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红河流域的民国脚步

越鸟南枝

从邢公畹《红河日记》解读抗日战争时期滇中民众生活

邢公畹（1914年—2004年），原名邢庆兰，安徽安庆人。1937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习，后到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任教，是南开大学语言学学科创始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藏比较语言学大师。1942年8月，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应南开大学之邀，离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1943年2月16日至7月9日，邢公畹历时近五个月时间对滇中红河流域彝族、傣族文化进行调查，其以日记形式记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期滇中民众的生活状况，从而为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展现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

盗匪猖獗，行人非携枪结伴不敢贸然前行。滇中一带除玉溪县靠近昆明相对安全，其余地方匪患不绝，溃兵散匪常埋伏在驿道险隘处抢劫过往客商，商旅不敢贸然通过，皆携枪结伴而行，造成地方百业凋敝、环堵萧然的严峻局面。邢公畹在日记中写道：“2月17日，玉溪县政府秘书说，境内极为安全，惟峨山或有发生意外的可能，然亦只是‘毛毛贼’而矣。”“2月18日，夜访峨山前教育局长管书忱先生，他把我们引见给县长崔崇，言谈中告知：‘由峨山至新平道中，凡峨山所属地区皆极安全，入新平界或有毛毛贼。此中最险恶者，有一处名马鹿塘，高山夹峙，中有仄路，盗伏丛林间射击旅客，故行人非结伴携枪，莫敢通过。今为君等计，不如择一小路，即取道塔甸、活枇杷等处，约多行十余里，但以所经者多峨山境，只需派兵士二名相送即可。惟君等如能安居数日，俟马帮至则更佳也。’”“4月13日，今天土匪围攻漠沙所属的贵东村，离关圣庙一里许。”“4月23日下午四时，新平耶稣堂送信人来，得知前个街子天他在脚底母遭强盗抢劫，除坝多、漠沙各牧师委托随带的银钱物件外，一包信件也被抢去，其中就有我代寄的两封。”“5月2日，从元江快牢漫走了二十一里经过龙场，龙场山上有一座营盘，不知驻扎的是什么部队，他们的长官当地人叫‘一营长’，士兵常在道旁或元江附近抢劫过往客商。”

属地管理，县乡保董负责辖区内商旅护送。滇中各县，县府有兵士，乡保有保丁，均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所辖区域安全，若受商旅之托，亦有有偿护送其过境的责任。邢公畹在日记中讲述：“2月21日，峨山县政府安排两名兵士来护送，到达文尉乡，22日按属地管理原则，文尉乡李乡长派三壮丁携长枪三枝，手枪一枝相送。”“24日清晨，峨山玉屏乡壮丁从新平返回峨山。中午饭后去拜访新平杨登廷县长，杨答应为我们找驮马，并派兵士护卫。”“28日到漠沙，付兵士200元嫌少，再加100元才满面怒容离去。”“5月1日，从新平漠沙走了约四十里，抵达大拉马，这就进入元江地域了。在保长白玉堂家吃午饭，饭后漠沙两个保丁向我辞别回漠沙，元江大拉马白保长派遣四名壮丁护送我，壮丁扛长枪四枝，携短枪两把，说这一路上不太平。”“7月6日七时许，新平扬武郭家兵丁及挑夫来，其中一人为队长，服装整洁，枪枝、子弹都比较崭新，队长借我一支十响枪，要我佩在腰间。走近坡脚时，两岸高山夹峙，山上丛林茂密，我忽然看到山顶草丛中埋伏着一个人，穿白衣戴斗笠，手持一物，既像枪又像扁担，赶快叫大伙停下来。此时，队长、兵丁也看到了，匆匆卧倒。仔细一看，白衣人又不见了，队长向草丛中开了一枪，我也拉开枪栓作好准备。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动静，大伙便继续壮胆前行。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忽见一座大山挡在眼前，队长要我们把枪握在手中，作好战斗准备，见人就开枪，打死了也没关系。山极陡峭，森林中的险恶环境令人毛骨悚然，我左手抬伞，右手执枪，随着兵丁前行。道路两侧随处可见弹壳及被打死的士兵，有的半身腐败，有的全身溃烂，雨水把尸身上腐烂的肉块冲刷下来，一路臭气熏天。”

