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宇澄，1952年12月生于上海，中国当代作家，《上海文学》执行主编。《繁花》于201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当年列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2023年12月27日，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首播。在广大观众中持续引发热议，并获得极高评价，对热播的电视剧我习惯性地先读原著，再看电视，电视呈现给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繁花》，看完电视，重读《繁花》慢慢品味。 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出生于上海，他的哥哥姐姐生活在上海，他从金宇澄《繁花》中看到自己哥哥姐姐以及自己童年生活的记忆。带着这份情结用拍电影的手法第一次拍电视剧，其效果不亚于80年代的《上海滩》。 《繁花》共31章，单、双数章节各有一条时间叙事线，一条谈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故事，一条谈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两条叙事线交叉进行。小说三个主角是军人家庭出身的沪生、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阿宝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小毛，讲这三个上海人从小到大的故事。 电视剧《繁花》将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人物变为阿宝一个人，几个年代浓缩到93至94年，将老百姓又爱又恨的《股市》植入故事，再加入商战，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塑造一个多智近妖的爷叔辅佐阿宝，让阿宝一夜之间变成宝总。离开爷叔的宝总又马上成为阿宝。 其实小说没有提及阿宝炒股，他身边也没有爷叔这个传奇人物，小毛家的二楼住了一个叫爷叔的人，但这个人的形象很猥琐，电视剧《繁花》的汪小姐与小说中的汪小姐差别也很大，夜东京的玲子和至真园的李李人物比较接近，但没有卢美玲和强慕杰等人物，也没有李李创业艰辛的故事，“至真园”就是朋友们聚会场所。 《繁花》书写了三代人物，各个人物的身份、家庭背景、主要活动空间、性格脾性都各有不同，作者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展现了一幅完整的上海人生活图景，深刻详实地映射着其背后的时代变迁。 在各种政治之风中，农民们面对的是最直接的饥饿与身体之痛，而城市里的普通市民，更多的在承受精神煎熬——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队伍最强大、资产阶级也同样数量最多的城市，作为曾经风华绝代的上海，在一系列变故之中，更显得风雨飘摇。 《繁花》是一部上海市民心灵史，也是上海的成长史，且是一部痛史。 《繁花》故事以10岁的阿宝开始，以中年的小毛去世结束，起于20世纪60年代，终于90年代。重点描写了上海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尤其是这两个特殊历史时期上海人的生存状况。 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像“说书”一样平静讲述阿宝、沪生、小毛三个童年好友的上海往事，从阿宝开始，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 《繁花》采取了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文本共三十一章，奇数章节写六七十年代，章节号大写；偶数章节写八九十年代，章节号小写。第二十九章之后，奇数章与偶数章的时间逐渐重合，过去与现在融合成为一体。 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描绘中，小说描写跌宕起伏，家庭的命运、爱情的渴求、个人的挣扎交织成一支带着隐痛的对历史回顾与反思的哀歌。 