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插队玉田皋公社

钟声

　　上图：1971年12月，赤峰市第一人民子弟学校（六中）九年二班下乡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玉田皋大队的知青与送行老师在公社门前合影

“知青”这个词儿，在1970年前后使用频率极高，不仅见于报章，更流行于市井。城镇里几乎家家都有孩子或在兵团、或在农场、或插队农村。这些青年人就叫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我当时就是从赤峰市市区插队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今易名为乌敦套海乡）的知识青年。那年，我17岁。我手里至今还珍藏着1971年学校发给我的9年一贯制高中毕业证书。

上图：我和柴春泽（左）

我和柴春泽

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柴春泽，不彪悍，亦欠文静，但信仰坚定，胸怀大志。就当年玉田皋打破耕作传统，改旱田为水田的壮举而言，这个知识青年功不可没。

1971年12月底前，也就是我们一起插队到玉田皋之前，我和柴春泽就读于赤峰市第一人民子弟学校（六中）。

我们曾同桌过一段时间。当时，学校的年级、班级都以军队建制称谓，年级称连，班级则为排。那时候柴春泽就任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兼职），我在学校的九连二排任副排长。因同窗学友，又是同桌，故接触密切，相互了解，且十分要好，插队时便自愿结伴报名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我们被分配到玉田皋公社玉田皋大队第五生产队。

起初，因为他踏实肯干，表现突出，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也引起上级重视。有位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无意间发现了他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拒绝他父亲劝他回城里当工人的一封信。这位记者凭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新闻视角，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素材，写了文章，连同他给他父亲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先是《昭乌达报》，而后《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一时间成为知青典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大明星。若在当年知青名人中排个座次，他仅在邢燕子、侯隽之下。他亦不负众望，干得很好，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盟知青办副主任等（以知青身份兼职）。后来，他为名声所累，一切活动全由不得自己，到处演讲、做报告、个人日记被出版、接受采访、出国……他是青年们学习的榜样，当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后来也被组织上委以大队民兵营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等职，当然也是以知青身份兼职。我们很多人都学习他，发自内心地喊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并付诸行动。不去当工人，不去上大学……

风云变幻，粉碎“四人帮”后他就成了反面人物，被办“学习班”，直至成了“反革命”。为此我也沾了点儿光。因为我接受过他送给我的、张铁生穿过的、一件红色背心；因为我在闲暇时为他整理过全国各地青年写给他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因为我在他外出时主持大队的工作；还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但我终不及他，学不到他的真本领，虽然我也被办了学习班，但后来不了了之，未受牢狱之苦。

父老乡亲是什么态度？在他被人押到玉田皋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些人示意或悄悄地告诉公社食堂的厨师，一定要给小柴做最好的稻米饭，要不是他，不是这些知识青年们，我们现在根本吃不上大米。厨师不仅做了大米饭，还悄悄地炖了一碗猪肉，把肉埋在碗底，小心翼翼地端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的面前。朴实的村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大队书记，在书写玉田皋种植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讲求实事求是，大约是1979年，组织上给他平反了，恢复了党籍。

夭折的酒宴

如今，我已到了古稀之年，喝过多少次酒是数不清的。但有一次，我终生难忘。

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年代。大队试种水稻，修鱼池。柴春泽作为全国的知青代表去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还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因外出开会离开大队几天，回后便一定要和开推土机的拖拉机手一起劳动，说是“补课”。拖拉机手八小时换一班，他却不换班，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下岗。劳动告一段落，他回大队部的时候，见他十分疲惫，我和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周雨江暗中商量，今晚改善一下伙食，犒劳犒劳春泽。一来是为他长途跋涉归来接风洗尘，二来为他连日辛劳解解乏。其实，那些日子我和周雨江也好累啊。我全部积蓄只有三元七角钱，周雨江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钱。两人到供销社叫醒早已入睡的值班营业员，用这些钱买了6瓶啤酒，2瓶罐头，用一个装化肥的旧丝袋子装着，徒步背了回来。当时天已很晚，柴春泽在看书，是《列宁选集》。我们俩高兴地叫他喝酒，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他竟严肃地说出一番话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贫下中农在吃什么……”我和周雨江一时哑然。周雨江担任团支书时间不长，也许不太了解我和柴春泽到底是怎样的交往，说话时竟有几分颤抖。我镇静下来，和他反驳，好话说了不少，他就是不吃不喝。我一时躁怒，竟把已开启的两瓶啤酒一滴不剩地扬洒于地。苦了周雨江，他在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面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后来我想，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在急于做成某一件事的时候，理性和感性克制力会极端低下，但能把情感用最不讲究的方法表达出来。