抓丁泛滥，男人多不敢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抗日战争时期，对于生活在滇中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大家都没有国土沦陷，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意识，只因乡丁保甲频繁抓丁，才知道战争的存在。邢公畹讲了几个例子：“3月4日在新平漠沙赶关圣庙街，关圣庙街行人如蚁，但十有八九是女人。听说最近有一个自称为刘团长的人带着七、八个兵到这里抓丁，名义上是抓丁，其实专干敲榨勒索之事，老百姓非常害怕，男人就更不敢出门了。”“3月6日，刀丕训说起刘团长的事，刘团长以前在昆明军队中任职，卸任后返回新平，借接收壮丁之名来到漠沙，向乡长索要路费1500元，折合国币75000元。乡长、保长对刘团长畏之如虎，都吓跑了，不敢回家。村民也关门闭户逃往高山深箐。今晚，刘团长又带着七、八个人枪到乡长家，殴打乡长老婆，逼她说出乡长藏身何处？”“4月17日，昨夜十二时许，多人从宁河乡持火把喧然而至，敲普利特牧师的门。说有四个保丁到一户田主家征兵，田主用短刀捅了四人，都快死了，现急着抬来就医。我今天早上去看，保丁伤口有的在腿上、有的在手臂上、有的在胸部，都穿透了，血流满地，其状甚为恐怖。”“4月30日早上，到乡长办公处，要他明天清早安排乡丁到教堂护送我到元江。他向我诉苦，说乡公所里的兵丁都派出押壮丁到新平去了，要等到下午往第一保和第三保处各抽调保丁一名，才能送我到元江。”

炎瘴肆虐，居民深受流行疾病高发困扰之苦。红河谷地海拔低、气候炎热，居住环境恶劣，炎瘴流行，民众经年受流行疾病困扰。男人平均寿命三十五、六岁，很少见六十岁左右的男人。盛夏时节，除傣族外，其他民族几乎不敢在坝区居住。邢公畹把自己耳闻目睹作了陈述：“4月1日，白成章告诉我，漠沙的痧很多，像他患的这种痧近两年才流行起来，以前虽然有，但患者不多。此地有麻布痧、大黑痧、黑风疹、泥树疹等。人若染上诸痧，必须立刻救治，不然片刻毙命。”“4月16日，昨天杨思敏告诉我，这里流行一种浮肿病，患者全身肿大，其实是里面有水，腹部和脸上更突出。早餐时，我问普利特浮肿病发病的原因，他说属疟疾的一种。”“4月20日，教堂一邻居来与我闲谈，讲去年八月间，他随马帮从景东运鸦片到昆明，途经扬武大开门附近的罗吕河，罗吕河有一个白倮倮居住的村落，准备到村里找点吃的，进村后，发现寂静无声，只见到两三具尸体，有的靠在村子路边，有的躺在家中床上。越往里走，尸体越多，有刚死的，也有死了尸身已经腐烂的，村里的猪狗正忙着抢吃死人的尸首。把他吓得拼命往回跑，路上碰到两个女孩坐在田边吃甘蔗，问她们村里怎么回事？她俩说村里有120多户人家，几天之内上吐下泻都死了，现在仅剩她们两人，不敢回村，便露宿在甘蔗地里。”“6月7日，大明庵村民告诉我，他们十分害怕元江河谷中的瘴气，有谚语说：“元江河底，干柴白米，有命来吃，无命来死。”

