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往事（李春林文）

春天

《百花洲》2024年第二期

《百花洲》往事

李春林

1

20世纪6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正值天下大乱，万马嘶鸣，毕业分配国家延期一年，我又因去一报社见习而脱离了学校队伍，同学们工作都分配完了，纷纷去了地县基层就业。我工作无望，怀着一颗年轻激动之心，独自在南昌徘徊，四处寻业。因南昌兴建一座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馆(今江西省美术馆)，我被人请去采写建设全过程，撰写了一部《万岁馆兴建纪实》书稿，欲寻求出版而找不到出版社，找到江西省新华书店，书店有人接待兴致勃勃送书稿的我。

殊不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社牌其时已被摘下。几乎是扫地出门，社里的编辑和职员大都下放农村了，出版社的一座小巧院落，也变成盲人医院。现所见省新华书店是一座停办的学校(南昌师范)旧址,门口挂的是江西省新华书店的大红招牌，“新华书店”四字，熠熠生辉，那是毛主席的笔迹。守门人告诉我，江西人民出版社被撤销后，只留几个编辑在这省新华书店的一个编辑组里，负责“两报一刊”社论的单行本出版，偶尔编辑一些文化课本读物，用江西省新华书店名义出版。

虽然我的书稿未被采用，但是我却意外地被人看中，接受我来上班。原来此处正要人做事，而老成人大都不敢来，怕下放农村。我少不更事，孤独一人毫无牵挂，便胸无城府地留下了。

踏进这个编辑组，但见空荡荡的一个大教室里，只有几张办公桌，四五个编辑，沉默不言，都在读毛主席著作。他们都比我年纪大，看得出身体并不好。胡友藩作为这个小组的临时召集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上星期从学校来报到的陈俊山。我同陈俊山曾有一面之交，此地相见格外亲切。他告诉我这里原是一个省级综合性出版社，现在被“运动”搞得支离破碎，相信今后国家总还得要文化吧，还得出书吧，还要有作家，还得恢复出版社吧。他的声音说得很小，我听后下定决心到这里来工作。

1969年10月的一天，胡友藩和陈俊山到我住处，帮我搬行李，开来一部搬运书店图书的大货车。殊不知，我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就只有一个手提的小木箱，这部解放牌大车大材小用，将我和我的整个小小家当，轻飘飘地拖进了这个名亡实存的出版社。

2

非常时期的江西人民出版社，没有社名和社址，寄人篱下，要做的事情却很多，一人顶仨，一个编辑要承担原来几个编辑室的工作。

初来乍到，如何做编辑，我一窍不通。我知道要虚心向组里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学习。

记得刚过“运动”关的资深编辑汤匡时，很使我敬重，他温文尔雅，戴着一副眼镜，很有学者风度，虽比我年长近二十岁，却显得很年轻,像是同辈人。他是当时知名的文学翻译家,笔名汤真，后知他年轻时就与乔石在上海同一部门工作。乔石走上仕途成了国家领导人；汤真从文，成了作家、翻译家、编辑家。20世纪50年代汤老师从上海出版界来支援江西的出版工作，翻译和责编了许多好书。我经常向他请教，他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毫不轻视，而且颇有耐心，有问必答，经常笑呵呵的，为我解惑释疑。他用自己责编的图书做范本，教我如何从整体格局上审视和把握一部书稿，又如何在细节上逐章逐节地、咬文嚼字地发现文字问题。

他强调发现问题后一定要同作者商量，然后共同修改、润色，每部书稿至少要看三遍，最后修改得方方面面无懈可击，才可付梓，出版后成为一部合格的、受到社会欢迎的书。他常说做编辑就是要这样认真地、一针一线地，“为他人作嫁衣”。他的教诲，让我逐步入门，进入了编辑领域，也让我有信心做好编辑工作。

