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童年的影子

山谷

春节伊静，正月十七值花甲六旬，借到遵义分公司办理退休手续的机会。一家子三辈人，自驾车从成渝高速，南川至道真高速公路，行驶在回贵州老家正安途中。春的季节，阳光明媚，万物复苏，满山春色。一阵阵清韾的挑花香，从窗外赴进车厢内，回故乡的心情格外喜悦。到了正安，高楼矗立，街道緑荫整洁，人流不息，市容市貌不逊色大都市。县城的新貎找不到了旧县城的一点原迹，唯有凤山顶巍然屹立！ 第二天早晨，我牵着小孙女闲游，逛到一家特色小吃店，吃了一碗豆浆油稠、米皮后。从十字口闲步到东门桐都宾馆（小十字）红绿灯处，小孙女问我：＂爷爷，这是成都吗？回她，不是的，这是我们老家正安，爷爷小时候就是在这条东门街上长大的＂。说到东门街，不由回想起我在正安生活的往事……过去的东门街，是条狭窄的斜坡泥土街面，街的两边是七高八矮，退了色的木石结构木板瓦房。街沿是破缝石板盖的下水道。从十字口缓下直走经城门洞，吴德清家（曾是县城独有砖砌小洋房私宅）修钟表的地方，到陶家（智会）老宅处分盆路。往左走经东文庙（正安一中）到教场垻，往右走经钟家（凤仪一小）到火炮铺。故名思义，街道象把扫帚形状，东街也称扫把街，建国后又称和平街。我的老宅就住在扫把街口子上，（和平街58号）叶炳生家巷道往里面走，上石阶是石板四合天井垻靠右一长串木瓦房里。我家的老宅，正堂房是两扇木门，闭门是木门闩，大门两边是木制花窗，堂屋中间摆一张四方桌，上方是烘祖香台。（文革时期，香台消毁，挂上了毛泽东画像）。堂屋右边是我外祖母住的木楼厢房代厨房，左上一梯坎，是父母住带楼的木地板房间，房间窗户是用一根木棍撑着的一扇独木窗。在屋檐后沿沟后门处，木梯上楼（我住在楼上）。后沿沟上方是猪圈、茅房。左边是块菜地，周围是残

壁垣围墙，墙内有一棵花红树。 这间老宅，虽已消失无影，但记录了我童年、青少年时期受教育、成长的故事。 在这间老宅里，从我有记忆后，外祖母给我讲述了一部分家史。我祖父叫郑继方，1942年抗战时期，当国军赴抗日前线,死于何地渺无音信。祖母姓张，56年在农村老家（瑞溪镇盘龙沟）病故（有坟墓祭拜)。我外祖父母是1935年（谣传红军吃人）从遵义来到正安（做生意）定居。外祖父叫曹继秋，1947年病逝，葬埋遵义市沙垻（坟墓无存）。外祖母姓吴，排行老四，街坊人叫吴四嬢。外祖父过早的去世，外祖母孤寡一人，寒冰如苦，拖养曹氏三姐妹，历经了很多磨难。民国末期，兵荒马乱，又是外乡人，为了不受人欺辱，外祖母嫁给了一个湖南人（国民党员）不久。建国初期被镇压。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怎能识世道变迁。事不愿违，受尽欺屈，母女四人的日子过得欺凌、寒酸……。好在新中国政策务实，父亲当时是共产党的军队干部，经党组织政审，1956年母亲与父亲结婚后，家庭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变。我父亲【郑周良】是一位正气凌人，压邪，彪悍魁梧的乡里汉子，他走进曹家后，老宅过去的阴气、晦气逃之而夭。从此曹家老宅呈现出欣欣景象，母亲(曹家）后来的日子逐渐才好起来。二嬢曹素华嫁给父亲所在部队时的一位正安籍战士【程世芳】称呼程姨爹，后在贵州省军区后勤部正团职离休。三孃曹仁芳嫁给北门街一家姓任，酿酱油、醋的世家。三姨爹叫任良忠，曾也是军人，在正安县公安局退休。家庭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加之外祖母和母亲（曹仁芬）的勤劳持家。在七八十年代，家景曾一度达到家庭盛世。 1958年春，我岀生在这间老宅，给曹家更增添了喜气。喜气从何而来，是曹家没有儿子。42年我唯有的舅舅，因被狂犬咬伤，无治死亡。由于无舅舅，家里人不允许我称呼外祖母叫外婆，从我小时候会说话起，就叫外婆为婆婆。我出生到曹

