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第二部 江青从后台走到前台

王洪斌

　　第十四节 江青伴随着现代京剧的旋律现身前台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1963年10月初，江青找到自己工作中的上级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1913-2008)，她把收集的十二个剧本中的沪剧《红灯记》剧本交给林默涵，希望他能安排一下，根据这个本子重新改编一出新的现代戏。此时，从职务上说，江青是文化部艺术局电影处的副处长，与林默涵还隔了一级，但她的特殊位置又使每个人都要让她三分。林默涵对江青交待的事情自然不会怠慢，立刻召来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请阿甲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林默涵没有明说这是江青交待的事情，因为也不好明说——哪有下级给上级布置任务，上级还必须俯耳听命的？

一个月后，江青直接把阿甲请到中南海一叙，同时还邀请了李少春(1919-1975)、袁世海(1916-2002)、杜近芳(1932-2021)，这已经构成了《红灯记》最初的班底：李少春饰演李玉和，袁世海饰演鸠山，杜近芳饰演李铁梅。江青表示，《红灯记》是自己从十几个剧本里挑选出比较好的一个本子，希望中国京剧院能改编成现代京剧，并提出改编要有特点，要符合京剧的规则，争取参加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阿甲、李少春、袁世凯、杜近芳

江青的要求既宽泛也宽松，并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底色。对阿甲来说，以中国京剧院拥有的数量众多的京剧艺术家，拿出一台好听、好看、符合无产阶级审美标准的现代京剧，除了时间有些紧迫外，并不显得特别困难。阿甲欣然接受了任务。不过江青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实行AB角制。AB角是舞台表演的常见现象，只是江青特意提出这个问题，或许另有其意，后来，这一提议果然派上用场。阿甲对此毫无异议——有备无患，亦非坏事。

接受任务后的阿甲随即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东川(1917-2003)进行了汇报。张东川感到兹事体大，两人遂前往文化部，向林默涵和徐平羽(1909—1986)两位副部长汇报。林默涵还请来了江青的直接上级、艺术局局长周巍峙(1916-2014)一同研究。五人研究的结果是：此事虽不符合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但出于对江青特殊地位的尊重，还是要齐心协力把事情办好。

阿甲找来了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翁偶虹(1908-1994)执笔改编。在动笔之前还特意召开了讨论会，邀请诸多名家对该剧的一些情况进行介绍，特别是剧作家陶君起(1914-1972)，介绍了哈尔滨京剧团在东北演出的热烈反响。

翁偶虹身为编剧，却是一路旧式文人，他所编的剧目立意高深、结构严密、笔力清丽，但在意识形态上与阿甲完全不是一路人。《红灯记》的剧情固然能打动、感染翁偶虹，但作为编剧，翁先生基本不具备那种革命想象，更没有切身的革命体验。

翁先生辛苦写出的第一个本子，显然没有达到阿甲的思想高度。阿甲只好亲自捉刀了。他虽与翁偶虹有着不同的艺术气质，却又有着相同的艺术真诚。阿甲身上还有许多人所不具备的刚直、坚强和忠厚，翁先生的本子虽被采用不多，但后来剧目的署名上始终写着：阿甲、翁偶虹。这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一种写照。

革命艺术家阿甲果然不同凡响，他立刻找到了《红灯记》所要表达的主题：这是李玉和一家三代之间表现出的不一般的骨肉之情，这不仅是一家人的情义，更是革命的、阶级的情义。找到重点的阿甲文思泉涌，写出了“提篮小卖”、“听奶奶，讲革命”、“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经典名段，而另一曲轻快、明亮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则出自翁先生之手。

　　彭真、刘仁、柯庆施、乌兰夫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个报告写了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乌兰夫(1906-1988)提出明年(1964年)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将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举行。

