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剖析“学而优则仕”</p><p class="ql-block"> 曾经有过“一本书主义”的说法，写一本书就可以名扬天下。那可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可能是写书的人少、读书的人多的原因。近些年来，说是文学被边缘化了，写过若干本书的有若干人，却仍默默无闻，是写的人多了，读的人少了。人们精神消费的方式多了，似乎比当下的文学可靠，虽然文学创作成就斐然，但因出书太容易，有钱能买鬼推磨，有钱能买抄手代为写作，有的成为文抄公，经常抄袭他人作品，为出名而购版面刊登文章，当然，因为了评职称而购版面者又当别论。浮躁而粗俗无趣的作品涌现不少，有的书籍只在数年间就沦落为垃圾作品，作家也逐步回归为平常人，没有丰富生活底蕴和缺少创新及激情的作品缺乏生命力，亇别作家及作品因滥竽充数和粗制滥造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光环，也不可避免的失去读者，大多也就只能在体制圈内和在自己的朋友圈内循环，自娱自乐而已。</p><p class="ql-block"> 不少文学写作的跋涉者，用他们的话说，多年来在行政岗位工作，坚持文学创作，是一个心结。这也可能属于眼下所说的官员作家之列，涉及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话题。</p><p class="ql-block"> 官员作家，非官员作家，作家官员，自古有之，见怪不怪。新时期以来，文艺体制在不断改革，在政府供养编制中已很少有专业作家的份额，文艺体制内大多是从政管理人员，一些因艺术成就冠以身份的作家艺术家，与文化行业之外的官员作家是有区分的。在当好官员的同时当好作家，无可厚非，谁也不能剥夺官员作为一个公民从事写作的权利。名声不好的是那些抱着文学之外的目的，当不好官员或者是借官员之便混迹于文坛的伪作家，更令人不齿的是那些贪官作家群，如媒体上所说的文坛地沟油。官、商、文的横向联系，有的已演变为权、钱、名的循环利益链，妨碍或损害着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尊，是值得警醒的。</p><p class="ql-block"> 说到仕与中国文学传统，是个恒久的话题。学而优则仕，前面还有一句，即仕而优则学。优，是说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如果还有余力，就去做学问。学习学好了，如果还有余力，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这句话，并不是说学习好就能做官，做了官就一定有学问，而是说学无止境。仕，古同“事”。做官，仕途，是一种事业。朱光潜先生曾说，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王维出仕后，屡受各种打击，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留连山水间修养身心。王维年届五十时，裴迪遭遇人生事业的低谷，王维写下八句诗赠予裴迪。他劝慰道：“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八句诗，如清泉般洗涤人心，直指人世间所有烦忧困苦的根本。王维告诉裴迪，世事如浮云过眼烟云，不必为之苦痛烦忧。他建议好友放下执念，珍惜当下，享受生活。这是他晚年对人生的感悟，一场春雨一场梦，回首过往皆是空。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后世称他为诗佛，钱钟书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精通音律。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因“舞黄狮案”被贬济州，黄狮舞是皇家专用，王维的下属不懂事，就把他给连累了。济州任上5年后，王维觉得当官实在没什么意思，就辞掉了官职，不久后和妻子隐居淇上。当时他才27岁，就“告老还乡”了，可见王维的确与世无争，因此他的诗才那么美、那么空灵。王维亲和山水，绝不是远离仕途的选择，而是一种生命本真。他的文化贡献，超越了他的政绩。</p><p class="ql-block"> 中国文学传统，有其生存和言说方式，最重要的特征无非是关注现世。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儒家教人做个中庸顺民，在社会意识方面崇尚伦理，乐于安土。文学传统的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文学表达，如李白的把酒问月，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如龚自珍的此山不语望中原。怀乡，包括离别、贬官、充军，是文学表达的原由。其人生观是建功立业，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以延续生命的意义。《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最为重要，然后才是做事做学问。魏晋文学的个人意识觉醒，对名声不朽进行反思，对功名无热衷，又看开。独善其身与兼齐天下的平衡，如王维的身在官场，心存自然；如苏轼的外儒内道，随缘自述，及隐士如陶渊明超脱的存在，影响了文学传统的精神。</p><p class="ql-block">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文学传统的价值标准历经百年演变，已经呈现出新的面孔。若站在仕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视角来看官员写作，可以读到仕与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特质，诸如关注现实、怀乡情结、做人做事做学问、看开功名、随缘自述等等，不失为一种人文关怀，有益于世道人心。至于所谓贪官作家群，属于一小撮，则另当别论。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