家，婆婆对我百般痛爱、呵护。六十年代初，生活紧张闹饥荒，婆婆不吃省喝，首先填饱我肚子。记忆中，婆婆带我去河溪场，吃了一餐“美食”是麦糠，菜油粑混红薯。还有一次婆婆与二嬢带我去田生农场，晚上饥饿，二嬢为我跑去农场田间挖一个红薯来充饥，我站在门口大喊抓“抢盗”，多么纯的童心啊！六二年后，我再也没饿饭了，母亲带着我去了父亲所住部队-乌江大桥。当时的部队，是自种蔬菜和粮食，羊群满山。每餐都有从江中打捞的鮮鱼和羊肉。这期间，我特爱吃水果糖和饼干。家里亲人们的宠爱，我过着＂贾宝玉＂幼童式的日子,至到1965年二弟郑强的出生。这七年间，家里人给我规定三不准：不准一个人去远外玩耍；不准下河游泳；不准爬高树。我在幼儿时期，基本上在婆婆身边长大，是婆婆护着，关爱着我。婆婆成了我幼时成长的保护伞。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婆婆要我尽早受到传统文化，忠孝仁义，礼节性教育，我同一位姓吕名叫东风的小伙伴一起进了一家私办的学堂，称＂学堂堡＂。这间学堂只有三间破枯木板瓦房，土墙残垣，房顶瓦搁稀漏，透亮。窗户竹编沿，丝丝采光。冬天，寒风凛冽，学生取暖是手提式竹制内夹泥瓷燃炭，叫烘炉。学堂前面有一条从南门水井，沿着城墙边经东门城门洞（古家、杜家茅草土墙房前）流向石凉河的小河沟，前方是一片宽阔的小垻稻田。寂静无声时，学生的拖声蹋气，朗朗读书声，在空旷稻田间回荡。校长住在教室石梯左下厢房里，校长姓万，由于双腿膝断，县城人背后都叫他万瘸子。我在万校长学堂读过《三字经》，写字是用毛笔。学堂有严厉的校训，学生如果不用心念书，不循学规，要受到他的木棍子打屁股体罚。有一位缇号叫＂惹鸡号＂的学长，习惯打架逃学，常被万校長的木棍子打屁股。在这间学堂，学的知识虽然极浅，忠孝仁义的教育，深深注射到我幼小的血液里，导致我长大成人后，做人厚道，憨实忠义。万校长办的这间学堂，虽然是普通的学校，也没有铸就出杰出学者，但这所学校 传了中华传统

文化。可以说，在正安教育史上立过了丰碑！ 七岁那年，我进了全民制小学（正安县凤仪一小）。次年＂文化大革命＂飓风袭来，万瘸子办的这间学堂，随风取缔。凤仪一小也在县城东门扫把街，校址是建国前一个大土匪钟昌金的老宅，清朝末期建筑。上课的教室是钟家的四合天井，上下两层连接并相通的石阶式庭院。我上课的教室，窗户是菊花木雕工艺，教室内是木地板，墙壁上绘有一幅女人画，屋樑中间吊了一棵棕纯子，传说这棕纯是墙上女人吊颈死的，后变成白蛇，称白蛇传。就在这间教室，度过了我天真无遐的童年。在这间教室里，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巜吃水不忘挖井人》，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儿歌是《做新中国的好孩子》，跳的第一曲舞是忠字舞，懂得的道理是造反有理。小学三年级，我光荣的戴上红小兵袖彰，跟着红卫兵大哥们去城皇庙，万寿宫等四城门的寺庙，破四旧，焚烧古县城百年庙寺的菩萨，文化古迹被践踏。文革初期，最有趣味的事，老师带着我们红小兵上街游行，深夜起床迎接最高指示。吃饭前，要在家里的堂屋祖先香台前（毛泽东画像）搞三忠于，唱语录歌，并要早请示晚汇报。文革高峰时期，县城满街的游行队伍，红旗招展，柒红了天际。高音喇叭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闹杂着《红卫兵战歌》，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缔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造反，要斗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造反派们头戴滕帽，系着腰带，肩扛梭标，手握“语录本”，迈着铿锵步伐，高喊着“舍得一生寡，敢把皇帝拉下马”，“ 文攻武卫，争峰相对” 的口号声，震撼正安城。在中国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像一潮海啸，浪击到城市、农村、工厂、学校等社会的各个角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国家机器公检法被砸烂，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国民经济瘫痪。文革从最初的大字报、大辩论，揪斗当权“

