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岁月

L.H.T.（韩玉杰）

现在已是耄耋之年 　　少年夫妻老来伴 　又踏上新的一年。我在不知不觉中已至耄耋之年，体力下降老态尽显，多种慢性病缠身（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几年前又突发了“脑梗”，一条腿偏瘫，每天像吃饭一样，药不能离口，但头脑思维能力还好没有糊涂。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岁月里，从一个有记忆的孩童开始至今，许许多多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事情像故事一样，还总是时常清楚的出现在我的记忆当中，，，。 为了活命“闯关东” 上世纪20年代初华北冀中平原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就连能吃的草根、树皮都很难找得到，农村里许多人活活的被饿死，在炎炎的烈日下一些村子里都空无一人，为了活命只要还有点气力的人便携儿带女外出乞讨。当时人们都听说地处‘关外’的东北，虽然气侯寒冷，可是地广人稀容易混生活，许多灾民都纷纷“闯关东”逃难到了东北。 “不能就这样在这里饿死，咱们也得出去找一条活路！”河北省衡水县胡家堂子村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農民韩宝田（我的爷爷）对妻子谢氏说。 他们流着泪水，为了活命，决心要带着孩子离开这块养活了他们几辈子的地方。只身一人的妻弟（谢**）听说后，也跑来对姐姐和姐夫说: “我也要跟你们一起走!” 天刚蒙蒙亮，两个男人背着两个布包袱，揣着仅有的几个糠菜团子走在前面，谢氏一手拉着12岁的女儿，另一只手拉着只有8岁的儿子（韩庆云-我的父亲），紧紧的跟在后面。第二天他们终于和成群的灾民一起爬上了开往东北的‘闷罐’子火车，饥渴难耐的灾民们，拥挤不堪地坐卧在黑洞洞的‘闷罐’火车厢里，随着车轮的滚动走走停停，经过了几个昼夜，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到达了奉天（沈阳）皇姑屯火车站。灾民们顾不上路途的劳累，都急急忙忙的下了火车，韩宝田一家四口和妻弟一起背着包袱，牵着一双儿女和成群的灾民一起涌出了火车站。1923年当时我的父亲韩庆云只有8岁就这样跟着我的爷爷和奶奶来到了沈阳，开始了他的“闯关东”生涯。 在沈阳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叫‘沙子沟’的地方，到处是低矮杂乱的民房，道路泥泞不堪，是从‘关内’逃难来的灾民聚居的地方，爷爷和奶奶带着爸爸和姑姑就住在这里。全家人只能依靠爷爷给人家赶马车来养家糊口维持生活，虽然不能温饱但加上奶奶每天帮别人做些零活，总算能够填饱肚子渡日子了。 爷爷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收拾好马车，赶紧去货场为车主拉货，除了赶马车还要装卸货物，每天都是汗流浃背，为了多拉几趟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人越来越消瘦，脸色青黄全身有气无力，晚上回到家里不停的咳嗽，终于有一天咯出了大口的鲜血，“这是要命的肺痨”！奶奶惊叹而无奈。‘肺痨’就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1936年初夏的一天，不惑之年的爷爷终于闭上了双眼，默默地离开了这苦难的人间。 此时，我的父亲是学开汽车刚出徒二年的司机，就被招录到刚建立的“交通株式会社”开车（当时是日伪满洲国），成为了沈阳第一代公共汽车的司机。 年轻的父亲就这样开始承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重担。 　　 《我的爸爸妈妈》 　　父亲（韩庆云）文化不高，只读了小学四年级，一辈子勤劳朴实，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辞，与人处事十分和善。在八岁时跟随爷爷（韩宝田）奶奶（韩谢氏）从河北老家逃难来到沈阳，十五岁去三经街的“三利汽车公司”学徒，三年后当上了汽车司机，二十一岁时成为了沈阳市第一代公共汽车司机。爷爷由于身患‘肺痨’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因此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过早的落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在经历了满洲国和国民党时期的艰苦日月里，父亲经常失业，为了养家糊口总是千方百计不辞辛劳的去打工或做些小生意，赚钱来供养全家老小的吃穿。 我的母亲（常少芳）1916年出生在铁岭县辽河岸边的农村，十八岁时嫁给了父亲。同旧社会的妇女一样，一辈子任劳任愿的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用辛劳和母爱把我们十兄妹抚养长大成人，经常是在夜晚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为我们缝补衣衫，小时候若是我们兄妹中谁生了病，母亲就会日夜守护在身旁喂汤喂药，在粮食短缺的困难年代，母亲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让我们每个人吃饱。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对我们每一个人要求都十分严格，经常教育我们为人要正直，要诚实，讲信用，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来创造美好的未来。她与邻里相处很讲情谊，谁家有了困难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遇到不公的人和事，也敢站出来仗义执言。 父亲和母亲把一生的心血全部都倾注在家和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历尽了艰辛万苦，有时达到了筋疲力尽难以承受的地步。记得1948年秋天沈阳解放前夕，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一斤高梁米卖到100万元，父亲已经失业，那时有兄妹六人再加上奶奶共九口人，全家唯一的口粮就是仅有的少半块豆饼，每天削一点点加上挖的野菜也无法填饱肚子。害怕这样下去我们兄妹会被饿死，当时只有三十三岁的父亲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做为路费，带着全家老小逃难到了北京。因无钱租房子，全家人曾经露宿在‘前门箭楼’的城门洞里。为了能有口饭吃，父亲在‘天坛公园’的西门口摆小摊卖烟卷，艰难的度过着每一天，那时侯，我们兄妹还都很小，根本无法帮助父母做事，更分担不了他们身上的压力和艰难。 1945年8月日本人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进驻沈阳市，司令部就设在小东边门外的“娘娘庙”附近，父亲受顾当了汽车司机，不久八路军要转移到吉林省，想要父亲也一块去继续为首长开车。这对失业的父亲是多么好的机遇呀！还有，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继续向南方挺进，也动员父亲去为部队领导开车，又是一次大好前途的机会。可是，父亲想到如果他一走，留下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和奶奶生活会有很多困难，为了家，为了不让我们兄弟姐妹受苦，这两次父亲都选择了放弃，他为了我们兄弟姐妹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东北解放后，我们全家又回到沈阳。父亲有了稳定的工作，在空军八航校为校领导开车。母亲在家里，每天为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不辞辛苦的操劳着。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我们生活在父亲和母亲细心的关爱和呵护下，心里面感到十分的幸福，我们上学读书了，一天天的长大成人了。而由于为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所付出的艰辛劳累和苦难经历的折磨，父亲母亲都已经是满头白发多病缠身，二老的晚年本应当是安安静静地来享受我们兄弟姐妹对二老应尽的孝道之情，让他们健康长寿，其乐融融地饱尝人间的天伦之乐，实现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母亲的美好心愿。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让我们十分痛心的是父亲和母亲在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初先后病逝，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去到了天上的‘另一个世界’。这些年来，我们相信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能感受到我们兄妹们对他们无限深情的思念，也相信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看到他们的儿女子孙每一家都无忧无虑地过着好的生活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2022-02-17）.. 　　《童年时的记忆》 （1940年阴历4月19出生后百日的照片） 1940年阴历4月19日，我出生在被日本鬼子侵占的辽宁省沈阳市（当时叫奉天），生下来就是一个亡国奴。因为当时我是家里边头一个男孩，在父母心中是十分珍惜的宝贝儿，要保养好不能失去，所以起个小名叫“拴柱”，别人都叫我“小柱子”。在我一岁多的时候，突然患上了“伤寒病”，病情严重昏睡不醒，请医生都无法治疗不给开药了，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只好在家中供上“胡三太爷”的佛像，盼望着佛神能救我的命…，就这样几天后真的显灵了，我的病慢慢的好转了，我又活了过来！这个佛像一直保存了好多年。 1945年8月15日是小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回忆起当年只有五岁的自己，在头脑里，仍然还有些不能消失的记忆，那时候就住在沈阳（当时叫“奉天”）城里的钟楼（现在中街和朝阳街交汇处）南，朝阳街路东侧的一条巷子叫“水艦胡同”，胡同里有一个大的四合院，大门朝南，院子里面南、北、东、西、中、连排的平房里住了几十户人家。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那时生活特别苦，每天都是只能吃红高粱，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天妈妈都把带壳的红高粱用水泡在瓦盆里，再放上一块砖头，用手把红高粱的外壳在砖头上搓掉，才成了可以煮饭的高粱米！那时候中国人如果吃一次大米或白面，就是犯罪，叫“经济犯”。 母亲曾经对我讲过，我的姥爷是一名做服装的裁缝。一次做衣服得罪了日本人，就被抓到了警察局，又是鞭打，又是灌辣椒水，遭受了各种折磨，后来是托人求情，花了不少钱，总算是拣回来了一条命。 当时的日本人疯狂裸夺东北的物资财富，把抚顺煤矿的煤全都运回日本国，据说填满了一个湖泊。 他们还到处抓中国人当劳工，都被押运到日本国内的工厂、矿山当做免费的劳动力，受尽各种折磨，大多数都惨死在日本，还美其名曰叫：为日本天皇的“勤劳奉伺”！ 当时在胡同口北侧路东有一栋二层楼，是日本人的百货商店（叫“消费株合”就是日本的“株式会社”），中国人是不能进入的。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当了14年亡国奴受尽各种压榨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爆发起来，都冲进去把商品抢劫一空，在店门口的路上还散落一些小的物品，当时我的姐姐还捡到一个小帽子呢！ 另外就是日本一宣布投降，当时的日本人立刻就变成了蔫茄子，在外面走路都低着头，男人帽子的帽沿都朝后戴了，表示向中国投降。在大街上一些愤怒的中国人只要一见到日本人就围上去打，当时在大东门外的有轨电车站广场上，就堆放着许多被打死的小日本鬼子的尸体！ 还有就是一些死去了男人的日本女人带着孩子，无法生活，为了活命纷纷去嫁给中国的单身男人……我的舅爷（当时住在苏家屯）是个泥瓦匠，很穷，都快50岁了还是“老光棍”呢，当时就有一个日本女人带着个女孩，来跟舅爷一起过日子。记得那时候奶奶和我也住在苏家屯的姑姑家，还和那个日本小女孩在一起玩呢。有一次邻居家结婚去迎娶新娘，不能抬着空轿接新娘，要让一个小男孩坐在轿里才能去迎娶新娘，这叫“压轿”，就让我坐在轿里“压轿”去迎娶新娘，让我有幸尝到了颤颤巍巍坐轿子的滋味！…解放后到了一九五几？年，这些日本人都被送回了日本国………我这个舅爷是跟随我奶奶一起从河北老家逃难来到沈阳的，是个“老瓦匠”，沈阳解放后亲手参与了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的主楼的修建工程。因为贫穷一辈子都是单身，老年退休后，被安排到大连某地的一个“养老院”安度晚年……。 1945年， “8.15”日本人投降了，苏联的“红军”进入沈阳，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多年的战争，当时的苏联军队的纪律性很差，中国人把他们叫“大鼻子”， 我家住的院子里许多都是汽车司机，所以院里停放有好几辆汽车。突然有一天，一台汽车的轮胎被几个“大鼻子”（附近服装厂的苏联警卫兵）给拆走用去换钱买吃喝了，当时，因为他们手里拿着“转盘式冲锋枪”（枪的子弹梭子盒是扁园型），人们都躲的远远的，谁也不敢吭声！ 当时许多中国年轻妇女外出时，都装扮成男人！就是怕被“大鼻子”骚扰！ 另外，他们还把工厂里的许多机器装备拆卸下来运走了。 一直到八路军进入沈阳后，城市里才渐渐的安稳下来，老百姓的生活才恢复正常。当时在彭真同志率领下的沈阳“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小东边门外“娘娘庙”附近，那时，我的父亲就应召到“八路军办事处”当了汽车司机。后来八路军北撤去了吉林省，因为家里老、小、人多生活拖累，父亲就没有跟随八路军去吉林。 紧接着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接收大员”来到沈阳。还记得当时看到一些士兵，闲着没事到野地里啪！啪！…的朝天上开枪玩，我们就去捡许多子弹壳回来玩。 在胡同口有一家叫“增盛合”的金店，每天都有许多开着吉普车的军官来这里购买金银首饰。再就是三天两头的大街上看到中央军的军官迎娶新娘的繁华的车队！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到了1948年时，许多企业倒闭，大多数人失业，物价飞涨，高粱米卖到一百万元一斤！还记得每次去大东门的市场都是挎着一书包钱还要背着多半面袋子的钱，才能买回来二斤高粱米。家里只有半块豆饼还舍不得吃，天天和奶奶去挖野菜。每天都吃不饱，饿的难受！我骨瘦如柴被人称呼叫“瘦猴子”！ 就在西边第三家的邻居家里，有一个比我大二岁的男孩叫“佟福顺”，每天都在家里躺在炕上大声叫喊“…人家好饿的慌呀！”……那一年在前院，有一个男孩就活活地在自己家里被饿死了！ 当时的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法币”几乎成了废纸，在院子里的厕所里，许多人都用钱票子当擦屁股的手纸用了！后来发行了“金圆券”，一百万元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就没有人使用法币了！ 1947年秋我刚刚上小学一年级，仅仅半年多到了1948年春天就辍学了。 （ 2019.8.15） .. 　　 《在贫困中长大的少年》 （我是1950年第一代少年童先锋队红领巾的佩戴者） 　　国民党当政时的1947年秋，已经七岁的我就到中街“吉顺丝房”（解放后的第二百货商店）后侧的“中街小学”开始上小学一年级。 　　每天早晨上课前，全体同学起立背诵《总理遗嘱》“……三民主义，吾党所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教室里，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握着教鞭，若有同学违纪，老师就会用手里的教鞭去抽打，还会叫到前面的讲台上罚站甚至罚跪！所以，那时候学生都非常害怕老师！ 当时社会上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父亲失业，全家人每天连饭都吃不饱，我只念了半年多小学就辍学在家啦。 父亲是位老汽车司机，那时在一家叫“凯记车行”（私人办的出租车企业）开出租车，1948年春“车行”就倒闭了。 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父亲将一台破旧的“菲亚特”小轿车的后半边顶棚锯掉，安装上帆布棚顶，改装成了一辆能载多人的小客车，每天由大东门到沈阳火车南站往返拉乘客。辍学的我就每天随父亲跑车拉客，父亲在前面驾驶舱里开车，我就在后边小客舱里背着书包向乘坐车的人收钱。每天往返好几次，对我这个刚刚八岁的小孩也够不容易的啦！ 记得有一次，汽车在半路上轮胎坏了。父亲回家去取轮胎，让我一个人留在车上看守，由于距离家较远，等了很久…很久，也不见父亲回来，太阳西斜快傍晚了。当时饥饿难耐，我的兜里空空的一点吃的也没有，我越来越着急，竟急得在车上哭了起来！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个国民党“中央军”的伤兵，坐车后没给我车钱就下车了，父亲在前边驾驶舱不知道这事，就开车向前行了…这时我急着要去追赶那个下车的“伤兵”要车钱，就猛的从车上向后边跳了下来…结果由于汽车向前行，我从车上向后跳下，被重重的摔倒在马路上！结果没有追到那个“伤兵”，乘车钱也没有要来！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摔有明显的外伤！ 沈阳解放后，我又重新上学了。当时住在北市场我的姥爷家，在西塔小学上二年级。几个月以后，就转回到大南门附近的“文庙小学”（就是现在的“朝阳一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有飞机在空中撒庆祝“国庆”的传单，我和同学们都到大街上扭秧歌游行，到处都是欢呼庆祝的人群。 到了1950年，在全国各小学校里开始建立“少年儿童先锋队”，班主任老师点名让我申请参加“少年儿童先锋队”。 　　当我第一次带上红领巾那一刻，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和自豪 当年在一次在操场集会上，校长讲话说：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开赴到朝鲜，开始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为了支援前线，老百姓家里都支起大铁锅做“炒面”，供给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志愿军当口粮。…为了应对“细菌战”我们每个人还都戴口罩、拿着小镊子多次到郊外捉小昆虫呢！ 不久，“文庙小学”要拆旧房建新的教学楼。我就跟随全班一起转到“第一师范附小”，后来又转到“白塔小学”，再转到“大北小学”，最后在1952年春天转到了在大东门里的“沈阳大街小学”。 在小学班里的三十多名同学中，一个男生叫张少泉，聪明活泼会讲故事，有一次音乐课老师还没到，他就到教室前面弹“风琴”，老师突然进来时，他就从开着的窗户一跃跳到了学校外面！同学、老师都大吃一惊！巧合的是他的姐姐和我的姐姐也是同学（沈阳市第二师范学校），关系很好。在我们班里还有一对亲姐妹，姐姐叫“程森”、妹妹叫“程林”。还有一个叫“藏志莲”的乖巧小女生，每天一没事就用嘴咬自己的手指甲。 和我要好的同学叫“李朝刚”，放学后就在一起玩。记得当时国家正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针对“奸商”的五种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制裁）运动。爸爸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实在没有办法妈妈就让我去找爸爸要钱，路程很远为了超近路，同学李朝刚就陪我一起，徒步穿过“中街”后，到小西边门一直向西北方向，经过火车北站旁的跨铁路大桥向北走到“北陵大街”，再沿着北陵大街一直向北走，穿过昆山路、岐山路、巴山路、宁山路、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崇山路与北陵大街交叉口的西南侧，有一座几平方里的南、北、西三个大院连片的军队大营房，这就是爸爸所在的工作单位“2538部队” ，在部队的汽车班里，爸爸给我们俩吃了部队里发的饼干，吃饱后带着爸爸给家里的钱，我俩又从原路返回，这一路上边走边玩，从上午出发一直到太阳西斜才到家，可一点都没有感觉累呀！ 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六年的小学竟读了七个小学校，多么的动荡啊，那时，无论上学校的路途远、近，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每天都是自己背着书包徒步行走。当时家里人口多就靠父亲一个人工作挣钱养家，很是贫穷吃穿都很困难，有时吃了上顿就没有了下顿，一次家中一粒米都没有了，我和妈妈端着盆到对面住的王大娘家借了二斤高粱米回来，才熬点粥添饱肚子！平时连二分钱一块的豆腐都没有钱买，只能赊账买几块豆腐吃，到父亲发工资后再偿还…。 还记得有一回弟弟患了“麻疹”病，为了让疹子快点出透，需要给弟弟吃些“发物”（就是用鱼或肉做的荤菜），家里根本就没有啊！妈妈就让我端着一个碗去到胡同口南侧路东的一个饭馆里（普云楼烤鸭店），在那里我乞求老板讨回来了一碗漂着油渍的“剩菜汤”。 冬天就更难了，在零下30℃多度的冬天穿着露着脚后跟的布棉鞋，提着破筐子到院外一家服装厂倒出来的炉灰里拣煤渣，两手都被冻裂开了口子。 一年冬天腊月寒天，我没有棉鞋，妈妈拿钱让我到大东顺城路市场花了四元六角钱买了一双旧军用“棉毛大头靴子”（部队每年换装下来的内衬毛皮表面是帆布的高腰大头鞋，鞋的系带在侧面），有了棉鞋心里特别高兴！可是，到了晚上爸爸回来了，也给我买了一双棕色旧的“皮棉鞋”，穿着挺合脚。妈妈第二天就让我去把我买的那双军用大头鞋卖了，在市场里呆了大半天也没有卖掉，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买主，可是只给三元六角钱，我害怕天黑前卖不出去，就同意把鞋卖给了他。回家后，妈妈一听说赔了一元钱非常生气！还举手打了我这个不会做买卖的小孩！ 第二年春天，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因为我没有夏天穿的裤子，身上的棉裤没有办法换下来，好几天都不能去上学，我和母亲都急得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邻居王大娘看到我这个小孩太可怜，就领着我一起到服装市场给我买了一条夏天穿的单裤！我太高兴了！可是我这个单纯的小孩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知道说呀！…… 读小学的六个年头里，生活虽然艰苦，可是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每天在一块玩的却十分开心快乐！平时放学回来，写完老师留下来的作业就会去玩“藏猫猫”（捉迷藏）、弹玻璃球或“搧啪叽”，拿一个“啪叽”（印有彩色图的圆形小纸板）用劲拍到地面上的另一个啪叽旁，让它翻转过来！。 到了冬天想去滑冰，又没有“冰鞋”，就穿上自己用铁丝和木板做的 “冰滑子”拿着做的“滑冰车”到冰上滑来滑去，还互相比赛看谁划的远？看谁划的快？ 有时候还和院里的几个小孩，一起到马路斜对面的胡同里有个“天乐电影院”去看电影，没有钱买票就紧跟在一个刚刚买完票的大人后面，假扮成他（她）的孩子，就能通过检票口进到放映厅找个座位（那时没有对号入座）看电影了。有一回我跟随一个大人刚刚通过检票口，就被检票的人发现了，他没有把我赶出去，而是让我进入放映厅在里面来回走，他就跟在我的后边…刚走到最前排座椅处，突然座位上一个我家院里刚进去的小孩对我喊“栓柱，我在这呢！”，他以为我刚进来还没有找到座位呢！ …我身后的那个检票员立刻到他面前说：“你也是没有买票，走出去！”…就这样我俩一起被赶出了电影院。　在这个胡同最里头就是沈阳故宫东院（大政殿和十王亭）的围墙，我们几个小伙伴，有时候就翻过去到故宫里的十王亭、大政殿…院里玩一番。 　　夏天放了暑假，几个小伙伴就一起徒步走到小东边门外，沈阳火车东站旁边有一个大“水泡子”，水不太深，我们光着身子在里面一边打水仗，一边学游泳，当时只会“搂狗刨”。 还经常去大南边门外的“南塔”附近农田地里抓“蛐蛐（蟋蟀）”，把抓到的“蛐蛐”放在小罐罐里养起来。有空就在院子里互相拿出来斗“蛐蛐”，看看谁的“蛐蛐”厉害？把两个“蛐蛐”放在一个罐子里，它们就相互撕咬，最后获胜的“蛐蛐”张开发声的翅膀，嘎嘎地响亮的叫个不停！ 还有时天刚亮就早早起来去到“小河沿”（万泉公园）。早晨没有人看守，也不要门票，许多小游船都停放在河边，不用买票，上去后在湖面上随便划，玩够了上岸就回家了呀！……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虽然年纪小，还也争强好胜的去做了把自己当成“小大人”的事情呢！ 在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当时，因为有许多成年人都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是“文盲” ，有关部门就在沈阳的“中街小学”里开办了几个夜晚上课的“扫盲班”。需要有人来给他们上课，我和院子里的小学的同学就去应聘，结果还真当上了“扫盲班”的老师，每个星期一、三、五晚上开课，隔一天去一次，晚上在教室里教叔叔、阿姨们识字读书，每次都十分认真，下课回家后心中特别高兴！这个“扫盲班”办了二个月就结束了！ 还记得有一次放暑假时，呆在家里没有事，在热闹的中街上，看到有许多挎着个小箱子卖冰棍的。我也想去试一试卖冰棍能赚点钱多好哇！挎小箱子卖冰棍的小箱子是制作冰棍店里的，为了防备把小箱子拿走不还回来，冰棍店要求要有“铺保”，就是要有个商业门店为你担保才行。 我的亲姨夫是维修钟表的，他自己开有钟表店，我就让他给我做了“铺保”，在冰棍店里领到了一个能在街上卖冰棍的小箱子。 吃完早饭后就去冰棍店，用了四角钱进了20支冰棍放到小箱子里面，那时候一只冰棍在街上卖3分钱，卖一只冰棍能赚1分钱！若把这20支冰棍都卖完了，就能够赚到二角钱啊！挎着装有冰棍的小箱子高高兴兴的来到了热闹的中街，我就不停的呼喊：卖冰棍了！卖冰棍了！！ 天气挺热，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可是挺长时间也没有人来买我的冰棍，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也喊不动了的时候，才卖出了一只冰棍，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打开箱子一看，还有八只冰棍没有卖掉，在箱子里已经融化的不成型了呀！肚子里也饿的慌了，赶快回家去吃饭吧！第一天卖冰棍就这样一分钱都没有挣到，还赔了本钱！接着又去卖了两天冰棍，都是赔了钱一分钱都没有赚到，三天下来原来四角钱的本金，只剩下二角钱了，赔了一半啊！刚开始卖冰棍的那股劲头也没有啦，心想卖冰棍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回家后妈妈对我说：你还是个小孩，没有能力，干不了这些事！把冰棍箱子退回去吧！…每天我又去和院里的小朋友玩游戏去了！ 平日里的生活是清苦了一些，可是每天都能玩的开心快乐！我这个生活在贫困家庭的苦孩子，随着时间也就渐渐的长大了。到了1953年夏天，在大东门里的沈阳大街小学毕业。 （2020.12.） 《奋发向上的好青年》 1953年夏天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在“小河沿”（万泉公园）西侧刚刚成立的沈阳市二十七中学，这个学校是“ 民国时期”张学良在奉天（沈阳）原来修建的两个中学之一的“同泽男子中学”，另一个是“同泽女子中学”（现在的沈阳市三中）。 （1956年7月初中毕业时在校大礼堂前合影） 　　校园内有东、西两座带有地下室（住校学生宿舍）的教学楼，正中北侧是大礼堂，操场在校园外边的西南角，面积很大周边没有围墙，有一圈深沟来与外界隔离开。这个操场曾经是沈阳刚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执行枪决的刑场。 我们班（初一年八班）就在西边教学楼的二楼，刚巧在班里和我同桌叫李忠诚的男同学，他家就在我家东侧相邻的院里，每天我们俩都一起上、下学，一路上有说有笑相互照应。有一次在课堂上，我们两人悄悄的说话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大声说：“你们两站起来！背上书包到教室外面去！” 我俩就这样被赶出来了！那时年纪轻头脑聪明，耽搁几节课也无所谓。我们两就背着书包一起到小河沿（万泉公园）玩去了，直到放学的时候才回家。在跨过公园的铁丝网围墙时，不小心把左腿划伤了，留下了一条记忆的伤疤！ 还有一次放暑假时，我和李忠诚同学一起去打零工，是到沈阳东塔机场院内拆房子，活虽然又脏又累，可是干一天就能挣一元多钱，所以每天干的十分卖劲和高兴！哪知道好景不长，第三天下午拆房时拆下来许多木板，脚踩上去，一不小心一颗钉子穿透鞋底扎到了脚底板，血哗哗的流出来，疼痛难忍只能回家了！虽然只干了三天，这可是第一次挣了五元多钱也够心满意足的了！ 　　到了年末12月31日晚上，头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迎新年各种娱乐、游戏活动，看节目、猜谜语、、玩的十分开心快乐，一直玩到半夜才回家。没想到一进门看到的情景让我的心突然变得冰凉，平时患有哮喘病的奶奶躺在炕上昏迷不醒，家里一片悲哀。妈妈对我说：“奶奶不行了！快去打电话让你爸爸快点回来！” 我跑着到后胡同的一个商铺，用电话告诉了在单位的父亲，叫他快点回来！很快，只过了几个小时爸爸就回来了，爸爸刚到家，奶奶的心跳和呼吸都停止了！！全家人都悲痛欲绝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位好心的邻居王叔叔主动把钱借给爸爸去为奶奶买来了“棺材”。第三天我和爸爸一起去到“塔湾墓地”将病逝的奶奶下葬，坟包前只立了一块木板的墓碑，爸爸在上面写了“母亲韩谢氏之墓”。...后来我还曾自己一个人去给奶奶扫墓，过了许多年这块墓地已被国家征用了。 在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和其他初三班里的十多名同学，去沈阳空军医院（沈空463医院）进行招选空军飞行员体检，项目很多检查标准十分严格，经过几天体检的淘汰，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两个人了。正在高兴的时候，发现我的血压不太稳定，体检医生就让我每天去医院测量一次血压，连续测了一周，结果是不合格！就这样失去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的好时机。那位体检合格的同学，高兴的去了长春空军第二飞行预备学校，光荣的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后来我家搬到了大南门里西侧的德隆里，就住在当时的省图书馆（张学良大帅府西院）大门的对面，只隔了一道高大的“影壁墙”，去图书馆只要二分钟，非常方便。每天都可以到图书阅览室去看书学习。 