家住大院的阿宝与蓓蒂都是资本家的后代，小时候一起集邮、看花，阿宝的姑姑是沪生和姝华的老师，沪生通过买电影票认识小毛。阿宝、沪生、小毛以及他们身边的蓓蒂、姝华、大妹妹等小朋友经常一起游玩。 文革开始后阿宝被抄家，全家被迫搬出三代同堂的大院，阿宝家搬到靠近苏州河的郊外，一家四口住在每户只有15平米的筒子楼内，父亲每天有写不完的检查。阿宝。沪生、小毛三人到处寻找蓓蒂家抄家后的一台钢琴，他们找遍旧货店，再也没有看到蓓蒂家这台有小鱼标记的钢琴。 阿宝的筒子楼有两层，上下住着10户人家，两个公共卫生间。2室阿姨讲苏州话、3室嫂嫂热情大方、离婚的5室阿姨喜欢单身的10室小珍爸爸，要隔壁4室阿宝牵线。小珍爸爸不愿意，小珍与小宝到好上了。阿宝家门上一直挂着认罪书。蓓蒂抄家后父母不知去向，与家里的保姆绍兴阿婆一起生活。暑假，小小年级的阿宝保护绍兴阿婆和蓓蒂去绍兴老家，可阿婆的老家什么也没有了。 七十年代阿宝、沪生、小毛高中毕业都有幸留城，但沪生女朋友姝华下放到吉林延边，与当地青年结婚，几年后生了三个小孩。阿宝进工厂做车工、沪生进五金公司做采购，小毛进国营单位手表厂做钳工。 工人家庭出身的小毛生活得很滋润，每天师兄妹跟着师傅练武术，晚上逛舞厅成为舞厅王子。与小毛住在一栋的二楼海员的妻子银凤在小毛还没成年的时候，就喜欢小毛这个阳光少年，哺乳期间奶水过多，向小毛妈提出要小毛帮她吸出多余的奶水，后来终于让她吃到了小毛的童子鸡。 住在三楼的小毛从此经常去银凤家，隔壁的爷叔早就对年轻的少妇银凤有意思，银凤不理他，他在隔壁墙上凿洞偷看，并将小毛与银凤偷情时间记录在本子上交给银凤出海归来的丈夫海德，海德找到小毛母亲，母亲立即让小毛与离婚少妇春香结婚，小毛搬到春香出住，银凤和海德也搬走了。 沪生是军人家庭，父母都是空军部队干部，“文革”开始时没有受到冲击，但是到了1971年，高层领导出事，受其影响沪生父母双双进了监狱，而且最终都没有出来，阿宝与沪生走得更近，期间他们相继认识阿宝的女友小珍、沪生的女友兰兰和大妹妹，兰兰介绍阿宝认识了电车售票员雪芝。 阿宝和沪生的婚姻是时代的悲剧，抄家后，蓓蒂和绍兴阿婆像两条鱼一样游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受家庭成分的影响，阿宝后来结识的小珍和雪芝都由于女方家庭的强烈干预都没有结果。沪生与兰兰已经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都被兰兰家拆散了，分手时，兰兰含泪说今后第一个孩子一定称沪生为爸爸。 八十年代，阿宝家得以平反，阿宝不管父亲的强烈反对，离开工厂跟香港的哥哥做非洲外贸生意，沪生做了律师，小毛买断工龄再找一个门卫工作，抄点小股。除已经结婚的姝华外，兰兰等下乡的人都返城了，兰兰和雪芝都结婚成为富婆，沪生与白萍结婚一年后，老婆就去了英国，在国外成家再也没回来。 阿宝家平反后获得一大笔补偿，阿宝的伯父想独吞，阿宝叔叔婊婊（姑姑）与其大吵，烦得爷爷到阿宝家打地铺过日子。父亲要阿宝去看从监狱出来的欧阳先生和失明的黎老师，欧阳先生和黎老师的丈夫以前均为高级特工，都是阿宝父亲的上司，出狱后的欧阳先生思想还停留在二十年前，房间从来不开灯的黎老师生活状态更惨。 进入九十年代，阿宝和沪生都成为成功人士。汪小姐、梅瑞、李李、玲子、菱红、陶陶、小芹、丽丽、葛老师等人聚会都少不了宝总与沪生。交往中还结识了范总、康总、徐总、丁总夫妇和俞小姐、章小姐、苏安、台湾林太太等人。 汪小姐、梅瑞、玲子、李李等先后都有意与阿宝走近，但除了蓓蒂、小珍和雪芝，再也没人能走进阿宝心里，即使风情万种的李李将自己来上海之前的心酸往事唯一地向他倾述，并以身相许也没能打动阿宝的心；而沪生对于女性的追求，都以有名无实的婚姻为借口拒绝，同样，沪生的感情也留在之前交往的姝华、兰兰身上。 小毛很有女人缘，离开银凤后，小毛与春香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可两年后春香难产而去，后来住在银凤二楼的招娣、舞厅结识的菊芬、工厂一起练武的师妹金妹都喜欢小毛。女人有事就找小毛帮忙，小毛也乐意。汪小姐为了生二胎，丈夫宏庆怕开除公职，商量假离婚，找小毛假结婚，以便生下二胎。小毛生病期间，女人们轮流到医院陪伴。银凤在小毛弥留之际都匆匆前来看望。 卖大闸蟹的陶陶与夜东京玲子等人经常在一起，妻子芳妹为了防止陶陶在外乱搞，每天晚上要他交家庭作业。弄得陶陶都不敢回家，外面结识的梅萍主动将出租屋的钥匙交给他，做小生意的小芹要与陶陶私奔，小芹还暗地离间陶陶与芳妹，逼得芳妹与陶陶离婚，陶陶离婚当天，小芹兴奋过度从出租屋的四楼阳台摔下身亡。 