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2024年，是我去西林县插队离开南宁十五年多后调回南宁四十周年。直到现.在，碰到一些久不见面的亲友都还会问：你调回南宁后在哪个医院工作？许多亲友得知我参加民主党派后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参加中共？特写一篇回忆文章回答这些问题</h1>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返城之初</b></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一 对黄领导拍桌子</b></h3> <h1> 1984年7月中旬，我调回南宁后从市建公司金吉庆副书记手中接过调动介绍信前往一工区报到。</h1><h1> 我没去过一工区，只知道一工区在广西大学旁边。我骑自行车到了西大门口很快就找到了一工区的大门口。见到一工区的大门口，我长叹一口气，唉！一切皆是天定。</h1><h1> 1977年国庆节，我搭乘一位西林插友的亲戚开的大货车回南宁。这次返程司机不走常规大高峰的公路而走西乡塘这边的国防公路，一早从西林县城出发，两天的路程作一天走，到西乡塘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h1><h1> 当年从广西大学出去还是很荒凉的，道路两边黑麻麻一片。车过了西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道彩门，灯光灿烂。我想，终于到南宁了，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念头：能从西林县调回南宁的这个地方都心满意足了。</h1><h1> 我现在找到的一工区大门，就是我1977年梦想能调回这里的彩门所在地。</h1> <h1> 按公司金副书记的吩咐我走进了工区第一把手办公室找黄领导。黄领导坐在椅子上接过我的调动介绍信，看完之后既不让坐更无茶水招呼，竟然板起面孔像审犯人一样问我：你什么职称？我答：住院医师，相当于你们的助理工程师。问：什么学历？我答：大学普通班。他听完后表情不屑地脸转过一边说：哼！大学生我们这里多的是！ 我满腔热情来新单位报到，竟然受到工区领导如此无礼的侮辱，我想，黄领导大概把我视作只是一个从西林县这个大山沟调到南宁的乡巴佬了</h1><h1> 我怒火烧心，“嘭！”的一声拍响桌面对黄领导厉声说：请你在调动介绍信上写上：一工区大学生太多，无法安排。我才冇戳想来这个鬼地方啊！</h1><h1> 黄领导见我竟然敢对他发火也呆住了。我又催他：写呀，写完我马上回公司。 我见黄领导不敢写，一把抢过调动介绍信，转身就走。并马上回到公司找金副书记。我说完去到一工区报到的情况，金副书记马上拨通一工区的电话，当着我的面训斥黄领导一通。并安慰我没关系的，叫我先回去，明天下午再来。</h1><h1> 第二天下午，我找到金副书记，他再次把调动介绍信交给我，这次吩咐我到一工区找人事股方股长报到。 第三天我到了一工区找人事股长报到，方股长竟然是我的老熟人学长。他热情接待了我，说工区领导安排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给我，并把一串房门锁匙交给我，带我去认了房子。我长舒一口气，心里想还是老学长够意思，这么照顾我，一工区终于接纳了我。 我百思不得其解，黄领导为何这样排斥我。</h1><h1>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父亲文革期间在市建公司受到迫害并含冤去世，时下平反了。当时市建公司党委为了补偿我父母，一方面接收了我夫妇，另一方面尽管我还未达到住三房一厅的条件，仍决定将一工区仅剩下的一套三房一厅空房给我使用。</h1><h1> 那个黄领导从部队转业回来地方不到半年，对市建公司的历史根本不了解，对我为什么会调到一工区也不清楚，他早想住入那套三房一厅了，但公司说他不够格不同意。现在公司决定把这套房分给同样不够格的我住，他十分有意见。黄领导有气你向公司党委发，不该拿我这个不知真情的人来出气。 </h1><h1> 其实我对住房根本没多大的奢望，我知道南宁住房很紧张，我们得调回来，心里想能有一间房间给我们一家三口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满足了，我根本不知道公司党委会决定安排我一套三房一厅的住房。</h1><h1>在黄领导的起哄后，公司党委最后釆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让已退休的老主任搬进三房一厅（老主任也不够资格，但毕竟是劳苦功高，他住进三房一厅黄领导心里会平衡些）。最后是老主任一天时间搬了家，把他原住的两房一厅房子分配给了我。</h1> <h1> 后来当我得知公司党委原来是给我安排三房一厅住房时，我有点后悔对黄领导拍桌子这一举动：假如我忍得一时气，待黄领导对我发泄完后，他应该不敢抗拒公司党委的决定，会把三房一厅的住房交给我。</h1><h1> 但是正由于这一拍桌了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这也是天意。</h1> <p class="ql-block">(搬家回南宁后，家里的兄弟姐妹来到一工区我家的房子欢聚。）</p>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二 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b></h3> <h1> 到一工区报到拿到房门锁匙后我们全家于七月底从西林县搬回了南宁，我也正式上班了。</h1><h1> 上班头三天碰见黄领导他都对我黑着脸，我想糟糕了，都怪我一时冲动，与黄领导结下的这道樑子是肯定的了。看黄领导的对我的表情，我想今后的日子不好混。</h1><h1> 不行！我要找座靠山！我于是想到了参加民主党派。