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时代：诸侯时代→门阀时代→党阀时代

微风细雨

　　在我国历史上，秦始皇和隋文帝，与其他的帝王具有显著的不同。

他们两个帝王，都是开创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却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划时代性的帝王。

　　之所以他们都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都是划时代性的帝王，就是因为，他们各自都进行了一次关于官僚体制的政治改革。

秦始皇是把官僚体制的“分封制”改革成了“郡县制”，就是把天下的相对分权，改变成了相对集权；同时把官职的世袭制改成了任命制，从而避免了周朝“分封制”所带来的“诸侯争战、天下大乱”的弊端。

隋文帝是把官僚选拔制度的“推举制”改革成了“科举制”，就是把由“名人贤士”推荐人当官，变成了由学生自己参加考试，胜出者当官，从而避免了因为人情选官而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现象，进而消灭了“门阀世家”。

当然，他们的改革，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手上成功，反而是导致了他们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亡”。

但是，他们后面的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他们的教训，继续他们的改革，则都成功了。

　　所以，他们都是开拓者、开创者、奠基人；刘邦和李世民，都是踩着他们的尸骨，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成功的。

那么，他们两个为什么都不能成功呢？

刘邦和李世民，为什么都能够踩着他们的尸骨，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成功呢？

秦始皇之所以失败，是他改革得太彻底，没有料到习惯势力、复辟势力的强大，没有料到人们的习惯意识转变的艰难，所以，就被死灰复燃的复辟势力给打败了。

刘邦看到了他的这个错误，就吸取了他的教训，采取了分步走的策略，以避免重犯他的错误。

刘邦自己先走第一步，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实行“郡国并行制”。

在“郡国并行制”的基础上，他先消灭异姓诸侯，留下同姓诸侯，用以协助朝廷防止复辟势力的死灰复燃。

至于同姓诸侯，则等到时机成熟后，再由他的子孙汉武帝，在第二步走中去解决。

　　汉武帝时代，“郡县制”已经推行多年，旧的习惯势力已经大大减少，而诸侯国也越来越孤立。

所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就消灭了诸侯国，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隋文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开始实行“科举取士”时，朝廷官僚系统是满额满员的，并没有空缺。

所以，他就将这些“科举”上来的学生，都安排在太子杨勇的东宫，以备太子杨勇登基之后，官僚系统会有一些空缺，新登基的杨勇就可以安排这些学生到相应的职位，去填补空缺。

但是，“门阀世家”们是肯定不甘心让“科举制”取代“推举制”的，所以，他们就要想方设法从中进行破坏。

而他们破坏的手段，就是搞掉太子杨勇，把隋文帝的另一个儿子杨广推上太子之位，同时，把陷害太子杨勇的责任推到新太子杨广的身上。

由于杨广是通过陷害他的哥哥杨勇谋得太子之位的，所以，跟着杨勇的那些学生，肯定就会反感他，而不会在他的朝中做官。

这样，杨广就成了孤家寡人，结局当然就可想而知。

　　这个“门阀世家”利用杨广陷害太子杨勇，以破坏“科举制”的内幕，李世民家族肯定是清楚的，李世民本人肯定也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家族就是当时的“门阀世家”之一。

可是，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他也是将“科举”上来的学生，安排到太子李承乾的东宫，以备太子李承乾将来任用。

然后，他的太子李承乾，就和当年隋文帝杨坚的太子杨勇一样，突然地像变了一个人，干啥啥不是。

那么，到底是太子自己变了呢？还是太子周围的环境变了呢？

李世民不傻，他知道，隋文帝杨坚当年的问题，如今，他也遇到了。

所以，他能够重犯隋文帝杨坚当年的错误吗？

肯定不能。

所以，他就没有立当时呼声很高的魏王李泰为太子，而是立了当时大家都不注意的晋王李治为太子。

　　由于晋王李治没有参与到陷害太子李承乾的活动中，所以，跟随李承乾的那些学生们，就不会对他产生反感，也就愿意在他的朝中做官。

也正是这些人，后来配合他和武则天，扳倒了那些“门阀世家”，从而使“科举制”的时代，真正地到来。

但是，“科举制”虽然消灭了“门阀世家”，却又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势力，就是“党阀集团”，同样也使得政治权利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上。

可信的中国历史，不过三个时代，一是诸侯时代，就是秦汉之前；二是门阀时代，就是从秦汉开始，到隋唐之前；三是党阀时代，就是从隋唐开始，直到共和国诞生。

而诸侯、门阀、党阀虽然面貌各不相同，他们的性质却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他们的自身优势擭取权力，使权力成为他们的私人资本。

　　具体到党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势力呢？

党阀就是由官、商、学三种社会成员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就比如明末的“东林党”。

官、商、学这三种社会成员，各有各的资源，各有各的能力。

如果他们不结合到一起的话，他们是只能发挥他们的正能量的，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能力作恶。

但是，如果这三种社会成员结合到了一起，相互配合，那么，他们就不再是正能量，而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魔道。

事实上，宋朝和明朝，就都是被这种魔道一样的党阀所搞垮的。

那么，怎样才能遏制这种党阀，像消灭诸侯、门阀一样，消灭这种党阀呢？

那就是实行“民主”。

　　1945年7月1日，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飞赴延安进行访问考察。

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先生和冷遹先生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毛主席问黄炎培先生，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先生当时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由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到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在听了黄炎培先生这一番耿耿诤言后，满怀信心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