那时候爱读书、爱学习，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在市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阅读过苏联名作家“高尔基”、诗人“普希金”等的许多作品 　　当时为了报考一个好的高中学校，每天都到家对面的省图书馆阅览室里埋头学习课本，还专心阅读了一些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很少到外面去玩耍。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报名、考试，在1957年8月，有一天收到邮递员送来的_“辽宁省实验中学”高中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高兴的跳了起来！ （当时的辽宁省实验中学） 　当时省教育厅长车向忱（辽宁省民盟主席）是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名誉校长。省实验中学在黄河大街崇山路口的东北角，学校的大门坐东朝西，那时的围墙是用木板做的栅栏圈起来的，一进校门是前、后一小、一大的两个椭圆形的灌木丛圈起来的绿地，对着的就是学校的大礼堂。南侧就是工字型教学楼，教学楼南边是开阔的大操场，操场边上的栅栏紧靠在马路一侧人行道的边上。大礼堂的北边是理、化…专用的教学楼。刚进入校门的北侧，有一座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学生宿舍楼，一楼住初中生，二楼住高中生，女学生都住在三楼。地下室就是学生每天吃饭的食堂，那时学生吃的是大灶包伙，每人一个月要缴14元的伙食费。 我在高33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李敬安。全班男女同学共有30多名，都是吃住在学校，大多数同学家都在沈阳市，也有一些同学的家在外地，记得一位叫陈为秀的女同学家在河南的洛阳，那时她父亲是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的党委书记。班里面有许多高干子女，他们都是由沈阳育才学校保送来的，记得有熊中辉、杜安萍（女），李铭…他们的父亲都是沈阳军区的高干。1958年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的女儿林晓霖（林彪与前妻张梅的女儿）就在隔壁的高34班。我们班里有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同学叫马莲，梳着短发，一双大大的眼睛带着眼镜，幽静稚嫩的脸庞一看到同学就笑，她的父亲是辽宁大学的文学教授。 　　也有和我一样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如曾经跟我同桌的男同学于伦政的家，就在辽宁省庄河的农村。还有跟我要好的男同学张延华，家就在沈阳市皇姑区，父亲是一位普通工人。还有…这些同学都是靠自己的优秀成绩考入省实验中学的！ 刚入学的时候，我身高体壮，为人沉稳认真又爱劳动，因此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被选入“班委会”当上了“劳动委员”。因我经常穿着一件黄军衣又挺稳重，还是班里的“劳动委员”，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都叫我“老连长”！ 那时在学校东北部围墙开有一个小的“后门”，可以去到“实验小学”，还能向东穿过庄稼地走到北陵正门对着的路上（北陵大街）。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和七、八个同学一起到北陵去玩，逛完了陵寝后就跑到陵寝东墙外的松树林里玩起捉迷藏，东躲西藏跑累了，就把衬衫脱下来挂在了一个树枝上，玩够了要回学校时才想起来去取挂在树上的衬衫，到那里一看，树枝上光秃秃连衬衫的影子都没有了！这个衬衫是大姐夫送我来开学报到时专门给我买的，只穿了一个多月就被我这样给弄丢了，心里头特别难受！ 　　读高二那年正是1958年全国经济建设开展“大跃进”运动，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创建史无前例的新成绩！全国“大炼钢铁”轰轰烈烈！我们全班同学来到开源县一农村，同农民一起参加土地的“深翻”劳动，为粮食亩产“放卫星”创造条件。当时住在老乡家里，一天突然感冒难受躺在炕上，班里的曲常慧、滕淑英两位女同学还专门过来看望我！ 返回学校后，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提着铲子拎着筐，沿着黄河大街向北走，拣拾路上的牲畜粪便，用作校园里小农场的肥料。冬天的时候，路上牲畜粪便冻的像石头一样，有一次回到学校后才发现，拣回来的牲畜粪便里有不少是圆圆的石头块！ 那时候学校里设有劳动课，内容有高一年级在校内小农场学种地。高二年级在校内小工厂里学钳工和车工。高三年级在学校内学习汽车机械原理和驾驶汽车。那时的劳动课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学会了操作钻床、车床。学会了汽车发动机的原理和驾驶汽车的方法，在高三那年最后的汽车课，我第一次脚踏油门手握方向盘，开着汽车在学校里沿着那个椭圆形的绿地跑了两圈。 　　我还为班里的同学做了一件好事，那是一次快要放暑假的时候，住在我斜对面宿舍里的一位家在北京的康建华同学，上午突然发现自己放在床上的褥子底下的30元钱不见了，这钱是准备放暑假时回家的路费钱，急得课都不想上，差一点都要哭了！我以班委会“劳动委员的身份”一边安慰他说“别着急，会找到的！”一边向同学们了解这段时间的情况。发现和他住一个房间的”尚德一”同学，早自习来晚了半个多小时。我就问尚德一：你早晨到哪里去了？他回答：到院里转转。听到这话，我问他：做什么啦？他说：什么也没有做！……这样含糊的回答，让我怀疑钱很有可能是他偷的？经过几次对他询问和劝导，最后尚德一同学承认了，钱是在同学们去吃饭的时候被他偷走了，之后把钱藏到院子里了。..……承认后，他到院子里把钱取回来，还给了丢钱的康建华同学！又去向班主任老师做了检讨。通过这件事情，我这个“老连长”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由于同学们吃住都在学校里，所以同学间相互关系都很融洽，谁若有点困难大家都主动去帮助。让我最感动的是有一天上午，我突然肚子疼浑身无力，回到宿舍就要拉肚子，去厕所大便完刚一站起来，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上，呆了好一阵子才勉强回到宿舍。同学们知道我病了，几个人一块去学校医务室请来了大夫，诊断后很快就给我注射了消炎药，我的病渐渐好了后才知道，是熊忠辉同学主动替我交了这昂贵的药费二元八毛钱，让我真心的感受到了同学的真情厚意！几天后我从家里取来钱，把两元八毛钱还给了他并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这件事情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1960年高中毕业前，学校通知我和班里的几名同学去参加沈阳市选送军事院校的体检，这是一次很好的保送入学的机会。但是，还要抓紧复习功课参加高考。……后来我没有收到军事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军事院校招生都是保密的，在毕业后才得知我们班里有三名男同学和一名女同学去了军事院校。 （这是1960年夏天，毕业时我们高33班全体同学和老师的合影）（第三排右侧第一人就是我_韩玉杰） （2021.1.22） ....... 　　《我的军旅生涯-1》我就是这样来到空军老 “八航校” 1960年夏天，那时在辽宁省实验中学高三快毕业时，我和班里几名同学被选送去参加保送军事院校体检，因为不知道能否被录取，所以参加军事院校招生体检后，都还要正常的参加高考，记得当时的考场就在沈阳二十中学。我是 7月被特招入伍到沈阳的空军八航校，而高校是9月1日开学，所以长春吉林工业大学给我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是在8月收到的，后来我就给它退了回去。 （这是我读高中时的辽宁省实验中学） 　　沈阳八航校是1949年12月建立的，开始称为“空军第四航校”，对外叫“东海部队”是培训包括空勤飞行和地勤机务人员。飞行训练的机场就是现在沈飞集团的北陵机场。好几位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都出自在这里！ 后来1951年改为“八航校”（当时番号2538部队，后来是空字023部队）专门培训空军地勤机务专业干部。 我父亲1950年6月就被招入到航校汽车班，一直到1968年航校迁移河南时，因年纪大了，转到了沈阳市民政单位。 记得1960年夏天，沈阳的空军八航校也在军事院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学员（高中二年级生）入伍，当时的无线电大队副政委李方波，在市里的军事院校招生委员会里看到了我的档案。后来见到我父亲就问，你儿子去军事院校了吗？父亲说“没有”，他又对我父亲说“如果愿意，就到我们八校来吧！” 后来我父亲又跟航校政委张廷贵说了这个事，张政委说“好啊，来吧！” 还风趣的说“让他光着屁股来，航校里吃穿都包了！” 就是这样，1960年7月我参军入伍来到了沈阳老八航校无线电学员队。 因为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去地方念大学会产生许多经济负担，给家里造成不少困难。记得在省实验中学时都是住校，高三毕业时，还欠了学校三个月的伙食费呢！ 所以，很愿意到军事院校上学，吃、穿、住全包，还发津贴费……就这样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空军战士！从那时我就有了这张“革命军人证明书”，已经60多年了，都要变成“文物”了 　　（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当时高中毕业生选送到军事院校，除了参加体检，其他都是保密的，后来才知道辽宁省实验中学我们高33班里，有三位同学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有一位女同学去了陕西的“解放军第三高级专科学校”（属于二炮）……还有省实验中学高35班？（高二）的张海忠同学（父亲是沈阳八航校后勤部副部长？）也到了八航校机械学员队，他毕业后分配到空军新疆某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了西安附近的户县十六航校后任校付政委。 我们17期无线电学员，除了沈阳市的高中生还有来自黑龙江省、吉林省和江苏省的高中生。1960年7月来到八航校后经过入伍教育，八月份就分派到各空军部队去当兵下放锻炼了。......... 《我的军旅生涯 -2》到部队下放当兵锻炼三年 　　（在机务队当兵时留影） 　　1960年8月，我被分配到八航校训练部的机务中队，机务队就在沈阳东塔机场里面的一个大型机库。我当了一名无线电员做飞机的无线电设备维护工作，机务队里有米格十五、米格十五bs、米格十七、及国产的米格十九（歼6）等多架歼击机、还有一架米-4直升机和一架图-5轰炸机，我们维护的这些飞机是专为在航校学习的学员来外场实习飞机各系统的实际操作。当时除了中国的学员还有过越南学员和古巴学员。 到了机务队第一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劳动，养猪、养鸡、种菜和帮厨，学会了做饭、蒸馒头…，在一次去机场跑道割草时，突然发现了一只兔子，刚要去追，脚下一绊摔倒了，拿着的镰刀把右手割了一条几厘米长的大口子，鲜血一下子冒了出来！很快就乘车到了航校的卫生队，经过手术缝合在病房住了十多天才渐渐地康复！手掌上留下的瘢痕现在还清晰可见！ 有一名和我一起来机务队下放当兵的学员，家在长春市，他感觉部队的生活太艰苦，就说自己身体多病要求脱下军装回家！没有几天他父亲也来到部队，反复向领导要求让他儿子退伍回家！最后首长批准了他退伍回家。还派我送他到沈阳火车站，在军人购票窗口给他买了半价的火车票，一直把他送上了火车。 　　第二年夏天，机务队又来了不少下放当兵的人员，有七、八名是从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里应招入伍来担当沈阳八航校的专业教员。其中就有无线电专业于君复教员，还有跟我很要好的机械专业的毕文禄教员……。另外还有四名从上海的高中毕业生应召入伍八航校21期的学员。他们的到来给机务队增添了更多的人力，这样一来那些劳动的任务就由他们全都包下来了，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老无线电员朱兆棣带领下做好飞机无线电设备检修维护工作。 那时候为了备战演练，一次半夜里突然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声，全体官兵很快就穿好服装背着背包列队跑步出发了，在漆黑的飞机跑道上跑了一大圈后返回到机库里，打开电灯一看，都要笑又不敢笑，几个大学生在紧急集合的慌忙中出了“洋相”，一个人的背包没有系好，是用手抱着跑回来的！还有个大学生把裤子前后穿反了也硬是跟着队伍跑了回来！还有一个人把左脚的鞋穿到了右脚上，左脚上穿的是右脚的鞋……。 在队列前，机务队主任杜宗礼做完讲评后就解散回房间睡觉了。 记得有一天半夜突然传来一声抢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个人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学生背着抢站在外边轰炸机的机翼下面站岗放哨，无意中手指抠动了扳机，“啪”的一声抢里的子弹飞了出去，把轰炸机的机翼打了一个洞！ 　　光阴似箭，下放当兵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由一个普通的学生，成长为初步掌握了飞机无线电维修技能的空军地勤战士！我的领章标识也由列兵变成了下士！ 到1963年8月按照上级的命令，返回到八航校无线电大队一中队（611中队长曹宏斌、指导员？），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飞机无线电理论学习。不久我们区队转到无线电二中队（612中队长郄玉明、指导员沈良武），划为三区队（17期无线电745班）我还是学员兼区队长，付区队长杨绍梦，下设七、八、九、三个行政班，（七班长李廷贵，八班长李志恒，九班长王庆发） 　　这是我们区队部分老战友当年在北陵公园的留影，（上排：王铁君、董宗亮，中排：王庆发、田锡公、郝巨芳，下排：付树华、刘拥军、我（韩玉杰））前面二个小孩是曹宏斌中队长的儿子。 　　每天早晨出完早操列队到大队食堂就餐后迈着整齐的步伐，到南院教学楼上课，...学习了数学、电工学、无线电原理等基础理论课程和歼击机的各种无线电设备的专业课程。 做为一名空军战士，立志决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经中队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无线电大队党委批准，1964年11月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至今2024年党龄已60年了） （老八航校南院的教学楼） （老八航校行政办公楼） 《我的军旅生涯 -3》 在北大荒农场收麦子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 　　在沈阳八航校时，1965年7月，我们区队从沈阳乘火车经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到达嫩江，一出火车站我们就爬上军用大卡车，一路奔向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内腹地，太阳西斜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空军老八校在北大荒的农场。