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记忆（三）干农活儿

行走山水间

干农活儿

　　目前即便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会干农活儿的也很少，现在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不再完全依靠人力，一年中耕种收获大忙季节也没有几天，在农村长大没有下过地的大有人在。而我小时候那个年代，上学的学生参加农业劳动是很普遍的事儿，干农活儿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代难忘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耕地还没分到户。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和收入分配，村民们都是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来换取收入。工分分值一年一评，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技术强弱、身体状况等，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一个劳动力出工一天应得的分值。一个劳动日总分十分，不同的人评的分都不一样。每天出工后晚上拿着专用的记工本去找记工员记工分，累计到年底作为分粮分钱的依据。

　　我家所在的第十生产队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学生有二三十个， 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也要和大人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们根据年龄大小，每天的分值也不一样。尽管一天的劳动所挣的工分可能不及大人的一半，但出工多了积累多了就可以减轻一些家庭负担。这样，我和比我大不过两岁的姐姐就一起加入了生产队干活儿的队伍。

现在想来，很多农活儿当时都干过，从种到收，从冬到夏，只要是学校不上课的日子，我们都会去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队也会根据我们的年龄安排适合年轻人干的活儿，别看我们年龄不大，也是生产队劳动力的补充，是队里统筹调配的有生力量。

　　印象比较深的，是很冷的冬天，生产队下粉条，我们分班几个人一辆平车把打碎的红薯渣拉到东菜园。每天晚上一拉就是十几趟，有时怕红薯渣积压太多影响下粉条，我们都是一溜儿小跑，几辆平车来回穿梭在海壕的土路上，压出深深的辙印。最吸引人的是在半夜下工后，每个人还能吃到一碗在大粉条锅里下的面条，尽管没有啥菜卤，但是每个人都掂着碗排队，等着捞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吃的是狼吞虎咽，津津有味。

　　麦收大忙时节，我们也和大人一样天不明就跑到地里去割麦。社员们排着队错着茬摆出阵形，后面人割的麦子放在前面人割过的麦茬上，一个人如果割的速度慢会影响到临近挨着的人。我们都不敢懈怠拿着磨好的镰刀弯下腰，争先恐后把麦子割倒。年轻人是一股猛劲儿，刚开始割的还比较快，慢慢速度就会放缓。就会觉得一直弯着腰难受，总想直起身稍微调整一下，又怕耽误了处在自己下手的同伴，便硬撑着往前赶。大块地麦陇很长，一眼望不到边，一晌下来也就打一个来回而已。往往把人累的坐在麦子堆上不想起来，连回家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除了割麦，大人装车拉麦的时候，我们负责用菜耙把散落在地里的麦子搂在一起，几块地的麦茬里都留有我们菜耙搂过的痕迹，为的是确保颗粒归仓。把麦拉到糙好的场里碾场时，拖拉机或者牲口拉着石磙碾过几遍，我们负责起麦秸，把浮在麦粒上面的麦秸装在特制的用粗麻绳编织的网包里，推出场地运到麦场角落的麦秸垛边上垛。推着网包在光滑的麦秸上来回奔跑，是繁忙麦季里小伙伴们争着最愿意干的活儿。

地里的农活儿不太忙的时候，队里会安排我们割草，用来喂牲口或者积农家肥。我们去河坡、路边、荒沟里割狼尾巴棵、红豆棵、大瓣草等，装在收棉花的花单儿里。每个人割的草回到队里会在秤上称一下，有时还会按割草的斤数算工分。有些比较机灵的人会在包袱里掺一些东西增加重量，会在称重时做一些小手脚。我不敢，怕被发现了脸上挂不住。因为怕太少别人认为我偷懒，就尽可能不休息尽量多割点，为了多攒点工分，也为了自己那点小小的自尊心。

　　牲口在生产队可是宝贝，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一个生产队往往有八九、十来匹快牲口，可以组合套成三四辆车，也有牛拉的慢车。牲口的好坏也是一个生产队的脸面，往往一个生产队里哪个马好，哪个骡壮，几乎全村都会知道，队里之间还会拿来比较。使唤牲口的大胍在队里都很有地位，很多赶快牲口的车把式都很有优越感，因为这些技术活儿不是谁都能干的。犁地，粑地，耩麦等地里的活儿，都需要我们这些学生在前面用手牵着牲口的笼头和缰绳，防止骡马走斜走偏。与骡马近距离接触，能感觉到他们累的哧哧呼呼喘气的声音，能闻到从鼻孔里喷出的带着草味儿的热气。遇到乖顺的牲口还好，如果碰到犟筋不听话的，一晌下来把胳膊拽的生疼，伸都伸不直。下晌后，我们把套在牲口身上的架脖、小鞍等物件卸下，把牲口牵到旁边沙土地上打打滚儿，看着它们抖抖粘在身上的沙粒，然后牵到圈里槽后让他们吃草。

　　干农活儿只要不怕出力，跟着大人学，一般都没有太难的，但技术活儿也不少。比如锄地就需要技巧，挥着锄头松土或除草，在庄稼棵里，既要把草锄掉，又不能伤着禾苗，还真是有点难度。往往会像电影《朝阳沟》里王银环一样不得要领，前腿蹬，后腿弓，一不小心就会把禾苗判了死刑。看着被自己锄掉的秧苗，总会在心里难受半天。

