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往事之三 李家沟的父老乡亲

静好

我们下乡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但是，我们真的能在那里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吗？通过第一年的年终决算，我就知道太难了。

我们的商品粮只供应了一年，第二年开始就要吃自己挣的口粮。1974年年底，先于我们下乡的四人，要吃自己挣的口粮了，囧况立刻显现：她们1973年11月下乡，能为第二年挣下多少口粮？好在有我们八人的生活费和商品粮接续，大家伙勉勉强强不至挨饿。我们的那点生活费严巴巴儿抠着使用，两年半没用个人再掏钱。两年半后向后面来到李家沟知青点的戴丽娟交接时，生活费和口粮还略有剩余。

我们挣下的口粮，自己不会保管，也没有条件保管，都是由生产队为我们保管。每次找队长要口粮，我都要鼓足了勇气。因为我们是一群啥也不懂的孩子，交给我们麦子，如何变成白面，我们一头雾水。队长也很无奈，每次都得派了队里的婆娘们帮着把麦子一点点的簸干净，然后用湿毛巾一遍又一遍的粘干净灰尘。我们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拉着麦子到张家门的磨坊里加工一下，最后的麦麸直接声明给队里了，好像这样能抵消一点心里的歉意。等后来我们点自己养了一头猪，便厚着脸皮把麦麸也拉回知青点了。

农村的天地真的很广阔，但西北的农村真的很穷，缺少雨水，土地贫瘠，物产稀薄。我曾认真的思考过，农村真的欢迎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啥也不会的孩子们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知青于他们只是加重了负担，他们能真诚的接纳我们，是出自一种朴实的善良。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上山下乡那段时间，是谁在维持中国呢？是农民，是农村的集体化给我们提供了生存条件。我们都是半大孩子，还不是靠乡亲们从队里的仓房里挖点粮食给我们吃吗？是谁养活了我们？是农民！我觉得他的这段话有点题之功！

下乡之初，我和晓玲住在杨队长家里，我俩住一间不大的屋子，可是杨队长一家呢？他们夫妇俩和五个闺女挤在一个土炕上，常年也只见一床被子，要知道那可是七口人啊！出入小院，常能看见他家的金花、银花，那时穿着还算整齐，已经能帮着家里干活了，有时也出工挣点工分，巧花还小，很少露面，最小的两个常年只穿一件薄薄的不合体的旧上衣，委在炕上，小孩子是没有裤子的。尽管日子非常清贫，但他们还是不改接人待物的善良，难得做点好吃的，总想着留给我们一点。

我们下乡不久，便到了端午节，几乎家家都做了当地的著名小吃甜醅子——一种由莜麦或青稞发酵做成的甜品。我们放假返回李家沟时，好几户人家拉着我们去吃甜醅子，清凉的甜醅子拌上蜂蜜，一口吃下满嘴甜爽。那是我第一次吃甜醅子，不知它性寒，结果半夜里拉肚子，上了好几次厕所。

麦收后老乡们磨了新面，难得做一次臊子面，烙一次油饼，也会把我们喊去解解馋，他们是心疼我们这些啥也不会干的孩子们呢。

老乡们把烧炕用的东西都叫做“添炕”，这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在李家沟，不仅粮食紧张，柴火和添炕都是紧俏物品，贫瘠的大山提供不出更多物产，大牲畜的粪，秋天落下的树叶，晒干的野草都用来做添炕，麦草和秸秆是要用来做饭的。在杨队长家住的时候，我们的炕在寒冬里有时还能被杨姨烧的热热的，住到属于知青的那间屋里，炕就再也没填过了。

孙书记的大女儿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大，她曾经跟着我去了一次机修，我领着她去澡堂洗澡，她被澡堂里的情景吓住了，扭捏半天不敢脱衣服。洗完澡后她说：咋这么舒服呢！晚上，我和她睡在木床上闲聊，她说的最多就是厂里真好！对于连县城也极少去的村里姑娘，“厂里”已经让她非常向往了，就如同我们向往省城、向往首都一样。