头一年老八校在这个开办的农场，种的土豆丰收后就拉到嫩江市里卖了，用这个钱买回来一台拖拉机。如今农场种的数百亩小麦，已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我们的任务就是收获农场这已经成熟了的小麦。吃完早饭我们来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排成一排每人拿一把镰刀开始来收割小麦，到了中午也没有看到麦田的尽头。坐在麦田中间吃完送来的午饭，休息一会又继续割麦子，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终于割到了这一片麦地的尽头！收工时在返回驻地的道路的两旁长满了榛子树，就一边走路一边用手往衣服兜里摘榛子。旁晚时回到驻地，我劳累了一天十分饥饿，晚饭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个大馒头！十多天麦子收割完以后，开始晚上用”脱谷机”收获小麦，七个人一组轮番进行，这边四个人把收割的成捆的麦子解开再用叉子往“脱谷机”里填，那边两个人用麻袋在“脱谷机”的出口接收脱出来的干净整洁的小麦，其中的草籽也被从另一个出口分离出来，效率非常高。只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小麦脱粒的任务！ 　　有一天夜晚刚干完“脱谷机”的活，在穿衣服准备收工时，突然一个人被钻进衣服里的一条蛇咬了！一下子惊动了大家！怎么办？场长立刻派汽车连夜把他送到嫩江市医院，说明情况后经过检查，最终的结果是一条无毒的“蛇”，简单的处理后就回来了，真是虚惊了一场。 那时的北大荒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人烟稀少，走几十里路也见不到人和村庄。肥沃的黑土地，采用轮休轮作的方法，不用施肥就胜产大豆和小麦。荒芜的土地上生长着许多灌木丛和高大的白桦树，最多见的就是一米多高的榛子树。在清澈见底的小溪里，除了成群的小鱼还能捉到不少的小龙虾。 来这里快一个月了，我们的皮肤晒黑了，身体更健壮了，完成了小麦的收割任务后，我们愉快的返回了航校。 （返回八航校途中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留影） 　　 《我的军旅生涯-4》 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从北大荒农场回到沈阳老八航校后不久，就接受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新任务。1965年9月航校的全体官兵都来到辽宁省的铁岭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和班里的两名战友（徐宝田、寇增连）一起来到辽河畔的铁岭县大青公社的十五间房大队，和来自辽宁大学中文系的马老师及二名同学一起组成驻村“工作组”，马老师担任组长，我是副组长。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每天轮流到各家农民家里和农民一起吃派饭，吃一顿饭付给农民三毛钱。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工作是整顿农村大队领导班子、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展斗私批修、发展生产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召开贫下中农大会，让生产大队干部做检查，让贫下中农群众提意见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通过实际的调查，发现了生产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经过认真的处理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建设。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来讨论决定村里面的大事，监督大队领导班子的工作，增强了贫下中农主人翁的责任感。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青公社十五间房大队的农业生产也有了新的面貌！ 　　这期间每次贫下中农开会都在晚上，为了提振精神，我总是不停的吸着自己用纸卷烟丝做的烟卷，几个月下来我的 “烟”瘾越来越大了！ 冬天刚过，有一天我们十五间房大队四清工作组长马老师，突发重病要回沈阳治疗，他宣布：要由我来担任四清工作组长！由于很突然，我顺口就说：我们部队有规定，只能担任付职，不能担任正职！这下子惹了麻烦了！泄露了部队的内部要求，当时在大清公社的我们航校的赵云庆付政委，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到了1966年初夏时，完成了四清工作任务，我们从农村撤回到沈阳老八航校，继续原来的飞机无线电设备理论学习。经过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的锻炼，让我们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工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到了8月有一天，在我们的营房外突然看到附近辽宁大学的学生在马路上游行，举着“造反有理”的旗子，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瞬间让我们的头脑糊涂了！这是怎么了呀？有人要造反吗？！后来看到“8.13”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报道，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刚开始军队院校是不允许参加“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10月国庆节后，军委下达了军事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在校内机关各部门、学员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下子航校里乱了起来，正常的教学课程停止、不上了！校、部、学员队、各级领导都不能管事了。没过几天就有人组成了好几个“造反团”。他们在大礼堂召开大会，给校政委张廷贵戴上“高帽子”进行批斗！ 在我们中队里学员姚**也牵头组织起“造反团”，让中队长、指导员……都靠边站了。我这个学员兼职的区队长，早就靠边没有人当回事了！ 　　紧接着就是和“红卫兵”一样到全国各地“大串联”，乘车免票，每到一地都有专门接待的地方，我和我们区队的学员刘拥军…一起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长沙、重庆、贵阳、昆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开阔了眼界，见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长沙的韶山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在重庆参观了国民党迫害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滓洞”，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返回到北京的时候，天气已经冷了，空军招待所给我们每个人借了一件棉大衣，回到了沈阳空军老八航校！ 经历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1967年秋航校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兰空机务教导团。.......... 　　《我的军旅生涯-5》 　　在陕西岐山县的“兰空机务教导团 　　1967年秋天，在沈阳空军八航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在陕西省岐山县的“兰空机务教导团”任无线电教员。 　　途经千里第一次从东北平原来到西北的黄土高原。刚刚来到陕西的时候（1967年9月）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黄土和干燥的气候，还记得第一次到西安时，在解放路的一个大的百货商店里，看到摆挂的物品，特别是服装都好像是撒了一层细细的黄土，看起来都是黄黄的，好像是到了旧物商店呢！另外，就是感觉得空气很干燥，脸颊和口唇总是干干的，两个月后，脸和嘴唇都脱了一层皮。不过，那时候因为年轻也就不在意这些啦。 当时，兰空机务教导团（3897部队）驻地是在陕西岐山县城北部5公里的北郭村附近（当时属于‘北郭公社’），营区的环境不错，除了营房和操场，到处都种满了桃树，春天是桃花盛开，到了夏秋时节鲜美的桃子就挂满了枝头，在每个人的办公室和宿舍的桌子抽屉里，都是盛满了鲜红的桃子，尽情的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味。记得，有一次夏天我回沈阳休假，临走时从桃树上摘了一旅行袋的鲜桃，在岐山县的‘蔡家坡’火车站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第二天到了北京站准备换车时，打开旅行袋一看，鲜桃全都变成了烂桃了，只好一个不剩的全部倒掉！ 紧靠着营区北部的山坡上，就是很有名的古迹‘周公庙'。当时我们教导团的一个中队就驻在周公庙里。庙里面有高大的周公雕像，在一进门处还有一座小弥勒佛的雕像，老百姓传说如果自己身体那个部位有病，到周公庙里去拜周公后，再去摸一摸这个小弥勒佛雕像与你有病相对应的部位，你的病就会痊愈。我们休息的时候，也经常到周公庙里去摸一摸这个小弥勒佛雕像，以图个安康吧！ 在周公庙里，还有一座天然的泉水井，泉水是从雕刻在井壁上的龙头的口中流出来的，泉水清澈透明，甜美爽口，一年四季长流不断，我们部队就是通过管道把这泉水引入一个地下的蓄水池后，再通过管道把泉水引到营房，因为周公庙在山坡上，所以泉水与下面的营房有自然的压力差，形成了天然的自来水……。 紧靠我们营房东墙外的村子，好像是叫‘朱家巷村，我们把宿舍东侧的窗户打开，就可以和老乡对话啦，要想吃鸡蛋，就向老乡喊：”给我送20个鸡蛋来！”不一会，老乡就让他的小孩提着一个花布兜，把鸡蛋送到宿舍里来了！那时，鸡蛋很便宜，每个鸡蛋只卖5分钱。活鸡也很便宜，公鸡每斤3角5分；母鸡每斤4角5分，不过，要买鸡就没有那么方便了，要走半个小时的路，到县城里（当时岐山县城只有一条约300公尺长的街道）的一个收购站里，让你自己进到一个像房间一样大的铁笼子里，想买哪只鸡，你自己随便去抓吧，抓到后出来过秤交钱就行了。 1968年初，教导团开始接收部队的学员，他们是刚入伍的新兵，里面有不少北京的干部子弟，其中就有朱德、叶剑英的孙子。我教授的是“无线电原理”和“电工学”，学员们年轻思维敏捷，刻苦努力，都取得了好成绩，……经过四个月就学完了歼击机机务维修的基础理论的全部课程。 1968年8月，教学任务完成后，我和几名教员一起被派到航空兵六师机务大队，做歼六飞机无线电设备的飞行保障工作。当时，空六师在甘肃临洮县城南。我们是从陕西岐山县的“蔡家坡”乘火车到兰州之后换乘汽车，一路向南翻过一座叫七道樑的高山后，才到了临洮县城。传说中这里就是古代美女貂蝉的故乡。这里盛产中药材“当归”，在县城里的中药收购站里，地上都是一堆一堆的堆放着成捆的中药材“当归”，二、三元一斤，非常便宜！当时我还买了二斤“当归”寄回沈阳给母亲用了呢。， 空六师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该师数架歼六飞机在原子弹爆炸时穿过实验区上空，为这次原子弹爆炸获取了宝贵的试验数据。 由于当时台湾国民党的U-2高空侦察机（美国制造），经常会到我国西北部的上空活动，所以空六师机场每天都要有数架歼六飞机战斗值班，随时听候命令升空作战！ 空六师的机场就在临洮县的南端。日常飞行训练中，当飞机返回时，都要在机场上空饶着飞行一圈后才能降落。由于临洮的民众，他们不能进入到机场，就每天望着天空数飞机，因此，就传说“临洮的空军机场里有几百架飞机！”。 空六师机场地处高原，海拔二千三百多米，机务大队就驻在这里，每天早晨我们出操时，在篮球场上刚刚跑上一、二十米由于缺氧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机场四周都是大山，在山凹凹里的农民种有许多梨树，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去梨树上摘梨，边摘边吃，吃够了临走时还要装满一挎包，一个人只要给那家农民五毛钱就行了。 机场只有一条公路，往北通往靠近县城的师部机关驻地，若再往南就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次进行歼击机”起飞加力”飞行训练时，飞机️ 刚刚离开跑道，“轰”的一声飞机加力时产生的巨响之后，等了好久天空中也没有出现飞机的音影……！一次机毁人亡的飞行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到徬晚的时候，地面搜巡人员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山凹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里面有许多飞机的碎片，坑上面的树枝上挂着一只残缺的飞行员穿的靴子。年轻的飞行员就这样为了发展壮大祖国空军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到了年末我们返回到教导团后，没几天我就被派到岐山县京宕公社去”支左”了，挂职当了公社付主任。在那里和农民同吃同住，“斗私批修”整顿领导班子。每次到生产大队时都是到农民家里吃派饭，生活十分艰苦。地处黄土高原干旱缺水，挖几十米的深井也见不到水，生活用水是最大的困难，农民家中吃的都是“窖水”，就是在院子里挖个封顶后留一个开口的地窖，把夏天的雨水流到地窖里面，存放沉淀一年后就可以吃啦！每家都挖二个“水窖”，这个窖做吃水用时另一个窖就用来蓄水。所以每天只给我一搪瓷缸水来刷牙洗脸，这还是对我的照顾。当地农民每天只是用湿毛巾擦擦脸，多少年都不能洗澡。 陕西人的生活有许多特别的习俗，常说的八大怪如“房子半边盖”“毛巾头上带””烙饼像锅盖”“面条像腰带”“只吃辣子不吃菜”……在岐山县盛行的是“臊子面”，就是把煮好的少许（够吃一、二口）的面条放在用少许肉末、辣子等菜做成的汤汁（臊子）的碗里。若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时，请客吃饭都要吃“臊子面”！一次到一农民家里吃派饭时，正赶上为老爷爷祝寿，就给我一下子端上来四碗“臊子面”，我一口气把这四碗香辣可口的“臊子面”连汤带面吃得精光，还是没有吃饱，刚想再盛面，…过来的人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对我说：“臊子面”只是吃面，不能喝汤！我一脸懵懂，不了解岐山县人的生活习俗，吃“臊子面”把汤汁“臊子”都给喝了呀！ 农村里的形势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造反派夺权的游行、斗争。我们主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整顿领导班子，辅助公社开展日常工作。有一次抓住了一伙吸毒的人，收缴了一斤多“大烟土”（鸦片），放在了公社里我的床下面，也没有特别注意，过了一段时间一看我床下的“大烟土”不见了，不知道被谁给偷走了！ 1969年春天，在东北中苏边境发生了保卫珍宝岛的战争后，我们支左人员全都撤回了教导团。到了酷热的夏天，营房里的桃树上都结满了鲜红的桃子，每天都在愉悦的品尝着这天赐的果实时，突然传来了“撤销教导团”的命令！不久后团参谋长宣布，我和十多名教员被分配到新疆库尔勒新建的航修厂，分两批去报道。