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九）：何忍书册与人疏 化烛还酬工农兵

沧海清风

　　文革伊始，全国高校陷入动乱之中，招生工作从1966年至1969年中断了4年。1965年，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674436人，到1970年只有47815人，按400所高校计，校均不足120人。再不招收新生，高等学校将名存实亡。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大、清华两校《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大学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条件是：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复员军人、青年干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报到时以各种形式标新立异，铁锹、镰刀、锄头齐上阵，令人啼笑皆非。

1972年父亲在广州购买的年历卡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之常青指路 1972年初，根据中央招生复课的通知，省革委决定山西师范学院迁至临汾师范学校办学，至此，临汾师范学校遂成为山西师范学院校址（1981年3月正式确定下来）。 1月，学校组织小分队分赴吉林、上海、广州三地学习办学经验，父亲选择了广州 。第一站去了华中师范学院，接着到了广东师范学院，随后父亲又去了母校中山大学，学习他们的课程设置和改革依据。工作结束后父亲顺道回故乡台山探望自己的母亲，祖母见到父亲如此消瘦，断定在北方没大米，吃不饱饭，于是顿顿都做大米饭给父亲吃，晚上还煮汤圆，有时做蒸糕和糍粑，父亲在家乡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吃到了久违的家乡菜，见到了久别的人。大年初二父亲启程返临汾，抵达后便觉头晕目眩，不能自己，经检查发现严重贫血，血色素仅有6克，只好服药打针，此时学校分派授课任务，父亲是讲授新生课程教师之一，为了不耽误教学，父亲坚持接下了授课任务，并立即着手编写教材，父亲主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章，这部分内容在当时的确不好讲，就像抱着一颗随时会爆的炸弹一样，不知父亲当时哪来的勇气。
　　1972年4月山西师院停止招生六年之后，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始报到入校，共招收工农兵学员361人，其中中文系2个班（7201班、7202班）87人，学制二年。校园重新热闹起来，尽管当时学校连一座楼房都没有，平房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工农兵学员都把学校戏称为“车马大店”。校门前的贡院街，还是一条土路，1974年5月父亲和同学们一起修筑路基，才建好了柏油路，当时田建英、韩淑琴、王萍等女同学都参与了拉车劳动。中文系教室设在校园中间那片平房的第一排。工农兵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小学、初中都有，真正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属于凤毛麟角。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中文系的主干课程：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都不能讲了，文艺理论也只能零敲碎打，讲些毛主席诗词、鲁迅杂文等，母亲所教的现代文学，只好讲八出样板戏。而且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老师都是被改造的对象，有的老师没资格上课，上课的老师也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不敢管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却在思索如何通过教学活动转变学生的思想。首先就是编制教材问题，由于原来的教材和课程都不能用，工农兵学员又是新兴事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好重新编制教材。于是父亲想尽办法找资料，向母校中山大学的老师求助，找在高校任教的同学帮忙。有一次父亲同学陈合宜（现为暨南大学退休教授）从华中师院寄来一些教材，居然在传达室被人偷走，父亲十分生气，不得不找相关部门反映。编制教材非常棘手，老师们大都宁愿辅导学生作业，也不愿参加教材编写，只有父亲还在苦苦坚持。教材不仅要关注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还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并且要符合当前的政治潮流，契合学生的文化基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简直就是戴着镣铐起舞。
1972年4月的山西师范学院，全校没有一栋楼房，照片右上角高高的宝塔处为铁佛寺。 1972年中文系7202班工农兵学员在山西师范学院校门前的留影，留意校门墙上的标语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父亲一边上课，一边摸索，工农兵学员基础差、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以前的教学方法显然不适用，如何让学员能听懂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提高，如何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如何化抽象为形象使事例更生动，“学什么？怎么学？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都成为编制教材的基础。
