乱。我想，二宝肯定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必须和F认真说说这件事。不能耽搁。

吃过晚饭，我去F家。还好，两个孩子都不在家，可以和F单独谈。本想约他到外边谈的。我问他，两个孩子到哪儿去了？他苦笑笑，二宝不愿呆在家里，在外边闲逛，他姐跟着他呢。昨晚，也是看他进了我家的楼，他姐才放心回家。

我很严肃地对他说，二宝可能精神方面出了问题。他连连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他妈平时最疼他，他妈走了，他转不过弯。我皱紧眉：那你为何不带他去医院看看？他又连连叹气，摊开双手：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很想不通：你就这一个儿子，不是更应该早点去看医生吗？孩子的病情耽误不得。他又叹气：也不是没看过，住进精神病院，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他还想二宝继续读书，考高中，至少把初中毕业证书拿到手。

磨叽了很长时间，两个孩子回来了，F也还是犹犹豫豫的。

之后，二宝还到我家来过几回，除了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沉浸在他自己的幻想中，其他行为也还算正常。没有什么过激之处。也没有再在我家过过夜。说心里话，我也不敢留他过夜。

没过久，他们突然搬家了，为何搬家，是分到新房子了，还是因为二宝，不得而知。

F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告诉大姐。

自那以后，很长时间再没有他们一家的音讯。

问大姐，大姐也不得而知。

又过了几年，大姐告诉我，二宝的姐姐大宝到她家来了，提了包点心。她没有考上大学，去了一家商场，当出纳会计。还谈了个男朋友，男朋友也在商场工作。大姐长长舒了一口气，也还好。接着又惋惜，要不是她妈心强，心心念念想让她读大学，当初她考个好中专，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或许能有个更好点的工作。那时的中专生是能找到好工作的，我们单位的会计大多都是中专生。

我和大姐想法有点不一样，我想，要不是她病故了，二宝疯了，大宝一定能考上大学。大宝是个聪慧的女孩。

阿姨说过：心强强不过命。

人真的有命？

我问大姐：那二宝呢？

大姐说，她问了一句，大宝答非所问，只是说她爸带着二宝过。大姐也就没有再往下问。

就这样，两个孩子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常常思念的还是他们的妈妈。

一个温暖的春日，我去看大姐，闲坐。那时，阿姨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大姐对我说，二宝死了，是从立交桥上跳下去的。

倒吸一口冷气，除了吃惊，还是吃惊。还有：惊恐与难受。

不知为何会这样。

窗外的阳光也一下子黯了下去。

我问大姐：二宝他爸呢F呢？

大姐说：F也死了。得病死的。

那大宝呢？

大姐说，大宝就来过那一回，后来再没有来过她家。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过的可好。

二宝从立交桥上跳下去，大姐也是听她过去的菜场同事说的。是F先去世的，他死后没多少日子，二宝就……

留在我心里的二宝，还是那个冬日的夜晚，坐在我家的电视机前，双手拢在袖子里，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思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也许，那时二宝就已经随她而去。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冬天雪地里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