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国门

石页

初 出 国 门

王子硕

1985年11月17日，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出访的国家是日本。第一次出国的尴尬经历，虽然已经过去24年之久，至今仍旧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1985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走过七年的历程，但是我们的国力仍然不够强大，我们的国民收入仍然谈不上富裕，所以我的第一次出国也就难免尴尬的局面。那时候的观念，出国访问是一件大事，在国内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但到了国外，你就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你不能给国家丢人。所以在出国之前，我们都很"奢侈"地购买了一身西服和一个旅行皮箱。那时候的工资很低，每月只有70多元，假如不是为了出国，恐怕我们舍不得去买这些"昂贵"的东西。1985年11月17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从位于北京景山西街的山西省驻京办事处出发，乘坐两辆小轿车向首都机场驶去。这两辆小轿车，一辆是耗油量极大的红旗牌轿车，八十年代之前专供中央领导乘坐，如今被淘汰下来，沦落到我们这些普通干部也能乘坐的地步。还有一辆是上海牌小轿车，如今早已绝版，八十年代专供地师级厅局级干部乘坐。两辆小轿车一前一后提前出发，怕的就是在半路上突然发生故障以致影响我们登机。那天上午我们的运气还不错，两辆小轿车哼哼叽叽的走走停停，居然没有半路抛锚。到了首都机场，我们一行6人穿着崭新的西服革履，提着一模一样的旅行皮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我们一行6人都是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第一次怀揣着出国护照进行边境安全检察，别人的心情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够紧张的，护照盖了章之后差一点忘了拿回来

1985年的首都机场，各种设施也比较落后，例如不能从候机厅直接登机，还要从候机厅乘接送车开到飞机的舷梯旁再登机。我们乘坐的飞机是波音747，机身有三层楼那么高，这么庞大的飞机如何才能飞起来？这让我感到很震惊。我们系好安全带之后，飞机开始滑行，然后逐渐升空，首都机场的建筑看不见了，北京市区的建筑也看不见了，我们的身边围绕着一朵又一朵的白云，再后来，我们又飞到白云的上面，周围只剩下碧蓝如洗的天空了。过了一个多小时，飞机开始盘旋下降，难道下面就是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正在心里面怀疑着，飞机上的广播响了，说是上海的虹桥机场到了，让我们下飞机在虹桥机场的候机室里等待，千万不要擅自离开。我就纳闷了，从北京到东京，为什么非要到上海来绕个弯子呢？有人解释说，我国和韩国没有建交，不能飞越韩国的领空，所以只能在上海这里拐个弯儿再飞东京。又有人解释说，飞机在北京没有载满乘客，所以要到上海再拉一些乘客才行。我也不知他们谁说的对，只能像个囚犯一样地被关在虹桥机场的候机室里哪儿也不能去。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又让我们再次登机。再次登机的时候，初次登机的新鲜感没有了，大家的情绪都不太好。有一个年长的老者被折腾得累了，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鼾声，旁边的乘客不满意了，大声地指责打呼噜的老者，老者自然不买账，两个人就争吵了起来。幸亏这时空姐送来了航空快餐，大家也都饿了，谁也顾不上去争吵了。吃过了快餐，我不经意地朝舷窗外一看，发现下面是一片碧蓝的大海，蓝得好像一面巨大的一尘不染的镜子。镜子上面有几条细细的线爬在那里似动不动，那是什么呢？旁边的人告诉我说，那是行驶在大海里的万吨巨轮。我想，碧蓝的大海里一定是波涛汹涌的，而万吨巨轮这时也一定正在破浪前行着，但是从飞机上看下去，怎么就变成了一动也不动的镜面和细线呢？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却昏昏然地睡去了。再次醒过来时，已经是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上空。下了飞机，取了行李。走出成田机场的时候，有个同机的中国乘客愤怒地说道："下次再也不坐中国航空的飞机了！"正在诧异我们的同胞为什么这么不爱国时，我们被告知，我们所乘坐的航班晚点了两个多小时，在机场外面迎接我们的日本朋友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小姐饿的几乎晕了过去。我问随团的翻译："她就不能在机场买点吃的？"翻译告诉我："她担心自己买食品时我们正好下飞机，一步也没敢离开。"心里好感动，同时也有些尴尬。

