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思念——忆父亲

柯特

　　乘小船顺着清澈的明江蜿蜒而下，来到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广西宁明花山。山上树木丛生，临江高高石壁上那陡峭的悬崖壁画，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却依然颜色不洗、栩栩如生，与挺立岸边火红的木棉花交相辉映。它们是那样平凡质朴，面对着川流不息的江水，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悠悠往事……

此图左下角为我的母亲

　　1919年正月十八，父亲甘怀勋出生于广西宁明县城中镇一个壮族家庭，他从小喜欢文学，爱看小说，上中学时经常阅读鲁迅、巴金、茅盾和高尔基的作品及进步书刊。

父亲甘怀勋初中毕业时的照片

　　1936年，父亲甘怀勋离开家乡来到南宁，他先在亲友间奔走四处求职，经常到书店看书，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一角钱的糯米饭顶一天,随身带的钱很快就用光了。此间父亲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尝到了失学、失业的难堪滋味。为了赚取一些稿费，父亲给南宁日报副刊投稿，不久刊登了一篇描写关于失业者的痛苦心情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以“鲁夫”的笔名公开发表文章。

1936年底，父亲甘怀勋经过亲戚甘惠姑（中共党员）的介绍，来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很活跃的梧州，在梧州制药厂做文书。此间父亲结识了梧州地下党的领导谭敏同志，参加了梧州抗日救国话剧社，上街宣传演出；与谭敏、何忌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一起参与发起创办了《战地》抗日刊物，开展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党方针政策的活动。

父亲甘怀勋（右边下蹲者）1936年在梧州制药厂做文书时与同事合影。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强占整个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下，在全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参与“停止内战，联合各阶层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当年广西是第一个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上前线的省份，一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这是当时报纸刊登的照片。

　　当时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地设立考区，从报名应试的5000余人中录取了280名热血青年。广西学生军的组建，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产物。在这批学生军组建时，队伍中有十名中共党员，他们是：南宁的郑忠（郑少东）、麦英富、黎奇新、潘韵桐（田克）、林显荆；还有莫如珍（桂平）、易凤英（桂林）、韦廷安（柳州）、郭柳平（梧州）等。　

　　1937年冬，父亲甘怀勋在梧州闻讯即与几个地下党员同时报考参加了广西学生军，到桂林李家村参加战地军事训练。他们按照陆军的编制，辖男女各一个中队，广西大学学生编为一个分队，准备北上开赴李宗仁负责的第五战区——鄂（湖北）豫（河南）皖（安徽）前线，随军作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

1937年9月，国民革命军广西第五路军总部为顺应抗日潮流，招考初、高中生及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组建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开赴抗日前线。

图为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出征前于桂林李家村集训的照片。

　　第二届学生军同学北上抗日出发前桂林群众欢送大会会场。队伍从桂林步行到灵川，再从灵川转乘汽车到衡阳……

1937年冬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途经湖南衡阳火车站（前排右一为父亲）

　　1937年底广西学生军队伍到达武汉休整待命，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武汉各路抗日力量云集，程思远（李宗仁秘书）、谢和庚（白崇禧秘书）分别邀请了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邓初民、刘清扬、沈滋九、李德全等抗日名人志士在武昌抱冰堂给学生军战士演讲。

　　最难得的是同时请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张爱萍、聂鹤亭、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到广西学生军驻地演讲，给大家分析当时的形势和中共的抗日主张。

图为叶剑英作抗战军事形势报告。

　　图为邓颖超给广西学生军讲抗日战争与妇女解放。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昌蛇山公园抱冰堂前给广西学生军作战形势的报告。

　　图为学生军同学听报告做笔记。听了这些报告和演讲，尤其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父亲顿感大开眼界，更加坚定了北上抗日的决心。广西学生军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父亲甘怀勋和大家一起上街进行抗日演讲唱抗日歌曲，积极发挥他的笔杆子的作用，编写演讲稿和墙报，表现得很活跃，受到了当时广西学生军中党员同志的关注。