我们的办公室是学校原来的大教室，四五个编辑共在一室。一天晚上，快到十点，我来到昏暗的办公室，发现惊人的一幕：一张木凳子架在一张办公桌上，凳子上坐着一个人。定睛一看，原是编辑潘清泉坐在高处，贴近灯泡在细读书稿。办公室没有日光灯和台灯，昏暗的灯泡吊得很高，老潘是高度近视，还是跛脚，采取这等不安全姿势读稿，我说很危险，他说不怕，桌面是一整块的樟木。他近日病刚好，因明早作者要来听稿件修改意见，得抓紧再看一遍，便到办公室来加夜班……后来，潘老师人到中年就患上癌病住院了，没有护工，家属也忙不过来，小孩小。我们几个编辑下班后就轮流到病房去照应老潘。年轻的护士很认真护理病人，让出病房空间，给予我们照应方便。后来老潘英年早逝，弥留之际，护士和我们几个编辑一起含泪在病房看着潘清泉最后合上了眼睛。再后来这美女护士也成了我们编辑组的朋友。又多少年后，她的丈夫从北京回到南昌，调来我社工作，我把我的桌子全盘交给他使用，她丈夫就是更后来的省出版局熊向东局长……言归正传，潘清泉走了，他那整块樟木板面的办公桌，就转给我使用了。桌面虽已古旧，骨架却很硬朗。几经沧桑，我一直用它办公，直到21世纪初社址搬迁。这也许是江西人民出版社资格最老、退役最晚的老樟木办公桌了.汤老师的指教和老潘登桌看稿让我受到启迪，做编辑可是只讲奉献，不知索取的，而且第一要认真负责，要用智慧将名利送给别人，而把寂寞与吃苦留给自己。不久，我有了发稿权。老潘走后，我们只有四位编辑了。汤匡时年纪最大，陈俊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未读完研就遇“文革”停读，分配工作来的。风波过后，他受命调去北京，在国务院研究室任职，后英年早逝。朱焕添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是我们编辑组的临时负责人。也因劳累，不到六十岁，英年早逝。四人中，唯我是本省人，南昌大学（原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我最年轻。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各有分工，各负其责。我分工编教育、连环画、长篇小说、诗歌等方面的书稿。每天一上班都要早读，学毛主席的“老三篇”，由我朗读。我最爱读《为人民服务》那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兼搞校对，还要进书库打包，下农场劳动，晚上坐班学习到九时。在那个特殊年代，心情虽有忧郁，我却自知还得以出版事业为重，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认真编好每一本书。20世纪70年代初期，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社牌，流光溢彩，重新挂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出版社正式恢复体制，我们编辑室即从新华书店搬出，回到江西人民出版社怀抱，改名为文艺编辑室，并搬到百花洲路3号办公。

百花洲是南昌“豫章十景”中的风景名胜，市中心有一东湖，东湖里有南、北、东三个小洲岛，水天一色，百花争妍，人舟往来，自古以景色亮丽著名。1979年的一天，汤匡时突发奇想，提出为满足读者需求，要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立即得到了编辑室的响应。《百花洲》大型文学期刊，雷厉风行，是年八月就创刊了，并且一炮而红，震惊全国。我亲历了《百花洲》最早三十年辉煌岁月，往事如梦，萦回在心。2009年，《百花洲》创刊三十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全文照抄如下：

前些日子，南昌炎夏的气温，与日俱增地往四十摄氏度逼近、超越，又徘徊。整日躲在空调房赋闲的我，突然接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电话，约我晚餐去“半岛海港”酒家聚会。听得出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久违的《百花洲》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音色却还是年轻。来到酒家才知道有从北京来的《百花洲》老同事来到了百花洲，欲与《百花洲》杂志当年的老编们和新当家人等见面。岁月蹉跎，世事纷纭。老同事相见，心里都在说“老了”，口里发出的却是善意的恭维：“啊，你还是那样年轻，没变，没变……”老编们不管经历了何种风雨、哪道风光，举步皆芬芳或行尽泥沼,都已在求生的人间成功地转了一遭，俨然从硝烟沉落的战场解甲归田，从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中散去了。恋栈也罢，思宴也好，英雄都怕“老、病”