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个人里最寄深情的是小毛，从小毛排队领票，到小毛跟师傅学拳，再到小毛与银凤、春香的情缘，小毛陪兰兰、雪芝几个富婆去泰国鬼混。大家都乐意听小毛讲荤段子。直到小毛凄凉自得的晚景，读小毛一生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就像走进一个菜市场，青青的绿叶菜还带着泥巴和露水，鱼盆扑溅的水花泛着腥气，杀鸡宰鸭热气腾腾。 玲子的“夜东京”、李李的“至真园”的饭桌成了权钱、阴谋、情欲的中心舞台，小说人物带着虚伪的面具、揣着肮脏的心思、怀着焦虑的情绪从一个休闲场所穿梭到另一个休闲场所，而欲求的落空和虚无的扩大成了这个阶段的主旋律。 《繁花》对过去的描写相对饱满，读者跟随小说人物越过大街小巷，整个上海的景致缓缓滑过视野；而对现在的描写相对扁平，饭桌上人的丑态、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充斥眼球。双线叙事的安排让两条线索互相渗透而又互相对照，巧妙地描绘出物质的不断膨胀与精神的不断紧缩，而最后两条线索的汇集则意味着过去终将归并于现在和未来。 “现在”这部分没有太明显的时间跨度，似乎是一个静止的时空；而“过去”这部分有着清晰的时光流逝，看着这三个少年日渐长大，历经人生的酸甜苦辣，两条线索最后融到一起，是“过去”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现在”。 “过去的故事”背景主要是文革，一个物质贫乏政治残酷的时代，但少男少女们自然有各自的方式，生命的根须从土层中汲取滋养，就算是一棵野草，也有属于它的露水与阳光。即使写到那些伤痛的场景，比如，阿宝家搬到曹阳新村后所用的公用茅厕、阿宝婊婊与被逼离婚的丈夫“急吼吼”办事把祖父的床榻弄坍了一个洞，那些伤痛把那个时代的记忆一点一点地复活了，线条与色彩都清晰可辨，读的时候会有一种让你珍惜的感觉。 “现在的故事”好像是一个混沌又单调的世界，因为它总是类似的场景，那些没完没了的饭局。饭局上的男人们都是什么什么“总”，康总、陆总、徐总以及宝总，还有台湾人、韩国人、香港小开这样未以“总”冠名但实为“总”的；女人们则是如汪小姐、梅瑞、苏安、玲子、亭子间小阿嫂，风情万种兼具手段谋略。 饭局上少不了的是酒和黄段子，男人和女人在一团酒气中将一个个黄段子演绎成活话剧。汪小姐最后怀了怪胎、梅瑞落入自己母亲与情人的陷阱而倾家荡产，她们的结局固然可哀，但未必让人同情，因为她们本也是处心积虑惯于玩弄别人的。所以，从那个有着鲜活记忆的“过去的故事”一步步迈入晦暗无聊的“现在的故事”，读到最后，心境是越来越沉的。 小说《繁花》表现的主题是宏观大历史下小人物随波逐流的命运无常的无奈，如张爱玲、王安忆等海派作家那样，在作品中呈现的，是无论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却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恒定的、琐碎的、精细的、世俗的市民传统，并在这种琐碎和精细中展现最真实的生活本相。 《繁花》可贵之处是对上海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的重新建构，通过对三个年代的市民群像刻画，还原上海市民的整体面貌，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进行了精神批判，通过物质性的触底的书写，还原上海城市生活“城市与人”的本相。 《繁花》整部小说从头到尾是以上海方言撑起来的，用文字记录一个城市生活起居的市井模样、语言习惯，也是一种另类博物志。一座城市的文化和方言本可以成为行走的文物。摒弃了西方惯用的长句与心理描写，以上海白话和日常对话形态取而代之。这些方言之魂，可以说给了小说最正宗的上海味道。 在《繁花》里头，“不响”一词可堪称全书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上海人最惯常的姿态，就是“不响”。“不响”，解释起来是不吱声，书面语是“无语”，小说里阿宝对于上海人“不响”的解释是：“对于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什么奇迹了。”甚至于不仅仅是上海人，沉默也是中国人的注脚，个人没能力承担的事情常常用沉默来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