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纪念馆·名家书画展示

静心尽力

徐悲鸿纪念馆有两处:一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另一处位于宜兴亦园内。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建立于1954年，它是由中国政府在徐悲鸿故居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 该馆原址在北京市东城区东授禄街16号，周恩来总理亲书"悲鸿故居"匾额。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原纪念馆被拆除。1973年，周总理指示重建新馆。

　　宜兴是徐悲鸿的故乡，宜兴人民为家乡哺育出这样卓越的艺术大师而感到光荣、自豪。宜兴徐悲鸿纪念馆，1988年10月26日开馆。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第一、二、七展室陈列徐悲鸿各个时期的中国画代表作。其中有巨幅作品《九方皋》、《愚公移山》、《巴人汲水》、《国殇》、《船夫》、《山鬼》、《贫妇》、《日暮倚修竹》、《奔马》、《群马》、《牧童和牛》、《牛浴》、《漓江春雨》、《竹》、《飞鹰》、《鹅闹》、《晨曲》、《逆风》和《风雨鸡鸣》。 第二、七展室陈列着素描101幅，从画家早年在巴黎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和蒙巴纳斯画室所作的人体习作到晚期的劳动模范、著名学者肖像，还有《恒河古堡》、《喜马拉雅山林》、《甘地像》、《新加坡船夫》、《尼泊尔姑娘》、《鸡鸣寺道中》。 第三、五展室陈列油画，作品有《田横五百士》、《银杏树》、《月夜》、《箫声》、《陈散原像》、《牛》、《桂林山水》、《喜马拉雅山》。 第四展室以大量图片介绍徐悲鸿贫寒的家境、少年时代的幻想、一生的创作、教学和社会活动以及他在世界各地举行画展的情况。在当年画室和起居间的复原室中展出了他的画笔、画板和颜料，画案上陈列着他生前使用过的文房四宝，画架上放着他最后一幅未竟之作《鲁迅与瞿秋白》。该室墙上悬挂着他的老师、法国名画家达仰的照片，他与好友、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合影，他去世前一周与夫人的合影以及他收购的最后一件艺术品──任伯年的《紫藤翠鸟》。 北京纪念馆现藏徐悲鸿国画、油画、素描、水彩、粉画、书法作品1286幅，徐悲鸿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现代名家书画1134幅，中外美术书籍、碑贴、画册、图片约万件。其中，唐画《八十七神仙卷》、宋画《朱云折槛图》、明画《王右军书扇图》、金农《风雨归舟》均为稀世精品。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从2008年3月28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制定了每天参观的上限人数，且采取"免费不免票"的办法;观众需提前通过电话或网络预约，参观时持预约证明到博物馆门前领票参观;此外，免费后博物馆举办的临时展览及特展根据规定还需另行单项购票;部分博物馆的影视放映、语音导览机租用等项目还将实行收费。 历史回顾：

1953年，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徐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位于东城区东受禄街16号的故居捐献给了国家。1954年，以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成立了，这是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

　　郭沫若亲笔题写"徐悲鸿纪念馆"馆名。

1966年，北京地铁开始修建，恰在地铁线上的徐悲鸿纪念馆被迫拆除。

1973年，在周总理"重建徐悲鸿纪念馆"的指示下，新馆开建，历时十余年，最终于1983年正式向社会开放。新馆位于新街口北大街53号，共有七个展厅，展览徐悲鸿先生的油画、国画、素描以及书法等真迹。 徐悲鸿(1895--1953)是中国艺术巨匠，杰出的美术教育家，誉为"现代中国绘画之父"和"中国现代画圣" 。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进入现代之时，徐悲鸿无疑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扭转中国画抄袭、模仿、缺乏生活气息的萎靡颓风而大声疾呼，他学贯中西，将西方精湛的写实技巧融汇到中国绘画之中，为传统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天地。 由于他在绘画理论和实践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在美术教育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他被国际评论誉为"中国近代绘画之父"。 徐悲鸿的情感故事：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父亲给他挑选的，当时他父亲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想要在离世之前，把儿子的终身大事定下来。
最后定下的是一个能干贤惠的农家女，但当时的文艺青年徐悲鸿显然一直都很看不上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妻子，并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起了个很不吉利的名字——劫生。
于是这个可怜的女子为徐家奉献了一辈子，却从未得到丈夫的半点爱意，甚至在死后，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而他们的孩子也应了那个不吉利的名字，才7岁就早夭了。

