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行雲流水

景云

　　2024年2月5日在故国寒冷的冬夜里，我的父亲走完了他九十六岁的生命历程，离开他挚爱的子女，亲朋，离开他无限依恋的世界，走了。尽管我知道，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去与早逝的母亲相聚，那里也许有鸟语花香，绿草如茵，溪水潺潺，可是我依然悲痛万分，今生今世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走了，我就是一个流浪的孩子，从此无家可归。

三年大疫阻隔了回家的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2023年我回国探亲的日子，几年不见，父亲尽显老态，步履蹒跚，但头脑依然清晰。他常常回忆他来澳洲走过的地方，地名他都清晰记得。从回家那天开始，父亲就计算着我离家的天数，眼神中有万般不舍。

离家那天早上，吃过早餐，父亲就躺着床上，闭着双眼。我知道父亲没有睡着，他是不愿看见我离开的那一刻。我站在父亲的床前，泪水长流。我不知道，海角天涯，关山万重，父亲离去的那一天我能否在他身边。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没有傲人的学历，没有令人目眩的地位，但是他在我们心目中依然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父亲生于1928年，名维纲，我的叔叔名维新，他们的名字都带有旧时的记忆。也许明治维新，戊戌变法在祖父母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无从知晓父亲的童年，只是在我小学老师（他是我父亲的同学）的只言片语里知道父亲的一些童年往事。他说，“你的父亲学习很好，但是他上课的时候总饺糖”。

父亲童年时，家境殷实。我家有大片的田地，也曾雇劳工为我家干活。父亲上小学时东北已经沦陷，他曾经说过，日本人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每天课间他们都要对日本的膏药旗行礼，唱日本国歌。父亲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读完了国民优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父亲会说几句日语。后来我的老爷（爷爷的弟弟）迷上大烟，从此家道中落。这在当时无疑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祸兮福所倚”，我们家却逃过了20年后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的厄运，这是后话。

父亲青年时期经历了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解放战争。我的老家在小兴安岭山麓的余脉，父亲10 几岁时，常常看见抗联在这一代出没。他描述抗联的战士们大多骑马，腰间别着匣子枪，有时他们也会在老乡家找吃的。日本人常来这一代清缴抗联。日本人来了，司机会给街上的孩子发糖吃。可敞篷车上的日本兵却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等他们来到时，抗联早就钻进深山老林，跑的无影无踪。

东北沦陷后，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青壮年被抓去挖煤，修工事，各村实行屯田制，粮谷出荷，百姓吃大米是违法的，父亲的童年没有大米的芳香，

1945年东北光复，日本投降。45 年八月东北大雨滂沱，连续下了一个多月不见阳光。日本人撤退时一片狼藉，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饥饿难耐，用皮带，衣服鞋子与当地人换吃的。开拓团的女人们有的被遣返回日本，有的嫁给当地人，带不走的孩子也送给当地人。17岁的父亲目睹了这一切，他常常讲起那段历史。

年轻时的父亲

　　日本投降后，日子总算安顿下来，但是我家又遭遇巨大变故，我爷爷在那个冬天由于感冒患上肺炎，几天时间就撒手人寰，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男主人走了，父亲作为长子才刚刚17岁，他的身下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他稚嫩的双肩，父亲在那一刻仿佛长大了，他像一个成熟的男人挺直了脊梁。

夏天父亲学着种地，用自己的辛勤耕耘，换取一家人的温饱。冬天父亲与村里的叔叔大爷们进山伐木，用东北话就是“捣套子”。那时候的冬天，奇冷无比，尖利的的白茅风在原始森林里盘旋，齐腰深的白雪让人举步维艰，他们白天伐木，夜晚守着篝火取暖，当历尽千辛万苦伐下一车原木，他们要赶着马车拉着原木下山，山深路滑，下山时人要挡在车辕的前面防止车下滑，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那时东北人烟稀少，路上饮食都要自带，渴了吃几口白雪，饿了把冻得硬邦邦的粘豆包放在车轱辘下碾碎充饥。

在艰难困苦中父亲长成一个伟岸的青年，他身材挺拔修长，身高一米七九，五官俊朗立体。

1946 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来到我的家乡，依稀听父亲说过，部队里有一个丁司令员看我父亲为人忠厚，有文化，动员我的父亲跟他南下，但我的父亲婉拒了，因为家有寡母与年幼的弟妹。他不能一走了之，那他们怎么活下去。父亲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同学跟随丁司令走的，若干年后有的位居高位，有的死在战火中，尸骨未存。而父亲平安地度过一生。虽然他生命的长河里没有掀起波澜，但平淡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我家因老爷抽大烟，败光了家产，从而因祸得福，被划为贫农，父亲因为是为数不多的乡村知识青年，被当时的地方政府保送至齐齐哈尔会计学校学习。