我们一行6人当晚的住所在埼玉县浦和市的有朋会馆，距离相当遥远，先在成田机场乘轻轨电车到达浦和市区，然后又换乘出租汽车到达有朋会馆。有朋会馆是一座日本和式建筑，卧室内没有床，只有木地板铺就的地铺，要铺厚厚的褥子和盖厚厚的被子，别有一番异国情趣。安排好房间之后，有朋会馆的服务生给我送来一个果篮和一封信。信是我的日本同学藤井雪雄写的，信中写道："我在会馆迎候多时，因为时间太晚，不能再等候下去了，敬请谅解。送上果篮一个，聊解旅途困顿并表欢迎之意，改日我们再联系。"藤井雪雄是我在山西大学读书时的同学，1983年他到我们班里插班学习汉语言文学，成为我的好友。这次能到日本参观访问，全仗他和他的母亲鼎力相助。因为埼玉县和山西省结为友好省县，他的母亲又正好在埼玉县外事课工作，所以才能促成这次的文化交流活动。日本的行政结构分为国、县、市町村三级，县相当于我国的省，所以埼玉县的行政地位和山西省是相等的。具体到埼玉县的地理位置，它是东京都的外围郊区，县政府所在地浦和市距东京仅24公里，担任着首都生活圈供应站的任务。按照事先协商好的日程，11月18日我们先后拜会了埼玉县知事（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埼玉县教育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并参观了须原屋书店，下午又与埼玉县文化团体联合会的成员举行了会谈，晚上参加了县政府举办的欢迎宴会。欢迎宴会之后，藤井雪雄的母亲藤井静子又邀请我们到一家酒馆喝酒，她解释说，她是代表她儿子宴请我们。与县里举办的欢迎宴会不同，到洒馆喝酒完全是私人聚会，大家可以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另外，日本的男人们在下班之后，都习惯到酒馆里面喝酒，而且是一家又一家地挨着喝，直到喝醉为止。藤井静子说，你们都是作家，借此可以体验一下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藤井母子的深情厚谊让我们很受感动。然而在酒馆里，我又遇到了一次难忘的尴尬。

.日本的酒馆，通常都有女招待陪侍，我们去了，她们也陪着我们，给我们倒酒，陪我们说话什么的。1985年的中国，热播一部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我以为在中国热播的，日本人肯定更为熟悉，问询之后，女招待竟回答说，她没有听说过这部电视剧。看女招待的表情，也不像说谎的样子，我不仅愕然。过了一会儿，有当地的日本男人进来喝酒，女招待就不再招待我们了，而是坐在日本男人的大腿上嬉戏调笑。当年的我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大家都坐不住了，互相商量着要走人，藤井静子急了，很严肃地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前去干涉他们，否则就会惹来麻烦。另外，搅了酒馆的生意，酒馆老板也会不高兴。这家酒馆的老板去过我们的省会太原市，对我们很热情，见我们来了，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山西省的名酒竹叶青和老白汾。然而，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于是，我们就以时间太晚为理由，婉转拒绝了酒馆老板的热情挽留。尽管当时当地的我们觉悟如此之高，思想如此之纯洁，但是回到国内依然受到某些人的指责，说我们压根就不该去什么酒馆。当然，回国后的麻烦还不止这些，限于篇幅，此处暂且按下不表。接下来的日程，我们又参观了县立近代美术馆、县立博物馆和市立川越图书馆等文化单位并与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11月20日，我们下榻县立加须青年之家，零距离地考察了埼玉县的教育体系。

日本的学制和我国一样，也是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小学和初中为法定的义务教育，入学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但是日本的教育体系不仅包括在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所有这些都归教育部门主管。我们入住的县立加须青年之家，也是县教育部门主管的下属单位，所有的初中学生在毕业之前，都要在这个青年之家集体生活半个月以上。他们在这个青年之家学习美术和音乐，学习插花和茶道，还要学习家务活儿，例如洗衣叠被做饭擦地板等等。总之，他们的教育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文化素质又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劳动者。在加须青年之家，为我们提供服务的都是在校的初中生，例如清洁卧室和餐厅招待等等。每个学生和我们相遇，都会向我们鞠躬问候，而令我们感到尴尬的是，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来应对他们的问候，只能是点头微笑而已。有一个长得很可爱的日本男孩子见我不会说日语，便试图用英语和我交谈，但我早年学过的英语也忘得一干二净，只能说一些"你今年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之类的话，根本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离开了翻译的陪伴，我们是有眼认不了字，有口说不出话，那种状况确实让人非常尴尬。