　　第二届广西学生军部分同学在武汉留影。

　　广西学生军演剧队在武汉街头。

广西学生军演出队在武汉街头表演抗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父亲也参加了演出。

　　广西学生军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所到之处出墙报、画漫画、写标语、唱抗战歌曲、演出戏剧、举行报告会、挨家挨户宣传。通过各种形式，向民众控诉日寇的暴行，揭露沦陷区人民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宣传全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趁着中共领导人来驻地演讲的机会，中共党员易凤英和莫如珍悄悄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们按要求汇报了这批学生军中十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情况，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接见，并指示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广西省工委联系核实，具体办理接转了党组织关系。

　　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进军鄂豫皖，开赴抗日前线。他们一路出广西、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积极唤起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抗敌协会、民众动员会、群众歌咏队，上前线慰问抗日士兵，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

父亲甘怀勋与广西学生军二中队84名同学跟着前线部队到了大别山（省政府驻地），在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各部门从事抗日动员工作。

1938年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在田家庵前线。

广西学生军在安徽六安县街头张贴标语、书写抗日口号。

　　1938年5月中共安徽省工委派人（谭光廷同志）按照在武汉约定好的暗号建立了联系。经中共长江局批准，由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广西学生军成立了中共党支部，根据当时的情况，父亲甘怀勋被第一批吸收入党，成为了正式中共党员（免候补期）。

1938年8月，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为更好宣传抗日，广西学生军组织“回桂代表团”回广西，同学们选出了八名代表（其中有莫如珍、易凤英、甘怀勋、黎琦新、韦廷安等5人为中共党员）。

广西学生军回桂代表团－父亲甘怀勋为临时主席（图为当时报纸）

1938年父亲甘怀勋随回桂代表团到桂林。

代表团在桂林，梧州、南宁、枊州、贵县几处巡讲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的巡讲对推进广西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唤起广大民众投身抗日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8年9月，代表团巡回演讲准备返回路过桂林时，同行的莫如珍因感冒发烧要留下治疗（她从此未再返回大别山）。区济文等三人青年学生身份从南宁一路跟到桂林，找到父亲坚决要求跟着去安徽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代表团党小组经过商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父亲甘怀勋一行带着区济文王朝铭等三人返程，于1938年9月回到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驻地英山县城（湖北与安徽交界处）。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党桂系廖磊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军阀为了在安徽进一步扩大势力，他认为广西学生军的学生是从广西带出来的，尚可信任，遂调广西学生军来到安徽立煌委以任用。广西学生军党支部的同志联系到鄂、豫、皖边区党委委员张劲夫，向他汇报了广西学生军党支部的工作情况。

1938年10月甘怀勋随广西学生军来到立煌，与张劲夫同志一起在宣传部工作，张劲夫要父亲甘怀勋与他单线联络，同时指示父亲负责与分散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各部门的地下党员建立联系，同时通过父亲领导广西学生军党支部工作。1939年，中共地下党还成立了鄂、豫、皖区党委青委会，区党委决定由甘怀勋担任中共青委常委，中共立煌市市委员、组织部长。

　　张劲夫同志传达了鄂、豫、皖区党委对局势的分析，指示广西学生军党支部利用与桂系的特殊关系，以省动委会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并告知此后广西学生军党支部归鄂、豫、皖区党委直接领导。

此图为广西学生军练珍珠（后排左一）、吴洪宁（前排右一）等在安徽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冬天，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安徽开始抓捕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立煌的抗战形势急剧恶化。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指示：要求大别山地区和立煌所有的地下党组织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约三千余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撤退和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中共立煌市委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周密布置。

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甘怀勋努力克服困难，为各党支部、各部门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逐一书写介绍信接转组织关系，落实撤退的具体时间、路线和行动计划。他与当时掌管省动委会大印的郑少东配合，想方设法确保三千多名中共党员、抗日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全部安全撤离到新四军根据地，无一错漏。为保护我党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为新四军根据地人才储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的一至肯定。

