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我和天津知青

苗建國（金色胡楊）10115896

（对一张旧照片的回忆 ）

作 者：却拉布吉

图文编辑：苗建国

这张照片刊登在1972年12月18日《甘肃日报》上，它随我度过了26年漫长的岁月。这是我在额济纳旗“四一”农场五连当“黑帮” 打扫会议室时从破烂报纸上撕下来的。不知为什么，当时油然产生了一种把它保存下来的强烈愿望。我从70年7月到75年7月，在五连“劳动改造”整整度过了苦辣辛酸的五年，也是我同天津知青共同劳动的五年，所以显得亲切和珍贵。照片中前排起：李克敏（五连会计）、易青、季志玲（赤脚医生）。后排起：陈德辅、赵广松（拖拉机司机）、王国燕、田英（五连小学教师）、邢蓬芝（赤脚医生）。

岁月沧桑，如今照片的主人公都是四十开外的爸爸妈妈了。记得当时李克敏和田英，赵广松和邢蓬芝结成了患难伴侣。照片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强烈气息，从穿戴到天天读“红宝书”，一把锨一杆枪，把踌躇满志，生龙活虎的八位知青活现在眼前。

天津知青是1968年夏秋之交进入文革高潮中的额旗的，那时我已经以“乌兰夫内人党、蒙修特务，现行 反革命分子”被专政了，70年3月转交“四一”农场劳动改造，被两名持枪民兵押送到了五连。当时五连连长是卢学俭，指导员是薛兆营。我见到身穿兰色制服或仿军服的知青，都是健康、漂亮的姑娘和小伙子，共20余人，说话常带“嘛嘛”语调，劳动时每人一杆枪一把锨。我是“反革命派”，知青是革命派，按革命造反道理我们之间应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在五年的相处中却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戏剧性变化。他们渐渐地对我的身世、案情有所了解，他们看问题尖锐，分析问题准确，对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口是心非，吃苦劳动不比我“黑帮”少，吃饭睡觉不比我条件好，慢慢不把我当成反革命对待了，看我年纪大，受过外伤，动作不灵，并不责难，各方面给予照顾。同时我对史无前例的文革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从盲目崇拜到玩世不恭，对知青的恐惧心理慢慢也就消失了。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天真纯洁，好学上进，有知识讲文明，有才华讲道理，不像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那样胡来。批判会开过多次，只是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这是我所庆幸的。我对天津知青的认识从表至里，也是自我教育的升华，思想净化的过程。是时代的错误耽误了一代优秀青年的锦绣前程。我在他们这个年龄里是在大学的课堂中度过的，而他们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从科技发达的城市来到闭塞的边疆开荒种地，我当时难以理解。他们求知欲很强，如饥似渴，当时除了“红宝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读物。听说我有藏书便来借阅，其实洗劫之后我的书也所剩无几，便找出一本世界名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属于反动书籍，我想我已经是反革命了，“一本书之祸”再也加不了多少罪，于是大胆传阅。托翁开卷第一句是：“人世间的幸福都是一样的，痛苦却各自不同。”在那斯文扫地，知识反动的荒唐时代，让年青人自己去体会吧！后来这本书辗转流传，竟有了手抄本问世。易青是好学青年，偷偷补习大学课程和日语。因我在旧社会学过三年日语，于是和我探讨日语特点。知青白晓恩父亲是军队干部，又懂日语，小白能用日语背诵《纪念白求恩》。开始招考工农兵学员时易青报考了，他怕人家不要，可怜兮兮地报了个当时人们都不愿去的冷门：农大。据说考题出乎意料的简单，如同小学三、四年级试卷，考的自然不错，结果还是因“家庭出身”问题使他落选了。不过他不灰心丧气，搞试验田，到处拣死狗死猪之类便埋到地里做肥料。起早贪黑精心管理，小麦单产达到全旗最高水平，可是因“家庭出身”的牵连，干的再好也得不到招工招干。拨乱反正后据说考上了大学，如愿以偿。还有一个知青叫王锦彪，爱研究数学，自己制做了一台土计算机，铜线铅片缠在一起又加了几节电池，竟也能摇出百位数字之内的加减乘除。后来农场革委会主任刘树德下令调他到场部专门搞机井自动抽水装置，他也大功告成了，后来考上西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民航大学的教授。当时五连还有一个“黑帮”叫乌力吉孟和，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我俩常常在红柳丛中发泄不满，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糟蹋人材。农工和大学生产生的价值永远不能等同，如果这些青年能上大学个个都是佼佼者，是研究生、硕士、博士、专家，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比当农工贡献要大得多。于是编了一首打油诗：“海阔天空，茫茫戈壁，大风大浪，镢头镐头；误人子弟，风霜雨雪，千秋功罪，谁来评说。” 五连全体知青在劳动生产上个个都是能手，经过几年锻炼没有不会做的活，平地拉沙，开荒播种，收割打场，挖井修渠，样样都干得好。女知青周小燕身材苗条，健康漂亮，勇敢泼辣，什么活都不在男青年之下，农工们非常敬佩她。她竟敢和李成真师傅亲自驾驶三套马车到八道桥荒凉胡杨丛中拉柴。可惜后来在三连沙漠迷路，英年夭折，实在叫人痛心。男知青陈津生样样劳动走在前头，还请场部铁匠打了一把特制的大铁锨，重量足有5公斤，连老农工也胆怯三分不敢试用，他却运用自如，锨下生辉。季志玲是连队赤脚医生，有次我病了给我注射，她说你的血怎么发黑？我说“黑帮”么，黑心黑肺，血自然是黑的。她听了天真地笑个不停，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反革命对待。六连知青王建新，我俩是在巴扎尔水闸劳动时相识的，他压根儿就认为我不是反革命，很同情我的处境，毫无隐瞒地对极“左”行为表示不满。他那时偷偷学习英语，一下工，工棚里的人们抽烟打扑克，闹得乌烟瘴气，他却悄悄偷听英语广播，从不间断，后来考上西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我调到兰州西北民族大学蒙语系以后，我俩还常来往。那时小王本科毕业，正在攻读研究生，后来到英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现在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了。尤其知青陈德辅、宗鹏林为人真挚憨厚，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经常向我“通报”内地落实干部政策情况，从各方面给予照顾，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知青张炳光因家庭出身有了“资本家”的雅号，动不动就爱说“咱们苦力”如何如何，为此还受过批评。落实政策之后继承了父辈的一笔遗产，成了名符其实的资本家。这些青年以后都成了我的莫逆之交。

天津知青的到来给额旗补充了新鲜血液。随着党的政策的落实，这批新生力量陆续充实到全旗各个部门，其贡献是不可忘记的。

在天津知青赴额济纳旗支边30周年到来之际，我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天津知青深切的怀念之情。

本文作者的照片。

本文作者的照片。

本文作者的照片。

本文作者为天津知青支边额济纳旗50周年题写的蒙汉两种文字的书法纪念作品。

美丽神奇的额济纳。

额济纳土尔扈特部从俄罗斯东归回来的“东归圣地”。

天津知青赴额济纳旗50周年的纪念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