磨。看起来身体都还健朗，满脸的沧桑却在写道：岁月无情，正在与时俱进地蚕食你最后的生命线。于是有位曾经的“官员”不无伤感地说：“啊呀，我们今夜都称‘老某’‘阿某’吧，不叫‘某长’‘某总’了……”

此时，我想到最多的却是坐在旁边的老汤，他一生没有“长”字和“总”字的称呼。他已八十有余，当年无酒不成餐，酒中却常有他的锦绣文章。年轻的汤匡时在上海当编辑以汤真笔名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被称为年轻翻译家，而他在大学却不是学中文和英文的。我初到出版社当编辑，二十出头，是他第一个在业务上接受了我。我为他能做编辑，又能创作，还能翻译感到敬佩。他送给我一套他的翻译著作，并教我如何做编辑，说做编辑也得会写作，要有自己的作品。难啊，他却说这不难，并说凭我的智商，做好编辑和文学创作不成问题，若要做翻译，他只要教我三个月就可入门。

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这番话还响在我的耳际，是这话让年轻而自卑的我有了自信，而今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功地当过了自认称职的编辑、编审和有良心的诗人、作家。我有了自己的诗集、长篇小说、散文集、评论专著等作品，但终究还是不满足。因为智商并不高，我没能跟老汤学习三个月的英文，没有学会翻译，也没有成为一个成就高的作家。

“今天到场的是历届《百花洲》的领导和编辑，《百花洲》创办于1979年，今年是创办三十周年，特从各地把大家请来聚聚……”出版社东道主说出了今晚聚会的缘由。

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文革”时被撤销的出版社刚刚恢复名称，挂起招牌。那时全省只有一个出版社，编辑人员寥寥无几。

“文革”中被打倒的作家渐渐得到解放，作者来稿非常踊跃，久处书荒年代的读者，读书欲望空前高涨。我们社里四个文学编辑，每人独当一面，半个月或一个月就要编辑出版一辑文学作品，名曰《革命文艺丛书》，这样，还是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

一日，老汤突发奇想，在编辑部提出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这刊物的开本要像全国仅有的上海巴金办的《收获》一样，内容也要向《收获》看齐。这大胆的设想，志存高远，是解放思想的体现，顺应了时代潮流，立即得到了编辑们和社里有关领导的首肯。于是由老汤紧锣密鼓地制订详细方案。

老汤紧抓住这历史的机遇，火速向全社征集刊名，当时我第一个应征，在会上提出取名“百花洲”，理由一是当时国家正在提倡文学创作要百花齐放，这也是办刊的宗旨，符合政治形势要求；二是百花洲是南昌美丽的风景名胜，知名度高，其时出版社正在百花洲路3号办公，很有地方特色。我的提议经过编辑大会复议，一致通过。这刊名便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说是编辑大会，总共就是四人，老汤年纪最大，我最小，中间二位今已作古。

