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奶 奶--纪念祖母诞辰120周年

魏振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当清明节，在乡间的小路上，前去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我离开家乡四十多年间，几乎每年都回家乡和亲人们一起到山上“看望”我的祖辈们，而到祖母坟前的亲人们是最多的，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讲述祖母的故事是最多的。           

富家出生

　　祖母生于清光绪30年(1904年)，属龙。她出生在柳江县长洞村（今属柳州市柳江区里高镇果朗村长洞屯）的吴家湾，是长洞村几十户家庭中唯一有碉楼的富裕家庭。祖母的娘家发展到解放时，已是远近有名的地主。刚解放时，地主家的房屋大多数也分给了贫雇农。因此，长洞村吴家湾又改名为翻身湾。    

祖母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有着富裕家庭的气质。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们说，祖母年轻时是长洞村的村花。祖母是长女，算是吴家湾的千金大小姐。这千金大小姐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年代，据说也没上过学，在那个年代祖母没有缠足。从父辈们讲述祖母的故事中以及我跟祖母生活后来的接触中，感觉到祖母还是有文化的。也许在她小时候旁听过她哥哥或弟弟们的私熟教育，偶尔也听到她说《增广贤文》、《传家宝》、《三字经》等书名。可以说祖母是没上过学，但听说过不少书有点文化的富家小姐。

下嫁魏家

　　祖母虽是富家小姐，却没有嫁到城里，也没有找门当户对的，却下嫁到本村的魏家。吴家湾在长洞村东边，魏家在长洞村的西边山脚下。虽然都是在一个村，但相距有三里多，中间有一条公路。祖父比祖母大一岁，祖父家有两兄弟，土地不多，甚至还租地才能维持生活，瓦房只有两间。祖母嫁过来后不久，祖父就与父母分家了，分得几亩地和一间瓦房，可以说祖母嫁给祖父，真是便宜了我那穷祖父。        

祖母十六岁嫁到魏家后生育了四男五女，除一个男孩和一女孩出生后不久夭折外，其余都长大成人。祖母和祖父坚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他们经过十多年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也有了不少收获。后来不仅不再租用田地来耕种，而且还买了十多亩田地，建了三间大瓦房。据说祖父祖母曾用车拉自已种的黄豆到八十里远的柳州城卖，得钱后到柳江河边买彬木桁条拉回长洞村建房子，还养猪养鸡等换钱购买土地等。加上祖母勤俭持家的理念“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积少成多，滴水成河”，使三个儿子分家时每个儿子都分到一间瓦房。解放初期土改时，我们家由于有较多田地，家庭成分还被定为中农。

好人好报

　　祖母和祖父在一起生活了24年。日本侵略中国后，1944年进入广西并接着打到了柳州。日本军队攻占柳州后，柳州的市民纷纷逃往乡下，与村民们躲到山里。祖母人好心善。她常对儿女说“做人要厚到，不要投机取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祖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祖母在自家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不仅收留了两家为躲避日本鬼子而逃到村里的柳州生意人，还在日本鬼子占领柳州后继续沿着公路向南宁方向一路掠杀时，机智的领着年纪尚小的儿女们带着柳州逃难的两家生意人一起躲进了远离公路的郎塘坡大龙灶深山的山洞里，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枪杀。在躲日本鬼子时，祖父生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在日本鬼子投降后不到一个月就因病重去世，年仅42岁。祖父去世后，41岁守寡的祖母带着我的四叔及几个姑姑，大姑才13岁，满姑不满一岁。大儿（我父亲）已成家，但还在柳州龙城中学读书。二叔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家中太缺劳动力，一家生活太艰难。柳州两家生意人得知祖母的情况后，为了感谢祖母，帮助祖母到柳州做些小生意，即磨水豆腐卖。祖母为了生活，就带着我二婶和不满一岁的满姑。到柳州租一间房子，做起了磨豆腐卖豆腐的小生意。做了半年多生活还是很艰难，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二位柳州生意人建议不磨豆腐卖的生意，改为卖杂货生意。但祖母说她没做过杂货生意，而且家里也没有本钱。两家生意人说不仅可以教祖母怎么打货做生意，还可让祖母先到他们开的店赊账进货，在第二次进货时付第一次赊账货款。祖父过世后，家里缺了顶梁柱。家里全是祖母一人艰难的操持打理，小生意加上我母亲等种田耕地艰难的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两次搬家 

　　有人说母亲像山，是儿女依靠的屏障，母爱如一把伞，为儿女撑起一片蓝天。古时候孟母为了让儿子成为人才，煞费苦心的培养他，留下了“孟母三迁”的佳话。而我的祖母是为了养活儿女并让儿女们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搬了两次家。           