李家沟，2019年翟建民拍摄

在一次去公社的路上，我碰到了张家门的一对母女，那个姑娘穿着干净合体的衣裳，一双球鞋洗的很白。她在河沟里跳来跳去捡着干净的路走，保护着那双鞋不被泥巴染脏。我听说张家门有个漂亮的女子，家里平时连活也不舍得让干呢，看来就是她了。我们路上搭着话，那个做母亲的人问我：我家女子好看吗？我又仔细打量了那女子，白皙的皮肤，蛮精致的面孔，窈窕的身材，我由衷的说：好看好看。她又问我，能嫁个厂里的工人吗？我不敢接话了：别说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有多少，就是商品粮这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曾听到机修人朗诵的《家在西北》，作者是段俊。诗里写到：

……

沟沟梁梁上的黄土

养活不了太多的生灵

……

孩子生在土炕上

老人埋在黄土里

一生整治着黄土

黄土揉捏成一生

……

如果没有黄土坡上的生活体验，不会写出这看似平凡的字语里，藏着多少生活的艰辛；同样，没有在李家沟生活的两年多，我不会为这首诗泪湿眼眶。我在李家沟没有碰到过丧事，但在碰到了我的房东杨姨生孩子。

杨姨在生下五个闺女五朵花后，又悄悄地怀上了老六。她和家人坚持不懈的和公社计生干部打游击，并且每一次都躲藏成功，终于在1975年生下了儿子，取名天爱。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杨队长家的院子里并没有晾晒各色婴儿用的尿布和衣服、抱被等，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长时间以后才揭晓。

原来，贫困把他们逼出了不被外人知晓的办法——用黄土！找山上朝阳的那一面离地高些的地方（相对干净）铲下土背回家，把土铺在热炕上。这些土被屎尿污染脏了，倒进厕所里，再铺上新的干净的土！他们比平时奢侈的，就是把土炕烧的更热一些。

真真的是孩子生在土炕上！真真的是黄土揉捏的一生！从婴儿的出生开始！

记不清是1975年还是1976年的夏天，宝凤公社另一条沟里的一个女知青，由他们的带队干部陪着来到了陶家门，同来的还有大队常书记和我们的带队干部，常书记简短的讲了话，内容是号召张家门、陶家门、李家沟三个点的知青向这名知青学习，接下来这名女知青就开始了她的宣讲。

我们几十个知青围成半圆，席地而坐，我的双臂抱着膝盖看向地面，只见她两条裤腿被挽到腿肚子上头，露出被蚊子咬破的腿，穿着一双条绒布鞋的脚在走来走去……她在讲述她的决心，她的事迹，最后又一次坚定表明了要在农村战天斗地一辈子，永不回城的决心。

散会后我们回到了李家沟，紧张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了下来。为什么平静？因为常书记和我们的带队干部并没有在会上做动员，我甚感庆幸！我这个人有点较真，不会耍滑，我若是表态在农村扎根，别人会当真，关键是自己也会当真，我怕我在农村一但坚持不下去，会无路可走！

这件事儿很快就风平浪静，无人再提。

我们下乡不久，很快就和村里的七娃熟络起来，他是村里的保管员，是个有“权利”的人。他的岁数比我们略大些，身强力壮，爱开玩笑，常年戴着一顶油脂麻花的帽子，一边高一边低的帽沿和面孔酷似赵本山。他对知青带来的新鲜事物非常好奇，曾跟着段雪学习拉手风琴，跟了一段时间没了动静，问他学的咋样了，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半首。他有个五哥也在村里，叫万成，他还有个大哥，在洛阳，彼时是个师级干部，我们在李家沟的日子里，他恰好回李家沟探亲，也和我们唠过家常。他并没有和我们讲大道理，只是鼓励我们不要怕吃苦，困难都是暂时的等等。他和我们唠的家常里，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洛阳有一年夏天下了很长时间的雨，商店里的供应也中断了，他的一双小儿女就抱怨“我们都有一个星期没有吃肉了”！我感叹兄弟三个的对比鲜明，一个在城市有着优越的生活，一个拉扯着一双儿女在在村里苦熬着，一个年轻力壮，却连个媳妇也娶不上。兄弟三人的境遇天差地别，也恰好体现了那时的城乡差别。



