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纪事（一）

有在无中

一、引子

慢慢的都成了旧事，就像后浪推前浪，每一层浪都会由后浪变为前浪，才有了滚滚江河。每一代人就是一层浪，演绎着人类的历史。作为个体的人所经历的是日复一日，春夏秋冬。不知不觉中从幼儿变成了老者。我们做过也错过，有流连也有懊悔。而我的心中总有一盏灯，照亮着过去。我喜欢无止境的回忆，把儿时千丝万缕的脚印寻觅。丢失的找回来，拼凑成年轮。有些只能属于自己，不会对外声张。每个人内心都有丑陋，也不会忘记。有些属于你和我的秘密，彼此守口如瓶。这是我，又不完全是我。人人大致如此。

我出生的地方叫石牌，籍贯却是江陵。父亲没有告诉我可是李白诗中＂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我不怪他。父亲离家时没读过书，不认识李白。到后来父亲老家观音垱划归荆州。父亲临死前也不知道。我只好把籍贯改为荆州。这几年我去过几趟，一次次愈加喜欢。尽管我住的安庆也在长江边，同样是古老的城市。但我只能把安庆当作异乡。可笑的我不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只好做”身在异乡为异客＂了。毕竟观音垱是父亲出身的地方。然而安庆也并非与我无关。母亲就是安庆五里人。她的祖先就葬在那。她有值得乐道的曾祖父。童年有过富家小姐的瞬间。而父亲幼年丧母，八岁就跟在他的父亲后面替富家打短工。听父亲说自己勤快，富人家对他也不薄。只是冬天没棉鞋穿，脚跟生了冻疮常流血。还有打工时，一早起来要打瞌睡，他父亲就让他吸一口烟解困。这是父亲抽烟的源头。父亲得病以后就没抽烟。医生说他的病与抽烟有关。开始他信以为真。后来他想不通。邻居老周一天一包烟，同事陈会计烟筒不离手。在这两人面前，他是小巫见大巫。可这两人一点事也没有。父亲走时已过花甲，但还是走早了。许多事都成了谜。我无法破解。小时候，石牌是县城。还是从我记事时说起吧，那时候石牌会是什么样子。我家住的那排平房早就拆除了。但我不曾忘记。我上小学前就一直住在那。

二、红砖平房或红砖学校（上）

小平房据说最早是扫盲学校，由红砖所建，大家又叫它红砖学校。后来成了宿舍，住了十多户人家。那时县城唯一的路叫建设路，从通往上石牌的坝头到县公安局，不足两千步。这条路靠近坝头的南边是棉织厂，隔一条十多米宽的土路是木器厂，紧邻的是米厂和粮站。接着就是食品站和废品回收站。再靠近的是皖河粮食部门，是办公场所。是同学卫东父亲工作的地方。又隔一条土路就是车站。到站的车子很少。一个高挑的女人边卖车票，边吹口哨指挥车子出站。传说吹哨的女人出过笑话。她一手拿着哨子吹，一手指挥着车辆。不料裤子掉了。幸好里面穿了裤头。和车站连着的是邮电局。接下来是文化馆了。从大门进来有堵墙，墙上是高三米宽两米的宣传画。而大门两侧均有六块宣传厨窗，里面适时更换内容。

而我家住的红砖学校就是从文化馆大门进去再绕到邮电局后身就到了。平房东头二十来米有一个厕所，是茅草搭建的。只分男女两个粪坑，跳板是废弃的棺材板做的。仰头见天。平房第一家姓许，养有一儿一女。许当过怀中副校长，爱人刘姨是医生。那年我大哥得了脑膜炎，医院无药可医，还是她留有青霉素，救了大哥。他儿子和我大哥是同学。他们一届同学中潘军和殷伟都是安大中文系毕业的。我在蹒跚学步时，常摇摇晃晃的到他家。许家姥爷会在糖罐里挑一点糖，放进我嘴里。许是我不贪吃，去的很少。尽管只记得有那么几次，却怎么也忘不了。第二户姓候，在医院食堂挑水。有两个儿子。好像一个叫候结，一个叫候桃。候桃调皮常挨打。第三户是崔医生家，好像也是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叫崔海关。第四户女主人叫丁珠，爱人是现役军人。丁珠的妈妈我们喊她丁奶奶，最喜欢捡杂柴烧锅。那时烧煤很少，都是柴火烧饭做菜。她家门前堆了柴垛。不知谁恶作剧，把树叶上搞上屎，让丁奶奶抓了一手。第五户人家叫杨玲，是医院护士，爱人在公安局工作。第六户住的是母子两人。也就是战友马青和他母亲。第七户是查姨家，查姨爱人也在公安局工作。查姨把母亲带在一起过。查奶奶缠着小脚，走路迈的是碎步。并不是“一弯软玉凌波小，两瓣红莲落步轻”。再就是我家。而最后一扇门里先后住了三户。我家住一间半房子。那半间住的是老中医杜医生。从最后门里进出。还有一间，先是妇产科汪医生家住那。我生下来是她接生的。她儿子叫杨刚也是我的战友，在浦东油库当驾驶员。退伍以后被安排在建筑公司，后参加援非到安哥拉。回来后买了部摩托车。八十年代末后少有人买的起。在教人学车时撞到树上死了。八0年春节前我住南京军区后勤招待所时还见过，那是最后一次见他。他家搬走后，来了周家。也就是战友周跃家。他大我两岁。这排平房应该属于县医院家属宿舍。但那时父亲已从医院调到文化馆工作。记忆里平房的主人大致如此。

