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净莲的美篇

一朵净莲

触景生情 　　靖远朋友好奇心强，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文物级”铧式犁，套上两头驴子体验犁地的感觉。看了她拍摄的视频，便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村生产队参加各种劳动，想起那个年代我在农村所经历的一些陈年往事。 我的父母亲均就读于靖远师范学校。一九五六年，父亲先毕业，被组织分配至“皋兰县”任教；翌年，母亲毕业，被分配到“会宁县”教学。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婚姻的先决条件。这个观念被很长时间顽强地存在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也不例外。 一九五七年，经人介绍两家父母商定，父亲娶了小他一岁的表妹亦是校友，我的母亲为妻。自此，他们开启了三地生活的模式。每年寒暑假，父母亲分别从各自工作的地方出发，赶往靖远县他们的“新家”相聚。 一九六一年，他们爱的结晶哭闹着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取名“莉莉”。正当他们沉浸在喜悦之中，会宁县以莫须有的罪名“下放”母亲到靖远县农村劳动改造。之后，母亲感到自己被抛弃在了人世的边缘，再也无法回到她挚爱的讲台，更无法展望未来的前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反”、“五反”、“反右”、“干部下放”等运动接二连三。地主成分的母亲被下放到靖远县西关大队第四生产队。那个年代孩子的户口跟随母亲。母亲沦落为农民，我与下面依次出生的五个弟妹自然也成了农民。 依稀记得，母亲下放农村后心情极不畅快，使身体本就虚弱的她雪上加霜，非但不能正常参加生产队劳动，家里的重活还需姊妹帮衬着。当时的艰难程度不难想象。 七十年代初，农村依然是“大锅饭”的模式，队长就是土皇帝，一言九鼎。家里没有劳动力自然也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自然要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没有公正公平的待遇自然要遭人欺辱。每次队部喇叭高喊:“四队的社员们，快到场上分粮食……”，家里有劳动力的人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带上麻袋或口袋，以最快的速度去分粮食；而母亲和我，忐忑不安，喜忧参半。喜的是分了粮食家里暂时有吃的了，忧的是每次分粮食都会受屈辱。去的早了，说:不劳动，吃的时候倒挺积极；去的晚了，又说:不劳动，吃的时候还要让人请”。总之，去早去晚都有说辞，弦外之音就是气不过我们“不劳而获”。 每次分到粮食，我太小母亲又体弱，我们娘俩的力气合起来，还是不能把粮食独立抬上架子车。于是，我只能低头哈腰求别人，“爷爷、爸爸、叔叔”挨个请，请好心人能帮我们抬一下麻袋。嘴甜倒也有好处，每次总会有人帮我们搭把手。 当时无论我的年龄还是体格都不足以驾驭架子车。有一次，分完粮食装好车。我拉着架子车，母亲在车子侧面用力助我。当车子进入小巷子下坡路拐弯处，速度渐下渐快，而我没有能力控制局面。说时迟那时快，还未拐弯，连车带人一下子撞到墙壁上，我的右手鼓起来的地方全破了，当时鲜血直流，仔细一看右手小拇指的指甲盖儿也没有了，泪水和着血水流过我的心房。 按照生产队的制度，每个工分每年分多少粮食，每年分的粮食合计多少，每年年终决算时，这些粮食折合多少工分，这些工分又折合多少钱，我的父亲就给队里交多少钱。其实，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交钱买粮食。 基于这种原因，自从我十四岁起，每年寒暑假，母亲让我去生产队劳动。那时候，我们生产队仍是集体出工。我们几个情况完全相同、年龄大小不等的少年，干的活跟那些妇女们数量质量完全一样，可她们每人每天十个工分，而我们只能挣四个工分。不仅如此，付队长高强，只要看我们不顺眼，瞪着本来就像牛一样的眼睛，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大学的门敞开着，没有求本事，就规规矩矩给老子好好劳动……”那飞溅的唾沫芯子，那嚣张跋扈的气势，那刻薄尖酸、刺耳扎心的话语，字字句句如尖刀直戳我心窝！ 后来父亲的同学，我们四队的队长——曾海峰。他虽身为正队长，但面慈目善、平易近人。不知是顾及他与父亲同学的面子，还是照顾我是她女儿的同窗。不管啥原因，曾队长给我分配了一个，他认为比较轻松且适合我的活计——去“和靖平”犁地。我第一次被队领导照顾，心里甭提多欢喜！ “和靖平”的地是旱地，犁地难度大。