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第二大城市，是黑龙江当时的省会。这个嫩水河畔的城市，刚刚遭受了日本人的残暴与蹂躏。解放了的齐齐哈尔，万象更新，正值春天，街道两旁，杨柳依依，古树成荫。嫩水之滨。波光潋滟。父亲的心，也荡起风帆，沐浴着春风，他决心在这里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

在会计学校学习时的父亲

　　多年后父亲依稀记得在他读书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接着初级社，高级社成立，在那段时间里，街上常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载歌载舞庆祝新生活的到来。父亲也被这种情绪感染着，带着他所学的知识，和一腔报国的情怀回到家乡。

当时高级社刚刚成立，缺少一名会计，父亲受过专业教育，当仁不让地当了高级社的会计，父亲头脑灵活工作认真，在建国初期最贫穷的日子里，父亲精打细算，左右腾挪，为建国初期的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人民公社成立后，父亲被调到公社任会计辅导员。 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当微雨如酥，春天拂面的时候，父亲与公社的叔叔伯伯们也开始忙碌起来，记忆中父亲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他们吃住在百姓家里。与当地农民一起下田，在田间地头上解决农民遇到的问题。想起那时候的父亲，一幅画面总是映现在我的脑海里，高大 挺拔的父亲弯下腰与那些面色如土，皱纹纵横，手臂青筋暴突的老人交谈，与乡亲们吃住在一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在某一个傍晚回家，当他的只有铃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在院门外响起时，我们总是一窝蜂似的跑出去迎接父亲。第二天我们还没有起床时，父亲早已离开家，回到他承包的大队，他没有时间欣赏自己与乡亲们播种下的春色，又走向一个又一个忙碌的春夏秋冬。

1963年社教四清运动开始，我的家乡来了一群哈军工的学生，他们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我的父亲是公社的会计辅导员自然是四清的对象。一开始那些学生找我父亲谈话，让他交代有没有贪污的行为，账目清不清楚。父亲很确凿，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账目没有问题，你们可以查账。但几天过去后，他们给出的结果是账目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数字惊人。父亲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要求自己参与查账，他们不同意。几天后，他们告诉父亲账目查清了，一个小数点点错了。

从那天起，父亲“解放了”。这是那个时代的灰色幽默，一群不懂会计专业的学生去审计查账。

在公社时期的父亲

　　在那之后，父亲被调到县农业局工作，但时间不长，父亲患上肝炎，严重肝硬化。不得不病休在家。父亲的工作生涯就此结束。

父亲为人谦和，大度。在朋友与同事中有很高的威信，同事之间闹矛盾，都会找他去调和。朋友，乡亲有困难，他都伸出援手。他借给别人的钱，至今有的还没有归还他，他生前每当别人提起这些，他都云淡风轻地说：“微微寥寥的，不提了”。

1967年我的叔叔患上淋巴癌，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叔叔刚刚三十岁，英年早逝，令父亲以及家人无限悲痛。两个堂弟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年轻的婶婶生活无以为继，只好与我们家生活在一起。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一个饥饿的家庭，尽管生活千疮百孔，但父亲依然让我们读书。在艰难困苦中，父亲把我们与堂弟们养大，并让我们接受在当时最好的教育。我们姐妹四人都先后接受了高等教育，都学有所成，。弟弟们也都有一份工作，在各自的领域里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是父亲最感欣慰的。

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刚刚20岁，母亲18岁，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一生。母亲晚年时，因脑血管疾病瘫痪在床，父亲照顾母亲直至母亲离世，从无怨言。母亲晚年时一直把父亲的照片放在随身携带的挎包里。还常常对我们说:“假如有来生，还要嫁给你父亲”。父母的爱情平凡，朴实，然而却感天动地。他们的爱经历了时间，经历了艰难困苦，依然忠贞不二，毫不动摇。

父亲来澳洲时的留影

88岁的老父亲

90岁的老父亲

92岁的老父亲

93岁的老父亲

　　作家余华说，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我永远困在这潮湿中，在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掀起狂风暴雨。——余华《第七天》。

在漫漫的长夜里，想起父亲我会彻夜哭泣。仿佛父亲没有走远，每个不经意间他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心就痛的无法呼吸。泪水就会汇成一片思念的海，无边无际。

父亲，你安息吧，女儿永远怀念你。

93岁的老父亲

93岁的老父亲

94岁的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