先是把一半家搬到柳州做生意，但在柳州不论是磨豆腐卖生还是做杂货买卖生意都很艰难。两家生意人看到祖母在柳州的生意不好，建议祖母的小店开到忻城县大塘圩镇上，因为大塘圩镇是三岔路口，不仅是柳州经迁江到南宁的必经之路，也是柳州去忻城、宜山（今宜州）等地的重镇。这里的人流量较大，还有三天一圩的圩日，附近的几个村的村民都有来赶圩的习惯，而且街上居民也不少。两家生意人经过考察建议祖母搬家到忻城大塘街做生意。

然后除我父母和二婶（二叔还在外当兵）已分家留在柳江长洞外，祖母带着一儿四女搬家到忻城大塘圩镇上。这一决定不仅基本解决了全家的温饱，也改变了儿女们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更改变了儿女们的命运。特别是四个姑姑，真是受益终身。四个姑姑常说如果不是祖母果断的搬迁到忻城大塘做生意，不要说参加工作，就是读书上学都可能是天方夜谭，估计早早就在大山里嫁人过一辈子。

养儿育女

　　作为富家长女的千金，受世家文化的熏陶，深厚的底蕴实实在在也融进了祖母的骨血之中。她的儿女们及晚辈在她几十年照拂里，时时处处都感受到她的大气、淡然、睿智和聪慧。    

祖母在教育子女如何做人上，蕴含了人生哲理和不凡的见识。祖母在给几个儿子的起名就可以看她是讲政治和有内涵的，并想着国家富强。所以大儿子名叫定国，二儿子名叫定家，三儿子叫定富，唯一的堂叔名叫定强。期望着“国家富强”的美好意愿，更希望儿子们为“国家富强”做出努力。祖母在教一家人待人处事上有不少语录。如“人看从小，马看踢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样学样，长辈是榜样”。在如何做人上要“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鬼叫不惊人”、“生前不孝，死后大哭当牛叫”。为儿女们培养好的人品起了重要作用。又如要家人记住“钱是人的胆，衣是人的毛”、“留得千年货，才是长才人”、“近山不可枉用柴，近水不可枉用水”。这些让家人们要勤俭节约，甚至还有超前的环保意识等。       

在交友上要“朋友不怕多，冤家怕一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交一个朋友难上难，得罪百人一时间”。在择偶和夫妻经营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找媳妇或女婿，要找老实厚道人家”、“儿女磊磊，比不了爱人一条腿”、“公鸡打驾头对头，夫妻吵嘴不记仇”等。祖母还常说儿女长大后各自飞，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事业，夫妻才是一辈子。     

祖母不仅有点文化，更懂得教育儿女们学文化的重要性。凡是儿女们能够读书升学的，都千方百计的支持。所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送我父亲读书读到柳州龙城中学毕业。祖母当年作为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儿女搬迁到忻城大塘街其中重要因素是为儿女们有学校上学读书。还教育儿女们“读书要用心，一字值千金”、“有事莫推明早，今日就讲就行”等要用功读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七个儿女个个都至少有小学毕业的文化，三女儿贵州医专毕业，满女儿广西财专毕业。而且七个儿女因有文化都先后参加了工作，吃上“国家粮”。      

我父亲柳州龙城中学毕业，解放后在柳江县四案小学当老师；二叔小学毕业，解放后在县工商联担任秘书；四叔解放后参加了解放军汽车兵种，复员后分到了柳州汽车站工作。大姑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宜山（今宜州）专属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到忻城县百货公司当会计，三姑贵州毕业后分在贵州遵义医院当了医生；四姑中学毕业后在宜山县（今宜州市）汽车站当了库房保管员；满姑广西财专毕业分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参加工作。

解放后，祖母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庆祝翻身得解放，带着儿女们更好的经营日杂小店的买卖，养家糊口。

刚解放时，祖母还积极参加政府工作队举办的“夜校妇女扫盲班”学习。祖母学习认真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认识和会写了不少字。还学会自己做生意上的进出记帐和开发票收据等生意上的经营管理等。在国家开展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时，祖母拥护党的领导和响应党的号召，支持人民政府的决定。把自己经营的日杂小店按改造的要求加入了政府主导的公私合营的合作供销商店，并在合作商店里做一名店员。          

解放几年后，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50多岁的祖母响应党的号召，高举“三面红旗”，积极的服从安排到忻城县大塘人民公社下辖的同旗大队，即现在的同期村筹建合作商店的代销店。在同旗大队的支持下，提供了一间小房子，大约是十多平方米。这既是祖母的合作商店的代销店营业埸所兼作祖母的宿舍。筹建工作完成了后，祖母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多。      