　　徐悲鸿不愿被家室拖累，到上海学画。认识老师兼同乡蒋梅笙教授，同时认识他二女儿蒋碧薇（棠珍），蒋碧薇原已安排好许配给苏州查家，在徐悲鸿到法国前与他私奔。成为徐悲鸿第二任妻子。

但两人毕竟出生于不同的阶层，很多三观和生活习惯并不一样，所以两人的感情在经历过现实社会的毒打后，便慢慢消退了。
　　失去了爱情的高光滤镜，从前的风流才子在蒋碧薇眼里变成了上不了台面的乡下人，而徐悲鸿也开始越来越讨厌蒋碧薇的高傲和强势。 这个时候，孙多慈出现了。
当时徐悲鸿已经回国，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而孙多慈正是他的学生。与蒋碧薇的火爆脾气相反，孙多慈长得清秀可人，性子又单纯恬静，还很崇拜徐悲鸿，这极大的满足了徐悲鸿的虚荣心，觉得她才是自己的理想伴侣。
1930年，蒋碧薇的四弟和姑妈去世，她回家奔丧，结果却收到徐悲鸿的信——你赶紧回来，不然我要爱上别人了。
徐悲鸿倒也坦白，等蒋碧薇回家以后，就告诉了她自己爱上孙多慈的事，还表示自己不打算离婚。
然后，继续跟孙多慈来往。

为此，蒋碧薇没少和徐悲鸿吵架，她把徐悲鸿给孙多慈画的画像全藏了起来，管束着徐悲鸿的所有行踪，还跑去找孙多慈，用尖刀把孙多慈的画刺得稀烂，威胁她不许再跟徐悲鸿来往，并到处散布孙多慈是小三的消息，想让她身败名裂。
最终，忍无可忍的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一则启事，宣布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

　　

孙多慈与老师徐悲鸿一段师生恋情，使人们往往忽略了她在艺术上的真正价值，而作为中国第一代女性艺术家，孙多慈在素描、油画及国画上均有深厚的艺术造诣，大诗人宗白华讃其“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一经睹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 孙多慈（1913～1975）自幼天资聪慧，酷爱丹青，又名孙韵君，安徽省寿县人，1912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居寿县城关东大街钟楼巷。其父孙传瑗字蘧生，号养癯，原是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秘书，后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着有《雁后合钞》五种五卷，《中国上古时代刑罚史》、《今雅》等书。母亲汤氏也任过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其排行老大。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扎实，十七岁毕业于安庆女中。1930年成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旁听生，翌年正式考上就读，系主任是一代艺坛领袖徐悲鸿。“多慈”是老师徐悲鸿为之所取，寓“大慈大悲”之意。 徐悲鸿发布这则启事，一是为彻底摆脱蒋碧薇，二是为了光明正大的和孙多慈结婚，可他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因为孙多慈的父亲在看到这则启事后，坚决反对女儿跟徐悲鸿在一起，并很快把孙多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做续弦。
徐悲鸿大受打击，又想回到蒋碧薇身边，与她重归于好，但蒋碧薇却已经对他寒了心，再也不肯接受他了。
　　没多久，徐悲鸿就遇到了此生第四个女人——廖静文。 廖静文比徐悲鸿小28岁，当时也还是一位学生，徐悲鸿为了迎接新婚姻，再次登报和蒋碧薇撇清关系。
蒋碧薇气到崩溃，连他们的小女儿也给爸爸写信，说：你找一个女人就要登一次报，你以后找十个呢，难道还要登十次报吗？
这次蒋碧薇愤怒地和徐悲鸿打官司，并开出了离婚条件：现金100万元，古画40幅，徐悲鸿作品100幅，孩子归她，每月将一半收入给她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徐悲鸿同意了，然后和廖静文成了婚。
婚后，廖静文一心照料徐悲鸿的生活起居，而徐悲鸿则是大量作画，即便身体不适也仍然坚持。
　　1953年9月，徐悲鸿脑溢血复发，不幸逝世，享年58岁。 廖静文曾说：“为了还清蒋碧薇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话里话外都在指责蒋碧薇，觉得是她的狮子大张口，害死了徐悲鸿。
但其实，徐悲鸿早在未与蒋碧薇离婚前，就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慢性肾炎，经常抱病工作。虽然他在感情方面比较渣，但他对艺术倒是真心热爱。
　　得知徐悲鸿的死讯，孙多慈当场落泪晕厥，并为他守了三年孝。 而蒋碧薇的卧室里始终挂着徐悲鸿为她画的《琴课》，在去世前，她将很多珍藏的徐悲鸿作品捐给了博物馆。
廖静文，她的后半生可以说就是为徐悲鸿而活的，在徐悲鸿死后，廖静文也将他的所有作品捐给了国家，还为徐悲鸿建立了纪念馆。