1940年初春，国民党老蒋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立煌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别山。父亲甘怀勋接到中共立煌市委指示：要求广西学生军党支部的党员尽早撤离立煌。支委会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决定全部党员撤离，同时尽量争取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到新四军根据地。

他们按指示详细安排了行动计划，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郑忠（郑少东）、韦廷安两同志率领17人撤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另一路由甘怀勋、易凤英两同志率领28人（母亲潘韵桐也在其中）撤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　　

1940年3 月8 日一早，易凤英带着一众女兵以三八节慰问前线部队为由，翻山越岭抄小路出走立煌先按计划到达目的地，第二天父亲甘怀勋带男兵经过一日130里路的急行军，赶到约定的深谷小山村与女兵会合，再一同前往淮南新四军根据地。走了几天，来到最后一道封锁线，被驻守在此的广西军拦住了去路。父亲甘怀勋与易凤英勇敢机智的用家乡话与守军周旋, 终于摆脱了守军的纠缠，大家忍着饥渴，一个紧跟一个，谁也不敢掉队，直奔新四军根据地。

图为广西学生军中队伍，在前的为中共党员易凤英。

　　父亲跟部队特地派来的两名同志对上了约定的联络暗号，随即来到位于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司令部。父亲递交了介绍信，他们又来到驻扎在农民家里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队伍在司令部休整待命。父亲甘怀勋与吴洪宁、林宝光即随五支队政治部的同志上前线，参与战地宣传工作。此间父亲第一次见到了来前线视察的刘少奇、张云逸。之后回到司令部，父亲又奉命担任罗司令员的临时秘书，听说罗炳辉司令员还曾有意挽留父亲在身边……

此图为新四军攻打来安城入城时的洞口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长官李品仙获悉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过半数的人已撤离大别山投奔新四军根据地的消息时，大发雷霆，下令立即追捕、通缉，国民党桂系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缉令。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由父亲甘怀勋执笔起草《为制止反共磨擦广西学生军致李宗仁、白崇禧电》的电报，经华中局刘少奇同志审稿批准，通过延安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出电文。为了躲避国民党桂系的通缉，避免家里受到牵连，党支部决定大家都改名换姓，父亲甘怀勋随母姓改名为王陵，母亲潘韵桐改名为田克，婆婆练珍珠改名为路宁。至此广西学生军宣告解散。

1940年4月初，休整待命了半个多月，父亲一行奉命来到当时中共路东省委机关驻地——盱眙县半塔镇（时为安徽省盱胎县后划为来安县）报到。身着农民粗布装的省委书记刘顺元同志代表省委领导热情地欢迎突出重围的甘怀勋等人，并表扬他们胜利完成协助党组织掩护大别山地下党几千名党员干部、进步群众安全的撤回新四军根据地的任务，并鼓励大家准备好迎接新的战斗。

此图为罗炳辉（骑马者）和张劲夫（徒步者）检阅部队

1940年4月的一天，方毅通知父亲王陵（甘怀勋）与易林（易凤英）、林彬（林宝光）、田克（潘韵桐）等几个广西学生军党支部负责人到江北司令部，原来胡服（刘少奇）同志要找他们谈话。见面后胡服叫父亲汇报了他们在安徽立煌的情况，并指示他们做好根据地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建设工作。

1940年4月，父亲王陵（甘怀勋）由中共路东省委派到安徽来安县委任组织部长，同年6月调到安徽天长县任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独立团政委（当时新四军独立第四团受中共天长县委、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到了天长县，父亲王陵（甘怀勋）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他暗下决心不辜负省委的重托，在工作实践中努力学习，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磨练自己。