我是第二批在下一周后才出发去新疆南部偏远的库尔勒。当时新疆很艰苦，尤其是南疆的库尔勒，自然条件更差，心里都不愿意去啊！这时候我和第二批去新疆库尔勒的几个人，以看病为借口请假去了西安（就是想到西安玩几天），溜溜哒哒逛了七、八天后才回到教导团，一见面参谋长就说：怎么才回来？去新疆的火车票都过期作废了！我只能说：那就明天重新买火车票去新疆吧！参谋长笑笑说：“不用买了，你不去库尔勒了！你和王亚东（1961年入八航校无线电一中队和我们一起分配到教导团）重新分配到兰空后勤部了……”。 我当时一听不让我去新疆库尔勒了，高兴的几乎要跳了起来！很快我就到西安的兰空后勤部报道了。....... 《我的军旅生涯-6》 放弃无线电专业改行从医的新历程 （西安空军451医院的病楼前留影） 　　1969年9月教导团撤销后，我被分配到兰空后勤部，报道后，被分配到西安空军451医院放射科。 这一新的工作岗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从参军入伍快十年了，一直都是从事歼击机无线电设备检修维护工作，又在航校学习歼击机无线电专业四年毕业，成为了一名兰州空军机务教导团的无线电专业教员…。啊！真的要抛弃原来所有的这些多年努力所获得的资历和宝贵的知识财富？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医学领域，从“零”开始来打拼自己新的人生征程吗？ 心动起伏思绪万千，最后还是感到“军令如山倒”，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切都要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我就要勇往直前！ 想到这些我的心里一亮，决心到西安空军451医院放射科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努力拼搏，兢兢业业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 　　1969年9月我来到了在西安市和平门外李家村东侧的西安空军451医院，担任放射科的“技术员”。负责“X线机”的检测维修和给病人拍摄“X光照片”。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过“X光机”更不知道怎么给病人拍X光照片啦！好的是放射科里有一位叫邢德全的老资格“X光技师”，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指导我的工作。因为我有很好的电工学和无线电原理的基础，所以很快就掌握了“X光机”的工作原理和维修技术。又通过学习和实际操作也学会了给病人拍摄“X光照片”的操作技能。 在这期间还多次和邢德全技师到兰空各部队的卫生队去维修“X光机”。如去空军兰州医院检修“X光机”时，见到了兰空机务教导团撤销后被分配到这里的王亚东（无线电教员），他在这里同我一样也是放射科的技术员。 还有一次去到陕西汉中的空军航测团卫生队检修“X光机”时，遇见了在老八航校612中队的战友刘忠文，他在航测团担任组织干事。那时西安大米奇缺，陕西汉中盛产大米，我还让他帮我买了一袋大米呢！ 　　放射科每天早晨一上班，全科的人都坐到办公室，一起由张廷梓主任带领大家阅读看前一天拍摄的“X光片”，分析影像做出诊断。时间长了慢慢的我也学到了许多X线诊断的知识和技能。 1975年夏天我参加了铁道部在西安举办的“放射线诊断进修班”，进行了系统的医学基础知识和放射线诊断学……等理论学习，一年毕业后，又到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放射科进修学习。在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有一天我正在给病人做X光透视检查，突然工作室和X光机都晃动起来…“地震了”'！我们都跑到了房间的外面。一个多月前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现在陕西秦岭也发生了地震，西安的震感很明显。 经过这次专业学习，让我全面掌握了X线诊断学的原理和实际操作的技能。 兰空后勤部在西安有一个医务人员培训队，多次邀请我去讲授X线原理课。1978年夏天，在吉林市松花江南岸的“空军军医学校”邀请我去给X线学员班讲授“X线物理学”，到了国庆节，授课圆满完成了。我是第一次来吉林，训练部长给我安排了去长白山的“天池”参观旅游活动。可是，天公不作美，才刚刚入秋的10月1日吉林就飘起了大雪，“天池”没有去成，乘火车返回了西安。 　　1979年初我被医院任命为放射科医生。当了医生后，每天给门诊和住院病人做各种X线的检查和诊断，工作更加忙碌，还要轮流参加放射科的值班工作。 （在西安空军451医院放射科） 　　X线诊断是一种通过X光射线对人体组织器官在荧光屏或胶片上所产生的影像，进行分析判断来确定对疾病的诊断。人体组织器官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要想做一名好的X线医生必须熟练的掌握人体各种组织和器官的正常位置、大小、形态和不同的密度，才能做出正确的X线诊断。放射科医生就是一名全科诊断的好医生！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放射科的诊断设备也有了新的进步，如“CT”、“核磁共振”…等。 那时在沈阳我舅舅家一个表妹叫常丽燕，身体好好的突然出现“低烧”全身无力，西医、中医都看遍了，医院也住了就是没有一点效果。最后还是来到西安，找到了我这个当军医的大表哥。我把她安排到我们空军医院内科住院，经过一周的治疗病情仍未见好转。我就领着她到陕西省中医院，通过熟人找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经过把脉问诊给她开了中药方剂，服用后病症明显好转。几天后，我又领她去到老中医那里经过“望、闻、问、切”再给她开了中药方剂，服用后“低烧”没有了，身体完全康复了。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大放光彩，老中医的几副中药方剂就把一个西医毫无办法治疗的病人治愈康复了！表妹的病就这样治好了，也算是我为亲友们做了一件好事吧！ 　　1981年初夏，我获得了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的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放射科进修学习一年的指令。作为一名放射科医生，能到军内重点军医大学去进修学习，这是进一步学习提高医疗诊断水平的绝佳的机会。 我高兴的从西安来到了在上海南京西路的长征医院。这里是上海繁华的街区，医院的东侧就是著名的国际大饭店。医院有南北两个院子，门诊部在北院，住院部的病房在南院，放射科就在南院病房楼的八层楼里。 。 （长征医院放射科主任、教授和进修生在医院内合影。我站在第二排中间（左、右第5）） 　长征医院有很高的医疗水平，各个科室都有医疗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专家教授。放射科的正付主任都是具有多年X线诊疗经验的老专家教授。每天他们都带领全科医生对病人的X光片子进行阅读、分析、做出诊断。每周还专门给我们进行两次X光诊断学授课，还解答我们在诊疗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这期间多次参加上海市的放射线诊断学术研讨会，有一次还让我代表长征医院放射科在研讨会上对病人的X光片做出诊断的发言。这一年里学到了许多对疑难病症X线诊断的经验和方法，作为一名放射线医生，我的X线诊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回到西安空军医院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胃肠道疾病的X线诊断能力，依据我的检查和诊断经验，针对人体小肠的器质性病变不容易诊断的难题，我创做出了一种进行“小肠气鋇双重造影”这一新的X线肠道检查诊断方法。在对胃肠道的小肠疾病的X线检查诊断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位陕西户县男性病人，腹痛多日，到多家医院做检查都没有确诊病因。我给他做了“小肠气鋇双重造影”确诊为小肠癌，经手术切除后治愈。还有一位陕西咸阳市医院的外科医生，也是我们东北人，他在一次给病人做手术时，突然晕倒在手术台旁，去多处检查也没有查到病因。经人介绍来我们医院后，我给他做了“小肠气鋇双重造影”确诊为小肠癌，经手术切除后治愈。 我的“小肠气鋇双重造影”的X诊断方法，获得了放射线学术界的肯定和赞扬！在陕西省和西北五省的放射线学术交流会上都进行了宣讲。 我以此学术命题写的“小肠原发性肿瘤的X线诊断”论文，在1989年刊登发表在国家级的“中华放射学”杂志（1989年第6期）。 　　这几年里，受邀请参加西北五省、陕西、西安地区放射线诊断学术会议。还在多个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报告和论文。 　　1984年5月，医院委派我到兰州空军机关的驻地“夏官营”，参加兰州空军后勤部举办的“兰空后勤卫生专业岗位练兵考核比赛”。在放射线诊断的比赛中，经过对X线诊断理论的考试和进行对病例的X线诊断测试，结果我获得了兰空后勤部放射线诊断专业人员考核比赛的第一名。经兰空后勤部党委批准给我荣立了”三等功”予以奖励。 （在兰空后勤部卫生专业岗位练兵考核比赛后的合影） 　　这些年里，还多次参加空11军组成的服务工作组去到边远的部队，为基层的官兵做X 线诊断检查。踏遍了陕南、陕北和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甘肃西部的“戈壁滩”。....... 　　《我的军旅生涯-7》参加空11军“拉练”到延安 （1971.1月参加空11军拉练到延安时在延河畔留影） 1970年末在西安空军医院放射科时，全军大练兵的形势下，我参加了由空军11军所属部队组成的一支拉练团队。在军长（姚长川）亲自率领下，由西安出发，每天都是全副武装背着背包，以行军的速度徒步奔向陕北的革命圣地延安。开始比较顺利的到达了三原县，之后进入黄土高原行军就出现了不少困难，因为每天都是沿着小路行进几十公里，有时不能准确辨认前进的方向和判断到达目的地的距离。过了铜川后有一天上午，我们这支全副武装的队伍，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前面是黄土高坡的断崖，队伍无法过去，走错路了，只好又原路返回从新出发。 在1971年元旦那天我们到达了黄陵县，这里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老祖先“黄帝”的出生地，至今仍完好的保留着古代人祭祀祖先修建的“黄帝陵”。 我们拉练队伍在这里休息了一天，抓紧时间都去黄帝陵里游览，陵庙里有皇帝的雕像，最显眼的是在陵院里有一颗长命百岁的古树，长得非常高大，下面的树干非常粗壮，七个人都围搂不过来，称谓“七楼八掌半，疙里疙瘩还不算！” （在黄帝陵的照片） 　　黄土高原上是非常缺水的，很多地方农民都是靠“水窖”收集的雨水来维持日常生活。行军途中晚上我们就住在在农民家里，有一次早晨天还没亮就起来准备出发，没有水洗脸只能用湿毛巾擦一擦脸，忽然有人小声说“这个缸里有水”！他就摸着黑盛出一搪瓷杯水来刷牙漱口，可是水刚一入口，立马就吐了出来，满口的酸腐臭味，不停的作呕，原来这个缸是这家农民的猪食缸！ 我们空军西安451医院的十几个人还组成了一个文艺演出小队，在行军途中休息的时候，为战士们表演样板戏对唱和歌曲、舞蹈…鼓舞大家的情绪，减轻行军途中的疲劳。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延安。住在延安东郊延河旁的机场驻地，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古老的大教堂，据说这里就是抗战时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接下来我们就分批的有组织的去参观延安的革命遗址，如中共七大会议的大礼堂、杨家岭毛主席居住的窑洞…还登上了闻名的延安宝塔山，在延安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延安毛主席居住的窑洞） 春节前军政委（张廷贵）还专程从西安来到延安，亲自向我们这支拉练队伍慰问！为了改善伙食，派出10多人带上步枪，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到延安北面榆林的山里猎扑了好多黄羊，让我们在延安过的春节有了丰盛的美餐。 过完春节后拉练队伍开始徒步返回西安，在快到三原县的时候，还进行了一次急行军演练，连续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跑步前进，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咬牙坚持下来的，我们医院里的几名女同志更是惨烈，气喘吁吁就要掉队了，我们就硬是拽着她们，几乎是连滚带爬的没有让她们掉队！ 三月下旬时我们回到了西安，胜利的完成了从西安到延安徒步往返行军的“拉练”任务。让我们得到的不谨只是一次长途行军的锻炼，而且作为解放军的一员，思想上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更坚定了战胜各种困难取得胜利的信心！...... 　　《我的军旅生涯-8》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的“甘肃” 　　甘肃省的贫穷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从地图上看甘肃省，它一面是寒冷的青藏高原，一面是寸草不生炎热的戈壁沙漠，在这狭长贫瘠的土地上，不但缺乏水资而且常年有大风吹过，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有史以来就是比较贫瘠的地区。 　　说起甘肃，我曾经多次去过那里。1968年在兰空机务教导团时，就曾经去甘肃临洮的航空兵六师机务大队，在海拔2300米的高原上的机场，维护歼6飞机的无线电设备来完成保障飞行的任务。 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做为空11军下基层部队工作小组的一员，去过甘肃的酒泉、经过卫星发射基地（当时叫14号地区）、到中蒙边境……再到嘉峪关…返回酒泉。那里人烟稀少十分荒凉，特别是西北部地区，基本上没有人烟，到处是荒芜的戈壁沙滩，我们分乘三辆吉普车，还跟随着一台卡车装载物品和器械，从酒泉向北到卫星发射基地再到北部的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这里是荒芜的沙漠，寸草不生，尚可见到散落的胡杨树，有的虽然已经枯死，坚挺光滑的树干依然挺立在那里。 　　我们的边防雷达站常年驻守在这里，官兵们过着艰苦的生活，能吃一次新鲜的蔬菜就是最大的奢望！家人寄来的信件每半个月才由团部用汽车送来一次，即使家里有急事，也已时过境迁爱莫能助了！这里的连队几乎与外地隔绝，有的战士由内地应征入伍来到这里，在这里坚守几年后就复原退伍返回了内地！ （这是当年，我在中蒙边境额济纳旗雷达站的留影，脚下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滩。） 　　几天以后，我们再向西奔向中国长城的西端 “嘉峪关”……。 （我蹬上了长城的“嘉峪关”……） 　　在这数百公里漫长的路途中，只见到过一户游牧人家，问他们如何维持日常生活？回答说：骑着骆驼🐫 去公社驻地买粮，一天都到不了，晚上只能在沙滩上窝在骆驼🐫 懷里睡觉，等到第二天才能到达公社驻地买粮食，可见当时那里是多么贫穷落后啊！ 路途中有两件事记忆特别深刻。有一天在途中经过的荒漠里看到有一口井，许多小鸟都往里面飞，觉得很惊奇，就停下车来，围过去一看，原来是好多小鸟都扎到井底，去饮那井底里只有几个巴掌面积大的一点点积水，我们马上用大衣捂住井口，一下就捉到了好几只活蹦乱跳的小鸟，装到一个纸盒里放到装用品器材的卡车上，又继续上路了，翻过一坐山以后，停下来休息时，去看那些扑捉的小鸟时，发现小鸟都变成了冰凉僵硬的死鸟了！