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马厂六九届的同学们 之七

张东光

运 动

无论后人怎样评论“文革”，有一件事是必须肯定的，这确实是一场群众充分参与的运动，而参与的人数是完全可以用声势浩大，史无前例来形容的。从1967年来到贵州云马到1974年离开，我在那里度过了7整年。这正是文革风声鹤唳的时候，时起彼伏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走进工厂后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继1969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后，就是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但凡在云马厂经历过那个时段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句话“011呀，就是洞洞有妖！”。

此话出自时任011系统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头目，一位姓候的主任之口。他叫候启权，后来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011军管会头目，曾是林彪手下空四军的政治部主任，他高高的个子，黑黑瘦瘦，一双鼠眼亮亮的，讲话逻辑性很强，抑扬顿挫，身披军大衣，习惯不系扣子好似当年样板戏中“林海雪原”少剑波的模版。所不同的是，他满脸杀气，就好像他所面对的011系统几万职工，不是阶级敌人，就是坏分子。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011、011，洞洞有妖”。

这句话也是他对011系统文革那段历史的一种诠释，他就是带着这种杀气，带领手下军管人员游说到011基地各个下属厂矿，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虽然感到很好笑，但还是感到其中的杀气。

由此，“011、011，洞洞有妖”也成为文革中贵州省内家喻户晓流行语。

▲没完没了的各种大会（网图）

那时，工厂下属的各车间，每天、甚至包括星期天在内的每个晚上都有批斗会：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技术尖子，斗埋头干活，不问政治者，斗持不同观点者……

白天干一整天的活，下班前必须有一个半小时的开会学习，叫做政治学习。再忙、再累一切服从政治，每天如此并且雷打不动。

所谓学习，就是全车间工段的人围坐在工作台前开圆圈会议。小板凳坐下，先来几段老人家语录然后就是轮流发言，要求人人过关。

总有第一个发言的，通常都是由那几个干活不咋地，嘴皮子确很溜，大小问题找不上头的那些个刚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退伍兵哥哥开始。在当时，这些人是那时期的吃香者，虽文化不高，但都是党的“先进分子”属于根红苗正一身“轻”者。

作为刚刚入厂的我们，刚踏入社会，对社会上的种种人情世故还处于似懂非懂状态，自然在这些“会议”中没什么可说可讲的，但为了过关也要走走形式说上几句。不然，叫没有阶级感情。唉，那感觉，不比干活轻松。

班长是个从沈阳老厂调来的上海人，开会的时候很认真。现在想想，他当时也是顶着蛮大的压力没的办法，因为这叫政治运动。

当然，一年下来天天如此，总有没啥可说的时候，也会出现没人发言的尴尬场面。要是一段时间单位很平静，那就了不得了。用当时的话讲“叫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就是阶级斗争抓得不力，一个单位要是揪不出几个反革命，那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对老人家不忠。

如是这样，上面就会派来工作组，工作组常以军代表牵头。因此，直到913事件爆发前，工厂的生产始终在政治的重压下艰难前行。

我还清楚记得车间大会上，坐在前排的“代表”面对数百人大发雷霆，声嘶力竭叫喊着“一定要揪出隐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人”。那架势，真的好像是下面坐着的人群里隐藏有特务、反革命、和坏分子。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一个个“坏”分子被揪出来，几乎每个车间每个工段都有。你很难想象，今天还和你有说有笑的哪位师傅，到了明天或者当天晚上就成了站在前排被大家批判的坏分子、反动派了。

看得出来，许多老工人大气不敢出，总是在十分压抑的心里状态生活和工作着。特别是那些出身“富裕”（穷代表无产阶级)或是背景复杂点的、要是稍沾点海外关系就惨了，需要把祖宗八代交代得清清楚楚。

然而，他们永远都交代不清楚，因为他们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八竿子打不到的亲戚和自己是咋样的一种连带关系。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车间里有位讲着一口南方普通话的检验工，他是福建人，因为沾点海外关系，本来就稍有驼背的他，被这永远交代不清的复杂“关系”压得整日抬不起头，像是有多大的罪过背负着。到底，被调离了检验工作。因为那是重要岗位，需要家庭历史清白者。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段，人和人之间形成了相互的提防和隔膜，讲话必须要严加考虑和格外谨慎。否则，一句真话或者口误甚至玩笑，都有可能成为罪证，都有可能被人告发。

我记得，许多我平时敬重的老师傅会被突发的“事件”无端的揪斗，原因简单或就是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小则挨批，大则入狱。这话绝非危言耸听。

我在钳工二工段，隔壁一工段有位师傅叫刘富民，航校毕业生，技术超好，尤其擅长不锈钢钣金活，承担飞机输弹槽的制作工作，该零件构形复杂，又是由不锈钢材料敲制而成，是整个车间千种零件中较复杂的典型钣金构件。

也许由于技术高超，有点傲气，那时一个高级钳工是很牛的。或可能是得罪了某些人，只是顺口说了一段玩笑话“干了一年又一年，光长胡子不涨钱”。正是这句顺口溜的玩笑被工段揪了出来，先是在本工段批判，接着就是车间批斗，折腾个半死，最后不了了之。

在那个畸形的年代，一言不慎往往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例子在云马、在三线各个工厂可以举出许许多多。

父 亲

本来，写这一段似乎与我文章主题不搭。但我想，是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三线，让我成为了三线二代人；二来，父亲的经历恰恰反映出那段时期三线建设的一个大时代背景。