　　父亲到任后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干部正确贯彻执行省委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很快地打开天长县各方面的工作局面。淮南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表扬父亲王陵（甘怀勋）是“年轻的模范县委书记”。此时刘少奇同志刚好到淮南路东省委检查工作，他听刘顺元同志的汇报并看父亲写的报告后称赞说“这个同志政治成熟早，理论水平挺高！”。

中共天长市地方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感谢安徽省滁州天长市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扬生同志提供的资料。

　 母亲田克（潘韵桐）1940年12月至1941年7月调任安徽天长县汊涧区党委组织委员。当时，反动地主武装暴动刚过，日本鬼子又扫荡，来势凶猛，区委委员都分头深入到各乡，领导民兵自卫队和群众展开反扫荡斗争。区委决定要求做到：人不离队，队不离乡；敌人来犯，村村抵抗，乡乡放枪。时任区委组织委员的母亲田克领着民兵自卫队在鬼子出行必经的路上隐蔽放哨，监视敌人，配合新四军主力打伏击。为了便于随队战斗行动，母亲田克索性剃了光头，来了个女扮男装（扫荡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头发才长齐）。

　　1941年1月5日天长县干部大会结束后,母亲田克跟父亲王陵(甘怀勋)举行了结婚仪式，他们仅用生活补贴的5元钱买了花生糖请大家吃，在婚礼上大家高兴地唱歌为他俩祝福，婚后第三天父亲王陵（甘怀勋）和母亲田克就分别下乡,又投入了工作和战斗。

此照片为1946年父母亲在江苏淮安重逢时的合影

　

　　1994年4月我陪母亲重返苏北根据地时，中途汽车路过天长县汊涧车站，母亲满怀深情的讲起了英年早逝的父亲和她们只养育了一个月的儿子……特别在此下车并留影。

1941年8月，父亲王陵（甘怀勋）的县委书记工作干得正上手并得到上级的表扬肯定之际，从淮北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新四军四师发生了“托派”案件，从大别山到新四军四师的广西学生军中共党员都是“托派”分子，怀疑党支部系“托派”组织，曾是广西学生军支部的党员已被逮捕关押，中共党员韦廷安竟被错误处决（后得以平反追认为烈士）。由此，该案牵连了撤退到淮南新四军二师根据地中广西学生军的近50名党员同志，父亲王陵和在淮南的其他学生军同志均被以 “托派分子嫌疑”而撤职关押了起来。

此为新四军四师中共党员韦廷安，因“托派案”被错误处决（后于1981年得以平反追认为烈士）

　　母亲田克虽是参加广西学生军前在广西南宁入党的也受到牵连，她当时已怀有身孕，被关押不久生下了我的大哥。母亲田克一直不承认自己参加的是“托派”组织，生完孩子满月后，组织对她结束了审查并恢复党藉，从军部分配到苏北新四军三师根据地工作。当时日本鬼子对苏北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母亲无法把满月的婴儿带在身边抚养，只好忍痛送人，从此再也没能找回。

　　当时淮北淮南根据地的有关部门对这个所谓“托派”案件中被关押的同志都采用了逼、供、信的手段，致使案情复杂化、扩大化。当时处在战争环境，许多情况无从调查核实，敌人经常扫荡，肃反部门觉得难于管理，曾上报路东省委要将父亲王陵（甘怀勋）、谢东来、吴启增等人执行枪决。路东省委转报中共中央华中局请示，刘少奇同志看后批示：“此案无事实根据，不可杀人。”

此图为1942年二师坚持敌后斗争，拔除的津浦路顽军据点

1942年6月，路东省委把他们押往苏北新四军锄奸部，有人提出将父亲（王陵）遣散离队：如果愿意回广西，可给路费，愿就地自谋生路可给些本钱。王陵（甘怀勋）断然拒绝了，坚定地说：“我没有作对不起党的事，愿意留在队伍里接受组织的考验审查，就是死我也要死在队伍里，死在抗日战场上”。父亲一直坚持跟着部队行动，同年12月，在查明了王陵（甘怀勋）工作中并无危害革命利益的行为，父亲被锄奸部释放，经军部分配到苏北参加反扫荡工作。