接着，老汤安排大家出主意，由名人来题写刊名，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我曾在图书馆寻到清代布政使彭家屏题写的石碑，刻有“百花洲”三个大字，古朴苍劲，终因没有复制技术而放弃。后来老汤决定从鲁迅的手迹中集字，美编便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中找到了鲁迅的“百花洲”三字手迹，集在一起，亮丽舒畅，令人耳目一新。在征求刊名、集字的过程中，老汤一人埋头苦干把创刊号的稿件编好了，编后记也完稿了，这编后记就是创刊词，只是低调地放在最后面。刊物上没有主编、责编名单，实是老汤总起承，一人主持执行全部编辑业务，我跟他跑跑腿，组织了这期的诗歌稿，后来开辟了一个《花洲诗会》专栏。上级同意《百花洲》出版的指示一下达，创刊号《百花洲》很快就付梓了，1979年8月问世。封二有一幅《小平同志在南昌》的油画，背景应是新建拖拉机厂。创刊号只标明是《百花洲》文学丛书1979年第1 期（总第1期），定价1.05元。不定期出版，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老汤是《百花洲》的第一人！”东道主讲完话后，我说了上面的故事，向老汤敬酒说。老汤耳重，好像没听到我说什么，大家好像也没有听懂我的话。回忆如金，沉默也是金。三十年了，谁还会去捡拾这些上不了正史、没有铭文记载的陈年芝麻呢？而后来官方撰写正史者，谁知又是这些陈年芝麻的第几代新芽呢？回忆录的绿枝上怎能长出这些陈年芝麻呢？是的，三十年了《百花洲》的年龄比如今《百花洲》的新编们大不了几岁，谁又会晓得《百花洲》诞生的故事？一如百花洲的当下游人，谁能知道百花洲的人世沧桑呢？于名胜百花洲而言，这三十年又算得了什么？而人生又有几个三十年？老汤正在步履蹒跚地往他第三个三十年高峰攀登。然而，三十年了，《百花洲》历经风雨，刊以洲传，洲以刊传，如今谈到南昌，世人不但知道中国有个古老名胜“百花洲”，还有了一个文坛新景《百花洲》。从百花洲到《百花洲》，但愿《百花洲》能同百花洲永远走下去。

今日，汤匡时果真攀登完成并超越了他人生第三个三十年高峰，年届98岁的老汤仍然精力充盈，仁者寿，善者寿，此言不虚。老汤

总起承完成了《百花洲》的创刊，并一鼓作气，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让《百花洲》在百花洲早早地、深深地、牢牢地扎根，根植千秋,开放永远不败的花朵。后来，作为领导，喻建章鼎力扶植《百花洲》成为正式文学刊物,《百花洲》尊重名家，培养新人，新老结合，中外交流，以创业、创新的理念，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以有特色的小说、诗歌和译文专栏，享誉全国。

其间，只有汤匡时、朱焕添、陈俊山和我四个编辑的文艺编辑室，不仅要编辑《百花洲》杂志，还要编辑图书。人员匮缺，社里开始招聘编辑，广告一出，应聘者闻风而动，奔走相告，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来者能战。

20世纪80年代中期《百花洲》的编辑已不乏其人，不乏其才，人才不乏其用。

4

《百花洲》为了有效组织稿件，为了真诚联系作家，组织作者队伍，编辑室在社里支持下，由汤匡时领头，摸着石头过河，组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作家写作活动。当时改革开放伊始，经济还落后，百废待兴，社会上还无空调，夏日炎炎似火，到庐山避暑者络绎不绝。

我们就利用庐山避暑这一环境契机，得天独厚，在全国邀请已成名及待成名的一众作家,由社里提供资助，免费来庐山写作，美其名曰“庐山笔会”。这是《百花洲》创刊以来，一项创举，浓墨重彩地在年轻的《百花洲》里写下了灿烂美丽的一页，让《百花洲》瞬间名扬文坛四海，让作家与编辑有缘相聚，真心诚意爱上《百花洲》。从此《百花洲》作家朋友遍布天下，作家的好诗美篇，在《百花洲》上竞相开放、香飘神州。这一创新活动，响应者众，赞誉者高，连续几年夏日，全国著名作家纷纷云集匡庐，寻诗觅句，写作交流，雅重高致，成了文坛当时一大美谈，也成就了烟雨庐山文坛历史的一大创举。

我全程参加了这一活动，在山上山下接送作家，在笔会上为其提供生活和写作服务,编辑们交上了众多作家朋友。当年笔会的庐山客，如今大都鼎鼎有名，成为一代风流、文坛宿将，闻名遐迩，青史留名。