想了一会才弄明白，原来当时戈壁滩地面上的气温16~18℃，而在经过山顶时气温骤降，还飘着雪花呢！这几只鸟就是在过山顶时被冻死的啊！ 　　另一件事是各部队的驻地相距甚远，早晨乘汽车出发，如果一路顺利，通常要旁晚才能到达下一个部队的驻地。戈壁沙滩上没有“路”，也没有什么标志，都是按照车辆碾压的痕迹行驶的，那时个人手上没有什么通讯工具，只能在出发前在部队营地给要去的下一个营地部队发个电报通知一下！在行驶的路上是两头不沾边，谁也联系上！一旦途中发生点问题，比如汽车出了故障不能行驶了，那只有把这辆车抛弃在那里了！等到驻地部队有时间，再派大卡车去路途经过的地方找到被抛弃的这辆车，把它拖回营地后，再想办法维修。 我们那次作为空11军下部队的工作组，乘三辆吉普车、和一辆载物品器材的卡车，从酒泉出发经卫星发射基地、中蒙边境、内蒙的额济纳旗、到嘉峪关、再返回酒泉，这一路行程数百公里，我们乘坐的四辆汽车，只开回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有两辆吉普车都因为在路途中发生故障，不能行驶被抛弃在戈壁滩的路上了！ 　　当时，还有一个真实事件的传说，在中苏边境关系较紧张的时候，我边防军的一位付团长乘吉普车在戈壁滩的路上失踪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多日都没有他的消息，一些推测就传出来说他“叛国投苏”了！………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人在戈壁滩途中发现了那辆吉普车，下车一看，车旁边躺着两俱尸体，一个就是那副团长，另一个是吉普车司机。原来，他们的车坏在了路上，走不了啦，把气车上水箱的水都喝光了，也没有活下来，最后都牺牲了！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那里一定建设的很好了。 　　修建了“50”级的4242公里的高速公路（是印度全国“50”级高速公路总和的三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风力发电厂。2018年甘肃省的GDP增速高达10.54%，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变化，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在疫情严重的2020年甘肃省全年的GDP先降后升突破了9000亿达到9016.7亿，年增长3.9%！我经历的那些事也不会再发生了！（2021.2.18） 　《为母亲治病尽孝心》 　　1974年夏天，34岁的我在西安空军医院放射科工作时，突然从沈阳家里的来信中得到一个坏消息！母亲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是患了宫颈癌，病情已经是“二期晚”，不能进行手术治疗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全家人都非常着急又没有办法。为了给妈妈治好病，全家人都把期望寄托在西安空军医院放射科工作的我的身上了！我要利用在医院工作对西安的医疗环境较熟悉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定要把母亲的病治好，让母亲恢复健康，来尽自己做儿子的孝心！为了不耽误母亲的病情，我立刻让家里赶快送母亲到西安来。 几天以后，妹妹（玉梅）护送着母亲一起来到了西安，当时我见到母亲已经是身体虚弱消瘦了许多。我安排她们住在了空军医院的招待所。为了抓紧时间给母亲治病，第二天我就和妹妹一起护送母亲去了比较熟悉的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对母亲的病情又重新做了全面的检查和病理化验，结果显示母亲的宫颈癌病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了，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做“放疗”。做放射治疗较好的医院是在西安南郊的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依据母亲的病情要做15—20次放疗，每次需要病人在放疗室卧床做放疗24小时，间隔一天后再来做下一次放疗。 　　这样估测了一下，母亲要抓紧时间做完放疗最少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怎么陪送母亲去做放疗呢？我每天都要在西安空军医院上班，若陪送母亲去做放疗每次都需要请假，所以心里想让妹妹留下来陪送母亲去做放疗。可是把我的想法一说出来，妹妹就为难的说“她刚刚来到这个新的单位工作，就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是不会批准的。这个单位的条件很好，不愿意丢了这份工作，还是想要回去上班！”既然这样，我也不能强求妹妹留下来照顾母亲治病。决心已定，让妹妹返回了沈阳后，由我一个人来陪送母亲去医院进行治疗！ 那个年代街上还没有出租车，早晨请完假后就推着自行车送母亲到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的放疗科，做的是“镭疔”放疗，就是根据病情的需要，在病房把一微小的放射物质“镭疔”附放在癌的病变处，让镭疔的放射线把癌细胞杀死。停留24小时后取出来，回家休息一天再来做下一次放疗。 　　要取得好的疗效，根治癌症的关键是，一要精准的把“镭疔”附放在癌的病变处，二是要把握好“镭疔”的剂量，若多了就会伤害人体，若少了就不能彻底杀死癌细胞。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放疗科的医生对病人认真负责，对医术精益求精，在这两方面做的非常好。就这样每隔一天早上我就推着自行车把母亲送到放疗科的病房，母亲要接受放疗24小时，到第二天早上我再来把母亲接回去，休息一天后再继续去做放疗。因为是女病房，每天都是女的送女病人来做放疗，只有我这个男人送女病人来这里做放疗，显得有一些尴尬，可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就不顾及这些了。母亲的病情一天天在好转，经过一个多月的20次放疗，癌症病灶已经基本上消退了。这期间为了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我还给母亲服用了我们空军医院生产制作的“灵芝粉”，体质上也有了明显的恢复。我把这个好的消息写信告诉沈阳的家里，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 母亲治病来到西安二个多月了。她隔一天就要往返去医院做放疗，每天回到空军医院的住处，只能到食堂买一些饭菜来填饱肚子，母亲虚弱的身体十分疲惫。可是病情的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所以母亲的心情和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母亲对我说：“我的病好了，身体没有问题了，我想回家了！你安排一下送我回沈阳吧！”我抓紧时间给母亲又买了能吃几个月的我们空军医院自己生产制作的“灵芝粉” ，就和母亲一起做火车先到北京姑姑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到了沈阳。 母亲的病彻底好了，回家几个月后，身体得到了完全的康复。母亲的病在西安治好了，这事一传开，邻里都为母亲治疗的成果赞叹，附近有一个和我母亲患同样病的老太太都已经病逝了。连当时负责为街道居民看病的“地段医生”也到家里来，向母亲询问在西安是怎样把“宫颈癌”治好的？！ 母亲的病治好了，给全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欢快！那几个月，我为了给母亲治病的辛劳和压抑的心情，也都烟消云散了！感到这是儿子对母亲必须做的，更是应尽的孝道！ 母亲的病奇迹般的彻底治愈以后！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孝敬陪伴着安度幸福的晚年……将近二十年后，几近耄耋之年时，母亲因突患“脑中风”后才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到了天堂！ 母亲，你的养育之恩是我永远的怀念！！ （2021.5.8） 《周总理去逝那年遇到的事…》 　　1969年兰空机务教导团撤销后，我被分配到西安空军451医院放射科。 1976年1月8日，得到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后，我们“辅诊党支部”（我是党支部委员兼革命军人委员会委员）正在召集辅诊各个科室，准备要开会悼念周总理逝世。 突然，医院党委通知：不允许党支部举行悼念周总理大会，只准许以“革命军人委员会”举行简单的悼念活动。 因此，只好在“辅诊革委会”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悼念周总理的集会，党政领导同志都没有参加。 当时，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隆重正规的悼念我们热爱敬佩的周总理呢...？ 那年春天，我的二女儿只有一岁多，因我们两口子每天都忙于上班，无法照看，就想把她送回沈阳让奶奶照管，我的姑姑家在北京，为了节省路途时间，先让奶奶到北京姑姑家等着接孙女。 四月初，我请了几天假，带着小女儿从西安乘了一天一夜火车到了北京。去姑姑家把小女儿交给了奶奶。第二天下午就要乘火车返回西安。 所以，第二天上午就先来到距离火车站较近的天安门广场看看，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看到的情景震惊了，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悬挂着悼念周总理的巨大的条幅！四周重重叠叠摆放着纪念的花圈！ 　　广场上、金水桥旁、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历史博物馆门前...到处都是聚拢的人群，围着的人在大声的宣讲，广场的西北侧还有散放着两辆空空的警车。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密集的人群） 　　这些悼念的气氛，突然让我想起来今天4月4日，是“清明节”啊！来天安门广场的人，都是在悼念不久前刚刚去世的周恩来总理！一时间心里泛起了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怀念，也不去“王府井”购物了，就在这广场里四处听听看看，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巨大的条幅敬个军礼，表达了对周总理的哀悼和思念！ 不一会就到了中午，广场里的人越积越多，人头攒动……突然出现了广播：”...广场里的人快快离开......。” 这时候我发现广场四周有了一个三层人的包围圈，最里面是一排女民兵，中间一排是男民兵，最外面一排是武装警察。广场里面的人，只许出不许进！！…… 太阳西斜，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三点多，我返回西安的火车票是下午四点多的，不能耽误了回西安的火车呀，想了一下就穿过三层包围圈，乘公交车去了北京火车站。 在去西安的火车上，晚上10点多钟时，车上广播：”……发生天安门事件，...清理天安门广场...拘捕闹事人……。” 哦呀！！我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擦肩而过啊！ 回到西安空军451医院的第二天，辅诊党支部的协理员就找我谈话，问：你这几天去北京都做什么了？看到了什么？...我都如实的一一的回答了！ 已经都过去了四十多年了，怎么还是忘不掉呢？是我人生的经历呀！ （2020.1.8.下午）......... 《老兵退役转业回到家乡-沈阳》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从1960年被选送到沈阳空军八航校入伍，最后到西安空军医院…从一名青年学生成为空军战士、航校学员、歼击机无线电教员、空军医院放射科军医……。从东北到西北的军旅生涯，转瞬间三十年日月，已经飞驰而过！人生一年又一年，悄然已经步入了“知天命”的岁月……。我成了一名“知天命”岁月的老兵了。 1989年末惜别了三十个年头的军旅生涯，从西安空军451医院转业回到了家乡-沈阳市。安置到沈阳市和平区民政局的“和平区民政企业公司”后被任命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开始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在和平区民政企业公司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 （在和平区民企公司召开党员大会） 　　这个“民政企业公司”负责管理和平区所有的“民政企业”，就是在企业里安排一定数量的残疾人，经过民政和税务的审批，可以享受减免纳税的企业，也叫“福利企业”。全区的“福利企业”分三部分：一、区直属福利企业，是由“区民企公司”经营和管理的有一定规模的福利企业。二、各街道办事处所属的福利企业。三、厂办福利企业，是由社会上的企业创办成的福利企业。 区里的民政福利企业规模小的只有几个人，如小的商业门店。规模大的有一千多人，如当时沈阳军区后勤部的电缆厂（厂办福利企业）。 经过几年的发展，原来只有七家的区直属福利企业，新创建了“华福工贸公司”，还招商引资创办了中法合资的“天虹餐饮有限公司”。全区的民政福利企业也由原来的85家发展到120多家，年产值达到一亿五千多万，年利润一千四百多万，比我刚到公司时完成的经济指标几乎提高了一倍，对全市的民政福利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对全区民政福利企业的经营管理成绩突出，我受到了沈阳市、区两级政府多次的嘉奖。 …………………… 滚滚长江东逝水，飞尘落地细无声！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秋风劲，已到花甲之年，年老体衰多病缠身！按照政策规定，在2001年4月办理了退休，回家养老了啊！ 我们这一代人是“只讲奉献，不讲索取”，是红领巾第一代的佩戴者，是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共产党员、空军老战士。 今年是空军建立72周年，在这72年空军发展强大的历史中，留下了我30年奋进的步履痕迹。从一名空军地勤机务士兵到航校无线电学员、机务教导团教员、参加“社教”“支左”、空军六师机务大队、、后又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转行学医到西安空军451医院放射线科医生，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 脱下军装转业回到沈阳市后，在和平区民政企业公司任经理和党支部书记，竭尽全力努力拼搏，为发展民政福利企业贡献出全部力量！ 　　今年七月一日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诞辰！作为一名在党50多年的老党员，几十年来，一切听从党的指挥，服从组织的安排，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和空军发展默默做了出自己的贡献！人生一世能有这样的经历，是我的光荣，也是我永远的骄傲和自豪！ （2021.9.15） 《我还曾经这样三次来到过北京》 《第一次》 解放前坐飞机逃难到北京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接收了东北后，仅仅几年时间就经济衰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8年父亲失业后，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当时东北的解放战争打的十分激烈，吉林省的长春市被解放军围困的水泄不通！