1943年春节后，王陵（甘怀勋）在苏北阜宁县县委书记冯国柱（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主要领导）和县长刘丹领导下努力工作，在这一年半时间里，积极开展粮食征购、动员拥军支前、减租减息、组织民众反扫荡，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不久县委任命他为阜宁县第五区区长。尽管组织上仍未对本案平反，但王陵（甘怀勋）毫无怨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1945年夏秋间，在盐阜地委党校参加整风运动时，组织上正式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并做出了“取消托派嫌疑，恢复党籍，恢复名誉”的平反决定。

此图为1943年盐阜区人民庆祝反“扫荡”胜利。

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王陵（甘怀勋）调盐阜地委宣传部工作，参加了新四军攻打淮阴的战斗。

此图为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发起两淮战役，联合进攻作战，歼敌7000余人，解放淮阴城部队战后合影。

1946年1月，父亲王陵（甘怀勋）被华中局指名调到《新华日报》任编辑部副主任。母亲也调入中共华东局机关报与《新华日报》合并的《山东大众日报》报社工作，父亲任编辑部主任、支部书记，母亲任采访部记者组组长，期间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报导。

父亲（后排右一）田克（前排右一）跟美国记者葛兰恒及战友在大众日报合影

1948年春夏间为配合中原、华东野战军主力逐鹿中原，开辟新解放区，华东局决定在山东等地抽调大批干部组成中原支队随粟裕兵团南下，父亲王陵（甘怀勋）奉命参加华东局中原支队，任中原支队第五大队政治部主任，随陈毅、粟裕兵团一路南下……

1948年父亲王陵（甘怀勋）与母亲田克南下到山东合影

父母亲服从命令，南北跋涉、转战中原，先在河南临汝中心县任县委书记，又调湖南邵阳地委副书记。

此为父亲（后排右一）在河南临汝任县委书记时和战友合影

1949年广西即将解放，张云逸、莫文骅等在武汉组建广西省委，需要广西籍干部，指名将父亲从湖南调回广西工作。经张云逸同志提议把王陵改回原名甘怀勋并注明壮族，中原局下令任命甘怀勋为广西平乐行署专员、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

此为当时中原局给父亲甘怀勋的任命书（已捐赠予广西革命纪念馆）

1949年12月24日，父亲甘怀勋（左二）奉命到任广西平乐专员，与平乐地委班子来到了地委行署所在地贺县八步。

　1949年12月，桂林解放后的第３天，父母亲跟随陈漫远、何伟一行回到桂林，时任省委书记张云逸指示，由父亲甘怀勋执笔起草了《告广西全省人民书》。

此图为父亲（右四）于1949.12与桂东地下党会师摄于八步

到任的父亲甘怀勋～～当时山区仍隐藏有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与地方反动武装勾结的土匪，社会治安秩序十分混乱。

　1950年周恩来总理签属给甘怀勋的任命书（已捐赠予广西革命纪念馆）

1951年4月，平乐地委领导与解放军145师领导合影

父亲甘怀勋（后排左四）、田春（后排左二）、祝维干（后排左三）母亲田克（后排右一）

遵照省委指示，父亲与平乐地委领导班子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很快打开了平乐地区的工作局面。1951年开始土改，他亲自带领工作队到荔浦县蹲点，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为全面开展土改工作摸索经验、培训干部，他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1952年8月，省委将他调到省委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甘怀勋1955年任中共广西省委秘书长，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省委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掌握第一手情况，为推动各项工作制定具体执行措施积极做好服务和参谋工作。