我两姨爷是我们队里犁地最卖力的人手。虽已年近花甲仍老当益壮。我的具体工作是帮我两姨爷拉骡子，我姨爷负责套骡子犁地。 我们靖远农村都采用古老的铧式犁农具，它利用犁铧切割土壤成土垡，并利用犁铧曲面将土垡翻转，达到耕翻碎土的目的。 每年暑假，田野里的庄稼次弟收割，这时便要开始在空旷的野外犁地。我们生产队的犁地任务，全都落到我姨爷和这两匹骡子的肩上。 这两匹骡子，一匹性情迟缓，好像天塌下来，走起路来依然不紧不慢；另一匹棕褐色的，性子快而烈，这一快一慢结合很不般配。刚开始，两匹骡子互不抬举，千方百计地攻击对方。但害怕我姨爷扛在肩上的鞭子，它们才不敢造次。 有一天，由于犁地任务重，赶墒情，姨爷想多犁点地。地身子又长，骡子每走到地头便要歇一会儿，每当姨爷挥着鞭子“咦好咦，咦好咦”地驱赶它们回过头来再犁时，两匹骡子都有点不情愿再往前走。快到下套时间了，姨爷举着鞭子，还“咦咦---喔喔”地吆喝着。我右手牵的那匹棕褐色骡子，停下脚步一步都不挪，我姨爷又气又急，连续“啪啪”两鞭，那匹犟骡子气急败坏，蓦地，一个“响蹄”，不偏不倚踏在我的右脚面上，疼得我立刻倒地抱脚嗷嗷直叫，我姨爷吓得扔下手中扶的犁把，赶紧把我拉到一旁，生怕骡子再踏着我。 待脚好以后，我不敢再靠近骡子。只好又去集体出工。 初秋时节，田里露水大，早晨铲包包菜卖给蔬菜门市部，队长说分量重。曾队长又派我去铲包包菜。大人们边铲菜边说着下流段子，嘻嘻哈哈乐此不厌；我们半大不大的人，负责把大人铲下来的包菜装进背篓，从地里背到马路上装车。十几岁的我，一个上午背下来，右肩膀常常被背篓上的绳子勒得肩膀一道深深的红红的印记。不仅如此，背包包菜的过程中，菜里的水从背篓底下流出，顺势流到裤子屁股后面，再流进鞋里。每天中午收工回家吃午饭，母亲看见我狼狈的样子，边唉声叹气边催促我把湿裤子和鞋子换下来。 初高中四年寒暑假，另加备考一年，零零散散加起来，农村活儿基本都做过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深受迫害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老人家主动请缨先开展工作，先在中央层面召开会议，后邀请有关学术界的权威专家、学者商讨决定——恢复高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主席为首的中央又做出，拨乱反正、不为成分论等系列重大决策。 喜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普天同庆。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激动不已、振臂高呼、奔走相告、相拥而泣…… 恢复高考，不仅是国家的转折、时代的转折、更是我与母亲以及我们全家的人生转折。 我喜极而泣，这是我内心深处积聚多年的情感爆发。是我这个农民娃能与城市居民的子女，能与贫下中农的子弟，能与各层领导的孩子公平参加高考的幸福与感动的情感交汇。 高耸挺拔的乌兰山，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咆哮的黄河，倾吐着无限的愤懑；喜极而泣的泪水，流淌着我无尽的委屈和渴望…… 一九七八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我抓紧时间调整心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白天劳动，夜间耕读。 一九七九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终于如愿以偿；紧接着我母亲也平反昭雪，重返讲台。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说我们家双喜临门！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利有弊。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有人不理解甚至诋毁谩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母亲反复教育我们:“即使全世界的人都骂邓小平，咱们全家要永远铭记他老人家的恩情”！ 是啊！母亲说得对。我从一个农民娃成长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除了要感恩邓老爷子，还要感谢曾经那个激发我学习内驱力的回民队长——高强！ 尘封的往事，儿时的泪水。时隔近五十年，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景下，只要看见跟农村有关系的人和事，曾经的往事，一幕幕一桩桩便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