　　时间转眼来到了八月上旬，父亲仍在不停地编写教材。临汾的八月，异常闷热，犹如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人们都期盼能下一场透雨，有时午后或傍晚，乌云密布，似乎要下雨的样子，然而没过多久，便云消风止，人世间的聒噪，某些虚张声势的人事，像极了这些乌云，不消一刻便消失无踪，似乎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必畏缩，勇往直前，困难自然烟消云散。临汾的电力供应十分不稳定，十天有八天停电，晚上，父亲不得不暂停工作，到户外散散步。夜空繁星如雨，玉壶流转，万籁俱寂，只有夹杂着一丝酷暑的晚风，拂过夜来香的花蕊，沁入心扉，带来稍许的惬意。临汾一中不知哪年建的砖土结构的老戏台，静静矗立在夜色之中，戏台的喧嚣热闹早已散尽，此时显得有些落寞。《红旗》杂志刊登的《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一文告诉人们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充满着硝烟火药味。文艺不能不反映这种社会状况，教材的编写必须体现这种斗争，1972年8月的这个夏夜，父亲思绪万千，一时难以聚焦。
短短15天的暑假,眨眼就过去了, 学员的作文还有厚厚的一叠没改完，批林整风运动又随之而来，学习讨论写材料占去了父亲大部分时间，教师还要讨论“上管改”。运动之余，父亲深感教学任务的艰难，学员的作文文字不通、层次不明、逻辑条理紊乱，写作基础薄弱，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改善。对于问题突出的学生，父亲采取了面谈的办法，使之快速提高。此时，系里又将编订校对《文艺词语浅释》的工作交给了父亲，另外还有系里编辑的《语文教学通讯》的改稿工作，（1978年开始公开出版，这是《语文教学通讯》的真正历史）父亲只好用休息时间来辅导作文。 刚一入秋，黄土高原的秋雨便悄然来临。绵绵秋雨很快便润湿了夏日的浮土，柳条沾满了雨珠，静静地一动不动，秋虫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喧闹，蛰伏起来。一丝凉意在这难得一见的湿润中弥漫开来，只剩下基座且被封闭通道的鼓楼，孤零零地伫立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显得特别的寂寞。临汾工人文化宫，正在上映《琛姑娘的松林》(越南)（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由于是白天工作日，人迹寥寥，与夜晚的火爆形成鲜明的反差。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在学校激荡，时代的风雨不由分说地扑向每一人，有的轻沾衣襟，有的被浇个透心凉。10月教育革命实践活动在全系开展，中文系去了乔李大队。师生行军拉练，早上八点出发，下午一点左右才到达。1966年父亲曾在此参加抗旱劳动，房东大娘还记得父亲与陶本一曾在她家住过。现在的乔李大队变化很大，建起了农机修配厂、高灌站、养猪场、林场，面貌焕然一新。父亲负责7202班的采写指导工作，主要是关于牲口饲养的先进事迹，同学们普遍感到棘手，比如以哪个人物为主？主题应该怎样确定，政策界限怎样界定？故事能否虚构？认识都不明确。父亲逐一解答，并强调调查报告必须实有其事，不容随意虚构，要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访问，然后进行反复的加工提高，但这绝非虚构，否则就变成另一体裁的文学了。另外并非人物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录，经过加工提高的真实，并不违背生活真实，而是更深刻的反映生活的本质，即艺术的真实。有的学员反复写了几遍才得以通过。回校后全系师生在一起进行总结，学员赵琳、苏润萍、贺小平发言，父亲代表教师发言，随后还根据学员的写作素材编写了一篇例文《三挂木牌》。1973年6月，父亲又带领学员去了临汾三八商场进行采写，三八商场工作人员均为女性，那里有一个女民兵班是市里的先进，主要是采写她们的先进事迹。父亲和学员们都当了一回售货员。中文7304班举办赛诗会，父亲指导王萍反复修改诗作《学犁田》，并朗诵了自己的两首作品：《全红透》和《礼炮》，接下来又给73级开了诗歌写作课，课余的讨论就在女生宿舍门前的几棵大槐树下，枝头麻雀叽喳，树下凉风习习，几缕阳光透过枝间洒落在年轻的脸庞上，同学们仿佛抓住阳光的片片绿叶一样吸收着知识的温暖，时光流水般的就这样储存在了这槐树的年轮中，静静地等待几十年后心灵的启封。
1973年3月父亲日记片段 工农兵教育规定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在课程安排上，要求至少三分之一时间下乡下厂开门办学，抗旱、割稻、路线教育占去了很多时间。1975年3月父亲和陶本一叔叔带中文系7304班赴雁北搞社会调查，10月15日赴山西平陆县开门办学。这次开门办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中小学教师短训班，二是带领学员进行教育实习。地点是平陆县张村公社张村中学。
　　俗话说“平陆，陆不平”，平陆县地处中条山南麓，境内山垣沟滩遍布，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下降，地形地貌复杂。全县有3195条沟，268座山，71个滩，24条垣。公路盘山过沟，弯弯曲曲，十分崎岖。平陆多产柿子，时值深秋，公路两旁的山坡上，柿子皆已紅熟，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颇有“柿柿如意”的好兆头。有的柿树果实虽已摘完，但经秋色一染，满树柿叶远看鲜红似火，近看则有深红、浅红、绛红之分，还有变了一半颜色的橙黄，重重叠叠，交辉相映。宋人叶茵作有《柿叶》一首：
柿叶红如染，横陈几席间。
小题秋样句，客思满江山。
　　父亲喜爱柿树，不仅因为它在秋光里红得可爱，更因为它婆娑如南国的荔枝林，勾起了父亲浓浓的乡愁。对工农兵学员来说则意味着红叶学书，宋·陈师道有句：“昔日老人今则少，不妨红叶闭门书。”，这火红的柿叶还真应景。父亲一行在张村中学受到热情的欢迎，还给父亲配备了新的课桌、新的热水壶和暖瓶。17日晚开学典礼，父亲代表学校讲话。18日开始上课，李心纯同学上了第一课，随后任英凯、靳德安、王毓同学也陆续走上讲台，最可惜的是朱惠琪同学突然病倒，无法讲课了。父亲分别给张村公社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讲授《水浒》，对于中学生，父亲则力求通俗，尽量避免引用更多史料，使他们听得懂。中小学教师求知欲更强，那个年代山区教师缺乏继续教育，也没有教辅资料，很多女老师都带着孩子来听课吧，她们听课时，孩子就在教室外边自己玩。下课了，张村中学的老师送来苹果让父亲品尝，平陆除了柿子外，苹果亦是特产，县城卖两毛一斤，乡村一毛一斤，品相稍差的六七分钱一斤。苹果香甜多汁，酥脆可口，吃一口，生津止渴，润肺悦心，有助缓解讲课的疲劳。
平陆地貌 平陆的柿子 平陆柿叶红如染 1975年父亲购买的《论语》批注