数十年后，再提及此事，我们同感余味无穷。

忆雨江

周雨江是在我返城离开玉田皋不久病逝的。

前文已经提到周雨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他是翁牛特旗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是回乡知识青年。玉田皋二队人，回乡后当过几天代课老师，后来执意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不久就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小伙子个头儿不高，浓眉大眼，宽脸儿，为人特别憨厚，说话总是面带笑容，干活儿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习惯穿红背心。深秋里公社和大队组织大会战，把种大田的土地改造成种水稻的水田，在田间里纵横交错修建大渠、小渠、上水渠、下水渠。秋天很冷，可干起活来他总是要脱掉外衣，只穿件红背心。红背心特别显眼，给人们的印象也深刻。有一次我无意发现他干完活好像直不起腰来，我问他是不是腰疼，他说可能是着点凉，没大关系。后来就很少再见他只穿那件红背心干活了。那时他已成家，有了妻子。但他好像在家的时候特别少，因为团支部有好多工作，劳动之余总是在大队部。就在大会战结束不久，他病情日益加重，后来腰骨处发生病理恶变。

他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有他的追求，他有他的理想，他对他的家乡玉田皋有着美好的憧憬！他要为自己的家乡尽己所能。然而，他付出了生命，卒年不满30岁。事实上，像他这样有理想有追求的回乡青年还有许多，他们为改变山村面貌贡献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怀念雨江，敬佩雨江！雨江若在天有灵，定会看到滚滚的稻浪，看到村民的笑脸，这不正是你生前想看到的吗。

雨江不朽！

上图：1975年玉田皋五队队委会成员

粘豆包之迷

我在第五小队担任过副队长，那时住在五队大车店的一间大约10平米的耳房里。房间里有一铺连着锅灶的小土炕，我的家当只有一只木板箱子，和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别无他物。每天自己要生火做饭，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疲惫不堪，有点时间就想睡觉，真是懒得做饭。村民都很关心我，好多人邀我去他们的家里去吃饭，我偶尔也去，但频繁到村民家里吃饭是万万做不得的，我知道村民生活是多么清苦。

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发现地下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包。我认真查看，这东西是从我房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投进来的(村里的门上都是四方窗棱结构,用毛纸糊上,一般要留一个不糊,以便通风)。我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四个热呼呼的粘豆包。没想什么，狼吞虎咽把它吃了。吃过以后，心里才想，这是哪位好心的大叔或是大婶送我的呢？我打听了好几天，竟无人认领这方手帕。半月左右，又遇一次。后来终有开窍：若是大叔或是大婶、大哥或是大嫂、或是侄儿晚辈，不必用这样的方法对我。就凭那干干净净的印花手帕，也应该知道个大概吧。遗憾的是不几天我就离开了五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核查此事。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偷偷送我粘豆包的人到底姓啥名谁，我仍不知道，看来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迷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会有新的觉悟。现在我觉得这几个豆包在我的精神生活里，犹如银行里的存款，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笔财富在大大地增值。我非常充实，非常底蕴……

上图：玉田皋知青队冬季劳动中休

车祸

大概是1974年中秋节前。我去参加旗里召开的“三干会”，会议结束时，公社黄珍书记安排我陪同手扶拖拉机驾驶员高峰乘拖拉机回玉田皋。手扶拖拉机上满载农用高压线、电杆横担等重器。当时我既无驾照又没参加过专业培训，竟敢从城关区开出三十多华里。驾驶员高峰，是我和柴春泽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天插队到玉田皋的知青。此人聪明过人，长得黑不擦儿的，个儿不高，办事很是干练。他说我开车太慢，公社等着这些东西急用，像你这速度何时才能开到玉田皋，何时才能奔向共产主义！我自认驾技不高，交给他来驾驶。快到潘家窝铺时，是一段较长的下坡路，也许高兄想为集体节省点燃油，也想快点儿把这些东西送到公社，因为他知道村民和大小队干部们在焦急等待，用他开玩笑的话说，也许是想早一点奔向共产主义。他竟把变速杆放到空挡位置，任其无束溜行。车速立刻加快，我只觉两耳生风，接着，车像离弦的箭，飞一般顺坡射出，我意识到危险已经到了身边，告诉搭车的女知青王丹群，让她小心。她还开玩笑，说高师傅开车没问题。此话刚落，失控的车，一个九十度急转向，一头撞在左侧的山坡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头下枕着一圆盘儿高压线，全身哪儿都不会动弹，视线内却能看见高兄还在驾驶座位上，引擎部分已经与驾驶座位折断分离，水箱里的水，油箱里的油都在滴滴答答地流，还冒着热气，发动机传动三角带已段成几截。更可怕的是车箱已经侧立，差一点点就扣在我的身上。还是我先有了知觉，挣扎站起来去拽高峰，他也刚刚反过神来，想下车却下不来，细看时才发现大腿被夹住。我们一起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被夹住的腿抽出。