此图为1953年父亲甘怀勋（中）与何忌（左）江平秋（右）合影于广西省委

1954年父亲甘怀勋与母亲田克夫妇于广西省委宿舍（南宁市七星路128大院）

1956年父母亲与我们兄妹在广西省委宿舍

1956年，父亲甘怀勋负责主持筹备了建国后召开的中共广西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开得很成功顺利，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2021年庆祝建党百年时，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办党史展，有同志翻阅档案后得知此情况，专门找我寻要父亲当时的工作笔记，照片……）

以上为家中珍藏的照片与证件，均已捐赠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1957年7月，父亲调任中共南宁地委地委书记。当时南宁地区幅员最大，管辖的县最多，有四个县跟越南接壤，父亲深感责任重大。他认真学习领会上级有关方针政策，同时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母亲曾听原地委的同志说：父亲甘怀勋下乡到村里群众家，经常是铺盖还未及打开刚坐下，村里干部群众就围拢上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打开话匣，顺耳的逆耳的父亲都认真听耐心记，对群众反映的意见，他都是用商量的语气摆事实讲道理，让干部群众听得心悦诚服。I

1958年父亲甘怀勋视察炼铁炉。

1959年10月，父亲下乡蹲点时遇到母亲到宁明参观，高兴地在丰收的稻田里一起留影并邮寄给亲友。

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各地都在摆擂台、放卫星，导致浮夸风曾一度盛行。不久遇到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较严重的粮荒。父亲能保持较清醒地头脑，他当时提出：一个地方、一个县工作有没有成绩不能单凭他口头上说的，最重要得看实际，最终还要看地里长出多少粮食才算数”，提出“要确保粮荒不饿死人！

　　父亲甘怀勋亲自带头下乡蹲点，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粮食困难问题。他根据农民群众提出的要求，大胆地向区党委提出了把闲置农田借给农民种植冬季农作物的可行性报告，获得了上级的批准实施，推广了这一灵活务实的举措，为帮助群众摆脱粮荒困境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此图为1961年3月朱德视察南宁时接见广西党政领导人合影父亲甘怀勋二排左六，母亲田克二排左三

　　1963年南宁地区10多个县一连几个月未下过透雨，特别是邕宁县旱情最重，10多万亩晚稻受到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的威胁。为了尽快的帮助群众解决难题，甘怀勋带领地委、县委的领导干部几天几夜连续奋战在抗旱救灾第一线。不几天，30万人投入了日夜抗旱的热潮之中，使旱情很快得到了缓解——摘自母亲写的怀念父亲文章。

此照为甘怀勋（右）与陈枫1962年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期间。

　　那些年我上小学，印象中父亲总是下乡，我们经常睡到半夜听见汽车响，就知道父亲回家了……还记得父亲曾跟我们争着看新书——他外出开会或下乡回南宁，如果遇白天有时间，常先去逛书店，新书买回来还会跟我们兄妹排队争着看……

父母亲与我们兄弟姐妹在南宁地委宿舍家门前

　　父亲甘怀勋在地委工作期间， 认真学习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文件，每次运动都亲自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实行以点带面。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曾拜当时广西著名水稻专家张国材为师，下乡时常邀张专家同往，下到田间学习研讨防治水稻病虫害的措施；经常与时任广西科委主任的陶希晋（原国务院秘书长）一起到邕宁五搪办水稻高产实验区，总结推广高产经验。

父亲甘怀勋在地委工作期间，做为地委书记，除了机关开会外，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并亲自动笔写调查报告，为地委全面开展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他经常在乡下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布置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其它地委领导同志也分别下去蹲点，父亲经常说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要时时把群众放在心上。

父亲甘怀勋任南宁地委书记以来，开会做报告、会议做总结一贯坚持自己写讲稿。据许多原来听过他报告的同志回忆说：甘书记讲话做报告经常不用讲稿，都能把问题讲得很透彻，哲理性、趣味性、实践性很强，同志们都很喜欢听，据说他的发言记录不用整理就可直接形成文件下发。尤其是他做的政治形势报告，更是受到干部的欢迎，报告的会场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1966年为送准备参军入伍的姐姐（后排右一）父亲甘怀勋（南宁地委书记兼南宁军分区政委）特意穿上军装拍的全家照。