江青作为第一夫人，长期以来帮助毛泽东从事整理文件的工作，隐性地位很高。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毛泽东对于文艺界的一系列指示和乌兰夫的建议江青很快就知道了，她感到这正是自己大出风头、“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1964年春节(2月13日)后，《红灯记》剧组正式成立，离“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仅有三个半月的时间，能够用来排戏的时间已十分有限。阿甲只得边改本子边排戏。不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很紧张，主演李玉和的A角李少春原本身体不好，又因劳累过度引发腰肌劳损，无法再排练，只得由B角钱浩梁(1934-2020)顶替。钱浩梁正是李少春的得意弟子——江青AB角的安排还真派上了用场。

1964年的钱浩梁刚好30岁，他身材高大、扮相俊美，音域宽广，声音洪亮，且功底扎实，是位优秀的大红生。在体格上，他比师傅李少春更适合出演李玉和，不过，在角色的领悟能力和经验上，还是逊师傅一筹。阿甲就手把手给钱浩梁说戏。

阿甲看中的“李奶奶”扮演者高玉倩(1927-2018)这时才37岁。高玉倩在出演“李奶奶”之前是位唱青衣的，唱青衣的演员演老旦，这可是个大反串，当时大家都持怀疑态度。高玉倩对自己能不能拿下这个角色也没有把握，以致公开选拔时，开始都没有报名，经过阿甲力劝才表示试试。阿甲好眼力，高玉倩饰演的“李奶奶”轰动一时，尤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戏，实在是现代京剧中念白的经典之作。

原本扮演李铁梅的杜近芳，年龄已超过30岁，戏中的李铁梅不过是个17岁的小姑娘。现代京剧不像传统京剧的浓妆重彩，一勾脸，往往掩盖了岁月；在现代京剧里，杜近芳的年龄就显得偏大了。后来阿甲挑选了比杜近芳年轻10岁的刘长瑜(1942-)。加上袁世海出演的鸠山，这样，主要演员班子就形成了。《红灯记》的音乐设计是刘吉典(1919-2014)，他的音乐设计有着很强的创新和现代色彩，为后来的《红灯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甲对剧目进展抓得很紧，已经成型的剧目，除本子是江青介绍，同时挑选了几个演员外，在整个编剧、导演、排练的过程中，江青没有与之发生任何关系。4月份已完成前五场的排练，在4月22日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剧目获得戏剧专家们的一致好评。5月中旬，《红灯记》完成了全剧的排练，并在首都文艺界内部进行了彩排演出，再次获得好评。

5月23日，江青观摩了对她的个人专场汇报演出。江青对《红灯记》的演出赞不绝口，还被“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感动到落泪，演出后她上台对全体演员的成功演出表示祝贺。整个过程中，江青只对个别细节上提出了一些小改进，这使阿甲和全体演职员松了一口气。但是风云急转，没过两天，阿甲又接到前往中南海的通知。于是阿甲和京剧院党委书记张东川一同前往。召见他们的自然还是江青，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同时在座。

谈话开始，江青依然对《红灯记》表示赞誉，同时提出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但说着说着，江青突然讲道：“我看了你们的演出，这部戏被你们改坏了。”这使得在座的其他三人大惑不解。原来江青对阿甲在剧目中突出一家三代人的表达方式不太满意，而强调要突出“李玉和”的主要形象——“三突出理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此时在江青头脑里已见雏形。但令江青没有想到的是，阿甲居然固执己见，坚持突出三代人的观点。

江青没能说服阿甲，就变换了一个手法，要文化部以“指示”的方式加以传达，这样，阿甲不得不服从了。

由于江青要求对剧目作较大改动，阿甲在修改提纲中并没有完全按照江青的“指示”执行，他希望能通过文化部部长周扬去找江青通融。周扬倒是帮忙了，但结果却令阿甲很失望，周扬表示，江青“不仅是领导，也是艺术家，也是参加创作的，你们还要听她的话，照她的意见修改”。

