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的美篇

康庄

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昨天是清明，八十多年前逝于遵义的浙大教授张荫麟墓前聚拢了二三十个扫墓者。

插旗山上，细雨霏霏，天色晦暗，山道湿滑，有一段路还异常陡峭，年轻人攀爬起来尚且吃力，而年登九五的李永颐老人硬是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来到墓前，行礼如仪,深情倾诉：“当年的毛兜又来看你了!”

“现在能回忆起当年浙大西迁教授的人已经不多了，遵义人中曾亲眼见到过竺校长、张教授等人的怕只有我一个人了。”老人说。

“上世纪四十年代，浙大教授来遵义时，大都在城中租房住，当年住在石家堡我家老宒的有浙大文学院长梅光迪、历史学家张荫麟、训导长费巩等。他们对我这个十来岁的毛丫头都十分亲切。张教授那年三十多岁，方脸盘，十分英俊，他常抚着我的头称我‘毛兜’”

“张教授年纪轻轻，才三十七岁就逝世了，基本没有什么亲人，当年和伦慧珠离婚后，连他唯一的女儿也和他失去任何联系，真是可怜！我呢，算是他的亲人吧，所以年年来给他上坟。”

一同前来扫墓的杨敏志老人已经八十二岁，拄着拐棍硬是凭一已之力上了山。和李老太太一道，这两位“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老会员，若干年前受“研究会”之托，费尽千辛万苦，来回奔走若干天，终于在这一处荒山野岭中寻找到张荫麟先生及其他几位浙大师生的遗骨，此后经她的呼吁及有关部门的帮助，妥为安葬下来。

多年来，李老太太一直经佑着这件事，也一直以亲人的情怀关注着这件事。这不，今年清明，老人家不仅叫来子孙十多人参与其事，还四处打电话召唤亲朋故旧及热心此举的同道，前来为这个逝于八十多年前、对很多人相对陌生，但对中国历史却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学家奉献一瓣心香。

老人在张教授墓前

杨敏志老人回忆寻墓往事

附拙作《历史学家张荫麟》节录

张荫麟是广东东莞石龙镇人，生于190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29年夏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以4年时间攻读西洋哲学、社会学。回国后，于1934年至母校任教，一度为国民政府编撰国史教科书。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离开北京，应陈诚之邀,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拟定宣传工作钢要。10月，接受竺可桢校长聘清，到浙大任史地系教授,住天目山禅源寺为新生讲史学，民国29年（1940）随浙大西迁遵义。

张荫麟在遵义时，住老城石家堡（今官井路中段）三号的三楼。这是本城开明士绅李莜荃家的老宅，这幢房子背倚起伏不平的山岗,前有曲折小道，在这里可以登高眺望城中风景，这一住所“窗前竹树森蔚,湘川在望,据全城登眺之胜”,风景宜人。他的楼下还住着浙大著名教授费巩、文学院长梅光迪等人。

在这里，张荫麟先生与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教授商议,发起组织“思想与时代社”,并刊行《思想与时代》月刊。该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思想与时代》月刊出版创刊号,蒋介石对该社给予勖勉和经费支持。《思想与时代》月刊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发行后成为抗日时期大后方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发行量达3000册左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张荫麟先生到浙大后发表的许多重要论文就刊登于上。

张荫麟先生在遵义浙大时,除教授本科生的课外,还要带研究生,指导他们的毕业论文。课余之际,他完成和发表了23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承担大量教学与科研任务的同时,他还负责主编《思想与时代》月刊。与张荫麟先生早年一起留学、后来又一起同事的谢文通教授,追忆了张荫麟先生主编《思想与时代》刊物的情形。谢教授写到:“他当时把整个身心放在工作上,日常事务像组稿、编辑几乎是一手包下。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词锋针砭时弊。”

张荫麟教学，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博览群书。他对西方史学界的“欧洲中心论”持批判态度。对民国当局“巨蠹重弊，上之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严而不能绝”表示愤慨。张萌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说话异常率真,不假辞令,直言不讳,有时会令人不快，但他背后从来不说人长短，肝胆照人，与他相处久后，日渐为人理解欣赏。友人们说他心地纯真,白璧无瑕，赤诚无机心无城府。