市里面极度断粮，老百姓饥饿难耐，为了活命飞机来给国民党守军空投的口粮老百姓也都去争抢。那时候在长春一袋高粱米就能换一座楼房！ 如果沈阳不能很快解放也会和长春一样，全家人就没法活下去。为了活命人们都急忙向北京逃难。院里邻居杨大爷带着全家一路奔向北京，刚到锦州就赶上解放军与国民党的中央军夺城激战，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无奈只好又返回了沈阳！ 陆路去不了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活命不让全家人饿死，1948年8月父亲决定把住房和几十年来用心血积攒的家中所有的物品一起卖掉，托人用这钱为全家人买了去北京的飞机票。全家人带着行李一起到了沈阳西郊的滑翔飞机场，穿过拥挤的人群，费了好大劲才登上了军用的P-51运输机，机舱里没有座椅，只有靠两侧长条的帆布坐位，行李都堆放在机舱当中。头一次坐飞机都很紧张，飞机刚刚起飞，在妈妈怀里抱着的刚一岁多的小妹（玉翠）就呕吐了起来。就这样在飞机的轰鸣声里，几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北平（北京）。 　　刚开始住在先前来到北京的邻居张大娘租住的家里，没过几天房东不乐意了，说我们家人多闹得慌！逼着张大娘要我们搬走。妈妈是一个要强的人，一气之下就拎着行李来到了北京前门箭楼的门洞里，全家人就在地上铺上被褥住了下来。 　　（那时的北京前门箭楼） 　　当时这里面已经居住有好多人家了，都是贫穷没钱租不起房子的外地来北京的难民。 父亲有一位姓董的朋友，在我们到北京之前已经从沈阳来到北京，他有一个亲戚看管着天坛公园里的“斋宫”，从天坛西门进去过了第二道门的南侧就是“斋宫”，这个“斋宫”是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斋戒沐浴的地方。当时“斋宫”里四周的房屋，多年失修只剩下屋顶和支柱的房子框架，再外面是一圈护城河把“斋宫”围了起来。父亲的这个朋友就是把“斋宫”里靠西侧的一间房子框架安上门窗住在里边了。通过父亲的这位朋友，我家也在挨着他家的一间房子框架安装上了用纸糊的门窗，又在屋里用砖头砌了两铺炕。 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们6个兄妹就一起住了进来，那时候我才八岁多，全家总算是有了一个住处了！ 　　（天坛公园的西门） （这就是天坛西门里面斋宫的门楼） （这就是斋宫里西侧的房子。那时只有房子的屋顶和框架支柱。） 　　住到这里以后，父亲就在天坛西门外的小市场里摆了个小烟摊，每天靠卖香烟赚些钱来维持家中的日常生活。有时候晚上收摊时，还会拎着几个馒头回来给我们吃，那是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拿着他们吃的馒头来换香烟的。 这家姓董的邻居，也是从沈阳逃难来的，他家有个小男孩比我大一岁叫董双生，我俩每天都在一起玩耍，经常顺坡下到家门前斋宫的干枯的护城河里，有许多酸枣树让我俩边吃边玩。天坛公园里边的祈年殿、回音壁、、都玩了无数遍了。 （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回音壁…） 　　有时还到天坛西门对面热闹的“天桥”场子里边，观看那些拉洋片、摆地摊卖艺、练武功夫、、我们小孩没有钱打赏，只能围在人群里边捧场叫好！ 　　 当高兴的时候我俩就会滚着铁圈去城里玩。1948年冬天的一天，我俩滚着铁圈经过前门来到了天安门前，向西一走看到大门敞开的“新华门”，就滚着铁圈进到里面，绕过影壁墙看到里面是好宽敞的地方，四周有许多古代建筑的房子，在院子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因为天冷湖泊表面已经结了冰，我俩就放下手里的铁圈，在冰面上打起了“出溜滑！”到了北平（北京）还是头一次在冰上打“出溜滑”呢！太高兴了，玩的头上都冒汗了呀！真是个好玩的地方啊！ 　　解放以后这里成为中央领导、政府的驻地，才知道了里面这个湖泊叫“中南海”，新华门前有警卫站岗，现在可不是随便能进到里面去玩的啊！几十年来，小时候在北京的中南海里面玩耍的情景，一直都深深的留在了自己的记忆里。 在天坛的南门外不远有一个飞机场，每次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包围在北京城外的解放军就向飞机场开炮。1948年末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败后，有许多国民党军队从这个天坛南边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一天早晨家里突然闯进来许多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从讲话的声音听出来，他们都是东北人，进来后拿出带来的口粮，要在家里做饭吃，家中没有水怎么能做饭？他们就拎起水桶让我和姐姐领他到“斋宫”南侧过了护城河上的小桥，那片树林里有一口井，刚刚把一桶水从井里提上来，突然天坛机场传来飞机起飞的声音，接着“轰、轰”几发炮弹就飞了过来，炮弹爆炸溅起来的泥渣噼里啪啦像雨点一样落在四周和我们身上，把我们都吓懵了，赶紧都趴到地上，过了挺长时间没有什么动静了，当兵的拎着一桶水才和我们一起回到家里，这夥国民党军队士兵配着携带的罐头吃完了饭，就去天坛南边那个飞机场了 　　1949年初正在过春节时，大年初三（1月31日）那天传来了北京和平解放的好消息！一下子惊动了整个北京城，接着就看到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陆续的向城外撤离。 正月初六那天（1949年2月3日）城外的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永定门开了进来。直奔向前门，经东交民巷开进到城里边。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前门大街） 　　路两边站满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人群，青年学生还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十分热闹。这天父亲也把卖香烟的摊子收了起来，带着我们到路边上，也和人们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入北京城！ 解放以后，每天都过着平稳安静的生活，妈妈思念在老家-沈阳的姥爷和舅舅…。 　　（北京前门火车站） 　　1949年4月，我们全家到了前门东侧的北京前门火车站，坐火车返回了沈阳，住到了在沈阳的姥爷的家里。 ……………………………… 　　《第二次》 我16岁的时候上学来到北京。 1956年夏天，我在沈阳二十七中学初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工业管理学校”（中专）。开学的时候，我带上行李，一个人坐火车来到北京，刚一出火车站就有学校派来的人和车把我们这些新生接到了“北京工业管理学校”。 这个学校在北京朝阳门外一个叫“小猪店”的地方，高大的教学楼背面是宽阔的大操场，有许多运动器械，东侧是两栋学生宿舍楼，在操场北边是学校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那时候中专学校的学生都是免费还包吃包住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领助学金（分一、二、三等）。我被分配到“工业企业计划管理”专业班，每天课堂上学的都是什么企业计划编制、计划进度统计、企业财务知识…。坐在教室里越听越没有兴趣，心里越来越产生了反感！ 紧挨着学校的南侧是北京机械工业学校，我好几次到那里看到许多机床等各种机械设备，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心里想如果能学机械制造多好哇！ 　　经过了几个月反复的考虑，终于下了要退学回家明年再考的决心。好几天都是去操场打乒乓球，不去教室里上课了。终于鼓起勇气去到教务处办公室，向教务处主任提出了“我要退学回家”的请求，可是他否决了我要退学的请求，对我说：你若有困难，可以考虑给你评定助学金。然而我是铁了心要“退学回家”啊，就一直不去上课，三番五次的去找教务处主任要求退学，最后他同意了我的退学请求，可是对我说：“要退学，你需要给学校补交在学校期间的伙食费！”我两手空空那有什么钱去补交伙食费啊？一时间心里头翻滚左右为难啊！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因为多次去找教务处主任要求退学，认识了办公室一位家也是沈阳的阿姨，她很同情我这个要求退学的小老乡，就悄悄的对我说：你就先答应补交伙食费，签了字就可以回家了，回到沈阳后，学校不可能会派人去要这个钱的！她的指点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就这样办理了退学手续。 那时我的姑妈家的表哥（刘奎元）在北京广安门里的一个单位工作，他来到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把我接到他那里住下，抽时间领着我去逛热闹的王府井大街，还带着我到天桥剧场观看了印度尼西亚歌舞团的演出，几天过后他给我买了火车票，坐火车我又回到了沈阳。 　　回家后，为了能考上一个自己喜欢的好学校，每天都到家对面的辽宁省图书馆的阅览室，刻苦努力认真看书复习功课，下决心一定要取得好的成绩！ （那时的辽宁省实验中学） 　　心想事成1957年夏天我考上了沈阳市最好的辽宁省实验中学（高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第三次》 1966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国庆节”大会 　　1960年7月我在辽宁省实验中学高中（高33班）毕业的时候，被沈阳的空军八航校特招参军入伍，成为了八航校无线电大队的学员。我们这一批新学员刚入伍后被分配到空军各部队当兵下放锻炼三年。我被分配到八航校训练部的机务中队，当了一名无线电员下放锻炼三年。1963年8月返回航校无线电大队，开始了有关歼击机无线电设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飞机无线电设备理论的学习…。 在1965年7月按照军委的指示，航校的干部、学员一起来到辽宁省铁岭县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 。1966年夏天，我们结束了在铁岭县农村的“四清运动”后，返回了沈阳的老“八航校”，继续进行学习歼击机无线电理论课程。 没过几天，“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按照军委的要求：军事院校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是到了9月末突然传来空军的指令，要求院校选派学员代表，到北京去参加庆祝国庆节大会。 我是无线电大队612中队3区队的学员、兼职区队长，区队里有3个班，每班选出一名学员代表，我们四人就和我们航校各学员队选出的一百余名学员代表，在国庆节前夕，乘火车到达了北京，被安排住在北京通县的军用机场营房，这里是空军飞行表演大队的场站。 　　10月1日凌晨三点的时候，一声号令，我们迅速的起床列队集合，每个人的挎包里装上白天要吃的干粮，手里拿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快速的登上了已经在那里等候的军用大卡车，从通县向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奔去！ 漆黑的夜里路上行人不多，快到北京朝阳门外的时候，清晨亦始天上开始渐渐的放亮，路上行人也多起来了，在我们的汽车两侧，有成排的队伍举着彩色的旗帜和标语，也奔向天安门广场，我们的卡车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当天空大亮，红太阳在东方炎炎升起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从汽车上下来后，我们列队进入到了天安门广场已经划分好的位置，在面对天安门金水桥大约200多米，在靠向革命历史博物馆那侧的地方，我们排列成方队面对着天安门整齐的席地而坐。渐渐的进入到广场里的人越来越多，都高举着红旗、标语，很快广场上的人就密密麻麻地水泄不通了。 　　上午10点庆祝国庆节大会正式开始，随着广播的乐曲和广场里上万人的欢呼声，毛主席和周总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还走到东、西两侧向观礼台上的代表和在广场里参加庆祝国庆节一直在欢呼的人们招手至意！我们都兴奋的欢呼站了起来！ 庆祝国庆节典礼大会正式宣布开始后，庞大的游行队伍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走来，他们举着红旗，高呼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一队接着一队的从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前向西走过去，一眼都看不到尽头。一直快到下午3多钟的时候，游行才完了。 庆祝大会还没有结束，我们一直坐在天安门广场。刚到徬晚时，整个广场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和鼓掌声！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里面走了出来，越过金水桥后，紧挨着广场上欢呼雀跃的群众一起席地而坐！天黑下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和我们近在咫尺，一起观看了广场上空燃放的各种彩色艳丽的烟花，整个天安门广场一片欢呼雀跃！……一直快到午夜的时候，我们才回到了通县飞机场的驻地。 10月3日上午，我们又来到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看台上座的满满地都是来自全国各军事院校的学员代表。大会开始后，主席台上的中央军委领导讲话：“…宣布从现在开始，军事院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后，整个北京工人体育场响起了长久不停的掌声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声！ 回到通县机场的第二天，空军领导吴法宪一行人就来我们这里召开座谈会，再一次动员我们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全力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在座谈会上我们提出：按照学制规定我们就要毕业了，若现在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延迟毕业时间，进而可能还会影响我们以后在部队里的发展？针对这个问题，空军领导吴法宪当场给了明确的回答：“按照军委的命令，你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的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做一名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由此而形成你们毕业时间延迟的问题，空军党委决定，你们这一期学员毕业时由原来定的行政23级改定为行政22级…” 我们立刻鼓起来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到了北京火车站，坐火车返回了沈阳。 （在北京和我班的张承恩战友（左）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 　　《曾经遭遇到的窃贼》 　　每个人的一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日常生活中偶而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窃贼”，居家或外出时被盗，这样的事情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就可能会在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迹！ 　 《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时的1968年末，我在兰空机务教导团时，被派到陕西省岐山县的京宕公社支左，每到生产队时就要在贫下中农家里同吃同住，按照规定每吃一顿饭要付给农民3角钱，为了在农民家里吃饭给农民付钱，所以我必须要兑换许多“一角”的零钱（那时都是纸币）揣在衣服兜里，这样每次吃完饭给农民付钱就很方便了。 有一天我去西安空军医院看病，就从岐山县的蔡家坡做火车来到了西安，出火车站后要乘公交车到和平门外的李家村才能到西安空军医院。这天公交车上的人很多，我手扶着栏杆站在车里，在我的面前车上的人相互拥挤着，总算到了李家村站，下车后我就去了西安空军医院。 在医院的门诊部准备挂号看病时，一摸胸前的上衣口袋时，才发现口袋的扣子被解开，里面用信封装着的几十张厚厚的一沓子钱没有了！啊，我的钱被偷走了，这才想起来在公交车上拥挤的时候，曾有一个人用劲在我面前挤过时，还高抬起手臂挡住了我的视线，可能就趁机把我兜里的钱偷走了。因为是几十张厚厚的一沓钱，所以才被公交车上的小偷盯上了。 　　身上带的钱丢了，一时心里很不通快！可是被偷走的厚厚的一大沓钱，都是一角钱的零钱，加在一起总共也就是四、五元钱吧，损失不大，所以也就没有把它当回事！………………………………… 　　《第二次》 那是1984年我在西安空军451医院放射科工作时，那年到了深秋时节，天气一天天转凉，两个女儿每天都背着书包走路去上学。想要早点给她们俩准备好冬天穿的棉衣，当时“羽绒服”是刚刚兴起的冬装，穿在身上既轻薄又暖和，外形和做工比起一般的棉袄漂亮多了！虽然价格贵点，还是准备了五百元现金要为两个女儿去购买冬天穿的羽绒服。星期天领着两个女儿去城里逛了几家商店，挑来挑去还是没有买到满意合适的羽绒服，只好先回家，等下个星期天再去买吧！ 没过几天就出事了，一天中午我从放射科下班回家吃饭，到家属院后，一上楼就看到家里锁着的门被撬开了，屋里没有什么动静，进屋里一看，地上散落着东西，我放在柜子里的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被抛到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桌子上放着我家厨房的“菜刀”，桌子上锁着的两个抽屉也被打开了，我检查了一下，放在里边的要用来给两个女儿买“羽绒服”的五百元钱和一些零钱都被偷走，还有保存的一些古钱币也一起被拿走了！ 　　我想了一下，小偷是在上午医院上班时，家属院空荡无人的时候，趁机撬开了在三楼的我家房门，（那时没有防盗门，只是几个螺丝固定的简单的门锁，很容易就被撬开！）。小偷进来后，翻看了衣柜的衣服，取下了我的那件比较新的蓝色毛料中山装，可能是因为我的体型较肥大，小偷穿起来不合适，就把这衣服扔到了床上。小偷在另一个屋撬开桌子的抽屉偷钱和东西时，把厨房里的菜刀拿过来放在桌子上，是想用菜刀来应对突然回来的家中的人！这个小偷真是太狠毒啦！家里被盗是损失，若再遭遇小偷的毒手那可就是太大的不幸了！ 事情发生后，我报告给了医院的保卫部门，他们也做了现场查看。过后我用铁皮把门的里面和门锁都做了牢牢的加固，再想把门撬开就没有那么容易啦！ 真是“贼心不死”！没有想到过了十几天，还是中午下班回家，刚到了家门口，看到“门”又被小偷撬了，在靠近门把手的门框处有几个被撬动的痕迹，门稍微有一点变形，但是没有被撬开，这次小偷没能进来，家里的东西完好无损。经过对家属院里的人询问了解才知道，上午曾有一辆小轿车停在我这楼单元门口。啊！小偷上次轻松的撬开门偷走了我的钱，这次小偷是开车来，那是要来偷我的”电视机”的啊！ 　　如此猖狂的窃贼到处做案，两个月后，在我们空军医院附近的“铁一局”院里偷盗时被抓获。经过公安的审讯，小偷也交代出了两次来我家偷盗的事实。我家的被盗案被破了，查清了情况，可是被偷走钱的不只是我一家，况且偷去的钱也被小偷挥霍了许多，只能把剩余的钱返还给失主。最后公安机关返还给我了三百元钱，能把被盗的钱追回来一部分，已经是感到欣慰了。 家属院里多次发生被盗案，也引起医院领导的重视。在家属院门口设立了岗亭，外来人员和车辆都不能随便出人了！………………………………… 　　《第三次》 到了二十世纪末，已近花甲之年，在一次尿液检查中偶然的发现了尿糖很高，又经过血糖检测和全面的诊断，最后确诊为患了“糖尿病”。从此就药不离身，每天都要吃降糖药，四处搜寻疗效好的降糖药，还在女儿的陪同下去到长春的一个诊所开过降糖药，真是有病乱投医啊！ 在2001年春天，一次看到在沈阳东塔机场附近有一个部队诊所的降糖药治疗效果很好的报道。就带上钱乘公交车去那个诊所开药，这回是把钱踹在内衣下边的口袋里，又穿了一件外衣。当时公交车上的人多比较拥挤，有一个人，抬起手臂紧贴在我面前。他如果是怕车晃动应当举起手来去扶住车上的栏杆呀！怎么就把手臂举在我的眼前呢？突然在我的脑子里闪现出在西安乘公交车被盗的情景！这个人是小偷吧？我刚要看看他的时候，车刚好到了一个站停了下来，这家伙随着一个小伙，两个人蹭蹭的向车下跑了。我赶紧摸一摸内衣的口袋，里边的钱还在，没有丢！低头一看，外衣下边口袋的里层被割了两寸长的口子！ 　　很快公交车又继续向前开动了，我心里有一种很愤恨的感觉，真想跳下车去把那个小偷抓回来…！幸运的是当这个小偷刚把我外衣口袋里层割破时就被我发现了！就在挨着这个被割破口的外衣里边的内衣口袋里揣的钱仍然完好无缺！ 不一会就到了那个部队的诊所，开完药后就又坐公交车返回家了。 （让我终生嫉恨的窃贼） 　　人生一世，坎坷坦荡，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生活中我遭遇过“小偷”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啊！就算是我的一个人生经历吧！可是…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永远都无法抹去的对窃贼的痛恨 　　这要从我的父亲说起 　我的父亲韩庆云，他是开了一辈子汽车的老司机。只读了四年的小学，15岁就当学徒去学开汽车了…21岁时成为沈阳市（奉天）第一代“公交车”司机……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投降后，曾在沈阳的八路军办事处为首长开车。解放后，1950年应召到2538部队（沈阳空军八航校），成为一名首长专用的小轿车司机。年老退休后在家中安度晚年，除了血压有点偏高，身体还是硬朗，每天都忙里忙外的做些家务活，还经常到外面活动锻炼身体。 1977年还从沈阳来到西安我家（我在西安空军医院放射科），一起游览了钟楼、大雁塔、临潼华清池……许多景区。 父亲不忘情谊，还专程去到西安空军工程学院，看望了齐琨院长（原沈阳空军八航校校长）。 有时间，父亲就用小儿推车推着孙女到处游玩。父亲来西安这期间，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充满了和谐和欢乐！几个月之后，父亲返回了沈阳的家。 人生在世会遭遇到各种不测的事情。81年春节前夕，我突然收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住院，生命危急！”一瞬间让我十分悲痛和焦急，那还有什么心情过春节啊！立刻就买了去沈阳的火车票，还带上从我们西安空军医院开的一大包急救药品，第二天就登上了开往千里之外老家沈阳的火车 紧赶慢赶，经过两天一夜，在春节的大年初二上午，终于到了沈阳家里，家人们悲痛的告诉我“父亲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已经在今天凌晨病逝了！” 瞬间让我悲痛欲绝！欲哭无泪！我要去医院的“太平间”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在那里见到父亲安祥的遗容，我抚摸着父亲的脸庞放声大哭起来！！ 身体尚健的父亲，为什么会突发“脑溢血” 呢？家人说：都是那个该死的“小偷”给造成的灾祸！就在春节的前些天（1981年1月），父亲骑自行车去单位领取这个月的退休金，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上打牌，外面围了好几个人在看热闹，刚刚领完退休金的父亲，心情挺好就把自行车放在旁边，也挤进去看起了热闹，想这样休息一会再骑车回家。可是，回到家里后突然发现，放在衣服口袋里刚领的退休金没了。骑自行车回来的路上，只在那个路边围看了一会打牌的，肯定就是在这里被身边的小偷把装在衣服口袋里的钱给偷去了！ 马上就要就要过“春节”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父亲越想越气，闷闷不乐，好几天都是坐在家里抽烟，连话都不愿意说…就这样在腊月二十六那天突然发病，全身不能动弹，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家里人马上就送父亲到医院进行急救，确诊是“脑溢血”。遗憾的是经过几天的抢救治疗，父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在正月初二的凌晨病逝！ 就是因为遭遇被盗后突然引发急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父亲的生命就是这样被这个“小偷”给害死的！这些年来一想起父亲，我就恨死了这个小偷，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无法抹去对这个窃贼永久的嫉恨！同时也深刻的怀念新中国50年代时，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021.6.10） 　　《走出国门看世界》 （2003年）　　出生在旧社会的我，度过了苦难的童年。解放后，我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在中华大地上拼搏奋斗几十年，到了老年，终于跨出了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女儿移民到加拿大到多伦多已经三年了。这年初夏我和老伴办理了探亲签证，到多伦多女儿家居住了半年，亲身体验了那里的生活和风土人情，饱览了异国的自然景观。 　　（在加拿大多伦多街上） .（在美国游览观光…） （ 1992年在港、奥、新、泰…） 　　2015年8月我突发脑梗，左腿偏瘫不能走路。唉！从此，只能与轮椅相伴余生！！ 《古稀之年迁新居平平安安度晚年》 　　2012年春节前，我从退休后在沈阳居住了10年的南塔街的阳光2000家园，搬到了二女儿（韩瑛）给买的新居“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汇景新世界小区”，这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小区由三个相连的“标段”构成，，每一个标段都是按照椭圆形分布建有9棟33层的住宅楼房，这样建的高层楼房相互不挡光。楼房号是从1标段到2标段再到3标段连续排列的。我的新居就是在1标段里的1号楼，33层楼房的第9层，都朝南面的两室一厅，阳光明媚，视野开阔。楼里每层3户，安装有两部电梯，上下楼非常方便。 　　在每栋楼的一楼，一进门的大堂，都有小区物业安排的24小时值班的大堂管家，负责管理该楼日常的事物及与住户有关的事情。 汇景新世界小区南面紧邻沈阳浑河的南三好桥，向南走几百公尺就是风景秀丽的浑河的“沈水湾公园”。 　　沈水湾公园从三好桥起，沿着浑河北岸向西的小马路一直到南京南街的浑河桥。绿柳成荫景色宜人，有多个供游人游览的景点、百年古柳树、和活动锻炼身体的器械……。 《汇景新世界》小区在南、北、东、方向都有进出口（门岗）。我住的1号楼，到1标段的南出口（2A4岗）只有100多米，进出小区非常方便。 这个门岗外面就是一条宽阔的东西方向直达三好桥北端的香港路。 　　在路的两侧都是经营烟、酒、茶、小日用品、洗衣…的各种店铺以及小饭馆、小超市、银行、药店、诊疗所……。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办事都十分方便，购物、买菜、用工资卡取钱…在家门口就可以办了。………………………………………… ....《节日相聚亲情更加温暖》 2012年春节前住进了新居，刚过完春节正月初八那天，我就把在沈阳市的八位亲兄弟姐妹全都请来了，在一起畅谈亲情、开怀畅饮进餐美食！全家人开心快乐的欢聚在一堂！ 《大女儿回来看望古稀之年的父母亲》 大女儿（韩琳）多年前就移民去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在那里出生的外孙（Ocean)都快要上学了。这次2012年5月也和妈妈一起回到家乡沈阳，看望古稀之年的姥爷和姥姥。 　　同我和老伴一起来到沈阳的鸟岛公园 　　 《老兵心中的战友深情》 2018年7月都已经古稀之年的老战友在沈阳聚会，会后怀揣着对老战友的思念和惦记，多位老战友一起来到家里看望我。 其中的无线电教员于君复，是1961年南京航空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分配到沈阳的空军八航校后下放到机务队当兵锻炼，和我这个下放当兵锻炼的无线电员，住在一个房间，一起维护飞机的无线电设备……。 一同来我家探望的几位老战友，也都是50多年前在沈阳的空军八航校无线电大队同班学习的学员战友。几十年来，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和空军发展默默做了出自己的贡献！如今都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了，还是那样的相互关心，念念终身不忘，真是战友真情比海深啊！ ………………………………………………………… 《古稀之年体渐衰病魔纷纷缠身来》 　　古人道“人活七十古来稀”。说的就是人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会越来越衰退，各种病魔就会随时地找上你来！ 虽然我原来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慢性病多年了，但是身体的状况维护的还是可以的，没有明显影响到工作和日常生活。 到了古稀之年搬到新居以后，生活居住条件好了，可是身体却在一天天衰弱啊！原来骑自行车去市里面，回来感觉很轻松，古稀之年后，再骑自行车去市里回来就感到非常累了呀！ 2015年8月12日，突然感觉我的左腿走路不灵活，在沈阳医大一院确诊“脑梗”。在医大一院、苏家屯血栓病医院住院治疗多日，效果不佳，左腿偏瘫不能走路，站立都很困难，幸运的是左手臂还能活动，但力量减弱了。 左腿偏瘫不能走路的艰难的日子里，刚过去一年，一个新病魔又来了。 2016年7月一天腹部剧烈疼痛难忍，医大一院急诊确诊为“胆囊炎急性发作伴有胆结石坎墩”。入院后立刻做了微创胆囊切除手术。胆囊切除后，消化功能明显的变差了！ 艰难度日到了耄耋之年，本来视力不好的右眼，被眼前一片黑影遮蔽看不清了，2022年6月在沈阳爱尔眼科医院做了“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手术。手术后视力恢复的挺好。平日里腰疼、膝关节疼时有发生………唉！真是年老体衰多病缠身啊！日常生活自理也越来越困难了！ 　　 《到了人生的深秋岁月耄耋之年.》 走进八十岁后，荣辱成败，得失取舍，都已是过眼烟云！豁达最好，宽容最真。人生事，聪明难，糊涂更难！时光已去不会再回来，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年过八十岁，安享晚年吃穿无忧。唯一大事是用良好的心态和精准用医用药，与病魔相斗！维护好身体，幸福安康的度过这最后的余生！ 作者：韩玉杰 202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