书架上摆放着我几十年前出版的新诗专集《庐山梦》，这是《山河恋诗丛》中的一部，一如人老珠黄、容颜黯淡，封面已在褪色。然而，扉页里国画大师范曾的题签，仍放光彩。我曾像疼爱孩子似的珍爱过这部诗集,今日却欣喜地读出了诗中孩时的幼稚。然而,《庐山梦》被列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关于庐山著述的目录中。敝帚自珍，此书留给我的却更有一番梦一样快乐的庐山情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欣逢改革开放的春天。因了职业的缘故，我以编辑出版者身份参与组织了几届“庐山笔会”，在还没有普及空调的炎夏，邀请全国有名的作家、诗人聚会庐山写作、避暑。血气方刚的我曾穿梭于南昌百花洲、九江烟水亭、庐山云里雾中，接送当年红极一时和初露锋芒的一批中国作家。诸如，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张贤亮，写《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张弦，国字方脸满腹文章的李国文，龙腾虎跃获奖大满贯的蒋子龙，还有当时声名鹊起的刘心武。我从南昌火车站接到他去洪都宾馆转车上庐山，一进宾馆就被粉丝们围住，要签名，要合影。还有几位美女作家：《人啊，人！》的上海女子戴厚英，细声细语说话的才女竹林，秋水芙蓉般矜持高雅的张抗抗，更有青春美丽伶牙俐齿最年轻的铁凝，等等。每批都有一二十人。

说是笔会，其实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游览名胜，我们编辑为作家们全程服务，兼作导游，而作家游客是不需要人们讲解的，每到一处倒是他们见景生情，借题发挥，滔滔不绝。晚上，或写作，或休息，那时庐山还没有电视，月下泉底，云牵雾缠，舞榭歌亭，一任作家们自由选择。蒋子龙不无幽默地用天津话嚷嚷：晚上干啥都行，可要防止爱情泛滥啊！在一片笑声中，大家融入了庐山绚丽的夜色中。作家们大都住在别墅里，写《将军吟》的莫应丰，不太贪玩，途中，偶尔会搂着一位女作家，疯狂起舞，让大家开怀大笑。他常常通宵写作，一夜，写着写着，突然号啕大哭。旁边年轻的新婚妻子为他不停地擦泪，问他哭什么。原来，他发现自己住着的房间，正是彭德怀庐山会议时住过的房间，他激动，说不虚此行啊，住了这间房，也不枉此生啊！白天，他又对作家们重复晚上的激动，并再次痛哭，令周围人个个动容。下庐山后，过了一些时日，我突然得到写了《将军吟》的莫应丰英年早逝的噩耗，想起的便是这位湖南汉子的那场庐山痛哭和慷慨陈词。

是时我住在美庐旁边的一个小别墅里，据说此室当年可直通美庐，是警官的居室。别墅是一个三居室的住房，也有中央首长住过，只是不便提名。主卧室宽敞，有穿衣镜、梳妆台，古色古香，适合女子住。我便安排张抗抗住这主卧，我和同事展锋等四人住侧房两间。入住后才发现，这男女合住的别墅，只有一个大洗手间，大部分时间被张抗抗占领着，女人是最离不开水的，她似有洗不完的手。而她一出洗手间，总是望着门口等候的男士不经意地笑笑。如是半个月下来，男人的忍耐性得到了空前的质的提高。人们都叫她抗抗，她很显年轻、聪明，身美瘦俏，脸上总像在构思小说而带几丝忧郁。那夜，大家拾了一些干柴，在如琴湖畔燃起篝火，对着明月，抗抗声情并茂地清唱了一曲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我至今还能忆起她那歌声中的忧伤，不知是为了爱情呢，还是如苏东坡在抒发被谪不满、怀才不遇？而当时的抗抗该是踌躇满志、闻名遐迩的。当时就有一位她的女粉丝，竟然从山下追上山来看她，她把这粉丝留宿房里几天。后来，她寄给我一篇