　　徐悲鸿可以算是为艺术献身了，而他身边的这几个女人，对他也是用上了十足的真心，若徐悲鸿能够从一而终，那更该是一段佳话。（网络故事汇编）

徐悲鸿简介：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6岁时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后来又学绘画）。

徐悲鸿出生在屺亭桥镇的一个平民家庭的徐悲鸿，原名寿康，年长后改名为“悲鸿”。

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母亲鲁氏是位淳朴的劳动妇女。 徐悲鸿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10岁时，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 还能为乡里人写“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 徐悲鸿13岁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其艺术视野。 徐悲鸿17岁时，徐悲鸿独自到当时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卖画谋生，并想借机学习西方绘画，但数月后却因父亲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老家。 徐悲鸿在20岁时再度来到上海，在友人的扶助下，他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为日后的赴法留学打下了一定的法语基础。 徐悲鸿认识了著名的油画家周湘、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在画作上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和指点，增强了绘画创作的信心。 徐悲鸿还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康氏“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艺术观念影响下，他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的“四王”加以贬薄，认为只有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五代黄筌，北宋李成、范宽等人的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 在康有为的支持下，徐悲鸿观摩各种名碑古拓，潜心临摹《经石峪》、《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深得北碑真髓，书法得以长进。 后来，徐悲鸿获得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资助。在日本，徐悲鸿饱览了公私收藏的大量珍品佳作，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画家能够会心于造物，在创作上写实求真，但在创作上缺少中国文人画的笔情墨韵，无蕴藉朴茂之风。 徐悲鸿从日本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京期间，相继结识了蔡元培、陈师曾、梅兰芳及鲁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1919年赴法国留学，徐悲鸿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 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24岁的徐悲鸿到法国学习绘画。抵欧之初，他参观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以及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 徐悲鸿感到自己过去所作的中国画是“ 体物不精而手放佚，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于是，他刻苦钻研画学，并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弗拉芒格擅长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画作不尚细节的刻画而注重色彩的和谐搭配与互衬，对徐悲鸿日后油画风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徐悲鸿每日乐此不疲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 此期间，徐悲鸿有幸结识了著名画家柯罗的弟子艺术大师达仰，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 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其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由于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学费，徐悲鸿被迫转至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在那里，徐悲鸿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求教于画家康普，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且常去动物园画狮子、老虎、马等各种动物，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 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后，便立即从德国返回法国继续学习。他抓紧每一寸时光，在名师们正规而系统的训练和他本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下，绘画水平日渐提高，创作出一系列以肖像、人体、风景为主题的优秀的素描、油画作品，如《抚猫人像》、《持棍老人》、《自画像》等。 徐悲鸿在旅欧的最后阶段还先后走访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及瑞士等地。 美丽的异国风光令徐悲鸿陶醉，欧洲绘画大师们的佳作令他受益匪浅。长达8年的旅欧生涯，塑就了徐悲鸿此后一生的审美意趣、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 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 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积极倡 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 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 1931年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 之情；1939年创作《珍妮小姐画像》，为徐悲鸿最著名的油画人物肖像之一，为支持国内抗战而作；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为战斗英雄画像，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地离开人世戛然而止。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巨星，他的艺术实践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的艺术风格特点鲜明且多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西融合
