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柱来了（副本）

Tina（田昭明）

　　1969年1月初，刚满17岁的我跟来自实验中学和其他学校的十几位同学一起来到蒙阴县联城公社红旗大队插队落户。2009年"国庆节"期间，同队的部分知青相约着去了一趟当年我们上山下乡的地方红旗庄，我因故没有同去。他们回来后，当年与我同队的李玉芳打电话告诉我，队里的老乡给我捎来了他家自制的月饼，我到李玉芳家去拿月饼时，她把这次蒙阴之行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向我叙说了一遍。她告诉我，我们队里的小囤柱现在成了村里的当家人党支部书记。

当时我们知青组的十几名知青被分到了四个小队。丁晓奎、姜力夫、李玉芳和我被分到了大红旗庄的四队。女知青算半劳力，和队里干活的小孩拿一样的工分。秋收时节，妇女和小孩经常被队长派到田间地头去摘豆角，捡花生。我和李玉芳也和队里的那帮小孩一起去。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两个小男孩，一个就是囤柱，另一个是德良。当时村里的那帮小孩边摘豆角，边检着嫩些的豆角往嘴里送，大口地嚼着，边嚼嘴角两边流出豆角绿色的汁水，那表情好像在吃着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我们问到，这豆角能生吃吗？囤柱拖长了声音，用当地话大声地告诉我们，"那……么香呢"。他拖着腔说的那个"那"字足足有好几拍长。听到囤柱这么说，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捡了几根嫩豆角嚼了起来，算不上难吃，但绝对算不上"那么香"。自离开农村后，我再也没有生食过豆角（豆角不是芸豆，芸豆生食会中毒）。

捡花生的活是个"美差"。我们每人胳膊上挎个篮子，把收过花生的地里遗漏的花生再捡一遍，我们边检边吃。休息时，几个小男孩把花生和嫩玉米棒子放在一堆点着的玉米秸中烧烤，不一会儿，冒着香气的花生和玉米就烤熟了。我们和队里一起干活的那帮小孩一边吃着，叫德良的那个男孩子一边摇晃着脑袋，大声地说道："山东人真有福，一口一个小油蛋儿（指花生）"。等到收工时，我们的肚子已经让花生和棒子撑饱了。

2009年12月的一天，李玉芳给我打电话，说囤柱来了，她预订了工业南路的"东城烧鹅仔"的一个大单间，约了我们这些红旗庄的插队知青和囤柱一起聚一聚。下午5点钟，我准时到了那家以自助餐为特色的酒店，另外一个小队的两位女生比我来的还早，因为不在一个队里干活，她们对囤柱不是那么熟悉。我们正聊着天等人，电话铃声响了，电话那端的男生告诉我们，他们和囤柱马上就到，那几位男生陪着囤柱一起来。这时我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静静地等着囤柱的到来，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闪现着当年那个小男孩的模样。当年的囤柱在我的记忆中是个长得非常可爱的小男孩，长长的眼睫毛，眼睛不大不小很有神，说起话来眼睛老爱一眨一眨的，他很爱笑，笑起来嘴角向上弯着很好看，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正在想着囤柱的模样，从旋转门里走进大堂几个熟悉的身影，有几个是同队的男生，还有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似曾相识，看似又陌生，这是囤柱吗？他有这么大岁数吗？我心中有些疑惑，走近时我看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他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就是他！我赶紧伸过手去拉住他问道："你是囤柱吗？"他笑了起来，旁边的那个陌生人是他的朋友，是邻村的党支部书记，姓崔。崔书记说，要不是听到我们这么叫，他都不知道王书记的小名叫囤柱。囤柱的大名叫王孝金，不过我下乡时从未叫过他的大名，那时候大人孩子都是叫他囤柱的，所以他的大名我基本上不记得了。

那天酒店里的客人特别多，我们一共13人在一个大包间里，边吃边聊。我对囤柱说，我至今还记得，那时下地干活时，囤柱总是带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和李玉芳。有一次是在炎热夏日的一个下午，干活休息时，囤柱从衣兜里拿出两个小国光苹果，给我和李玉芳一人一个，那个苹果甭提有多好吃多解渴了。原来囤柱他家把苹果放在大缸里保存，直到夏天还像是刚刚摘下树来那么新鲜，他自己舍不得吃，却把苹果分给我们两人吃，这个小孩心眼真好！还有一次，在上工的路上，他从兜里掏出了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给我们两人。夏收时，经常有社员拉着我们到家里去吃饭，我们也当过囤柱家的座上客。如果不是见到囤柱本人，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四十一年前。囤柱其实只比我小四岁，他有一个儿子，与我的儿子同岁，他的孙子也好几岁了。按说人家囤柱都当爷爷了，我不该现在还叫着他的小名，应该叫他王孝金。可是我改不过口来，我想囤柱他不会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