那个时候一片钢轨或者一铧犁片挂在墙角树上，就是指挥生产的号令。生产队长一敲钟，社员们都集中起来，等着分配干啥活儿。分的活儿有轻重好坏，全是小队长说了算。社员们都跟着钟声的节奏劳作，一年的四季都被踩在脚下。我当时觉得地都好远，我们小队的地有孔家井、杨兴后、王庄路、糖李树等地块，最远的有好几里，全都是一步一步走过去干活儿，又一步步回到村里。受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限制，生产队干活儿，都是人海战术，大家一起干，看似很热闹，实际上效率不高，中间也不乏有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收麦、收秋、种麦，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一年四季都在忙，就没个闲的时候。

　　大集体时代， 生产队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收入的基本单元，谁家都离不开生产队。生产队长虽说职务不高，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生产队长能干，会安排，懂筹划，善经营，这个队里的地便种的好，打的粮食就多，并且还会有副业收入。如果小队长能力弱，社员之间再不团结，小队就搞的不好，就会和其他队拉开差距。最能体现差别的是年底的结算分配。各个小队算过总账以后，确定一个劳动日能值多少钱，根据这个数值，再根据各家的总劳动日年底分红。全村19个生产队，各队的劳动日值多少钱都不一样。所以到了年关，大家都在操心打听哪个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打了多少钱，打的多的小队社员自然是扬眉吐气，分值低的会觉得抬不起头来。我记得好像有一年一队一个劳动日超过了一元钱，队里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当时大多数小队劳动日都是几毛钱，到年底一个家庭能多分几十元钱可不是个小事情。

　　以生产队为纽带的劳动关系，计划经济把社员们都束缚在了土地上，把几十户农民的利益和命运拴在了一起。虽然经济条件差，生活水平低，大家都爱往一块凑，即便是吃饭也都是各人端着碗到门口的饭场上，边聊边吃，互相喷空儿。生产队的记工屋和牲口棚是社员们聚集和社交的场所，我们小时候没事就往这两个地方跑，跟着大人去凑热闹，在这里能听到家长里短很多逸闻趣事，也会听喂牲口的老爷爷讲一些老掉牙的故事。生产队像风雨飘摇中的小船，承载了不少人家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我已经到小冀镇上高中。刚分地那几年家里有一匹骡子，焊了一个铁车，地块经过几次调整还要积肥养地，我多次和父亲在地里劳动，为父母分担压力。父亲很要强，对种地要求标准高，地整的总是横平竖直，地里的麦陇菜畦都是像画了线一样笔直。他重视选择好的品种，在管理上也下功夫，我们家的粮食产量总是比较高。我们家种了六、七亩棉花，整枝、打杈、掐孽，各种活儿不断。特别是当时棉铃虫厉害，打药很累，我背着药桶打药一晌要打好几桶，常常累的腰酸背疼。为了摘棉花，母亲在地里顾不上回家吃饭，捎点干粮过去或者把饭送到地里。母亲四十多岁才学会骑自行车，往往是天大黑了才能看到她回到家把两大兜棉花从车上卸下来。现在想来那几亩棉花一年能卖几千元钱，我上学的花销也可能都出自棉花的收入里，出自父母一点一滴的辛劳之中。

二十岁之前的几年，我在老家割过麦，收过玉米，摘过棉花，也刨过红薯和花生，参与过浇地、施肥、拉粪。通过参加劳动力与农作物打交道，站在泥土里，我接触了最自然也是最本质的东西。在那个生产力低下几近原始的年代，为求得温饱，人们夜以继日的忙碌是多么辛苦粒粒皆辛苦可真不是一句诗那么简单，在土里刨食的父辈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又有几多无奈和叹息。没有耕耘就不会有收获，这是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有时甚至有付出也不一定有回报。大地最无私，你散落汗水，它才会奉献花朵和果实。

在农村生活参加劳动，锻炼了我不怕劳累，不畏艰难的品格，也养成了不会偷懒，踏实做事的态度。和农业的直接接触，对农民的生产状况生存状态有了直观的体会和感受。这些经历使我不仅知道了农民的不易和艰辛，也更加知道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其发展受到的限制，也明白了其潜力所在。后来多年在乡镇基层工作，和农民群众打交道，没有被看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也没有因为连基本的农业知识都不懂说出白话错话被当做笑料。正是因为多年来在农村的生活积累、亲身体会和观察思考，使我对农业发展、农民期盼、农村稳定更有了比较理性客观的认识，在处理一些具体事物中更多了几分自信和底气，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走更多的弯路。

　　作为在农村长大农民的儿子，我始终没有因为出身在农村而感到自卑和委屈。农村这个大课堂，教会了我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广阔的田野开阔了我的胸怀和气度，是农村的辛苦让我懂得劳动创造价值，幸福离不开勤奋。在老家干农活儿的经历，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品尝艰辛，锻造坚韧，磨砺意志，使自己的人生底色更加厚实，更加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