走资派”，发展到群众斗群众，升级到两派武斗对峙的流血事件。文命的浪潮，也涌进了普通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遭到破坏。在文命前，我家与叶炳生家的邻里关系非常友好、和谐。两家有好吃的东西都要相互端送。当时，叶的父亲在他家的门口，摆了一铺百货商摊。我家老宅园子的人，都是从叶炳生家街面门口正堂屋中间进出。文命初期，我母亲与他父亲同在一个商业系统，由于两派观点之争，从辩论争吵，发展到两家打骂阵容，导致两家茅盾积深。后来叶家在他家的正堂屋右边，隔出了狭窄的通道。为了这条过道，两家常发生“战争”。 文命给两个家庭造成无畏的仇恨，已延续到子孙辈。与其说文命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劫难。文命时期的农村，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1966年我父亲从部队转业不久，到了凤仪区新华公社任书记。刚去任职，正时文命狅风期。农村的造反派，造反精神更为粗暴，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当权派”，必须拉出来揪斗。当时，在新华公社（现在的燕子埧）小街上的供销商店门前，搭了一个木台子，批斗我父亲和一个姓李的社长，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尖帽，胸前挂着一大块“走资派”的木牌子。由于我父亲是刚来公社任书记，造反派说批斗是意思一下。但对李社长是拳打脚踢，游街示众。罪行是下生产队到农民家吃饭不付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腐化分子，封资修代表，好吃的游嘴狗”。 也是在这木台子上，批斗一位年轻的小学教师。批斗手段更为残暴，造反派把他双手向后背反锁，手抓他长发头仰天，嘴里唅稻草，双脚膝跪砖头，反复在他脸上扇耳光，血染衣襟。惨矣！说他是一位“资产阶级黑色教肓路线上的走狗，国民党正安伪县长的兔仔儿”。改革开放后，他崛起成为贵州乡土文学作家，民主人士遵义市副市长―石帮定先生。我的童年，应该是夯实文化基础的时期，文革给我传授的知识，是武斗，是造反，是比谁背颂的《毛主席语录》多。从未接受中华传统教育，文化基础淡如一泥潭浅泊水。有一次，父

亲喊我背乘法表，久背不上，父亲很很抽我一耳光。怪事，我背颂《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倒背如流。这是因为上课没有课本，只有《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当时，毛的语录不仅是学校在当课本学，乃至全国人民也在天天读，月月读。放学后，晚上还要到同学家里补办学习班，第二天上课，背不完《老三篇》和《语录》的，陈大仙老师不会让学生离开教室，并罚站在教室外。说到办学习班，我常打起我幺兄弟红刚的马马肩，去参加学习班。学习班是固定在东门（学堂堡）一个叫王建兵同学家。学习内容仍然是巜老三篇》、抄写语录。当时，王建兵同学的母亲是文革时期积极分子，是街代表。（幼时建兵同学年龄比我们大，个头都比同学高，又是红色家庭，小学时期他一直担任班主席。成年后，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据说，他从食品站下岗后，生活得艰难）。哪个时候，根本没有学到知识，学校经常开展政治活动和革命文艺宣传。曾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同班的同学们还穿着破衫，戴着鲜红的红领巾，班主任陈大仙老师的召集，在我东门老家的天井埧开了一次＂忆苦思甜＂会。内容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忆苦思甜是我父亲讲述的，因父亲解放前在地主家做过長工，受过苦难。解放初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剿过匪，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忆苦饭是我婆婆用苦蒿野菜做的面馍，小伙伴们吃得特别香，像是过年似的。那个时候，学校掀起了学习雷峰的热潮，陈老师带领斑上同学到街上扫地，同学们三五结群去食品公司养猪场拾肥，送到县城附近的农村。夏秋时节，我们小学生也要义务去郊外山上（青扛坡，偏岩）打青扛子，为贫困的国家作点贡献。同学们做了好人好事后，特意要求叔叔、阿姨写封感谢信到学校，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有一天夜晚，在我家街面门口，捡到一把涮洗衣服的棕涮子去交给陈老师，得到表扬的话是“好学生，乖孩子，继续发扬”。老师表扬了我，童心甜嗞嗞。进了小学五年级，教室和班主任都换了。当时，学校在搞复