1995年10月，在张家门知青林志军的牵头下，张家门、陶家门和李家沟三个点的十多名知青去了张家门生产大队，那是我离开李家沟19年后第一次回去。并不是心里不想念，其一是工作家里两头忙，其二是那条路太难走。河滩里的河堤，每年都要修，每年又会被冲毁，满河滩大大小小的石头让人望而生怯。





从张家门大队回厂后，在机修厂大门口的合影。左起：林志军、田桂兰、高胜利、张惠英、齐妍、翟建明、刘玉静、李彦山、张蕾、唐洁、陈志明、宋胥勇、李玉孝。

左起：田桂兰、许娣、刘玉静、翟建明，1999年李家沟。

那次回李家沟，看到了许多的老面孔，他们比我想象的衰老，并且很多人的牙齿都残缺不全。

当年的知青点厨房已经没了，坐北朝南的六间房也已破败，有一间门前堆积的杂物，让这间房子有了生机，推门进去，是七娃一家正在埋头吃饭。原来，打了多年光棍的七娃，捡了一个不知从哪里流落来此的女人做了老婆，并且生了个儿子。

我有些激动的叫了两声：七娃，七娃！七娃只是嗯、嗯了两声，却没有抬头。他曾是多么爽朗、多么快乐的一个人啊，我想他可能是因为娶了智力残疾的女人，脸上无光，不愿抬头搭话。



我怏怏的离去，心里无比的难过和压抑。

我们当年的厨房和仓房，已经面目全非了，欣喜的是当年的土山，现在已经长起来许多绿树，2005年段雪拍摄。



我们知青点的那排房子，右面第一间我和晓玲住过，右面第二间七娃一家住着，2019建明拍摄

李家沟村口，建明2019年拍摄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村里的主要路面已经做了硬化，可喜的变化不止于此，政府投资在河沟里修建了质量过硬的堤坝和公路，已经有公交车路过李家沟到华林山了。如果去李家沟，再也不用担心路颠簸难走了。

孙队长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在西安工作，杨队长的五个女儿早已出嫁，儿子在文峰安了家，田焕有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安家，已近古稀之年的夫妻俩不得不分开，去照看隔辈人。

2005年夏天，离开多年的段雪回到陇西，买了很多烟酒零食小吃，在宋胥勇的陪同下回到李家沟。那时农业税刚取消不久，村里有了一些变化，通了电，有些人家，比如孙队长家，已经有了彩电和VCD，年轻人有些在城里定居，或是在南方打工。只有老人和留守的儿童，在坚守着他们的老家，他们的故乡！



李家沟知青段雪、刘玉静、许娣、庞秀兰和孙队长、万成在孙队长屋前合影

左起：宋胥勇（陶家门）、李彦山（陶家门）、许娣、刘玉静、孙队长、孙书记、段雪、庞秀兰、齐妍（陶家门）、万成婆娘在李家沟。

那天村里很热闹

七娃（中）背着他的儿子

李家沟范莲的孙女和狗狗，建明2019年拍摄

建明和七娃、七娃的儿子，七娃的儿子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建明2019年拍摄

站在村底望上去，整个村子没什么变化，只有杨队长家的新房，伸出红白分明的一角，格外的抢眼。

贺业营和李会计（左一）、孙队长（右一）

贺业营和万成（左一）、七娃（右一）兄弟俩在万成家的院子里

最近几年，甘肃农村老人也有了国家发放的养老补贴，只是太少了，只有百十来元，作用有限！今年的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建议农民养老金每人每月至少上调100元，我为这个提议热烈鼓掌，农民，尤其是西北的农民生活太困苦了，每月能多增加百元，为他们的生活，增加一些支撑，是这个社会该有的良心！希望这个提案能顺利通过！



回望五十年前的点滴往事，历史的脉络也逐渐清晰，知青下乡，就是转嫁社会矛盾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被冠以知识青年，却是名不符实的，我们只是一群浅识文字的青年，热情又懵懂；跟随着时代的大潮奔跑，又幸运的没有被激流淹没。



那些年，我们在贫瘠的山梁上绽放着青春韶华，为未知的未来拼搏奋斗。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收获了宝贵的成长与经历。



此文献给曾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过锻炼，现正在正慢慢老去的知青朋友们！



本篇插图由段雪、翟建明、邱刚、贺业营提供，特别鸣谢张家门知青林志军在1995年留下的珍贵照片！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