这时就想起了搭车的王丹群，寻觅半天，见她俯卧在七八米外的地上。跑过去连呼带叫，她起来却安然无恙，只是上身穿的旧军装前襟被挫成了布条条，像饭店里挡苍蝇挂的门帘儿。见大家无甚大事，心里平静了许多。这时我觉得右脚鞋子里湿叽叽地好像进了些热水，脱鞋才发现全是殷红的鲜血，顺流痕上找，发现膝关节处有两个圆洞，一个在流血，一个凸出一些黄乎乎油状物的东西。我一下子瘫坐在地。高兄也发现左腿大面积脱皮，摘去手套，又发现三个手指根处都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后来是王丹群徒步走了十来里路，到潘家窝铺道班找来一辆同型号的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旗医院。各自缝了几针，没住几天医院，就又急匆匆返回玉田皋了。

记得住医院期间我写了一首日记诗，时隔几十年，大部分都忘记了，有几句好像是“钝器穿破膝盖骨，难友血泪湿衣衫，不幸之中有万幸，总算灵魂未归天……”

上图：高山采石，用以修渠

上图：知青和社员在农田里

三次遇险

我在玉田皋插队近6年的时间里，曾3次遇险，现在想来还头皮发麻。

第一次是前文已专门叙述过的车祸，膝关节上的伤疤今日犹在。

另一次是公社武装部组织民兵在孤山子大队搞民兵训练，在训练结束徒步回玉田皋的途中，我和知青刘刚挎枪并排走在干渠沿上，我俩个头一般高，我在左他在右，刘刚的半自动步枪突然走火，子弹在我眼前穿过，那响声尖厉刺耳，我只觉额头有丝凉意拂过，想是子弹头擦着我的皮肤射向远方。同行的诸民兵及武装部长王福同志，惊愕地说：“你若再往前一两寸，你的脑袋就没了！”

最令我胆战的大约是1975年冬天。翁牛特旗“三干会”在玉田皋公社召开，会议一项议程是观看玉田皋大队炸山采石。我当时是大队民兵营长，指挥这次炸山采石劳动。此山名曰大黑山，在玉田皋公社机关大院西北5公里左右处，通往乌兰敖都的沙石公路在此山西侧。其实早在十几天前我们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备了炸药，用钢钎凿成数十个石孔。一般每个石孔可容1公斤左右的炸药。为制造更轰动的效果，展示玉田皋战天斗地的风貌，我们在山的最高处凿了一个特大的石洞，这个石洞最多可容300多斤炸药，预测可炸掉一个小山头，其采石数量不可估算，还通知距爆破点较近的村民，把玻璃窗都贴上米字形纸条，以防因爆炸震毁民宅的门窗。

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会议代表聚集在较远的地方观看奇迹的发生。然而，因导火索过长（当时从安全方面考虑，安了2米长的导火索，且中间有接头），点炮手点燃导火索撤离到掩体后十多分钟了，还没有引爆。急啊！数九寒天，会议代表都在露天处观看，如果不能按时爆破，岂不给玉田皋丢了脸。最急的当然是指挥员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又过了十来分钟，依然没有引爆。我决定自己去重新点火。于是我带上一根80厘米长的导火索和一盒火柴，出掩体侧绕上山。因炮口朝西，我选择了从东面上山。就在我即将攀上山峰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一声闷响，这个大炮孔里的百余斤炸药突然引爆。恰好有块半间屋子大小的石头矗立在我的身边，我急速俯卧在这块巨石下，只听大小石块暴雨般击落在巨石上面。“石雨”过后，我站起来，左脚疼痛不已，我在卧倒时崴了脚。

当我一瘸一拐出现在大家视线内时，一起采石的十几位村民和知青朋友们皆含泪惊呼雀跃：还活着？！

其实，这次爆破一点儿都不壮观，代表们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历险过程。所炸下的石头比1公斤炸药炸下的也多不了多少，炸下的都是碎石，且都散落到不同的方向。随后我总结：凡事不可搞“轰动效应”！所以直到今日再没搞过有“轰动效应”的事儿。

