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第二部 江青从后台走到前台

王洪斌

　　第十五节 江青终于以文艺革命旗手的身份站立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舞台的中央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1931-2005，时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1909-1969，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根据《明史·海瑞本传》及李卓吾(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明史·海瑞传》等编写现代京剧剧本。海瑞(1514-1587)明朝中后期名臣,经历了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四朝。

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1568-1627，明朝末期宦官)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就是在上海会议(即1959年 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真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致，我有顾虑。”在毛泽东眼中，“三面红旗”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错的，错则错在具体政策上，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锐的人物。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它受到当政者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从1959年6月开始， 吴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

　　吴晗、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

1960年，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1901-1966，工老生，京剧“马派”创始人，“四大须生”之一)之约，开始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讴歌了明朝巡抚海瑞不畏强权，秉公执法的故事。1961年，吴晗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他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当年，北京京剧团将《海瑞罢官》搬上舞台，马连良、裘盛戎(1915-1971，京剧净角演员，京剧“裘派”创始人)、李多奎(1898-1974，京剧演员，工老旦)等首演，在表演艺术上均有新的尝试。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但是，从1962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生活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

　　姚文元、张春桥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1931-2005)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1962.09.24-27)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中央曾有规定，对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经过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对《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极不正常。在不了解文章背景的情况下，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海瑞罢官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姚文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65年11月30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对姚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吴晗和《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1521-1567)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年1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本名周玉峰，1919-2005)、《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1931-2016)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对文章中一些上纲很高的提法是否适于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摘要上报请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由毛泽东于1964年7月提议成立的，由彭真任组长及陆定一(1906-1996，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文化部部长)、康生、周扬、吴冷西(1919-2002，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组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一个中央非常设机构，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连同所附的七个材料，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照此执行”。“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江青等人却对此极为不满。

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林彪专心致志的捧读《毛泽东选集》

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纪要》提出，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时，《纪要》专门用一个标题赞扬了“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列举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作为革命文艺的样板。对江青来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第一次向全党、全军和全国表明，在江青精心培育下的革命现代京剧代表了文艺的新方向。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1898-1968，教育家历史学家)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1907-1990，中国现代作家)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0日，中央批发了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过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纪要》第一部分专门介绍了江青在座谈会期间的各项活动，称赞她对毛泽东思想领会颇深，又对文艺方面的问题做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上种种，奠定了江青在“文艺革命”中的“旗手”地位。

1966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因不支持姚文元对吴晗《海瑞罢官》的蛮横批判及主持制定《二月提纲》而被停止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因所谓包庇、支持妻子写匿名信反对林彪等罪名而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被诬对毛泽东搞窃听和泄露机密而于1965年11月被免职，随即被隔离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因遭林彪诬告篡军反党而于1965年12月被隔离审查。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和穆欣

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决定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1917-1992，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华中协作区主任)、刘志坚(1912-2006，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张春桥，组员为谢镗忠(1916-1989，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文化部部长)、尹达(1906-198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1996，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锋(本名周玉峰，1919-2005，时任《红旗》杂志编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戚本禹(1931-2016，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穆欣(1920-2010，《光明日报》总编辑、党组书记)、姚文元等。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一经成立，实际上就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全国的舆论工具。而这一机构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江青手里。

6月，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成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央军委设立的特殊机构。刘志坚担任组长(同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任顾问。

　　《时代》周刊封面。 独家报道，毛夫人讲述她的故事：从女演员到女皇

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名正言顺地确认了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至高无上的权利。江青这个“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或代理组长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从此，江青跃居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