在埼玉县访问期间，我们遇到的尴尬其实并不算很多，因为一切费用都由埼玉县负担，而且还有专人陪同接待，什么事情都不用我们操心。11月21日上午，埼玉县派车把我们送到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大使夫人代表大使接见我们之后，我们就由东京的一家旅行社接管了。旅行社的日本导游把我们安排到一家饭店住下之后，我请日本导游帮我办一件事情，导游感到很为难，我也感到很尴尬。来日本之前，有个同事的松夏牌录音机的电容器坏了，在国内无法修理，他希望我把这个坏了的电容器带到东京照着原样再买一个。当时我觉得这并不是个难办的事情，于是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但是当我请求日本导游帮我把这个事情办一下的时候，日本导游对我说："我很愿意帮你这个忙，但是恐怕很难办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像这样的电容器，恐怕日本早已不再生产了。我以为他不肯帮忙，立即拿出一瓶从国内带来的汾酒送给他，并且再三地提醒他说，我不会让他白帮忙的。日本导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礼品，并且当着我的面给松夏公司客服部打了电话，经过一番交涉，最后的结果还是：此种型号的电容器，松夏公司早已不再生产。既然如此，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导游还是尽了力帮了忙的，因此我还是坚持要把那瓶汾酒送给导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日本导游非但不收，反而婉转地提醒我，如果他收下这瓶酒，那就如同受贿一般。导游的话让我非常尴尬，假若他是受贿，那我岂不成了行贿？除此之外日本导游的另一句话也让我很尴尬，他说，在日本，像录音机这样的小家电，假如坏了零件，一般都是不修理的，通常的情况都是再买一台，因为修理的费用有时要比再买一台还贵。言外之意是，像我这样远涉重洋不远万里地带着一个坏电容器来东京修理的人，实在罕见。唉，国情不同，思维不同，尴尬人偏遇尴尬事呀！

来到东京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到饭店的餐厅去吃自助餐。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从未吃过自助餐，1985年的中国，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自助餐，反正我们山西省没有。当我们得知进了餐厅之后可以随便吃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惊讶，面对着琳琅满目的食品和饮料，我们一时有些手足无措。这个想尝一下，那个也想尝一下，不知不觉就装满了盘子；一盘不够吃，再来一盘子，结果往往就是吃不下去了，就给人家剩到盘子里面了。饭店的服务生把我们的随团翻译叫到一边，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通，说得我们的翻译满脸通红。我们问翻译到底怎么一回事儿，翻译说，吃多少都是可以的，但不许剩在盘子里面。我们说，谁也不想剩下呀，问题是实在吃不下去了。翻译说，吃不下可以少拿一些，不要一下拿那么多，好像从没吃饱过一样。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在省里面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一下子变成个饿死鬼啦？不行，这也太伤我们的自尊了，得找那个服务生理论理论，既然不许剩饭，为什么不早说呢？翻译说，算了吧，我已经解释过了，第一次吃自助餐不懂得规矩，下次就不会这样了。吃过早饭去逛商场，东京银座的大商场，一进商场的大门，售货员小姐远远地就朝着你微笑，又是鞠躬又是往你手里塞广告，态度实在殷勤。走到一个柜台前面，一个售货员小姐也是远远地朝我们微笑，但奇怪的是，她旁边的一位同事对她说了一句什么，她立即拉下脸来，扭过头再不看我们一眼。我问翻译怎么了，翻译的脸气得刷白，他告诉我们："旁边那个售货员对朝着我们笑的售货员说，不要理他们，他们一看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对他们再笑也没有用，他们没有钱，不会买你任何一件商品！"啊，这也太小看人了，我们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日元呀！出国之前，我们曾想用人民币换一些日元，可是中国人民银行不换给我们。我们出国的费用都在省外办开给我们的旅行支票里面，每天的食宿费是多少交通费是多少，都有严格的标准，回国之后根据当地的发票实报实销。省外办的会计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记住开发票，否则回来之后没法报销。"于是我就牢牢地记住了一个日语单词：辽休休。乘坐出租汽车，我对司机说："辽休休。"司机给我一张出租车票。吃饭的时候，我对服务生说："辽休休。"服务生给我送过来一张就餐发票。乘坐地铁的时候，我傻眼了。地铁车票是循环使用的电子车票，进站时把车票往检票口一塞，门开了，你走了进去，然后再把车票取回来；但是出站时不行，你把车票往检票口一塞，门开了，你可以走出去，可那车票你取不回来了，检票的机器自动把车票给收了回去，你怎么能要回来呢？机器它不懂人话呀，你就是对它说日语也不行，它可不管你回国报销的规定。回国报销有严格的规定，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那是铁板上钉铁钉，硬碰硬的。也给你一点儿零花钱，少得可怜，只能买个一次性的打火机或一包香烟之类的小玩意儿。又不能怪罪我们国家的规定，1985年的中国，外汇存底本来就不多，当务之急是购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哪能给你太多的零花钱呢？能给你报销个旅差费就不错了。唉，一分钱逼倒英雄汉，小看就小看吧，谁叫你没有日元呢？偏偏我们的翻译不信这个邪，他也不知从哪里搞到的日元，不争包子争口气，非要那个小看人的日本售货员给他拿一个最新款的玩具，单价好像是8000日元，折合人民币571元左右。不过买回来之后他又后悔了，为争一口气，卖掉家中十亩地，不值得呀！过了一天，他一个人又悄悄地跑到那家商场把货退掉了。你说这事叫人尴尬不尴尬？