小说《海龟》，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骑龟之人，欲以龟代步，用香蕉做诱饵，达到目的，表达了对那种以权谋私、无端驱使百姓的社会忧伤。这忧伤让我又想起了她在庐山上的歌声。多少年不见面后，在汶川大地震时的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我看到了她在回答问题时，在已经沧桑的脸上表现的是同样充满透明度的忧伤。

人夜了，当时没有电视机，山上难得看到电影，大家就踏着山月，到花径去组织篝火晚会。大家抬来的干燥树叶树枝，在如琴湖畔堆起小柴堆，然后点燃，众人拾柴火焰高。作家们就像小孩一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温小钰是出色的主持人，随着她字正腔圆的报幕后，一支支让人耳目一新的歌曲响在庐山的夜空。

作家们大都是好歌手，第一支歌是蒋子龙和戴晴的《刘海砍樵》，生动而风趣的表演把大家的激情都调动起来了。接着唱歌的是前面说过的，张抗抗的一曲《明月几时有》，音色里充满着忧伤，在山间夜空枝头缭绕，让篝火旁庐山客豁然思念起山下的情人知己。长夜将去时，我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不相忘……作家们就这样爱上了诗情画意的庐山，爱上了有缘相聚在古老庐山怀里、同舟共济的诗朋文友……于是身在此山中，乐在此山中，庐山剧院里评古说今，锦绣谷里言情寄恨，东林寺里拜佛求神，五老峰云中嗷啸，秀峰龙潭戏水，石钟山敲石寻钟……

庐山秀色天天可餐，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编辑和作家亲如一家，相处快乐，那时参加“庐山笔会”上山的《百花洲》编辑有汤匡时和我，老汤是20世纪50年代就到出版社的最老编辑，他领队。我是60年代入社的，其他都是80年代刚刚调来的几位很有能力的编辑：桂晓风、周榕芳、蓝力生、展锋。

即将分别的前夜，作家们联合出钱，在宾馆办了一席丰盛酒宴，招待我们编辑，以示谢忱。相聚欲散，推杯换盏，难舍难分……

广州《战士文艺》主编诗人韩笑，他来参加“庐山笔会”迟到了，我就陪他一人又上了一回庐山。庐山负责人李曼闻讯，亲自为韩笑备专车游览，二人赏景谈诗，都写了诗歌在我社出版，杜宣还为李曼《匡庐诗草》作序。

下山之后，我决意在编辑之余，也开始自己写作。蒋子龙在庐山夸奖做编辑的是藏在高楼大厦钢筋水泥里的钢筋，作家只是露在外头的水泥。其实不然，钢筋、水泥都是作家的，编辑充其量浇了一下水，而水也是作家的。须知，编辑虽同作家是一家人，但编辑也应有自己的钢筋水泥。做了一辈子编辑，乐于为人作嫁衣，如卜今赋闲家中，终有了专门时间写作，多少年来，我已出版长篇小说《天国郊野》、专著《诗人杜甫》、散文集《尘海拾缘》和《庐山梦》《枕流歌》《盈盈的爱》《夏夜的风》等四五部诗集，还有评论集和专著，总共二十来部作品。这虽属草野之笔，难有知音，却因总离不开庐山的情缘，离不开百花洲和《百花洲》的际遇。特别是《庐山梦》，实属当年《百花洲》之“庐山笔会”的遗梦，终是一种心灵不死的快意人生。

