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拾遗（10）田野的磨砺

刘玉年

　　逃离学校后，转身投入了广阔天地。还清楚地记得68年6月20日，是我参加农业劳动的第一天。天刚蒙蒙亮，就扛着锄头跟着父亲出工了，迎面是薄薄的晨雾，走到地头天已经亮了，今天的劳动是铲大田地的玉米，对于我一个学生娃，跟着农村整劳力摽着铲，实在不是轻松的活。技术和体力明显都跟不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跟上大队人马，何谈容易。我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体力和意志力。几天下来，尽管精疲力尽，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初步过了这一关，难能可贵的是我还锻炼了左右撇都能铲的能力。

从县城的喧嚣到田园的宁静，从运动的纷争到旷野的淡然，不能不说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自然，回归到纯朴，回归到人性。可是最初我并不是这么想的，从学生到农民不只是两个名词的转换，是需要蜕变的。身体关还好过，心理关有些痛苦。学生和农民的思维和语言氛围是完全不同的，我有些很不适应他们的谈吐。说话也好，开玩笑也罢，喜欢带脏字，常常带出裤腰带以下的内容。这使我好长时间不容易接受，他们却男女之间毫无顾忌，大言不惭，这使我感到别扭。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我逐渐意识到农民虽然说话粗鲁不干净，心地还是纯朴善良的。粗鲁是缺少文化的氛围造成的，所以我和他们的接触交流顺畅起来，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在不文明语言上绝不同流合污。发挥自己的优势，经常在田间休息时或晚上开会前为大家读读报等。有一次正在马号（喂马饲养员住的屋子）休息时，来了两名气象站的女青年。她们是刚从重庆毕业的大学生，到气象站工作后，需要学习了解当地农民的气象经验和气象谚语。可是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大学生的话农民听不懂，农民说的谚语，大学生又不知所云。这时我就当起了翻译，传达双方的都接受的语言。一时间我成了关键人物，能为农民做点事，自己心里也很兴奋。

那时候生产队的劳动都是顶着星星出，披着月亮归。繁重劳动之余，我还惦记着学点什么，思考再三，别的都不现实，就从珠算学起吧。这不需要过多的教材和器材，又不需要别人教。于是只要有雨休时间，我就会拿起算盘和一本书，噼里啪啦拨打起来，见缝插针地练习，很慢却也有收获。虽然以后的日子里，除了在森林复查计算内业时用到算盘外，其他基本没怎么用得上，但毕竟是在劳动之余学到了一点东西，没有自暴自弃，这种观念的收获比知识技能更加宝贵。

渐渐地和农民熟络起来，和小伙伴们也建立起友谊。起初和周怀山、张国龙比较接近，他俩大我几岁，都是读书后到生产队的，有一定知识文化，我们比较谈得来，他们也经常帮助我，告诉我一些知识和道理。两个人都是实在的本分人，我离队后，不知他们在哪谋生。我们般大般小的伙伴有不少，和我最要好的是于信福，我俩同岁，个子不高很敦实。干农活的技术比我要全面的多，有时跟他赶的车劳动，我晚到一会儿，他说心里很生气，当看到我来时，却一点怨气都没有了。后来我在外地，每次回家都要去看看他，曾经的友情是不会忘记的。大概是2015年回乡时，我让他约了当年的伙伴万福华、梁少鹏、杨远新、范成群在饭店小聚一下，以示对当年友情的珍惜。当然是我做东，我不能让农民朋友破费。他们深感意外，没想到快50年了，已经当了老师的我还惦记着这些农民朋友，一再表示应该他们请我才对。这里没有对错，只有真挚的友情。邀请的人本来还多些，遗憾的是尹成远、杨宝成等人已经不在了。谭福财在外地，李长福在大厦市场卖肉，大概媳妇不让来，临近中午时我还特到大厦请了一趟，结果还是没来，这没办法，我的心意已尽到了，小农意识有时还是挺可怕的。小聚的前一天，妹夫找车拉着我特意赶往东风乡的大油罐处，看望了另一个朋友胡明全。他比我小几岁，是后来从辽宁老家奔继父来黑龙江的，一副憨厚而略带狡黠的神态，有点蛮力。继父家也是一帮孩子，生活很是困难。我回家时，每次都去看望他，我俩在虎林街道像情侣一般边走边唠，临分手我把自己的工作服脱给了他，我知道他更需要。我和于信福、胡明全还留了个三人合影纪念，那是我们年轻和友谊的见证。遗憾的是他们二人先后担任了村长和村支书，工作上起了矛盾，不太和谐。这些我都不管，我看重的是过去的友谊。有一年回乡我去看望明全，他刚打点滴回来躺在北屋的小炕上，还有点咳嗽。老伴去世了，房子让给儿子结婚住，他只得住进仅能容纳一人的小炕上，还发着高烧，让我甚是心酸。临别时留给他200元钱，虽然无济于事，也是略表心意。晚年了一身的病，还到处打工，为的是帮助儿子还贷款。我去看他，正是他打工看守的工地，我邀请他参加明天的聚会，他以工地离不开人拒绝了我。没几年他就去世了，再也不用为儿子还贷操心了。