课闹革命。国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学工学农，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倡导勤工俭学，学生们自拉泥沙和砖，在老教室后面的黄泥土操场垻上，筑建了三栋（一底层砖瓦结构）呈品字型的新教室。我们的教室在最顶端右上角。教室的背面是一片绿荫的萍果园，果园中间有一条大道直通烈士陵墓。新来的班主任是文丽英老师，她把我们送到小学六年级毕业。这二年间，文化课没多上，政治活动仍然不少。可能是我小候长得俊巧吧，宠受文老师喜欢，我当上了斑级的红小兵连长。学校斑级的各项政治活动，都是由我带队喊口令、领呼口号。后来，喊口令走队例成了我的强项。一次上政治课，是一位姓李的趾子男老师，是“抗美援朝” 复退军人。他上的课是教我们冲山堡，在学校黄泥操场垻上，教我们学解放军拉练行军跨大步。那个时候，政治高于一切，中国的天空都是红色的。革命《八个样板戏》在全国盛演，学校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也是队员之一。学校没上多少课，经常在排练文艺节目。我们凤仪一小排练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滨片段《智斗》《十八棵青松》节目在南门电影院（人民会场）汇演，小学生表演的样板戏，别有一番“京剧风味”，获得了观众的喝彩。有一次学校在排练《大红枣儿》《大刀进行曲》的舞蹈节目，我迟到了。是因为排练节目，家庭劳动两不误。当时，正安县城的娃儿们到桥溪河煤洞拉煤，形成了风气。我也趣时尚，跟着东门街坊一个比我年长的小伙子名叫【王修刚】学推机工车拉煤，一直称叫他“王师傅”。我没有拉煤工具，我家农村的李姑爷是木匠，专为我做了一台机工车。机工车构造是车架前端一个独轮，后边两个手柄组成。每逢星期天，鸡叫起床，抄饭吃了又打包，赶到煤厂又排队，汗流夹背午候才返家。排练节目怕迟到，脸不洗，花眉黑脸到学校。排练节目的女生们，看到我这幅黑面容，叫我“黑老瞅”了。“黑老瞅”这个称呼的背后，隐藏着我对一位女同学的暗恋之情。记得在五年级下半学期，老师按高婑序排坐位时，我有意俟着这位女同学，果然我俩同

桌，我们从未划过三八线。这种幼儿恋情，深藏在心中。假期恋她的时候，我跑到南门水果业店对面灯光场台梯墙顶上，悄悄地目视，企望着她的出现。初中时，她随父母回了老家东北。从此各分天涯。那个年代，小学生都有一种朦胧的爱，何况当今时代的聪明小孩。童年是快乐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记得十岁那年，一次赶场天。有一位俭平乡肖家山的农民（曾是婆婆开栈房时的乡客）来到我家，他逗我去不去农村他家耍。回他话，不去。他又逗我，想不想去摸月亮，看红太阳上的毛主席。哇！要去。一颗天真无暇的童心，乍经得起这句话的引逗。他右手指着天楼山对我说：他家就住在山上。晚上站在天楼山上能摸到月亮，早晨能看到“红太阳”。 于是，我不顾婆婆的拒绝，生死要跟着这位农民去摸月亮。我跳跳蹦蹦跟在他屁股后面一路徒步。从洋渡河乘船过河后，天色渐渐夜黑。盼望摸到月亮的心情，行步似箭。到了他家，夜空一片漆黑，伪假必露。第二天早晨，我哭闹要回家，他背着我又回了县城。月亮没摸着，最大的收获是带回来了一身虱子。婆婆为了消灭我身上的虱子，在我穿的内衣上，撤了浓药滴滴畏。虱子没灭绝，而我全身皮肤上闪出了亮晶晶的紫疙瘩。愚昧无知啊！给我造成皮肉痛苦。事隔几月后，父亲在新华公社积存了一堆报纸，拿回正安贴家里的墙壁。夏日的中午，太阳曝晒。我从新华公社背一篓报纸途经老鹰关的时候，遇上对面来的一位中年男子。他对我说：“小朋友，你的报纸买不买？我目顿了一下，多少钱？他说五分钱吧”。 此时，我想到的是婆婆，想到的是把买报纸的钱，去孝道、回报婆婆对我的养育之恩。报纸买啰到了家，我将买报纸得到的五分钱，双手递给了婆婆，还以为自己献上巨厚的孝心。婆婆拿着这五分钱，感动中又在折骂我。父亲回家后，得知我把报纸买了五分钱，又被痛打了一顿。现在回想起来，一位小孩懂得感恩、报答、孝顺。当时买报纸得到的五分钱，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