如果说“庐山笔会”是从五湖四海请进作家来《百花洲》做客、写稿；那么，下山后《百花洲》编辑分头奔赴京沪广，拜访作家并约稿，则是走出《百花洲》，到五湖四海去组稿。这当头人手少，都是一两个编辑跑一地，我多半单枪匹马闯天涯，也不会盲目乱闯，一是自发来稿中选择对象，二是庐山笔会作家提供线索，三是编辑朋友推荐作家。按图索骥，最终是广交作家朋友。走出去，也不单是一对一访问，有时到达目的地也见机行事，或在当地组织作家座谈，开个小型约稿会议，或是将当地作家都约到宾馆，一边共餐一边谈稿。古人杯酒可释兵权，我辈举杯邀朋友，对饮一桌亲，可组好稿。比喻虽属蹩脚，我们却有过此经历。随着《百花洲》的崭露头角、繁荣进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编辑队伍随之扩大，社领导班子也开始建立和完善。武继国任社长，曾留学苏联的王冶民任副社长，喻建章任副社长。

1984年12月中旬，新任职的王冶民，要去北京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汇报工作，他带了我和新近调社里的桂晓风一道前往。我们的另一任务便是为《百花洲》组稿，是时《百花洲》因“庐山笔会”而闻名京城文学界，我们三人在闹市住下，好不容易下榻一个简陋的地下室宾馆，虽通铺住着贩夫走卒之流，但内心很温暖。

消息传出，就有作者循声觅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宾至如归。王冶民带我俩见了有关出版界领导，掌握不少作家信息，桂晓风北京人缘较熟，我们便决定在北京中心地带一大宾馆的宴厅举行一个作家招待会，邀请北京著名作家来宾馆聚餐小叙。在“庐山笔会”作家朋友李国文等帮助下，很快就如期邀来了十几二十来位作家。

记得约定与会作家有李国文、徐怀中、邵燕祥、林斤澜、邓友梅、中杰英、刘心武、戴晴、毋国政、韩少功、陈建功、吴泰昌、郑万隆、朱春雨、曾镇南等。约定客人后，王副社长很高兴，打电话要在南昌的祝方明、周榕芳、蓝力生等编辑即乘飞机赶来北京一起参加会议。蓝力生应约赶到，其他人有事未来，周榕芳还要老蓝带一封信给我，要我代他向作家们问候。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犹在昨天。

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如预期完美。周榕芳信中交代我的事，我也代他办好了，与有关作者当面谈了寄在他处稿件的处理意见。北京这么多著名作家与我们相聚，交谈融洽，是文坛罕见的美事。作家与我们编辑交了朋友，并畅谈如何办好《百花洲》，积极响应我们的征稿，有的当场应约定下稿名，有的还带来了文章和书稿。长稿除了《百花洲》可连载外，还可在社里单独出书。说是招待会，实是上京同作者促膝面谈的谈稿会。这个招待会也不单是为《百花洲》期刊组了稿，建立了作者队伍，也是为全出版社组织作家队伍。此时《百花洲》编辑部已开始独立成立科室，不久我也到新设立的文艺编辑室任主任，主要编书，其中就有《百花洲》衍生的系列丛书。

招待会结束后的当天晚上，与会的著名诗人邵燕祥，就找到我的宿舍，因我向他约了稿，他特将一部新编的杂文集《蜜和刺》交给我，我欣然收下，回去后书很快就出版了。江西省文联一作家，是邵燕祥的老朋友，不无惊奇地说，《百花洲》能约到邵燕祥的书稿，真不简单。

招待会后，我们还分头一对一登门拜访没有来参加招待会的作家。王副社长带着我找到冰心家里，敲门来应的是冰心的儿媳妇，她说冰心外出了不在家。我们想把礼品放下，她婉拒说，老妈妈不收礼的，若是鲜花，她偶尔会收下。王副社长怏怏而归。