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期间接触了多种西方艺术流派，他吸取了西方绘画的精华，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了这些元素。 同时，他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风格，实现了中西绘画艺术的完美融合。这种中西融合的风格在他的油画、国画、素描等不同绘画形式中都有体现。 　　现实主义为基础
无论是油画还是国画，徐悲鸿都坚持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他的人物画作品，如《老妇》、《蔡公时被难留》等，都展现了他对人物的真实感受和深刻表现。 这种现实主义为基础的风格，使得徐悲鸿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深刻的社会内涵。 色彩鲜艳、笔触粗犷
在油画作品中，徐悲鸿运用色彩鲜艳，笔触粗犷，形象生动，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种色彩鲜艳、笔触粗犷的风格，使得他的油画作品在法国乃至世界艺术界都赢得了高度的认可。 　　国画改革
在国画方面，徐悲鸿倡导改革，他结合西画的光影、透视、解剖等技巧，创造出一种新的国画风格。这种风格既有西画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又有国画的灵动性和意境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徐悲鸿的国画作品，如《九方皋》、《漓江春雨》等，既体现了西画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又不失国画的灵动性和意境性。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
徐悲鸿倡导“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他的素描作品《鲁迅与瞿秋白》、《苟富荣像》等，结构精准，动态生动，以简约精微的线条捕捉人物的神韵，展现了他的高超技艺和深厚学养。 这种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的风格，体现在他对于素描艺术的深入理解和精湛技艺上。 徐悲鸿的这些艺术风格，不仅体现了他对于中西艺术的融汇，也展现了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于艺术的深入探索。 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和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数千件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着他各个时期的作品1000余件，其他作品散见于台湾、香港、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另有数十件油画精品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徐悲鸿的创作活动大致分4个时期。 　　①旅欧时期（1919～1927年）。徐悲鸿初到法国留学时，现代主义诸流派正风靡巴黎，但他遵循导师赠言“勿慕时尚，毋甘小就”，悉心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名作，刻苦锤炼绘画技巧。1924年前后，对绘画规律进一步融会贯通，臻于成熟，1926年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自认此年“吾作最多，且时有精诣”。这个时期的油画创作主要有：《老妇》《持棍老人》《抚描》《自画像》《萧声》《黄震之像》以及《男人体》《女人体》等习作。他留下的近千幅素描，也大部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②盛期（1928～1936年）。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极丰，形成了明确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独树一帜，代表作有《田横五百士》（1928～193O年）《九方皋》（1931年）《徯我后》（1930～1933年）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代表着他一生的主要创作道路。例如《徯我后》，取自《诗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之句，意指百姓期待英明君主的解救。画面描绘农村苦旱，一群男女老少在田里仰天而望，期待着甘霖。此画所作年代，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中华民族濒于危亡之际，曲折地表现了画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中国画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多且成就高，画的较多的是马、牛、狮、雀等，造型精练，生动传神。著名的作品有《马》《日长如小年》《群牛》《新生命活跃起来》《颟顸》《逆风》《晨曲》等。 　　③抗战时期（1937～1945年）。这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先后创作了《风雨鸡鸣》（1937年）、《漓江春雨》（1937年）、《巴人汲水》（1937年）、《群马》（1940年）、《愚公移山》（1940年）、《泰戈尔像》（1940年）、《奔马》（1941年）《灵鹫》（1941年）、《群狮》（1943年）、《山鬼》（1943年）等著名作品。这一时期，也是画家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高度成熟的时期。“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徐悲鸿“遥看群息动，伫工待奔雷”，以画笔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他画跃起的雄狮、长征的奔马、威武的灵鹫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他的中国画世作《愚公移山》取材于《列子·汤问》篇中的一个寓言，借以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念。从悲天悯人到人定胜天，这是徐悲鸿艺术思想的一次升华。画家为创作这幅画准备了多年，画了许多精确的人物素描稿，并曾考虑过用油画或壁画的形式表现。该画在构图和笔墨色彩技法上，利用了中国画线描的表现力，又融汇了素描的造型准确，以前无古人的独创形式表现了主题。 　　④后期（1946～1953年）。这一时期，徐悲鸿在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上继续坚持“师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他从解放区的美术创作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不足，勇于接受革命真理，深入人民生活，表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革命领袖人物，为自己开拓了崭新的创作领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油画《战斗英雄》《海军战士》《骑兵英雄邰喜德像》，中国画《奔马》《双鹊》，素描《毛主席在人民中》（画稿）《劳动模范》《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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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