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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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很少有知青组跟我们一样，下乡四年半，在农村过了四个春节。现在想想，虽然当时可能情不由己，如今却丝毫不后悔。 我们组九个人，来自青岛十五中、十九中两个学校，1968年6月1日插队到诸城县解留公社庄家屯大队，1972年12月底，全部离开了这个村庄。

庄家屯五百多人，村里只有两个初中生，虽然离县城只有15里，却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去之后，大队如获至宝，立即成立了以我们为主的文艺宣传队。我们也没负众望，自编自演了几块小节目，配合形势，演出了几次，受到社员们的欢迎。 我们到庄家屯之前，村里在外教学的一位公办教师曾搞到过一本歌剧《白毛女》总谱，他想过年回村搞一出“大戏”，却苦于没人，只能是奢望。我们到村后，大队和村里的小青年们看到了希望，纷纷撺掇我们接手这个任务。
　　当年我们刚到农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正苦于怎样“大有作为”，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商量，最终决定接受这个挑战，过年不回家，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革命化春节。 歌剧《白毛女》好像不太复杂，但我们没有丝毫舞台经验，甚至都没登过舞台，还是感觉有些困难。好在这部剧演员少，唱段也不多，由我们组“女高音”曲卫红和组长宫鸣皋分饰喜儿和大春就完全可以顶下来。乐器也好凑付，我们组吴宝镜和支书曲炳友的两把二胡，民办教师曲廷智的一支笛子就OK了。 经过一个月每天半夜十一、二点甚至凌晨一、二点的刻苦排练，正月初一晚上，歌剧《白毛女》终于在大队屋前的土台子(舞台)上上演了。
舞台两侧挂着两盏明晃晃的汽灯（那时村里还没有电灯），村里的老少爷们儿，早早地搬着马扎坐在了台前。孩子们穿梭于人群之间，嬉笑打闹，会场一片乱哄哄。
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台上的演员们却忐忑不安，不知自己的“土耍”，能否让观众们满意。
　　 悠扬的伴奏响起，雄壮的序曲响起，会场立刻安静下来。随着剧情的发展，台下的老乡们睁大眼，张着嘴，屏住气，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他们时而悲伤，时而愤怒，时而喜悦，台上的演员们终于放下心来，一股自豪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受演出成功的鼓舞，大队决定乘胜出击，到周边村庄巡回演出。那个年代，一个村庄排出一部“大戏”，在周围的十里八乡绝无仅有。“庄家屯知青排出了整本《白毛女》”的消息立刻在周边村庄传开，各村纷纷邀请，巡演一直持续到正月二十。

　　

