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藏55年的记忆——知青往事(四)

佛珠

在结束和农民半年“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后，我们知青小组要另立门户、自食其力了，国家不再为我们提供粮食和生活补助，我们要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吃饭。 按照政策，政府有拨给生产队为知青建房的安置费。同村的一队、二队都已经给百色初中知青起了新屋，茅草盖的顶，黄泥夯的墙，虽然很简陋，但终究是知青有了自己的家。可是我们生产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认为知青是“公家人”，终究要走的，所以不想浪费这笔安置费，就找了一处村民遗弃的旧屋安置我们。 旧宅虽然破败，但起码是瓦顶屋，这点总比知青的茅草屋好些。屋子有两进，前面是厨房，有灶台和火塘，还有吃饭用的小方桌和小木櫈。中间是一线天的天井。后面是一间吊脚楼式的大屋，刚好可以安置四张床。透过楼板缝隙可以看到下面空置的鸡窝、猪圈。 就这样，我们来自百色高中不同班级、不同县份的四个女生，同住进了一个屋檐下，变成了不同姓氏的姐妹花。既然有了“家”，就得有个“管家婆”，小苏成为我们不二的人选，她勤快又能干，担水劈柴、炒菜煮饭，样样都拿得起。我从小到大都没进过厨房，生火煮饭都不会。每次轮到我当值，煮饭不是夹生就是焦糊，都是小苏热心帮我分担。 知青自立门户后，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在房东家偶尔还有点杀年猪留下的熏肉和腊野猪肉吃。现在如果生产队没有菜分的话，我们只能是天天盐拌饭，或者在田埂地头挖些野菜来改善生活。那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农民没有自留地，不能搞家庭副业，物质很匮乏，即使我们口袋里还有点从家里带来的钱，也没地方买肉和菜。 七月中是生产队年中结算的好日子，我们都期待收获自己的劳动所得。可万万没想到，我们除了分得些粮油、红薯、玉米外，四个人上半年总共只分得现金 11.8元，也就是说每人半年挣不到 3元钱！我们面面相觑，沉默良久，这样下去，别说养不活自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 面对残酷现实，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生存问题，最后大家统一思想: 第一，今后一定要更加积极出勤多挣工分；第二，买一只小猪来养，争取年底有肉吃。当时虽然不能养鸡鸭，但可以养猪，只要按照政策完成派购任务，卖一头给国家，便可自宰一头，卖半头可自留半头。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由于没有经验，小猪养没多久就因感冒挂掉了，计划泡汤。 养猪不成小苏又弄来一只小狗。本来我不喜欢猫狗之类的，害怕它身上的跳蚤、虱子，无奈他们喜欢，我只好忍了。没想到小苏竟然要给小狗起名“小黄”！我不乐意了:“叫什么不好，偏要叫小黄！”小苏：“呵，忘了你也叫小黄！不过那只是干部们叫的咯，我们都是叫你名字的哈。再说这小狗一身黄毛，不叫小黄叫啥？”我说“可以叫黄毛或金毛啊！”小苏：“那是城里人的叫法，太洋气了，我们还是叫小黄亲切！”争拗不过，我正在气头，偏偏小狗不知趣地往我脚上蹭，我没好气地一脚把它推开，小狗委屈地“汪汪”直叫。小苏故意打趣说:“哎呦喂，小黄打小黄啰！”“讨厌！”气得我起身追打小苏。“哈哈哈！”，四个人打打闹闹笑成一团。 七、八月份是雨季，山区农活相对较少，村民忙里偷闲准备过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俗称“鬼节”）。一天雨后，队里女孩阿车、阿华约我们上山釆蘑菇和云耳，我们兴奋得跳了起来，背起竹筺就一起向着村后山林出发。 雨后山林云雾缭绕，地上长出许多红、黄、绿、白的蘑菇，像一把把美丽的小花伞，我们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我一时兴起，改了歌曲《雨后青山绿溶溶》的歌词唱起来:“雨后青山湿漉漉哎，我们上山釆蘑菇喂，雨后蘑菇破土出哎，又鲜又嫩胖乎乎。雨后蘑菇破土哎，又鲜又嫩胖乎乎嗨！”小伙伴们齐声喝彩:“好！好！很应景。” 还有许多倒在林间的半腐木头上，长着密密麻麻的云耳，黑亮黑亮的散发着绸缎般的光泽，像一只只神秘的小耳朵，仿佛在聆听森林里美妙的乐章，真的很不忍心把它们掰到竹筐里。 到了响午，阿华、阿车就催着回去，说这些云耳、蘑菇也不能拿去卖，采够吃就行了。我们说还要釆多多的，晒干了以后带回家过年，这山货在城里可是个好东西。可阿华他们说要回家干活，不能陪我们了，嘱咐我们千万要记住回村的路。我们说“没事，我们自己能回去”。 阿车她们走后，我们越釆越来劲，越走越远。直到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时才想着该回村了。 可四周转了两圈，都找不到来时的路，大家顿时慌了。原本林子里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在落叶上踩出一条路来。但下了几场大雨后，把落叶冲乱了，路也就不见了。怎么办？现在真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四个女孩急得团团转。听说山林里还有野猪出没，大家越想越害怕。 还是小邹镇定，说我们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只能尽快往高处走，到了高处才观察到外面的情况。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沿着山脊往上走，来到一处高地往下看，终于看到了远处有一个村落，正炊烟袅袅。我们仿佛看到了救星，立即向小村奔去。 原来这个村是我们南合大队第八生产队。