祖母在同旗代销店工作，既是这家代销店的经理，也是这家分店的售货员，还是这家分店的采购员兼搬运工。那时进货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祖母曾骑着自行车去进货。近的到十多里大塘街或思练街进货，远的到百里左右的迁江或柳州进货。每次进货都是用自行车驮着100斤左右的货物，在沙石路面的公路上骑行几个小时，年过半百的祖母是非常艰辛的。       

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祖母在同期村的代销点工作时，还有两个姑姑在上学。祖母为了供两个姑姑上学，在同旗村的对面山下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玉米、南瓜、辣椒等来给自己充饥，把有限的工资和粮票用来支持两个姑姑上学读书，生活是相当艰苦的。            

“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不仅是祖母的语言，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挂牵着儿女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运动中，我父亲在学校因讲了一句“手拿锄头把（柄），犯法也不大”，加上在柳州龙城中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三清团为团员等被送到新兴农场劳动教养。在忻城县工商联做秘书的二叔也因历史等问题被遣送劳动改造。在此期间，祖母时时想着他们，每年都要买一些食品带着我母亲或二婶去探望我父亲和二叔两到三次。而且每次去都是步行近百里的路程，非常艰辛。而且每次去都鼓励他们好好改造，早日回到亲人们的身旁。后来我父亲劳动教养四年回乡当了农民，二叔劳改了四年出来后安排到忻城欧洞林场当工人。再后来我父亲和二叔在文化大革命后都得到了平反。父亲平反后好回到教育工作岗位当了两年小学教师。

祖母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对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感情至深。他经常对儿女和子孙们讲，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却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更没有我们一家的今天。教育儿女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祖母在1976年听到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他伤伤心心的大哭了，比他自己父母去世还要伤心。祖母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激和感情是非常深的。

祖母教育儿女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绝不能做坏事。祖母常说“多做好事善事有好报”。而且她也处处以身作则，是个心地善良，忠厚老实的人。听长辈们讲，他在大塘做生意和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他处处事事都在为村民着想，做了不少好事。村民们买货，钱不够，他就赊账。有的村民赶圩突发病痛，她遇上就帮忙扶到自家中休息送上茶水，严重时还帮忙去找医生。曾有一次一个赶圩的孕妇突发临产，祖母见到后立即把生意停下来，把孕妇扶到家中趟下，并烧开水用开水把剪刀消毒后，帮助孕妇接生（听祖母说她前后生九个儿女，都是自己接生）顺利生下了小孩。后来，那个妇女对祖母感激万分，来赶圩时定来看祖母。

祖母一生事事处处都在为他人着想，为群众做的好事太多太多。用祖母的话讲“多做好事积德”。给她的儿女们及下一代做了很好的榜样。

三年教养

　　祖母不仅对养育儿女们付出了艰辛，而且对我们孙辈的一些成长也是非常的用心。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父亲已经劳教刑满回村当了农民。当父亲看到我们村的小学还是在一间破庙里，只有一个民办老师还是初小未毕业的本村人，而且这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一起才不到40名学生。父亲为了让我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把我送到忻城县大塘街跟祖母一起生活，并在大塘完小上学。

三年异地求学，跟祖母一起生活，真是受益多多。一方面是生活有了很大的改改善，可以吃上大米饭。因为那时我家所在的长洞村因没有水利设施没有稻田种，都是种苞谷和红薯杂粮等，日常生活吃的也是这些，根本吃不上大米饭，只有过年时，家里用黄豆去换大米才能吃上大米饭。而且一到了青黄不接，有时还吃了上顿没下顿。另一方面跟祖母在一起，接受了祖母的教育和引导。记得祖母为让我听话和学做家务，曾对我说“人看从小，马看踢蹄”、“人要勤快，力气用了力气在”等。记得我八岁时就开使挑水做饭，奶奶家的饮用水大部分是我用锑桶挑的，开始挑的半桶水，一年以后可以挑满锑桶水。星期天也跟小伙伴们上山砍柴。那时大姑的女儿才两岁多也送到祖母这里，表妹早晨起来的洗漱及穿鞋等我也主动帮助。我的勤快常得到祖母和姑姑的表扬和鼓励，我感到温馨和快乐。而且大姑每次来看祖母和表妹时，总二角或三角钱给我，让我对钱有了认识，同时也开始有了积蓄，在大塘读到小学三年级第六册时，我的积蓄曾达到5元6角。