第二年据说上级有指示，农村春节不能演样板戏。但我们村却因为《白毛女》的成功，想继续演的欲望怎么也压不下。而且，有一股东风将这团欲望之火吹得更旺。
　　这年8月，宫鸣皋在山东省戏校当老师的徐维武表哥来村里看望他。徐大哥曾经在山东省京剧团《奇袭白虎团》剧组拉二胡，受到过毛主席接见。他听说我们想演样板戏，特意给我们带来阿甲版的《红灯记》剧本。徐大哥在村里住了半个月，给我们普及了许多京剧知识，教会了我们不少京剧锣鼓点。 大队根据上级“春节不演样板戏”的指示，决定突击排练《红灯记》，争取国庆节上演。徐大哥帮我们排出了最主要的第五场，其余场次我们自导自排，终于在国庆节前排出了全本。
这部戏的伴奏，明显比《白毛女》上了一个档次。除了二胡，又加上了公办教师韩中智的京胡，民办教师曲廷智的秦琴，序曲中宫鸣皋还加了一段唢呐。
特别是锣鼓，吴宝镜掌鼓，我打锣，还有一面小锣，一面小镲。开场前，锣鼓一响，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到舞台前，搬着马扎占地方，会场热闹非凡。那激昂的急急风、走马锣鼓，现在想起来还心潮澎湃。
　　主要演员当然还是知青，宫鸣皋的李玉和，曲卫红的铁梅，孙建军的李奶奶，我除了打锣还客串王连举。组里其他同学也都登台，当群演，跑龙套。 1971年的春节，是我们在农村的第三个春节。两年没回家过年了，大家都想家了。大队和宣传队队员们听说我们要回青过年，纷纷做我们的工作。“贫下中农们都盼望看你们排新戏，不要让他们失望啊！”“好几个村子已经提前预约了，邀请咱们去演出。”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又留下来。 这一年排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虽然组里的男女主角都离去了，（宫鸣皋参军，曲卫红去了乳山）但主要角色还是由我们知青担任：于晋东饰杨子荣，吴宝镜饰李永奇，孙淑芳饰小常宝，孙建军饰白茹，张瑚饰李母，我也终于当了一回主角——反一号座山雕。
我们除了演好自己的角色，还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观能动性，我负责导演，于晋东负责演员，吴宝镜负责乐队，女生负责化妆、服装、道具、舞美和后勤保障 。
　　我没有丝毫导演经验，只能根据自己对剧本的理解，再加上借鉴当时上映的电影。有一次因为县影院档期只有两天，我和吴宝镜、于晋东连续两个晚上（有一晚还下雨），步行30里地，到县城观看电视纪录片《智取威虎山》。 我们的样板戏只有剧本是“真的”：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正规出版物。其他服装、道具、舞台背景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服装根据角色各人自行解决，化妆只是用墨汁描描眉，用胭脂涂涂腮，道具也是临时现做。 当年我们三个男生的皮帽子，成为《智》剧威虎山八大金刚的不二选择。 但即使这样，随着我们的舞台经验逐渐积累，演出技巧不断提高，我们村宣传队的名声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邀请我们去演出的村子也越来越多了，甚至公社都调我们到公社驻地为三干会演出。 1972年，有消息说我们知青要回青岛就业，村里的老乡们议论纷纷：“这帮青年要走了，今年过年不用看戏了。”我们虽然也人心惶惶，却一致决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于是春节又排演了京剧《沙家浜》。这年12月底，随着我们组同学全部离开庄家屯，我们与样板戏的缘分也终结了。
与样板戏（其实歌剧《白毛女》不算样板戏）有关的两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
　　下乡第二年三月，县里举办了四天全县知青学习班。每天在县礼堂开大会之前，知青们都要互相“拉歌”，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有一天会议内容是忆苦思甜，会前大家唱的除了语录歌就是“天上布满星”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两首，很快就让人有些“审美疲劳”了。那时我们刚在村里演完《白毛女》不久，大家决定唱那首序曲“看人间哪一块土地不是我们开”。歌声一起，很快会场便安静下来，只有这首旋律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歌词时而悲伤，时而愤怒。歌声回荡在会场上空，一曲唱罢，掌声四起。“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于是又一首欢快明亮的“大红枣儿甜又香”响起来。那天，我们组在知青会上出尽了风头。 另一件是，回青几年后，我独自一人回村“探亲”。从县城出来天已经黑了，回村的公路改了道，我迷路了。看到路旁有个村子的场院屋还亮着灯，我走了过去。屋里几个老乡坐在炕上抽烟啦呱，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进屋，他们一愣。其中一个突然喊了一声：“这不是座山雕吗？”我笑着答应：“是，你还记得啊？”老乡们都想起来了，七嘴八舌地说：“怎么不记得？你在俺庄演时，还被杨子荣在头上砍了一刀。”我记起来了，确实有一次我跟于晋东配合失误，他用木刀削了我头顶。原来这是离我们庄二里地的常家庄，老乡们热情地给我倒水，我谢绝了，他们送我出屋给我指明了回村的路。没想到几年前来演过一次戏，老乡们还记得。给老乡们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我即感慨又欣慰。
五十年后再回村 经常看到有关知青的文章中，有“后悔、无悔”“有为、无为”的争论，2008年，我在自己的一篇博客《下乡四十周年祭》中写道：这些争论，“对已经过去的岁月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年下乡时，也许你可以选择，也许你别无选择，但既然已经被历史潮流裹挟而去，那么，无悔也好，后悔也罢，有为也好，无为也罢，我们只需把那段经历作为财富珍藏在心中，时时品味，对得起曾经的苦难，就可以了。”
　　今天，我还想说，对于农村，我们去过，感受过，奋斗过，也贡献过，还留下了一点光亮，那就是我们上山下乡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