生活贫穷年代，我最渴望的是过年。过年，能吃到大魚大肉，穿新衣服，有压岁钱，有火炮放。我记得有一次我家过年，有点像电影上“民国时期”过年式的。大年三十那天，天空飘着雪花，老宅屋檐瓦上和天井埧积满了雪。屋内烧了两火盆木炭火，外寒内暖。母亲给我和弟妹们洗完澡后，穿上了新内衣和母亲手工做的布丁鞋，婆婆鏠的长衫布扭扣新棉袄。父亲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堂屋中间贴上毛主席画像，大门沿边贴上一幅春联，，过年的气分格外喜庆。婆婆和母亲在厨屋烹调，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忙禄完毕，父亲站在香台前，首先给毛主席拜年，然后给祖宗鞠弓祭拜，化纸燃香。四方上摆满了香烹烹各类菜品肉肴，方桌中间一鼎铜制品炭锅煮的火锅，喷出热腾腾的雾气香味，给一家人过年团圆，增添了幸福和温馨。吃完年饭，婆婆和母亲分别给了我五角钱的压水钱，我穿着一身新衣服，邀约街坊对门的小伙伴-陈建明，拿着压水钱，兴奋地跑到东门扫帚街火炮铺，买了一炳土火炮。回家后，细心地把火炮一个个撤散，装进新棉袄上鏠的布包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晚十二点整，县城没有过年的礼炮声。每家都睡觉很早。初一清早起床，跑到街面对门“甘妈”家拜年，得了五角钱，高兴极了。点着然香在街上放起了火炮。大人呢，要去木凉井挑水。风俗说法，说是挑的是“银水”，意思是一年内这家人不缺钱用。初一这天，吃了汤圆（有去祖坟祭拜的，也有到庙寺烧香的）。整天玩耍，小孩做错了事不会被大人打骂。在家里吃的花生、葵花子壳和堆扫的拉积，不能向屋外丢，说是怕家财外流。整天不再煮饭，吃的是剩莱炀饭下棘椒泡水酱豆，好吃又方便。晚上，又去买了火炮和土制神之箭，同小伙伴们耍到深夜。那时候的鞭炮和神之箭(礼花)，虽然是土制的。点燃的是一种快乐，射放出的是童年的幸福！文革时期，国民贫困。粮食是每人定量供应，还要搭杂粮。布皮，肉食，烟酒糖，疏菜全都凭票购买，就连吃块豆腑也要凭票供应。计划经济年代，物资虽然贫乏，民众吃的是没有污染无害的食