1966年底，南宁地区“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背上 “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派”“假党员”“托派”等罪名，受到错误批斗和残酷迫害，母亲也被关在单位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爷爷奶奶被赶出了家门（两年内先后病逝他乡）哥哥住校，姐姐当兵，只有13岁的我和9岁的弟弟陪着父亲在家。那时候，地委大院里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还有被抄的家里摆起了“展览”，家庭的照片和一些衣物、母亲因工作需要专为接待外宾自费购置的衣裙等物件成了“展品”。父亲每天挂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三反分子甘怀勋”的牌子，在大院里扫地，锄草，冲厕所，不时还被拉去批斗。

　　1967年开始学校停课，工厂停产，交通运输不时中断，导致日常生活必须的粮油肉蛋等都要票证且一应俱缺，13岁的我经常半夜起来排队买冻肉，冻鱼；父亲教我做红烧肉，叉烧。那时候最难的是买煤，我一次只能挑4—6个蜂窝煤，要来回排队几次才能买完定额煤票。有时蜂窝煤摔碎了哭着回家，父亲则安慰我，教我做成煤球来烧……

　　父亲还经常为区内外各地前来外调的“专案人员”写干部历史证明材料，在那个什么都可以“莫须有”的年代，父亲因坚持实事求是，不肯写假材料曾经受过威胁、被打骂。父亲曾对我说“最讨厌给那些定好对方罪名标题的外调人写证明材料……”他还以数十年前“托派”假案为例教育我，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不说假话，要讲事实，要对别人负责，经得起得起历史的考验。那时候我和弟弟因是“走资派的狗崽子”经常被人欺负，到学校也受冷眼相待，即使这样，父亲仍然教育我：要正确对待个人得失与国家利益，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对他做出公正结论…… 1968年文革武斗时期的一天，父亲突然被人带走几天未归，急的我不知所措，当时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害怕得整夜睡不着觉，有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来，问我要父亲的日用行李和粮票生活费，才得知父亲被隔离审查关押了起来，一直到五塘斗批改学习班，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9月我初中毕业时15岁，因为父亲是“走资派”，不准进工厂，也不能升高中，只能去农村插队。那时候学校和父母单位都会发给插队的学生购买提蚊帐、棉衣，提桶等生活用品发票，学校工宣队说：我是走资派的子女，没有资格领票。父亲申请从冻结的工资里给我取50元，走前与我见一面的请求也没批准。1970年父亲带着11岁的弟弟一起到了五塘南地斗批改学习班，

我在田阳百育四那插队四年间，几次到五塘看望父亲，他白天参加劳动，下地拔草，打扫猪舍，晚上和弟弟住在一间四处透风潮湿的房子里，地面凹凸不平，上面被踩踢出很多浮土，两人的床单和蚊帐都已长出了绿霉。每次我到五塘探家才得拆下蚊帐来到井边打水洗，漂洗几次那水都是绿的……就这样的小床只有两张，如我去留宿，弟弟就到隔壁徐维芝阿姨那里借宿。

　　父亲年轻时在北方因受寒常感冒咳喘落下病根，到地委工作后又经常带病下乡，逐渐发展成慢性哮喘性支气管炎。在五塘犯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病情不断加重，经常白天稍活动则咳喘，深夜听着他艰难的咳喘声，叫人非常揪心。

此左上图为父亲甘怀勋在南地五塘斗批改学习班1971年1月 5日于母亲结婚29周年纪念日亲笔抄录的毛主席诗词《咏梅》。右图、左下图为2020年与几位发小重返五塘斗批改学习班，一起寻找父辈曾经住过的旧址时拍摄。