但平房的位置奇特。它的背后和东面都是菜地。种过棉花，小麦和油菜。有年父亲出差。到了晚上，母亲莫名的害怕，用木板抵挡住窗户，依然能听见狼嚎声。小麦长高时，我一个人就不敢往麦地里走。平房正面是走廊。大多是一间房住一户人家，只得在走廊隔一部分当厨房。每户门前都有十米长的出场。前面是一排柳树。柳树下面是一条小河。水面深处在东，到我家对面时就成了小水沟。一年大都时间水沟是干涸的。水沟或小河绕着邮电局的围墙。围墙里有几棵桃树，到初夏，熟了的桃子在墙头摇晃着。弄得我馋的口水直淌。终于有个夏夜约了伙伴偷了它几个。却被邮电局的王胖子发现吼了一声，把我们吓跑了。也就是这么唯一的一次。

平房前的小河连着水沟，倒像是吃饭的勺子。我看着小河涨水，看见河水干涸。年复一年。夏天，我沿着它弯曲的岸线寻找螃蟹的洞口，偶尓也能抓住几只不大的河蟹。如果手伸进洞里，感觉清凉则赶紧缩回。据说是蛇洞。在水底也能捡到鸭蛋，打开都发黑了，臭哄哄的。但岸东棉花地里捡到的鸭蛋都是好的。各家养的鸭子都跑到小河里，到了晚上各自归家。总有些不安分的鸭子把蛋下到水里，或棉花地里。到了冬天河面也会结冰。小伙伴们喜欢试探的站在冰上。听见嘎吱声便逃到岸上。玩的是心跳，也有落水的。跃伢就是一个。回家就被父母责打。更多的时候，大家拿着瓦片砸滑滑，看谁砸的远。若不结冰，就用瓦片砸水漂，看瓦片在水面溅着水花。

平房的白天是静悄的。大人们上班，小孩到学。我念书时都喜欢把课本包好，用的是废旧画报纸。也用牛皮纸去包。一二年级的课本是父亲包的。到了三年级以后就是自己包了。包书的技巧是先比划好，书的厚度要折好，还有书的四角是关键。包法有多种。包好以后再按课本写上算术，语文和政治等。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片平房里度过。从平房去学校，先经过两户人家的平房。房子是红砖青瓦。每户两间正房，后身搭有厨房和三平方的院子。一户姓芦，一户姓卢。前者夫妻都不在文化馆工作。而房子的产权属于文化馆。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搬走的。也就是同时，我家搬了进去。在先前的平房没有电灯，都点煤油灯。拿着玻璃瓶打煤油的事，我做了不少。一般情况都在放学后先写作业。到晚上煤油灯下都是母亲忙碌的身影。不是纳鞋底，就是织毛衣。煤油灯是摆放在方桌上的。母亲坐着，影子映在墙上。她站起来，影子就爬上了屋樑。通常八点，我们小孩就上床了。外面漆黑，没地方可跑。有时呆在床上，双手交叉，做成不同手势。灯光把手的影子映在墙上，像兔子，也像小狗。

夏天就不同了，家家都是在门前空地上，用竹床，或门板下支着条櫈当床，睡到下半夜才回家去睡。那时晚上演戏，舞台上用的是汽灯。汽灯在装上煤油或石蜡油以后，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蓖麻纤维或石棉做的纱罩。汽灯上部还有一个像草帽檐一样的遮光罩。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台上一般点上两盏。我的印象里至少看过。但戏的内容忘的干干净净。留在脑子里就剩下汽灯了。我小时的玩伴卢兵，大我一岁。就是住在平房前的两户平房里。他妈妈在米厂工作。我俩在他家玩躲猫猫。或是去米厂，爬上粮堆，在屋檐掏麻雀。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那年，我们兄弟几人在平房东面挖过地道。说是地道不如说是地洞，挖出两米深，再在一侧掏出猫儿洞大的地方。石牌的土质都是沙土，遇上下雨就坍塌了。弟弟小我三岁，喜欢和查姨的女儿玩过家家。我们把两把椅子和方櫈摆一起，让他俩坐一起算是＂结婚＂。

小河在严格意义上应该叫水塘，大的水面只有四十多米宽，长宽相差无几。它西侧的水沟只在春天雨水多时才有水，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沟底是干涸的，能从上面走过。若沿水塘边缘，靠近邮电局围墙走，一拐弯是邮电局不常开的小门。再走可到建设路，出口处是车站和交管站。同学松楼的父亲在交管站上班。对面是皖河饭店。是当时县城最大的宾馆。县里来了大人物都在这里安排食宿。

水塘在冬天也会把水抽干，把塘泥挖出来，堆在路边。用做开春时田里的肥料。大约每年十月份，附近的生产队会给每一户人家送一担白菜。原因是大家都上了平房边的茅坑。所以要送粪菜。大家也心安理得的接受，并摊在地上晒着，制成淹菜。也就是咸菜。河东的棉花地紧连一条土路，穿过以后也有一排宿舍。我的同学三子和余旭住在这里。余旭的哥哥余彪后来当过上了海螺集团的副总。这排平房前面是皖河粮站背面。靠东是粮站和米厂的围墙，有好几百米长。平房告近围墙有个通道，进去两十米有座砖砌又盖瓦的厕所，里面有三、四个坑位。有次小急跑去入厕，只见一个女人惊吓的站起，裆部毛茸茸的，吓得我掉头就走。没想到男厕进了个女的。好在我那时的的确确的是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