农村的劳动确实是脏苦累，第一年的春耕，队长安排我跟犁撒肥，就是在马犁划开的垅半上，迅速用粪筐撒上农家肥，马犁到地头，我也必须撒到地头。马犁一转身又豁开一垅，就要把刚才垅半上的肥盖上土，有人在上面点种播种。我如果慢了，马犁就要等我，进度就要落后。那时我体单力弱，一手提筐撒肥，一手拿锹，需要跑着撒，两匹马拉犁是很快的，我有些力不从心，但还要坚持。没有几天左手背就鼓起个包来，别人都说是累的筋疙瘩，医生说是腱鞘炎，直到我当了老师的若干年后才消失。不到4年的农村劳动，赶马车一类的技术活，我还不行，一般的农活都可以胜任了。

有一次秋收割大豆，排到我时正赶上我开蹚子，也就是我割两垅要在前，左右两人把割下的豆稞辅到我的蹚子上，以便日后好装车。恰巧排我右边的是董树文副队长，他看看我笑着说：可别割了你的腿。我一句话也没说，弯下腰就开割。我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我也能感觉出轻蔑的意味。等我割到地头回头看时，董副队长才割到半截腰，这是不是争一口气的力量？此后我割地是把好手就传开了，一直到我离开生产队多年后，还有人议论这件事。

上冻以后就开始脱谷打场了，这时场院冻得很结实，没有了浮土。队里已经有了柴油脱粒机，不过是半自动化的，需要人工一点点喂料。喂料口是个两边带矮帮的平台，由人两手扒拉着往里喂料，喂多了机器可能卡死不转了，喂少了就要空转，造成浪费。所以这是个很关键的活，最主要的是这活又脏又累。机器转动喷出的灰尘都在料口附近，两手还要不停地扒拉，一刻也不能停。带手套扒拉又不匀，不带手套冷且不说，豆荚还特扎手，更要注意千万不能把手伸到里面，那可是重大伤残事故。所以这活都不愿意靠前。我这个人干活没那么多心眼，也不考虑太多，于是就站在了喂料口的位置上，德吾叔站在我旁边。机器转了起来，我们俩紧着忙活，根本顾不得带手套，灰喷的我俩只剩下眼睛还能认得清。这一幕恰好被老支书杨永春看见了，他大会讲小会说，只有这一老一少最肯吃苦等等。

还有一年大雪来的早，把大豆都捂在地里，通河南的地离家远又长势不好，豆稞矮，大雪一捂，只露个小尖尖。全队去河南抢收大豆，中午带着饭，太难割了，手套和鞋子全都湿了，由于离家太远，必须把地割完才能收工，否则第二天不值得来了。往回走的时候，大概快八点了，天黑路滑，鞋和裤腿又冻得硬邦邦，走起路来，嚓啦嚓啦响，肚子饿，路途远，大家的情绪都不太好，在白雪的映衬下，一哧一滑地走着，没有一个人说话。突然有人哭了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原来是城镇女知青王春梅的哭声，一个女孩子家，没吃过这般苦，没遭过这样的罪，一时有些崩溃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感觉还好，可能傻的缘故吧。应该说在农村劳动，农民对我的口碑还是不错的。队里培养我当赤脚医生，70年生产队分配了一名保送到牡丹江师范学校学习的名额，队里给了我，我却以不想当老师而拒绝了。也许人的命运是不可思议的，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当了老师，你说奇怪不？大概还是70年冬，征兵开始了，我满怀激情地报了名，体检合格，可是政审却被淘汰了。因为名额有限，我是中农成分，要让位给贫下中农。可以说这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情绪低落了好一阵子。

总之，经过广阔天地的历练，我一个青涩无知的学生娃，身心都得到了锻炼成长。有了农村风霜雨雪的洗礼，人生再大的困难都是小菜一碟。最后想起一个真实感人，又有点悲怆的故事。周五叔周兴瑞，社员们都叫他周老五，一个倔强的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也赶了一辈子马车。临终前唯一的希望，是到曾经劳作过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可是老人家已经病入膏肓，不能动了，儿女们没能满足他的愿望。送去火葬场的当天，下着鹅毛大雪，殡仪车司机竟然迷了路，到底还是绕着生产队的地转了一大圈。儿女们都说这是天意，还了老人的心愿。你可以说别迷信，都是大雪惹得祸。但是我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爱土地胜于自己的生命你相信吗？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是你我都无法理解的。

20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