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桃花源记》中的怪异现象

周斗平

试探《桃花源记》中的“怪异”现象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章。文章通过虚构了一个环境优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人快乐祥和、家家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来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世外桃源”已经成为人们向往的安乐而美好境界的代名词。

我们都知道陶渊明讲的“世外桃源”的故事不是当时的真实发生，而是作者的虚构。虚构类作品有一个遵循的原则是要讲究“生活的真实”，符合“生活的逻辑”。否则就会因胡编滥造、经不起推敲而授人笑柄。就像当下有些“抗日神剧”中那些温柔女生“裤裆藏雷”“手撕鬼子”所描写的那样。

仔细推敲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感觉他讲“世外桃源”故事似乎也有“穿帮”的地方，似乎有很多“怪异”的现象。

一是渔人“忘路之远近”。这个渔人，既然以“捕鱼为业”，该是熟知水路的，而且他划的是小木船，活动半径、活动距离都是极有限的，怎么会有就单单这一天突然迷路的呢？

二是“忽逢桃花林”。渔人每天在这一带山水中来往打鱼，寒来暑往，春华秋实，两岸的山山水水、自然风物应该了然于胸，怎么只在这一天“忽逢”？而且“甚异之”？深山中两岸大片的桃花林显然是自然生长，自然林中应该是杂树丛生的，不可能“中无杂树”呀！

三是数十步之遥而几百年来没被发现。陶渊明写渔人进入桃花源时说“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说明桃花源与外界相隔距离是很短的，里面稍有风吹草动、鸡鸣狗吠都是极容易暴露的，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被发现呢？

四是“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花源中人在秦末时进入（約公元前200年），到渔人发现时的晋太元年间（約公元400年），这期间相隔600来年，他们与世隔绝怎么可能穿戴还会“悉如外人”？

五是可以无障碍语言交流。武陵在湖南省常德地区，秦时属于楚地，桃花源人应该一直使用古楚语。六百多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沧桑巨变，北方文化南迁，武陵人所在的南方地区的语言就一点没受影响，口音一点也没有变化？

六是基因单一，怎么可能繁衍生息。桃花源人来时，只是“率妻子邑人”，可见来时人数是有限的，几百年来“不复出焉”“与外人间隔”，只能近亲婚配，基因单一，从遗传学的知识看他们是不可能繁衍生息的。这样繁衍的后代要么短命夭折，要么痴呆畸形，但桃花源中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不符合科学规律。

七是渔人返回时“处处志之”，太守派人“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一个地方，来去两趟，而且做了那么多记号，再次寻访应该是轻“舟”熟路的，况且这次寻访还有官方背景，兴师动众，怎么可能“不复得路”？

八是南阳刘子骥莫名病终。南阳刘子骥能“欣然归往”，说明他兴致勃勃，精神状态和身体条件都应该是很好的，但他一旦计划去寻访，却立即一命呜呼了！难道桃花源真是幽冥之地、鬼蜮之所？

那么，陶渊明为什么要讲这个似乎“漏洞百出”的故事呢？难道是他不太会“编故事”吗？其实陶渊明编桃花源的故事，若纯粹的是为了突现桃花源世界的“美好”，他完全可以把桃花源描绘成仙山台阁、琼楼玉宇的模样，但他为什么要冒着被人诟病“不真实”的风险而偏偏这样写呢？

其实陶渊明是按照他心目中理想的农耕社会的模样来虚构桃花源世界的。那里有土地、屋舍、池塘、桑竹，有鸡犬相闻，有男耕女织，有老人小孩，这一切农村“元素”与外界没什么两样。只是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而现实是百姓“寄身于草野，行止依林阻”；这里是“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桃花源诗》中句），而现实是“茅屋破败青苔满，屋檐残缺挂瓦砾”；这里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现实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文人墨客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憧憬，常常用想象的手法虚构他们理想社会的模样。譬如像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中所描写的：“那里陈列的物品是世上没有的珍奇”，“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走”。诗人郭沫若通过描绘“天上”的美好来表达对“人间”黑暗的不满，郭沫若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陶渊明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想象的不是“天上”，而是“人间“，是假若没有战争、没有纷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农耕文明中本该有的样子，是政治清明的条件下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但现实是如此的不堪，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据此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现实的批判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桃花源”的故事对于“外人”或读者来说的确“怪异”，但“桃花源”里面的情形却是“接地气”的“真实”，真正“怪异”是世界本该能够象“桃花源”那样的平静而美好，但现实却是如此的“乱糟糟”了！

（周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