在村民的指点下，我们从八队下到大路，顺着大路往回走，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疲惫地回到村子。不过，当晚饭吃上一餐十分新鲜美味的素炒蘑菇时，又觉得不枉此行。 乐极生悲，经过一天有惊无险的折腾，第二天我就感冒发烧了，而且脸面肿得像小馒头，重现了农忙时的浮肿情况。我不敢再耽搁，决定次日去一趟公社卫生院。 从村子到公社有十几二十里地，沿途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第一次独自走在这寂静的路上，很久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心里怕得发毛；尔后见有陌生的行人时又特紧张。总之，来一趟公社需要有点勇气，无事是不登这“三宝殿”的。 给我看病的医生姓毛，她和一拨天津医务人员支边来到旧卅公社卫生院，一口津味普通话很有特点。毛医生说我患了慢性肾炎。我很纳闷，不知道怎么会得的肾炎，还成了慢性？毛医生说患肾炎的原因有多种，比如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啦，受凉感冒得不到医治啦，但最主要的是长期饮水少，肾脏受到损伤所至。最后一点说到了要害。因为每天早出晚归在外劳动带水不便，经常挨渴。别人敢喝山沟水，我宁渴也不喝，终埋下了祸根。 毛医生说慢性肾炎会发展成尿毒症，危及生命。吓得我连连问道“那怎么办？”毛医生: “所以要趁早治疗，目前阶段最好是中医调理。”然后给我开了诊断书，建议我回老家好好治疗。我不敢怠慢，马上回生产队请假，又到大队部开了证明，兜里揣着从家里带来仅剩的十块钱，背上十斤新碾糯米和自己釆晒的云耳，辗转两天回到了老家田东县城。 出了车站不由自主地往原来住的大院走，走着走着意识到不对赶紧转头。自从文革爸爸被揪斗被抄家后，我们全家已经被赶出大院，蜗居在乐善街的民房里。爸爸在干校接受监督劳动，妈妈长期被派下乡，两个大妹在本县山旮旯里插队也难得回来，家中只有两个读小学的小妹留守。跟我们家十几年的老保姆被造反派撵走后，她俩小小年纪就学会买莱、做饭、洗衣，和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早当家。 田东县城文革氛围依然浓厚，到处是标语、大字报，人们说话做事都小心谨慎，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更是要夹着尾巴做人。我除了三天一次到中医诊所看病抓药外，天天都在家熬药，极少出门，以免招惹麻烦。 妈妈给我找的老中医医术精湛，经过一个月的诊治，我的病基本上好了，但老医生吩咐我停药后一定要严格戒盐半年。我打算等到国庆假期和爸爸、妈妈以及两个插队的大妹回来团聚后就回田林，免得节外生枝。 谁知怕什么来什么。国庆前几天的一个半夜，我在梦中突然被急促的拍门声惊醒，门外人说是乐善街革委会来查户口的。我很吃惊，赶紧起来开门。只见门口站着几个荷枪的男女民兵，气氛严肃。领头的一个中年男人说是乐善街革委会主任，带着审讯的口气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来干什么？等等。我一一回答后，他又反复地查看我的证明，甚至车票，然后说我逾期不回农村，属于盲流，不由分说地要将我押送到镇革委会。本来想跟他们争辩的，但又怕惊吓年幼的妹俩，只好默默地跟着他们去。 镇革委里灯火通明，还有不少人在忙碌。只见那街道主任与办公室里的人耳语一番后，那人就辟头盖脑地问我“黄XX是你什么人？”“是我老爸”一帮人哈哈大笑：“以为你会撇清关系的，没想到你倒爽快承认，哈哈哈！”我没搭理他们。“知道为什么押你来这里吗？你逾期不回农村，属于盲流，犯了影响社会治安罪！”兔子急了也咬人，我争辨说我回自己的家算什么盲流？我有医院和大队的证明回来治病犯什么罪？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搞破坏，那一条影响社会治安？“哟，嘴巴蛮利害的嘛！”……这时，从里间走出一个稍年长的人，口气比较平和地问我“你是黄xx的大女儿？”我说“是”“在哪里插队？”“田林”“哦，有病就抓紧治疗，好了就赶紧回乡下。国庆期间加强治安管理，外来人员都要配合检查的。”，然后就挥挥手说“现在没事了，你回去吧！”其他人不好再为难我，我瞟了他们一眼，心里骂道:“狐假虎威！”出了镇革委大门，我走在昏暗的街道上，憋屈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涌…… “盲流”事件使我感到心寒。虽然我们不是本地人，但自从父母调到田东工作后，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这里有我的亲人、老师、同学和朋友，我对这里充满了感情。可是现在它已经容不下我，看来只有那遥远的小山村，才是我的桃花源。国庆节后，我告别了家人，踏上西行归程。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离村才一个月，回来时知青小组已发生了变化: 小邹调去了第五生产队，和她因故晚来插队的姐姐作伴去了；村里原来的民办老师因事离岗，小梁当上了民办老师，每天可拿最高工值10分，每月还有6元补助费；生产队买了一台缝纫机，小苏当上车衣工，农闲时给社员车衣服，不用下地干农活。最后只剩下我独自一人随社员每天早出晚归，继续劳作在生产第一线。失落感是有的，但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知青人不可能永远绑在一起，我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我无法预知未来，也改变不了过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要鼓起勇气，承担人生路上的一切困难与波折，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待续) 注:图片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