品，呼吸没毒的清新的空气。祖国送给人民最好的礼物，是一片蓝天白云。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儿童玩具。在苞谷收割，红苕藤出来的季节。我们玩的是苞谷杆做的冲锋枪，铁丝折成弹弓，红苕藤切断当子弹。白天在烈士陵园和街后的猪圏旮旯，玩两军打仗游戏，红苕藤子弹击在脸上起红疙瘩。晚上，在灰暗的街灯下打脚机，跳龙门，抱石蛋，娱乐玩耍内容比现在的小孩还“多彩”。当时，召集玩耍的小朋友司令，是街坊对门的甘哥哥（金永义）。他个头矮小，很精灵。跳龙门，打脚机凶猛，没人是他对手。抱蛋，是很有乐趣的游戏，用胸部卧在三个小石头上，双手促地，一腿轴蹬另一腿伸直，360度扇蹁脚。由若干小朋友来抢石蛋，蹁脚打着谁，就去卧起抱头蛋。如果三个小石头都被抢光，就被小朋友们“筛糠跛米”。由于街面是泥土，雨天被人踩成稀泥浩。晴天泥土甘后，风吹灰尘赴面。每个小孩玩得汗流满面，花媚脸黑。伙食油水不足的年代，街坊每家都喂有猪，满山嫩草叶被打猪草割得光秃禿。有一次放署假，我与金家几兄弟一起上山打猪草，打的猪草都不多，金永利出了个鬼主意，用猪草刀打石头输（堵）猪草。金永利从小就小聪明，大家打的猪草都输给他了。为了回家好交差，我把仅剩有的猪草，用棍棍撑在竹背篓上端。回家后，婆婆看见我背篓上面猪草满满，很高兴。她用手使劲按背篓上的猪草，背篓下面空空的，差点捽倒，婆婆哭笑不得。那个年代能看场电影，是最开心的事，特别最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袭击》看过若干遍不厌。平时，家里人是不会拿钱给我去买票看电影院的。看电影有三个办法：一是等熟悉的叔叔、阿姨带我进去或是钻电影院下水管道；二是等电影快结束，看“锅巴”电影；三是只要听到附近乡村放电影，不管多远的路程，跟要跑去看。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与院子隔壁幼时朋友张忠模和对门的金永刚（幼名叫显成）跑去苦菜沟看电影，影片是《智取威虎山》

在夜深回家路上，显成仗势胆大，装鬼吓我。从小的个性，我只要受人欺负，肯定要还击。我俩相互撕打，满脸是血，挖得稀皮。回到了家门口，家里人都熟睡了，不敢鼓门，我和张忠模坐在院子里的天井垻石坎上，用左手捂住右腋窝处使力压气发出（放屁）的声音，吵醒了熟睡的人。此刻，屋里有人点亮了煤油灯，打开门的是我父亲，手拿一根木椅竹片子，把我压趟在石磴上，狠狠抽打我，痛叫要命。被抽打的痛苦还没消散，这时对门的＂甘妈＂提着煤油马灯，手牵着显成来到我家，说我把显成的脸打得肿紫，脸都挖破血。父亲不问青红皂白，我又被打了一顿。我痛苦的嘶叫声，惊醒了婆婆起床阻止，才免遭痛打。为看一场电影，发生了这场痛剧。至今我屁股上还留下一条疤痕。做错事挨打，是对的。但父亲对我幼时的启迪性教育不够，我不怪他，因为父亲只是一位工农干部。我的童年，有饥饿，也有快乐！少年时期，文化基础打夯浅，中华传统文化一概渺茫，满脑子装的是“战斗英雄”，解放军的形象成了我崇拜的偶像。“红色时代”和家庭的正统教育，培养了我爱集体，爱劳动，思想纯仆，听话守纪，规矩厚道的品性。1971年秋，我进了正安一中（初中部）。学校校址,在东门扫把街的一坐大寺庙院内。学校的正大门是寺庙砖筑高墙U 型石柱门，大门口两边坐着石雄狮。进门是正方形厰亮的石板大院埧，院埧是木造一楼一底庙楼（楼上是学生宿舍，楼下是老师住室），中堂是壮观石阶式的大殿堂（里面摆有六台乒乓球台）。殿堂后面也是一排庙寺房。庙寺房左边是学生食堂，往下走是两个蓝球场。中间是学校教导处。往左下走是公共厕所和一间独立砖木结构的洋式教室楼。教室楼正面是操场，带200公尺的田径广场。整个学校教室在狮子山脚呈凸字形，都是一层的砖瓦教室。教室下端有一条从火炮铺，通往丝织厂的黄泥土横行道。行道沿边是一排排绿郁郁的杨柳树，柳叶垂帘