　　现代京剧《红灯记》主角李玉和手举红灯亮相剧照

很快就到了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始了。经过江青指点的《红灯记》受到严重挫折，风头被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盖过。江青虽然观看了《红灯记》的演出，却没有参加上台接见，随后停止了对《红灯记》的宣传。但江青没有停止对《红灯记》的“关怀”，她以交流合作为借口，把哈尔滨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召集到一起开会，要求把两个剧团合在一起只演一出《红灯记》，同时停止哈尔滨京剧团《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全国巡回演出，停止唱片发行和一切对外辅导，这等于葬送了哈尔滨京剧团的这个剧目。从此，该剧团直到“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再动过这出戏。

尽管排除了哈尔滨京剧团这个“竞争对手”，但《红灯记》依然是阿甲的《红灯记》，它必须要成为江青的《红灯记》，才算有个真正的“归宿”。于是江青继续对剧目表示了各种各样的不满，多次声称“你们把我的剧本改坏了”。阿甲的性格甚为固执，为此多次与江青发生争执，以致发展到不想再碰这个戏了。此时江青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还没有晋升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旗手，她把官司打到了周恩来那里，说京剧院的人不听她的话，希望周恩来出面协调此事。结果，周恩来安排江青到北戴河疗养去了。

江青暂时顾不上争执，阿甲的编排立刻顺利了许多。可没料到的是，江青没去多久便杀了一个回马枪，她心里始终惦记着这出戏。改来改去，渐渐地，许多被江青指点过的地方又回到了阿甲最初设计的场景，但区别在于，即便是阿甲亲手改编的，现在，也是在江青亲自指导下取得的成绩。

　　现代京剧《红灯记》主角李奶奶和李铁梅手举红灯亮相剧照

1964年10月10日，《红灯记》终于公演，立刻引来如潮好评。10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文章：《京剧〈红灯记〉修改演出质量提高》，在赞美公演《红灯记》的同时，还对江青介入前的剧本提出了批评，文章说：“这次修改演出获得好评，是党的负责同志的正确指示、领导同志的具体帮助……的结果。”显然，这在暗示阿甲的编剧存在着质量问题。

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演出。据说在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后中场休息时，毛泽东被剧情深深打动，不愿离席休息。当时，高玉倩的丈夫、新华社摄影记者江宁生(1925-1998)负责为中央领导拍照，他回忆说：“演到‘说家史’和‘刑场’那两场戏，我还看见毛泽东眼角渗出了泪水……中间休息时，大家请毛泽东去休息室坐坐，他好像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摇了摇头说：‘你们去吧……’”

这天，同时观看此剧的还有上海的爱华沪剧团。此前一直是京剧向沪剧学习，现在反过来了，江青要沪剧向京剧学习——这为以后的样板戏开辟了道路，不论什么剧种，哪怕一句台词、一个动作，甚至衣服上一个补丁，都必须按照京剧的样子全盘照抄。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上台接见全体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江青也很激动，与主要演员一一拥抱。接见时，江青似乎开玩笑地问林默涵：“这个戏是你发现的吗？”林默涵坦陈：是江青同志发现的。一旁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这一问一答，既是实话，对江青却别有意味——这是她在为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积累资本。当江青走到阿甲面前时突然冷脸说道：“阿甲，这个戏改成功了，这是我们之间‘顶牛’顶出来的。还有许多话，我现在不讲，将来你会知道的。”这对阿甲是一次严重警告。

　　现代京剧《红灯记》剧照

1965年1月4日，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此剧。随后，“《红灯记》剧组”开始了南下上海、广州等地的演出，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仅在上海一地就连续演出30场，场场爆满。3月16日，《解放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称：“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样板。”

不到一周，3月22日，袁雪芬(1922-2011，越剧女演员)在《光明日报》以《精益求精的样板》为题写道：“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起到了样板的作用。”这些文章中“样板”的提法，使《红灯记》成为“样板戏”肇端，但“样板戏”《红灯记》的最大功臣——阿甲却没有被列入南下演出的名单里——他被边缘化了。更有意味的是，《红灯记》在上海演出时，正是张春桥物色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开始，8个月后，姚文元的文章炸开了通向“文革”道路的一个巨大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