祖母在我的学习上更是关心和用心。记得祖母教我好好读书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有良田百顷，抵不上官帽一顶”。这句话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做官论”似有异曲同工之意，好像还更加直接了些。不读书，没文化，就做不了官。如认真读书，有文化，做了官比拥有良田百顷还厉害。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在批“读书做官论”，祖母就不敢再说了。然而我的理解是祖母的初衷来自于几千年文化的积淀，来自于她人生经历的见识和理解。其宗旨并不是让我瞧不起农民，也并不是非让我们读了书就要去做官。在祖母的眼中，这官帽就是捧铁饭碗，是拿工资的“公家人”，可以吃“国家粮”。就像几个姑姑那样在外面工作拿工资有粮票吃大米饭。只有好好学习，成为有用之才，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我跟祖母生活读到三年级时。一个叔在柳州工作和几个姑姑都成了拿工资的“公家人”，而且他们偶尔回来看祖母，都带回不少好吃的东西。我认为他们都是在外“当官”的，所以从那时起，自己就有了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也能成为在外“当官”拿工资的“公家人”，可以吃“国家粮”永远吃大米饭。所以，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名列前茅。先是当副班长，后又当班长，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手臂衣服上挂上了二道杠。祖母也经常表扬我，对我当班长和少先队中队长，还有考试取得的好成绩和获得“三好学生”等奖状给了很多表扬和鼓励。而且在亲人们面前，经常表扬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使我在学习中更加努力。

一直鼓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祖母退休后要去给姑姑带小孩，所以我就回到了柳江县长洞村读书。当时长洞村新建了两间教室，有三位老师，有一位还是公办老师。在长洞村小学毕业时，因我“社会关系不好”不能去三都公社中学续初中，只能到盘龙（大队）完小刚附设的初中班读了初中。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执行贫下中农选拔推荐上初中和高中及大学。我又因为家庭“社会关系不好”没有选上读高中就回乡当了农民。在回乡做农民期间。祖母在我们孙辈之间还是经常的表扬我，说我学习好，没有继续升学可惜了。当医生的三姑见我一直学习很好，而且农村也缺医少药，就建议我自已学医，而且三姑还买了不少医学书籍和一些常用的医疗器具及一些药品，如听诊器、体温计、注射器及针灸等。我用针灸和注射器先在自已身上学习和练习，漫漫也给亲朋好友治过一些小病。

后来生产队推荐有文化的社员去柳江县县办大学医学班学习，学习毕业可以发赤问脚医生证。生产队也推荐了我，可是当生产队报大队，大队报到公社时，因我“社会关系不好”而不能去读。不能去县办大学医生班学习，而且当时全国从上到下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己又“社会关系复杂”等，也不敢再无证行医学医了。

祖母也曾用“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论什么社会，坐轿人是少数，抬轿人为多数”等来安慰我。我理解祖母之意是中国人当时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自己也能做个本分的农民，像我这样勤快当农民也会有好日子过。后来祖母看我二十多岁了，关心我并建议我找对象成家。但祖母讲的读书升学“当官”、做“公家人”似乎已经深深埋进了我的骨子里。在弟弟谈婚论娶的时候，我仍拒之不谈。一个弟弟结婚给我挂了红彩，我还是单身一个。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报了名参加高考，因我没上过高中，考完试后自认为各科都没考好。可后来得了体检通知，而且还上了本科线，体检后认为自己可以上大学读书了。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余毒没有彻底束清，我还是因“社会关系复杂”政审没过关卡在了县招生办。得到这个消息，我哭了几天。当时祖母在我家住安慰我，并和我父亲一起鼓励我明年再考。再后来几个姑姑也鼓励我来年再考。满姑还给我寄来高考复习资料。第二年不仅高考上了线，而且体检和政审也都过了关，考上了广西财经学校。

受益永远

　　小时候跟祖母生活的三年，三年教养恩深如海。还有听姑姑和父辈们讲述祖母的故事和话语等。我对于祖母的心情，特别的能感悟，觉得祖母的话语很有哲理。所以我一路走来，总是学习很努力，工作很积极。参加工作后继续在职读书，先是湖北财经学院大专班，后来是中南财经大学本科班。再后来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班，总能好好学习，而且都担任班长。努力成为那种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团委书记、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室主任、副行长、副书记等职。先后加入中国全融作协、广西作协和中国作协。先后担任中国金融作协理事、广西金融作协主席和名誉主席等。还先后被授予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金融作协“德艺双馨”作家，中国作协“深入基层，轧根人民”先进个人等。没有辜负祖母的一番用心。

祖母活了76岁，在我考去广西财经学校读书的第二年离世。可祖母在我的心里，祖母是伟大的，更是不朽的。祖母是一个有点文化的富家千金，是一个有点文化的家庭妇女，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伟大的祖母。祖母满心满眼只有她的儿女子孙，一辈子多做好事善事。她不但识字识事，而且还非常睿智。祖母的那些富有人生哲理的平凡语录是小人物的大智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底蕴结晶的传承，是我们魏家宗亲的传家宝。

魏振华

2024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