我就一个人去找曾自发寄稿来社里的一位作者，知其地址，他叫峭岩，当时是位部队初写诗的诗人，初次相见，一见如故。他热情接待了我，他写的是井冈山，诗写得清新明快，特好。两人商定修改意见后，我就决定出版这部诗集，书名曰《放歌井冈山》，这是他的处女作诗集，也是全国较早讴歌井冈山的一部诗专集。后来他成名了，到解放军出版社任负责人。多少年来，峭岩一直是《百花洲》和我社的好朋友，他还会帮我们组稿，我责编《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想请郭沫若题写书名，峭岩亲自去拜访郭老，帮我们求来了十分珍贵的郭沫若墨宝。社里要出版香港的一部武打小说《鹿鼎记》，他带我去找刘心武索取稿本，并与作者联系落实。如今，峭岩是继李瑛之后北京乃至全国诗坛的领军诗人。那次见面后，峭岩还带我去拜访当时大名鼎鼎的部队诗人李瑛，李瑛热情大方，神采飞扬，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谈了诗，谈了写作计划，还介绍他女儿诗人李小雨的作品，并表示有新作一定记得寄给《百花洲》，后来他为《百花洲》写了一首很长的抒情诗。

从李瑛家出来，我独自按地址来到地安门，寻找我大学老师邵鹏健教授的同学叶君健，小学就读过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我责编的邵鹏健编选的《外国抒情诗歌选》一书，是叶君健作的序。听到我去北京组稿，邵先生就介绍我去拜访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叶君健老人笑呵呵地把我迎进他的四合院，带我一室室观看房间，房里的红木书柜装满了图书，有一书柜装的尽是叶君健的个人作品，真著作等身。他有选择地取出几本书向我展示、介绍，还小心翼翼地展示了几封中央首长亲笔写给他的信，使我震撼。柜子里存有一沓沓书稿，他说刚出炉，很新鲜，让我看得上就带走。我真的选了两部书稿，带回去都出版了，一部《红叶集》印数不少。门开最末一间大房，两位金发女郎笑吟吟地从书桌旁站起。叶老向她们介绍我是他大学同学的高足弟子，出版社编辑，来组稿的；又用英文对女郎说了几句什么，并告诉我，这是留学中国的英国学生，他等于是她们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也很热情，用中文向我索取名片，说交个朋友。殊不知，后来我办《微型小说选刊》，叶老看重这微型小说，将刊物当作他外国学生最好的课外读物，短而精，学生们竟成了我刊的热心读者和翻译者，将作品翻译成英文是作业。这是后话。北京诸多著名诗人和作家，那时都年

轻，都曾是我们的热心作者，并都在《百花洲》和我社发表和出版过作品，后来大都成为北京刊社负责人，如《诗刊》副主编杨金亭（笔名鲁扬）出版有《编余诗话》，《诗刊》主编杨子敏有《随心集》，《人民日报》记者徐刚有《雨花集》，《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有《雪季·梦与情歌》，还有上述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峭岩《放歌井冈山》。

在北京我还去拜访了诗人艾青，那时我已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带着自家作品去组稿,可活跃气氛，心有底气，不惧场面。我是由诗人纪鹏带去艾青家的，纪鹏读到我的诗集后,写了评论，跟我交为诗友。那天去东四十三条胡同97号艾青家，艾老在厅堂等候，艾老夫人高瑛满面春风把我们迎进屋里，入座后，我将诗集双手送给艾老，艾老先翻读浏览诗集后，才开始同我们交谈，他读到了我《揽镜》一诗，我知道他也写过诗《镜子》，两者立意不同，我有点忐忑不安。良久，他一手举着我的诗集，一手竖起大拇指说：漂亮！漂亮！我脸红了。说到《百花洲》，说到“庐山笔会”，艾老说，以前只有达官显贵坐轿子可上庐山，解放后人民都可上庐山。话未完，高瑛为我和艾老拍一合影，闪光灯一闪，艾老孩童似的憨笑起来：亮了！亮了！……

作者简介：李春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赣州市人。1945年生，毕业于江西大学（今为南昌大学）中文系。《百花洲）创办人之一，后担任《微型小说选刊》杂志主编，著有诗集《枕流歌》《夏夜的风》《庐山梦》《盈盈的爱》等，获得第一、二届谷雨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