民生调敝，封建领主制度仍为当地社会主流。滇中各地尚保留较完整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大多农民靠租种地主田地生活，但仍有不少人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给地主当佣人，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邢公畹在日记中列举了几个例子：“3月4日，赶关圣庙街返回到仙鹤街时，遇到五个卡多女人，她们从大山里下来，背上背着大箩筐栗炭，看上去非常吃力的样子，均穿着黑布裙，裸着上身，露着双乳，赤脚。”“4月1日晚上，与新平漠沙教会校长杨思敏闲谈，知道漠沙本地有个土司，姓普，乡里人都称他“老普”，是壮族。住在五里外的上榨池寨中，漠沙坝中的大部分田地都是他家的，现有两个叔父，六个儿子。佃户每年要向普土司交纳花钱、谷子、杂粮、鸡、猪、鹅、鸭和女人头发。他可以随意殴打乡人或将其驱逐出境。““4月16日，杨思敏告诉我，漠沙摆夷火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主动的，一是被动的。主动要求火化者认为自己一生坎坷，痛苦万状，便交代子孙后代把其尸身焚毁，不留一丝一发，了断今生的逆缘，待来世得一干净之身，不再受今生之苦。”“4月22日，昨天，刀平礼从小缸坝来到普利特家，说家里非常困难，仓里已经没有一粒米了，准备把他的两个孩子卖掉，现在无计可施，托人帮忙来给普利特牧师当佣人。”

信息闭塞，傣族尚处于万物有灵的认知阶段。居住在滇中红河流域的傣族，因居住地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极少受汉文化影响，就国内广泛盛行的佛教均未在此立足，人们崇拜万物有灵，除极少数人参加洋人开办的耶稣教堂信仰基督教外，尚处于对事物的原始认知阶段。邢公畹用洋牧师都德描述和自己亲眼所见来加以证明：“3月13日，燃灯看都德著作，书中云：元江峡谷中生活着两种傣人，汉人称为水傣和花腰傣。这两种民族显然比犹太人始祖时代记录的古台族还要早，由此可见生活在红河谷中的傣族由来已久。今天原始的台语已经失传了，我对此深信不疑。水傣没有宗教及宗教上的名词，人类宗教信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皆不存在。他们的同胞，那些信仰佛教的人讲的道理及佛教中的名词，在他们这个群体中皆没有。花腰傣村与水傣村的区别是村里没有一个人识汉字或外语，但看他们聪明伶俐，禀赋很高，谈吐也不凡，对生活持有乐观态度。崇尚佛教的人称这些没有文字的人为“亚傣人”，漠沙花腰傣则自称亚傣人，即傣雅族。有人说，以前佛陀曾尝试过到这里普度众生，但这些花腰傣、水傣崇拜万物有灵，根本不接受佛教文化。佛陀认为这些人顽固不化，比较愚钝，便放弃了让他们皈依的想法。”“3月26日，刀丕训指着丙冒寨一棵龙树让我看……他说，如果有人用山鬼、水鬼、肚痛鬼、闪电鬼、跌倒鬼，或是其他任何鬼来祸害你，你只要乞求讨一些龙树枝悬挂在家里的房屋中，就可以驱邪。如果平时无事，谁都不敢采摘龙树枝条。”“4月21日，我留意这里的风俗，几乎到处都有‘石有精灵’之说：比如山鬼，是石头；土地鬼，也是石头。这里没有庙宇，也没有神名，他们所用的‘庙’字，相当于汉人所说的‘神’或‘菩萨’，称汉人的‘庙’为‘庙房’。”

历经近五个月的调查工作，让邢公畹吃尽苦头，由衷地发出感叹：“我作为非汉语人文调查工作者，要与饥渴劳顿挑战、与流行疾病挑战、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恶势力周旋、与一切误会周旋，有时必须使用武器与盗匪交手，山高箐深，路途遥远，酷暑难耐，调查得到这点资料实属不易。回想自己的调查历程，地方当局不但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漠不关心，还处处阻挠，这应该算是中国文化建设当中的一种奇葩了吧。”在今天看来，他这种不畏艰辛，舍生忘死的求知精神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