　　此图为1973年父母亲返回南宁住在桃源路31号时拍摄。

1972年底，母亲终于结束了审查，获得了解放复出，从武鸣学习班回到南宁。她去五塘看到父亲已身患慢性哮喘性支气管炎延误发展成严重的“肺气肿、肺心病”，立即设法让父亲申请从“斗批改学习班”回到南宁治疗。1973年春节前，父亲经批准从五塘“斗批改学习班”回到南宁检查身体。南宁地委结束了对父亲的批斗审查，由于他已身患重病，组织上让他一边治病，一边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七年间全家人各奔东西，好不容易盼到重获团圆的这一天，本应该痛快地倾诉离别后的苦与乐，可是此时此刻，全家都在为父亲的病情着急。然而父亲振作精神安慰我们道：“我们终于团聚了，我们又有家了。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传统。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金不怕火炼，我相信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此上图为1973年春天父母亲团聚后拍的照片，是他们最后的合影…… 此下图为1973年3月全家六口人分别从五个地方团聚拍摄于南宁。

　　1973年9月我从田阳回到南宁，在广西医学院附设护士学校读书，父亲在附属医院内科住院治疗。父亲的病情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你父亲的病程延误了太长的时间，已错过了治疗的良机，感染一直无法控制，太可惜了！”尽管得到组织上重视，特别批准他转到广州就医，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里请到了当时在广州为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治病的专家为父亲会诊，可医生说各方面情况不好，可惜耽误的太久了！

　　转院到广州后父亲的病情还是未见缓解，他还坦然地对母亲说：“这里条件好，病稍好我就出院，再到从化温泉疗养疗养，很快就会康复的。回去工作后下不了乡，在机关干点别的也行！”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念念不忘要为党工作，那么自信乐观的与疾病顽强的抗争。到广州仅半个月，父亲的病日渐加重，1973年12月11日，年仅53岁的父亲甘怀勋带着再也不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遗憾，怀着对亲人们深深的眷恋，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当噩耗从广州传到南宁，当时父亲甘怀勋未完全恢复原来的职务和待遇，但自治区直属机关与南宁地委机关许多自发前来的干部群众共有近千人为父亲送行。从北京、大连、芜湖、南京等外地专门赶来了一起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友；同志们都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非常痛心惋惜。

此图为我们家人与闻讯从北京、南京、桂林等地赶来给父亲送行的老战友……

当时几位原南宁地委行署干部正在修筑枝柳铁路工地上执行任务，得知父亲逝世的消息时太晚，已经不能赶上参加追悼会，遂联名给母亲写信派专人送来家中……

　　当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的灵台上安放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两旁挽联“为人民服务到底，为革命奋斗终身”，横幅是“一生革命”。父亲甘怀勋（王陵）从青春年少开始探索、选择、追寻真理，踏上抗日征程，到新四军根椐地参加革命，解放战争随大军转战南北、重返家乡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2024年正月十八，是父亲诞辰105周年纪念日。春节前应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扬生同志的约请，撰写了怀念父亲的文章，感谢他在《今日天长》网推荐登载，并转交推荐在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公众号连续四集转载。

近日刘扬生同志又将我所写回忆父亲的文章转达天长市党史办，被天长市历史档案陈列馆及《中国共产党天长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历任县委书记简历栏目”里面的历任县委书记照片简历修订增补，将父亲王陵（甘怀勋）的资料补充上墙。

　　近日有一位朋友对家人说：见到你，想起几十年前一位姓李的朋友说的旧事——他的一位前辈说，“困难时期”，如果没有甘怀勋，我们早就饿死了。朋友问：此话怎讲？老人说：当时甘怀勋允许我们种红薯🍠，红薯长得快，我们这才渡过难关。

父亲体恤老百姓，百姓会永远纪念他……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一年，回想父亲甘怀勋的一生可谓历经风雨和坎坷磨难，无论是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还是蒙受政治上冤屈，都不能动摇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在他留下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我就愉快地去做，努力奋斗做好，决不虚度年华。”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才智奉献给了人民，真正实践了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