父亲是1965年11月作为三线厂的干部配备调往云马厂的。离休前，父亲在011第一飞机设计所工作。

▲1965年，父亲（前排中间）和沈飞厂几位同事调往贵州路经北京

▲1967年5月，我一家迁往贵州路径北京，后排右一站立者是当时工作在北京的姑夫

▲建厂初期爸妈工作过的云马厂办公大楼

▲父亲，后排站立者初到云马时的照片拍摄于1965年

来三线云马厂前，父亲在沈阳老厂是厂保卫部赵文部长手下保卫三科的科长。提起沈飞厂原保卫部部长赵文，是位文革时期沈飞人无人不晓的人物，他是文革时期被前沈飞公司造反派批斗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后来知道，文革期间他被戴上大特务、反革命坏分子的帽子，轮番批判、受尽凌辱。而受其牵连者，遍及国内各个航空厂矿，不计其数并被戏称为“赵文线”。凡在这条线上的人，均被戴上特务、间谍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也就是从那时起，“赵文线”在我的脑海里铭刻在心。

在我毕业分配回沈阳工作后，就很想见见这位父亲很敬重又在文革中“害人”不浅的大人物，只可惜他早几年意外过世。

我是通过墙上贴满的大字报知道“赵文线”的，那是一张网络大图，父亲的名字赫然醒目在上面，被指定为赵文反革命特务组织安插在贵州云马130厂的特务。

戴着这罪名，父亲在文革期间一路磕磕绊绊，最终没有躲过一劫。就在我入厂后不久，父亲被关进了工厂的所谓“学习班”。

说是学习班，实际是一个实行“五不准”的“牛棚”。开头两个月，我们不知道关在哪里，再后来知道是关押在工厂附近“小井寨”一座小楼内，由两人日夜看守。从此，父亲失去人身自由与外界隔绝。

直到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数月，父亲才被下放到我工作的车间，在对面的钳工三工段由专人“照顾”接受监督和劳动改造，晚上仍然不能回家。

在这种状态下我与他的交流，仍然是近在咫尺，确远距天涯的感觉。有意思的是，不远处的三工段，每天总能见到父亲在和周围工友一起说说笑笑，看上去，父亲心情很好。其实，我深深知道，他一定很想回家，想念我的母亲和他的孩子们！

记忆中，在此之前，父亲被全厂千人大会揪斗两次，我和母亲也是以这种方式见到隔离数月后的父亲。

远处高台上，父亲被造反派强行按着头，由于长时间不见阳光，父亲脸色异常苍白，脖子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

当主持人用高音喇叭吼叫着父亲的名字，由数人簇拥到台上时，我的心紧紧揪着！还记得，念批斗稿子的人是他政治部机关的一位年轻人，什么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连串的罪名“反革命份子、特务”，和一连串的打倒口号。

那一刻的心情我无法描述。但那场景，永生没忘！

我知道，父亲是冤枉的，我太了解他了。在我打小记忆里，父亲在沈飞工作时从来没有休息日，每天工作着。身为沈飞厂保卫科长的他，深知保卫工作在沈飞这个万人军工大厂的重要性和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父亲还曾对我多次讲起建厂初期国家领导人来沈飞，他作为保卫人员，是紧随领导人最近的沈飞人。

每每讲起都是格外兴奋，带着一种自豪感。看得出，父亲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来到贵州，父亲更是对其工作认真负责，由于云马厂布局分散，地理环境复杂。

为了工厂的安全，他亲自组建消防队，民兵保卫队，并且和当地武装保卫部门建立良好的联防关系。

可以说，为云马厂的保卫安全工作呕心沥血花费了不少心血。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特务，反革命份子了呢？困惑、纠结、百思不知其解……

历史最终作出公正，一年后父亲重新工作，去了011第一飞机设计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86年离休。

可以说，父亲作为第一代三线人，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年华贡献给了三线建设，他也和千千万万个三线人一样，把青春献给了三线建设。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进驻011基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再后来，我听说那个在文革期间把011搞得乌烟瘴气的军管会大头目，那位姓候的军管主任自杀了，应该是罪有应得。

当然，客观地看，011军管对制止造反派的胡作非为，稳定生产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他们顺应极左思潮、搞瞎指挥、参与派性斗争、鼓动群众斗群众，也把老百姓的人心搞乱了。

更使人民军队在百姓中的地位形象和信任度大大降低。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车间大会上，有位姓江的军代表讲的一段话，现在想想很好笑，当时还觉得似乎有道理。原话记不清楚了，大致是这样说的“你们搞飞机，为什么要做得这样复杂，依我想法，就搞一个大桶桶，装上发动机不是照样上天吗……”

当然，这位军代表不能代表整个军管人员的素质，也幸亏这位代表的职位权限不够大，否则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没文化，真可怕。也如毛泽东的那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结束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今天，我和我的六九届同学们都已经退出工作的舞台。

三线建设和我工作过的云马飞机制造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神秘。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集厂房、住宅、菜场、学校、文化宫为一体的一座“小镇”，也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和改革开放的大潮，向那里的大城市，贵阳、安顺搬迁。

昔日邻村“养马寨”“小井寨”也因工业化而兴，因市场化而废。随着工厂搬迁，山沟最终回归自然。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云马厂并没有像大多三线厂那样，工厂倒闭，人员下岗，而是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顺应历史，向前发展。

有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作为三线职工的后代，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严格意义讲，我算不上真正的三线人。但我见证了云马厂从建厂初期到快速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我昔日所走过的路不仅成为了我和我同事们的一道美好的回忆，更是云马发展史上曾经走过的足迹，有幸我在其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可以说，我写出来的东西，他不是一个故事，是一段让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历史，也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青山在，人易老，老一代三线建设者已经渐渐离我们而去

▲一壶浊酒喜相逢，多少“云马”事儿 都付笑谈中

谢谢您的阅读



云马厂六九届的同学们 之一

云马厂六九届的同学们 之二

云马厂六九届的同学们之三

云马厂六九届的同学们之四

云马厂六九届的同学们 之五

云马厂六九届的同学们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