在东京访问期间，我的日本同学藤井雪雄到我下榻的饭店来看望我，他当时在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工作，过几天要到北京出差。因为昨天在银座的大商场受到那个日本女售货员的刺激，我就想，藤井雪雄去北京出差，到了北京他要用日元去换人民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在东京把日元换给我呢？一元人民币换十四日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汇率，谁也不亏谁，于他方便于我也方便，何乐而不为呢？我把这个想法对他一说，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就把随身携带的2000元人民币给了他，他也当下就把28000日元换给了我。包里有了日元，我的腰也粗了底气也足了，立刻到商店买了一台夏普牌的双卡录音机。这台录音机制作特别精巧，一左一右两个音箱可以拆卸组装，中间的主机带有两个卡口，可以同时录音和放音，而且还有收听广播的立体声功能和预约计时功能。价格也不贵，才一万多日元，折合人民币一千多元。最关键的是，这个型号的录音机当时属于最新款，在我们国内很难买到。买下这台录音机之后，还剩下一万多日元，我就换给了其他几位同伴，有钱大家花，让他们也买点儿小礼物回国后送给亲朋好友。不管怎么样，你总是出了一回国，总不能空着手去见江东父老呀。同团出国的6个人，除了翻译没有给，其他几个人我都给分了一些，因为我知道，那个省外办派来的翻译自己有日元，否则他就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去买那个8000元的玩具。尽管他后来又把货退了，但那只能说明他的日元不多而已。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与藤井雪雄兑换的这28000日元，回国之后也成了一件令我十分尴尬的事情。回去之后，有关部门找到我，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根据有关的规定，个人之间是不允许私下兑换外币的，即便是同学也不行。

24年过去，我也是即将退休的人了，但我一想起这些事就如鲠在喉。我并不想为我当年的行为去做什么辩解，我只是非常遗憾地想到，假如 1985年的中国能够像2009年的中国那样强大和富裕，我们还会在出国访问时发生那么多的尴尬事情吗？2009 年的中国，不仅双卡录音机早已淘汰，就连19英寸的电视机也没人要了，我还会跑到外国去买它们吗？再说兑换外币的事情，现在只要你有这个需要，中国银行的柜台都可以给你方便办理，我还用得着去找同学兑换吗？尴尬的年代，难免会发生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尴尬得我们难以启齿。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会有前途。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神州7号宇宙飞船，我们能自由地出国旅游、经商和留学，自由地兑换外币甚至用外汇去买卖外国的股票。国外的旅行社纷纷来到我们这里，千方百计吸引我们到他们的国家去旅游去花钱，因为中国旅游者的消费能力早已蜚声海外。让我们衷心地祝愿，曾经的尴尬就让它随风而去吧！今后的尴尬也让它不再发生，无论走到哪个国家，我们都将有能力保证我们的自尊并受到对方应有的回敬。在国庆60周年之际，让我们发自内心地说上一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做一个中国人，真的很好！"

（本文写于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