</h1><h1> 我从小就是班队干，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长期接受党团的教育很早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在读大学时曾填写入党志愿正表，据说班党支部已通过，但由于出身不好未能获得学校党委通过，自此后便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可能加入中共，自嘲地立下“君子不党”的誓言。</h1><h1> 看来，这黄领导逼我要打破自己的誓言了！</h1> <h1> 我的西林县插友翠娥的父亲莫伯伯是民革南宁市委常委、永新区主委，我去找到了他。</h1><h1> 莫伯父带我去到民革南宁市委会，但接待的同志看完我的简历后说：“很可惜你与国民党无血缘关系，我们无法吸收。你是医务人员，去农工民主党南宁市委申请吧”。看到我一脸的失望，莫伯父安慰我：“不要紧，我与农工民主党南宁市委的黄道存主委是同学，这就去找他”。</h1> （莫伯伯） <h1> 莫伯父带着我找到了黄道存主委，黄老看了我的简历，热情地说：“欢迎你，你的条件符合我们的要求！”他让我先回去等消息。</h1><h1> 得知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为主的民主党派后更增强了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愿望：结识更多的医卫界人士，方便调到医院从事我喜爱的外科工作。</h1> （农工党南宁市委会主委黄道存 （黄道存主委悉心指导下一辈） <h1> 第二天，农工党南宁市委会组织部年过半百的陈裕民老部长就骑自行车从共和路来到西大这边的市建一工区找到我，给我送来入党志愿表并指导我填写。接连几天，陈部长都过来给我送农工党党章等学习资料并向我介绍农工党的基本情况、入党须知等。</h1><h1> 陈老部长，年近退休了，七、八月天冒着烈日蹬自行车从共和路赶到广西大学这边，我看着满头大汗的陈部长，心里万分感动。</h1><h1> 第三天，世交何叔国仁（时任南宁市建公司主任工程师）给我电话说：“国枢，你加入农工民主党的申请市建支部通过了！”</h1><h1> 天啊！我这才知道，市建公司竟然有一个农工党的支部，世交何叔是农工党南宁市委常委、农工党南宁市建支部主委！</h1><h1> 何叔告诉我：黄道存主委与他及我父亲是世交，文革前逢周日早上必到“万国酒家”喝早茶聊天。何叔并告诉我，黄道存主委指定陈部长和他作为我加入农工党的介绍人。</h1> (我及女儿与陈裕民部长夫妇1992年在北海）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世交何叔国仁（前右）与我父亲（前左）e及孟伯三位工程师好友合影】</p> <h1> 又过了几天，陈部长就把批准我加入农工党的入党通知书送到了我单位第一把手办公室。黄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边悻悻地说：“你手脚真快啊！”一边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入党通知书交给我。</h1><h1> 这样，我从西林县调回南宁一个多月就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h1> （我的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通知书）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三 走上政界</h3> <h1> 调回南宁市建一工区上班后，虽然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但鉴于与黄领导有了过节，所以我工作上小心翼翼，尽量不让黄领导抓住痛脚。</h1><h1> 其实我在回南宁之前在全科式的西林县医院呆了七年，内外妇儿各科都积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故回南宁市建一工区当个红汞医生是绰绰有余，我的医技很快得到了工人们的认可。</h1><h1> 其实我的性格我自认也是适合做医生的，我对病人态度和蔼认真负责，从不对病人及家属发脾气。当时，工区医务所几个医生轮流值夜班，一些退休老工人孙辈半夜发病，经常不是我上夜班也会找到我，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另外，人家不是见到孙儿病情不轻也不会半夜来拍门的，所以我都是笑脸相迎，并愉快地为病人作诊治。这样，我很快得到了工区工人特别是退休老人们的欢迎。</h1><h1> 半年时间过去，黄领导从来没找过我谈话但也没给我小鞋穿，我想，毕竟领导还是有胸怀的，是我多虑了。这时，黄领导调离一工区，我心里的这块石头才放了下来。</h1><h1> 黄领导调走后，一工区来了李姓新领导，李领导给我的第一印像是文质彬彬、待人接物谦虚有礼，对工区内的技术人员（包括医务所的医务人员）都给予充分的尊重。与黄领导那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姿态有明显的区别，当时我心里感叹，同样是部队转业干部差别为何如此大？</h1><h1> 李领导到任后不到一周，他就来到医务所找我谈心，表扬我工作做得好，鼓励我保持发扬。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一有空就来找我聊天，关心我的生活，问我在西林县的经历，我们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h1><h1> 有一天，李领导问我：“江医生，你一调回南宁为什么就加入民主党派而不是要求参加中共？”</h1><h1> 我把一回来报到就与黄领导发生冲突的事告诉了他，说假如当时报到的不是黄领导而是你我可能不会考虑加入民主党派了。另外也告诉李领导，我加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务界人士为主的组织，我想认识多些南宁医务界的人士，想调到市里的医院，因为我是个外科医师，在这里专业不对口。李领导表示理解。</h1> 【我（后左）在西林县医院为病人做手术】 <h1> 说到从西林县调回南宁想到市级医院工作确是真有机会。