1976年5月父亲又带73级两个班去大同开门办学。母亲因身体不适留在家中，父亲上医院买药，去煤厂买煤并打好煤块，还买了粮食、鸡蛋，尽量安排好家务，几位留在学校的女同学贾月英、王爱萍、杨瑞宏、闫元英轮流到家里给打水、上街买菜，那时我也能打个水、打个酱油什么的，这样就为父亲赴大同创造了条件。一路辗转，5月24日夜父亲到达大同矿务局5矿招待所，第二天，李明之、朱惠琪同学送父亲到化工厂的路口，化工厂有三班八位同学，父亲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与工厂理论组合写学习理论宣传稿，二是评论短篇小说集《煤海的报告》，三是给工人讲写作方面的知识。父亲组织了一次讨论，和同学们讨论的是《煤海的报告》中的两篇小说《高鹰》和《新苗》，前者是写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工人大学生女技术员高鹰，坚持向无煤冲刷地区进行探索找煤的故事，后者是写一位青年女工人如何同车间主任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的事迹，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作品的认识更深入了。田玉凤同学从五矿带来她写的文艺评论稿，父亲即批阅修改，父亲从稿子中发现同学们仍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并未掌握文艺评论的写作方法。他们在文章中复述小说的情节，然而不善于提出问题进行评论。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不能起到帮助人们加深理解作品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实践太少，可是学习时间就只有这么多，看来在开门办学中也要千方百计扩大学习的比重，提高同学们的专业知识水平，这次评论《煤海的报告》的实践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让同学们利用这次机会得到历练，父亲暗暗下了决心。然而意外总是不期而遇，父亲刚让同学们拟出评论提纲，就发生了意外事故。几位同学在矿井的主巷道被电煤车撞伤，其中，任玉香同学伤势较重，小腿骨折并截去两个脚趾，但她非常坚强，接骨时硬是没有哭一声。靳德安同学踝关节错位头部擦伤，这次事故给开门办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父亲仍按计划给同学们修改讲稿和文艺评论稿，尽量将事故的影响降到最低，同学们也都抖擞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

山西大同矿务局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组 - 1975

1975年3月父亲（中间戴鸭舌帽者）和陶本一叔叔（右一）带中文系7304班赴雁北搞社会调查，在恒山悬空寺下留影，父亲左前方为7304班班长刘志和。苍劲的油松、盛开的桃花、浓白的沙枣树以及古建筑，都令父亲深深怀念。
　　
1975年3月父亲（二排左三）和陶本一叔叔（二排右二）73级中文系同学云冈石窟石佛古寺前留影 1975年3月父亲（左二）和陶本一叔叔（右一）73级中文系同学云冈石窟石佛古寺前留影 1975年3月父亲（左五）和陶本一叔叔（右一）73级中文系同学云冈石窟石佛古寺前留影 云冈石窟17窟前留影，后排左一为陶本一，左二为父亲，前排右一为王萍 山西应县木塔前留影，后排左二为父亲 1975年大同展览馆前留影，后排左三为父亲，左六为陶本一，前排右二为王萍，右四为李心纯 1976年5月大同展览馆前留影,后排左二为父亲 1976年5月大同煤矿五矿与同学们的合影，前排左一为父亲，留意照片最左边的孩子们好奇的眼神 1976年大同煤矿开门办学
第一排左起：樊喜棠、刘金玲、曹传爱、王爱萍（？）
第二排左起：韩淑琴（后边不知姓名）
第三排左起：王宗礽、父亲、？

山西师院中文系7201班毕业照，二排左二为父亲

山西师院中文系7405班毕业照，三排右四为父亲

山西师院中文系7609班毕业照，二排左三为父亲 大同地处塞外，介于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接之处。虽已六月，但仍经常刮风，北风呼啸着卷起漫天黄沙，沙尘中的人们被风推搡着，或向前踉跄或向后倒退，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气温也骤然下降，时间会抹去一些痕迹，同时也会留下一些痕迹，岁月的怅然与忧伤此刻便会在心底浮起，那远去的开门办学的岁月，那和工农兵学员朝夕相处的日子，似惊鸿去，盼燕归来。 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