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镇偏头关长城的陆路关口一一红门口

耕者

明代九镇山西镇下辖偏头关，有两处通关“口”，一为水路关口，指偏头关的关河口，一为陆路关口，指红门口。

偏头关是明长城的外三关之一，山西镇的军事机关就在今天的偏关县驻扎了110年。可见此关的重要性。

红门口位于山西省偏关县水泉镇，隔墙二里即出了关外便为内蒙古清水河县北堡乡川岇村。

水泉明代建水泉堡，红门口为水泉堡城外的一个关口。传说宋朝杨家女将穆桂英曾镇守。

红门口关南至八柳树堡20里，距偏关70里，西至草垛山20里，东到老营堡40里。堡前有季节河叫水泉河，可通关河。水泉堡便坐落于河道边，地势显平缓，自古为关里关外重要通道，也是北来入侵者的通道。明长城东西横跨水泉河，锁扣红门口，成为明代防御北方游牧的雄关险阻。

水泉建堡于明代宣德九年（1434），由总兵李谦负责督建，始为土筑堡也不大，驻兵达到五百人以上。堡内设施配置齐备，防御等级逐年增扩，万历三年开始对堡城包砖并扩建，隆庆年间设水泉马市即红门口马市，到崇祯八年全堡官兵有2500多名，镇守官有游击将军下辖的中军、千总、把总、坐堡官、防守官等。据史料记载，在水泉堡任过游击将军和守备的守将大都是偏关人。

作为山西镇一处重要关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红门口有如此记载：“本堡逼邻虏巢，为偏关肩背，山坡平漫，虏马易驰，未款前大举，零窃岁无虚日，石州之变，虏正由此”。这零碎的抢掠岁无虚日，说明水泉红门地位防务的紧要，同时也给此地带来麻烦。《破虏记》载，正德丙子（1516）10月10日，俺答2万余兵经水泉入犯兴县、岚县、岢岚等地，抢掳人畜，损失惨重。嘉靖年间明蒙冲突加剧，俺答遣使与明协商纳贡称臣，但均遭嘉靖帝拒绝。俺答不计后果向明朝发动进攻，给明朝稳定的社会造成极大影响。《三关志》载，水泉、老营、青糜子沟一带故多屯田，草场先年耕牧，得利人有，盖藏军政弗修，寇警时至，遂乃归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谓惩噎而废食也。

这则记载很使人伤感，水泉、老营、青糜子沟有人耕种土地，俺答路过时屡有抢掠，可明朝的地方官员竞然怪罪于当地百姓的耕种放牧，认为是百姓们种粮食才将俺答兵诱惑而来。为了不被抢掠，干脆不让百姓耕种，“因噎废食”。

由此联想，这类官员历朝历代都有。

隆庆四年（1570）宣大的一些官员抓住俺答祖孙家庭矛盾之机，运筹帷幄促成了明蒙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开启了明蒙和睦相处、民族交融的和平之旅。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明朝舍得投资，在红门口外建了一座与蒙经商的互市马场，这个互马市便是今天位于内蒙古清水河县的川岇村。马市开建于隆庆五年4月，当年10月就建成了。起初也是一个小堡子，市场设在堡内。堡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围墙高度10米，墙宽3米，外墙包砌砖石，基础为条石，上部砌砖，白灰勾缝，坚固异常。《三镇图说》“款后建市场于红门隘口外，设闸口三处，以通虏酋出入。内设闸口一处，以定华夷界线”。对市口作了简单描述。

所谓闸口三处，就是在红门口建了三个大门，正中门最大，为通商道，两边门略小，为进入市场的牲畜及商品通道。还在市场地下约10米深处建环形地下通道。

红门口马市每年互市一月，为有官市与民市。

通过互市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交流，更是加强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三镇图说》载，“每遇开市，群夷毕集，我亦厚为之备，该道副总兵、参将咸在焉。顾抚赏渐增额外，而市本反缩于额内。犬羊无厌，漏卮当塞。操纵樽节，所当加之意焉”。

可以看出，红门口马市开后，双方的贸易及其他交流是快速发展的。长城边境蒙汉人民和谐共生，一派兴旺。

隆庆五年第一次开市，仅半月官市贸易成交银2万6千多两，马匹2941匹，民市贸易仅牲畜一项高达4000多匹。

在整个明朝后期，不管边防形势安定还是吃紧，但红门口马市一直能正常贸易。

清朝建立直至民国初，这座繁荣了二百余年的边境口岸逐渐萧条，直至消失于舞台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