</h1><h1> 1984年我母亲去市人事局为我办理调动手续时，市人事局干调科卢科长跟我母亲说：亚姆，我们把你儿子放到市二医院好不好？当年市二医院很缺外科医生，而我在县医院干了7年外科医生并任外科负责人很符要求。我母亲听后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卢科长说：那我就写调令啰。我母亲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问：那我儿媳呢？卢科长说，你儿媳仍是市建接收呗。我母亲一想不妥，万一市建不肯接收怎么办？先两个一起回市建再说。于是我就失去到市级医院的机会了。</h1><h1>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夫妇俩回到市建后，人事局吩咐市二医院到市建公司商调我。</h1><h1> 1986年初，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电者称他是市二医院的，说我们医院去年就到市建商调你了，市建公司一口拒绝，今年再去，市建方面回复：他本人都没有这个要求，你要到公司申请一下。</h1><h1> 我接完电话，心里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跑去公司找管人事的金副书记要求调到市二医院，当年邓爷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技人员要专业对口，我的理由很充足：我是外科医生，在市建公司当红汞医生专业不对口。金书记思考了一下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开会，你下午再来。</h1> <h1> 当天下午，我又到了金书记的办公室，金书记见我来后拉开抽屉拿出两页的信笺给我看。我一眼就看到“请愿书”三个字，主要内容是坚决要求公司党委把江医生留下来继续为大家服务。落款是一工区全体退休工人。落款下面密密麻麻签下了三百多个退休工人的名字并盖上了红手印。</h1><h1> 待我看过这“请愿书”金书记对我说：我们怎能违背广大工人群众的意愿放你走呢？我顿时无言以对。悻悻地走了。说老实话，当我看到这“请愿书”后心里也是很感动的。觉得工人们这么信任我对我这么好，我就不走啦。从此打消了调到医院工作的念头。留下来全心全意为一工区的工人服务。</h1><h1> 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份请愿书是假的，我从来就没跟工人们说过要调动的事，怎么一个中午就会有个三百多人签名盖手印的请愿书？况且回来后从来没有一个退休工人向我提过请愿书的事，玛德，我上当了。</h1> (作为陪队医生陪同一工区退休工人游览青秀山公园） <h1> “请愿书”是假的，但一工区领导、群众对我的肯定是真的。</h1><h1> 1985年，市人大换届，城区人大要一工区推荐一名非党科技人员作为市人大代表候选人。按理工区内建筑科技人员为主力，理应推荐他们，但工区领导却推荐了我这个辅助科室的人员上去，我顺利当选为南宁市人大代表。</h1><h1> 1987年，城北区人大换届，市建一工区与市建技校作为一个选区要选一名城区人大代表。我并非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但选举法有十名选民可推荐一名候选人的规定，一工区的选民推荐了我为候选人，选举结果90%的选票都选我。工区选举委员会没有往上报我，却报了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对此我也理解，因为我1985年已当选为市人大代表，最好不要交义兼任。</h1><h1> 但是一工区的选民却不依不挠，跑到城区人大告状说一工区破坏选举。城区人大来调查后确因我不宜交义任两级人大代表，宣布上次选举作废，重新选举。并吩咐先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劝选民们投票给官方候选人。选民们在领导来做思想工作时都满口答应。于是开始新的选举，出乎领导意外的是选民们还是将90%的选票投给了我。尽管不太合适我还是当选上了城北区人大代表。</h1> （后来我当了两届市人大代表） （我的城北区人大代表证） <h1> 当上了两级人大代表，使我在政治上有了一个表现的平台。第一次参加南宁市人大，我就一件案件发起了对XX局有史以来的第一件质询案，并在现场办复会上担任主要辩手，表现出一定的才智与参政议政能力。引起农工民主党组织对我的关注。</h1><h1> 回城一年，我就当选了南宁市人大代表，使许多亲友觉得不可思义。对周易颇有研究的学长李阳波有一天跑来我家对我说：这次我要认真帮你算一下八字才行。他认真算了我的八字，看了我的手相，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职位还要升，5年内开会开到中央去。我一听“沏”的一声说：怎可能？一个红汞医生怎有资格到中央去开会？</h1><h1> 但后来的事实却证实了阳波学长的说法。农工党南宁市委的领导层发生变故。87年黄道存主委去世，驻会专职张副主委退休，黎副主委移居香港，从农工区委临时来任职的韩副主委也要回去。领导职位出现空缺，1989年9月领导上选拔我这个并不合适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到农工党南宁市委任驻会专职副主委。1989年10月，我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90年我真如学长李阳波所说，开会开到了中央，只不过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h1><h1> 不管如何，我正式走上政界去从事我并不喜欢的职业。</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h1> 1990年，我当选南宁市政协委员，连续任了两届市政协常委。彻底改行搞行政工作。</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