此后我有幸两次再见大黑山，第一次是1997年冬天，因公在此路过，我让司机在山下停车，仰视当年被百余斤炸药炸成的那个石洞，心里苦涩涩的。第二次是2005年7月，时间略有充裕，我到了曾救过我性命的那块巨石前，她依旧在那里无言矗立，好像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过。

上图：民兵训练归来

上图：当年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机井旧址。机井仍可使用。并建砖瓦结构房屋为井屋（2015年本文作者摄）

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我曾专门查阅过1993年6月出版的《翁牛特旗志》，该志未志述1976年成立的“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我曾被旗委任命为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这是以知青身份兼职的职务，当年我22岁，没有工薪。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约存一年。关于它的资料今无处可觅，唯《柴春泽日记》可能有记载。我浏览《柴春泽网站》，在已发布的日记中，刚好截至在1975年。期待他以后能继续发布，个人日记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于1976年上半年，校长由旗委领导担任，副校长由我和白敬武担任。白敬武是沈阳下放到翁牛特旗红山公社（今红山镇）最年轻的“五七战士”。学生来自翁牛特旗各个公社，多为抚顺籍知青，男女约各半。主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农业技术知识，主要教员有旗党校的董姓教员和蒙古族教员钦德门（用汉语授课）。

这个“共大”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给知青及村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令我不能忘却的经历很多，信手撷来一两件，用以回味青春。如：白手起家自己创建校舍和住宅。校舍和师生住宅建在玉田皋的后山（当地人习惯称坎上），共10多间房舍，打了一口井。当时的坎上一片荒凉，无人居住。盖房子并非容易，何况是10多间。好在我们有盖青年队住房的经验，还有一些公社派来的有经验的村民指导，所以一个多月就盖了起来。盖房之前是住在用柳条笆片临时搭建的通长大窝棚里，一个窝棚可住20多人。那种生活是火热的，似乎不知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夜里常有虫子钻进人的耳朵里，大呼小叫折腾一阵子，方能化险为夷。后来有了经验，睡前用纸蛋儿把耳朵堵起来。“共大”的房子盖起来以后，才陆续有庄户人家搬到这里。现今这里已是村庄了。

“共大”有寒暑假。这年的暑假，我是在棺材山水库边上度过的。棺材山水库边有四队的一个养猪场，饲养员只有李姓兄弟两人，兄17岁，弟15岁，大概是营养不良，兄弟俩都身材瘦小，为兄者多说也就一米六。我是谎说利用假期回赤峰探亲，悄悄来到这里的。我和他们兄弟俩说，我帮你们干活，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两人很高兴，替我保密。假期，我完成了自定计划：读完了《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等书籍。与以往读书不同的是这次专门带了一本《新华字典》，用以查找不认识的字。我尽情享受了非被动阅读的快感！这段生活常令我回味。

这些书当时是很难找到的，这是我在节假日例行登记“地富家庭”状况时在二队一个富农家里发现的。当时他诚惶诚恐，以为要以此给他罗列新的罪名，我悄悄给他释疑，他才放心。我说借给我几本看，他当然很大方地答应了。但因劳作繁忙，多数书一直没读，这次是个好的机会。我除了中午和晚上喂猪的时间、三餐便饭时间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因为养猪场没有电，还要节省煤油，所以夜晚是不能读书的。这样也好，夜晚就到棺材山水库里游泳，水库虽然不大，其宽度也有几千米，南岸是敖汉旗界，北岸就是翁牛特旗界，每晚往返一次，精疲力竭，回后倒头入睡，把失眠症也治好了。如今这点文化功底，我总认为与那段时间读书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我还书时，那位富农老兄非要送我一本留作纪念，我也没客气，留了一套1959年版、竖排、有些残缺的三卷本《水浒》，今天仍然摆放在我书柜的显要位置。

1976年10月，我和白敬武副校长去沈阳公干，住在东北旅社。一天夜里，收音机播放“粉碎‘四人帮’”的新闻，我和白敬武当即决定马上返回翁牛特旗，因为有重大政治事情发生，作为共产党员理应即刻归队。

回到旗里，时任旗委副书记的侯文芳同志接见了我。听完工作汇报后和我说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她说：“最近上级有招工政策，像你这样的老知青就不要再坚持在农村‘扎根’了。”愕然中，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人们的思想突然间转了一个大弯子，这与粉碎“四人帮”是有直接关系的。不久我被招工了，以后再无翁牛特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息。

上图：1971年冬，玉田皋公社领导周副主任和知青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