下是100公尺田径跑道。小学毕业，风仪一小六（1）斑的同学多数分到一个斑。首任斑主任是一位上海知青，俞晓老师。我们上课的教室是在凸字形，左底部的第一间。刚进初中，同学们自认为是“大人”了，其实带着一味幼气。不知为什么？斑上的课堂秩序一开始就混乱。是“文革”烽火在燃烧，还是斑主任俞晓老师，没有教学经验，管理学生方法不到位。还是同学们的身理、心理正在转换期，判逆心强。一次上数学课，斑上课堂纪律特差，老师无法阵堂。有一个名叫黄建芳的同学（是二小毕业的），甚至站在课桌上，大声吼唱。这时，我随口地对他说：你唱的啥子“国际歌”哟。黄建芳疯叫一声，哇！反革命，污蔑“国际歌”。放学后，我还背着思想包袱。母亲看到我闷闷不乐，我才把这桩事，告诉了母亲。第二天，母亲买了一包张家牛肉干送给俞晓老师。为怕儿子当上“反革命”，母亲也这样糊凃。又有一次，初一下半学期上体育课，烈日暴晒。我擦着脸颊上的汗水，自言自语代着正安城的口头啴说一句：“幺儿，这太阳好晒人哟”。有几个男同学异口同声地接话说“哇哟，真正的现行反革命，敢骂红太阳毛主席”。我觉到他们可笑了，没再理采。当时斑上，调皮同学多，没有一点学习的份围。（唯独上外语课，带着好奇心认真学习的，现在对英语26个字母仍然熟悉）数理化等任课老师们上的课，在斑上再也无法上下去了。在初二时，学校把整斑同学们撤散，分配到其它几个斑。我到了初二（2）斑，斑主任是江冠军老师。刚到斑上，学校召开了《正安一中夏季田径运动会》，我参加的项目是中长跑200米、400米。两个田径项目都获得第一名，为斑上争得了荣誉。获得二项冠军的原因，是我生了一场病。得的什么病？肺结核，是老家幺叔来我家传染的。我染上结核病后，是婆婆百般照料。那时没有特效药，喝的是中药，饮食营养丰盛。加之每天凌晨，持之以恒到学校（一中）田径场锻练跑步，吸收清新空气。没多久病兆钙化，反而身体结实了。后来，因我速

度快，暴发力强，我运动项目改为100公尺短跑和跳远。学校每次召开田径运动会，我成了正安一中田径场上的体育健将，曾三次参加遵义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此后，我喜欢体育运动了，同时也喜欢打蓝球。有一天，婆婆和母亲带着我在丝织厂（租赁的一块土）种红苕秧时候，哪有心思栽苕秧，两双眼睛直盯着一中蓝球场上学生打蓝球。当时，对文化知识学习没兴趣，学不进去。每次数理化考试经常不及格。记得有一次考试，我同桌坐的一位同学叫张宝成偷看我的试卷，我捂着试卷没许他看，后来还结下了仇恨。本来我学习成绩就差，为啥不许他看，现在想起来真愚蠢。当时，斑上同学的成绩普遍不好，各科及格的同学及少。斑主任江冠军老师认为是课堂纪律出现了问题。江冠军老师，经常到教室窗外悄悄偷望是谁不遵守课堂纪律。教室窗框是白纸粘糊的，他在白纸上挖一个小洞洞，一支眼睛盯着全斑同学的举动。同学们装着认真听课的样子，无数双眼睛斜望着江老师窗外的一支眼睛。实得其返，同学们那是在专心听课嘛。初中，文化知识没增长，爱好还不少。除了爱好体育运动外，喜欢上了二胡、竹笛乐器。二胡是受青林海影响，笛子是同郭卫星在一起学的。学乐器，半点乐谱知识也不懂，纯属胡拉乱吹。不过，到了暮年。对我拉二胡，吹笛子复奏起着很大的作用。喜欢上音乐，我与青林海，陈亚坤相互传递抄写的歌（词）谱。经常恭正抄写歌谱，写字进步很大。为后来爱好书法，打下了基础。初中下半学期，我突然对文化学习感兴趣了，各科成绩都有进步，特别是对数学、物理有突破。可能是男孩子到了青春发育期，智商飞跃。临近考高中，我百般努力，加之有一位我敬重的黄厚坤老师送给一部份复习资料。记得考政治、语文是开卷，对我考试很有帮助。当时，考高中竟争很大，我幸运考上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