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都怪力比多

周自衡

听说有人要起诉莫言，不管进展咋样，事情总是有了。一直以来，也不能说是一直以来。《红高粱》上映以后，捧红了主演，捧红了导演，唯独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作者是谁。莫言真正走进人们视线的，还是2012年登上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之后，然而木秀于林，自然也就被推上了與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质疑莫言的诺奖领奖词丑化祖国，吃煤块和母亲拾麦穗被打都是不实之词，对其有肯定也有否定，褒贬不一，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一直争辩不休。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莫言对于中国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强化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他本人以及他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毫无疑问地被载入中国文学史册，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奔腾不息的文学长河中永不消失的一朵浪花。

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说的是性心理对人的行动的作用。他的学生卡尔•荣格的研究使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种理论恰恰涵盖了莫言成长经历以及创作的心路历程。莫言艰苦的童年生活，目睹亲人的一些境遇，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外界事物的理解，隐隐地在他心中生成了一种厚积薄发的力量。又由于他酷爱、热衷并擅长文学，这种心之力的滚烫岩浆就从文学创作这个火山口喷涌而出。

莫言曾说，文学不应该是歌功颂德的，而是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的。这个观点如果是对整个文学现象进行的概括显然有失偏颇，但如果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就可以解释得通了。伴随着十八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出现了一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创作了《红与黑》、《人间喜剧》、《复活》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作品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刻划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丑恶的人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也是有流派的，当然流派是文艺理论家总结出来的。比方说当代文学中五六十年代有描写战争题材的《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有描写革命斗争生活的《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有描写土地改革斗争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新中国初期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和作品，并没有形成什么文学流派，后来便出现了山药蛋派，王蒙的意识流，伤痕文学也可以称为一个流派。陕西有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写《废都》的贾平凹，也是一个流派。包括贾浅浅的屎尿诗，存在即合理，何尝不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看呢。如果从文学现象的角度，回过头来再看莫言的作品和他的创作理论，是否应该认定为是一个流派或文学现象呢。当然不能称其为批判现实主义派了。至于叫什么那就是研究当代文学的文艺理论家的事了，或者简单地把他划进暴露文学也不是不行的。时代产生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同样时代也需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

人们最早颇有微词的是莫言在诺奖颁奖台上讲的那些内容，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我认为是真实存在的，我经历过那个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急眼了没啥吃的，吃煤块太有可能了，但尝一尝可以，多吃胃是受不了的。我相信莫言，尽管小说家擅长虚构，但这个事有他的老师和同学们参与并且他们都还在，我怎么想也觉得莫言无论如何不会无中生有的。

莫言和母亲拾麦穗母亲挨打一事，我认为也是真实存在的。我在生产队劳动过。每年秋季割完地就要往场院里拉庄稼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们都希望在这一节骨眼上多抓挠点省得挨饿。一般捡庄稼都是老人和小孩，劳动力都去忙秋收了。能捡到庄稼的地块都是刚拉完的，生产队对这样的地块都会安排专人看着，但是这边装车那边下手抢也是常有的事。看地的撵不过来，这边撵走那边又下手了，看地的十分恼火，把小脚跑不动的莫言母亲撵上，夺走麦穗并打了他母亲的事就不奇怪了。

目前我们处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时代，文艺领域百花齐放，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文艺作品，只要不逾越法律和道德的红线，就完全可以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作为莫言，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作家，又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不论如何，如果他真的做出危害社会和民族利益的事情，国家也不会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