张荫麟幼时，父亲对他督促很严,因此根底扎实。加之以后的苦读和勤奋,使他对史学有着高深的造诣。他立志史学,但治学范围并不囿于史学。留美期间，他攻读西洋哲学、社会学。他说:“哲学将广我以超放之观,而社会学将喻我以人事之条贯，吾乃资以治史矣”。他给张其昀的信上写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他认为，要治史，需在哲学、社会学方面打下坚实基础，他不满足的是自己缺乏地理学方面东西，认为于地理学方面尤需补课。因此他给张其昀的信上曾说:“地理与历史可称为姊妹科学,其相辅相成之处甚多,治一时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环境,犹演戏之无配景,乌乎可?弟深愧于地学毫无素养,他日必先于本国地质、地势稍加考究,并恣游秦晋宋鲁之故墟,然后敢下笔写国史也”。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合,他这种不了解地理,不能写史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他的史学水平博得学界的推崇，在清华就读时,梁启超读了他的文章,叹为天才,当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焕镳教授撰文说，他的文章登在报上,老一辈学者自认不及。一个年轻的史学家,在那样一个群星璀灿的时代没有靠山,没有家世余荫,能受到学界如此赞誉实在是很难得的。他对历史学的任务,继承我国以往史学家的观点,他论述说：“史者:记新异以显时空之变,述因果以明递禅之迹,陈流极以示实效之殊,溯往事以穷现状之源,撷精英以张人文之重,别善恶以昭法戒之严而已”。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著名史学家,其勤奋、博学、雄心壮志值得赞颂。王焕镳教授概括张荫麟的成就为：“凡学术论思之阐发,圣哲材艺之表扬，时议政事之谈究,孤本秘籍之题识，海外名理之移泽，幽能使之著,类能约之纯,肆能不流,尽能不朽”。

张荫麟治史，并不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他对现实有着异常敏感的触觉与洞察力，留学美国时，他得知“丁玲被害”的消息,立即写了《悼于玲》一文,刊载于1933年9月4日《大公报》,文中直指党国新贵迫害进步作家,揭露他们的残暴,痛斥他们目无法律,随意杀人。柔石被害,鲁迅先生写了纪念柔石的文章。张荫麟先生读后,发表《读(南腔北调集)》载《大公报》1935年9月15日),称赞鲁迅先生为“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反对统治当局非法镇压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张荫麟先生一以贯之的态度。

张萌麟嗜书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平时读书常至深夜两三点钟,写文章至竟夕不眠，这种习惯对他日后染病及难以康复带来极大后患。1941年12月8日晨,他鼻孔出血,流血过多，危在旦夕。医生检查出他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经治疗后逐渐平复。医生嘱他注意休息安心养病，他却认为自己尚在壮年，不以为意，一心沉溺治学之中，致使病情加重。次年7月，发现小便有血,实际上已患了肾盂肾炎,但仍没引起他的重视。学校急送他至省城贵阳中央医院治疗，经诊断结论是“慢性肾脏炎”医生对他治疗后，开方给药，要求他必须静养。

回到遵义后，校长竺可桢、史地系主任张其昀为了他早日恢复健康,暂不安排他讲课，可他仍闲不住，一心记挂教学与史学研究。10月14日,他通宵失眠,病勢加剧。第二天,学校将他送进遵义卫生院。第三天,竺校长亲自去探望,察觉他已病入膏肓,特地嘱咐他绝对卧床休息，并告诫医生别让他见客，然而已经迟了，他的病日重一日。20日,学校请来遵义的中西名医会诊,大家束手无策。事不宜迟，学校决定派张其昀驰赴重庆，不惜一切代价请国中名医诊治。然而事有不巧，由于途中突发翻车事故，张其昀4天后才抵达重庆,当请到重庆名医金诵盘一同乘专车回遵时已经晚了，车到东溪时,站长转告张其昀，张荫麟教授已经亡故，张其昀闻之，告别金医生，急匆匆赶回遵义，赶到时，张荫麟遗体已在当天下午三时入殓完毕，墓地选在碧云山天主堂坟地。浙大为他发丧，灵枢从卫生院出发，先在体育场（今碧云路南端）致祭，然后出老城南门。送葬的队伍中有竺可桢校长、史地系同事任美锷教授、心理学家黄羽仪教授、黄尊生教授、校长室秘书诸葛振公以及史地系学生等多人。

张荫麟死时年仅37岁，一颗历史巨星殒落遵义。张荫麟去世后，10月2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敬悼张荫麟先生》一文。10月29日，浙大在遵义召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对张荫麟的追悼活动是浙大在遵义期间最隆重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