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第二部 江青从后台走到前台

王洪斌

　　第九节 蓝苹上海绯闻匿名信案困扰下的江青

1953年12月27日，为了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南下杭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城。当然，如果把1922年7月，他从长沙来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忘记了会址而无法与会，只得匆匆途经杭州回湖南那次算进去，那毛泽东就是第二次来杭州了。这次江青也随行，被安排在刘庄住宿。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1920-2009)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毛泽东入住刘庄的翌日，江青悄悄地把王芳找来，说道：“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历来反对祝寿。不过，今年是主席的60大寿，不比往常。现在，元旦快到了，你和浙江省委商量一下，可否借庆祝元旦的名义，庆贺主席60大寿。”

王芳当即向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1913-2003)作了汇报。谭启龙决定，在12月31日晚上，以中共浙江省委庆祝元旦为名，在刘庄摆两桌酒，宴请毛泽东。那天晚上，毛泽东、谭启龙、罗瑞卿、杨尚昆(1907-1998，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陈伯达(1904-1989，)、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叶子龙、王芳为一桌，卫士们为另一桌。在宴会上，大家只字不提毛泽东的生日，待上了红枣、花生、面条，毛泽东才有所察觉——浙江省委在为他“补寿”，因为在一般的宴会上是不会上这些菜的。毛泽东平日不大吃面条，但是那天晚上他很高兴，吃了一碗。

　　1954年毛泽东在修改宪法草案

1954年3月14日，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毛泽东离开杭州返回北京。江青因为身体原因，继续留在杭州疗养。

　　达摩克利斯之剑

自从到了延安，蓝苹上海绯闻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江青的头上，她无时无刻不胆颤心惊。每当运动到来，总有人会拿蓝苹上海绯闻说事儿。好不容易躲过了延安整风、三反五反等运动，1954年春天，江青又摊上事儿了。

［“达摩克利斯之剑”典故出于古希腊的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四世纪西西里东部的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30-367)打击了贵族势力，建立了雅典式的民主政权，但遭到了贵族的不满和反对，这使他感到虽然权力很大，但地位却不可靠。有一次他向宠臣达摩克利斯谈了这个问题，并且用形象的办法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为了满足一下宠臣达摩克利斯的贪欲，把宫殿交托给他，并赋予他有完全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任何欲望。这个追求虚荣、热中势利的达摩克利斯在大庆宴会时，抬头看到在自己的坐位上方天花板下，沉甸甸地倒悬着一把锋利的长剑，剑柄只有一根马鬃系着，眼看就要掉在头上，吓得他离席而逃。这时迪奥尼修斯王便走出来说道：“(达摩克利斯头上)这把利剑就是每分钟都在威胁王上的危险象征，至于王上的幸福和安乐，只不过是外表的现象而已。”］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了一封从上海发出的匿名信

1954年3月下旬，陡然起风波，江青收到一封从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委交际处转交给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华东文委”的字样。她拆开信封，见信尾没有署名——显然，这是一封匿名信。刚看了几行，江青就勃然大怒、坐立不安，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信中写道：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高岗、饶漱石((1903-1975，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已被揭露出来。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信中还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种种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又知道她的行踪。江青据此推断，写信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他们的妻子。第二天，她把王芳找来谈话，打开话匣子就说个没完，主要吹嘘自己在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写匿名信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说完，江青把匿名信递给王芳。王芳大致扫了一眼，不愿细看，就把信还了回去。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她要求王芳，必须把这封信查个水落石出。王芳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将匿名信认真地看了一遍。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给了毛泽东，说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案件。毛泽东则不这么认为：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了什么人，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值解决“高饶反党集团”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而匿名信中也提到“高饶事件”。江青将这封匿名信和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认为这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泄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要公安部破案。后来毛泽东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默认了。由于江青动用了毛泽东的权威，这封匿名信案件的侦破工作也就升级了。按当年所发生的大案、要案的次序，公安部将这封匿名信列为“18号案件”。中共中央华东局为此专门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1902-1983)主持，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陈毅(1901-1972)出席。会议决定把这封匿名信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确定并征得中共中央同意：“18号案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1912-1978)负责，浙江方面由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负责。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写的是“华东文委”，信又是从上海发出的，侦破会议决定把侦查重点放在30年代曾在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挂帅，负责案件的侦破工作，抓得很紧，项目组100多人每隔几天就开一次碰头会，柯庆施亲自听取汇报。项目组首先进行重点侦查的对象有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二房东的女佣人秦桂珍，因为她十分了解当时的蓝小姐——江青的私人生活﹔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1913-1967)夫人朱岚，她曾经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侦查时间最长、吃苦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1915-2000)的妻子曾菲。当时，曾家与住在上海的贺子珍为邻，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常去看望她，并对毛泽东1952年到上海没有去看望病中孤寂的贺子珍一事颇有微辞。另外，赖少其又恰好在华东文委工作，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表会上又曾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而犯了大忌。项目组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笔迹，经鉴定，曾菲的笔迹与匿名信的字迹很相似，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然而对她审查了很长时间后，也未发现任何证据。项目人员将那些与匿名信字迹相似、或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了严谨细致地侦查，先后搜查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鉴定，案件的卷宗就有五袋之多。尽管清查了这么多人的笔迹，但写匿名信的人还是没有被查出。案件一时未能侦破而陷入僵局。其间，江青几次催问了案件侦破进展情况，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甚至怀疑项目组里有人捣鬼。

　　林伯渠与夫人朱明

直到1961年，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才查出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1886-1960)的夫人朱明(原名王钧璧，1919-1961)。朱明30年代曾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对江青的情况十分了解。抗战爆发后朱明去延安，于1945年与中共元老林伯渠结婚。林伯渠去世后，1961年2月，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无巧不成书，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因工作关系，杨尚昆曾数次看过那封匿名信，对匿名信的笔迹印象极为深刻，而朱明写的报告上的笔迹竟与匿名信笔迹很相似。于是，杨尚昆打电话告诉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07-1969)。经过公安部专家鉴定，这两封信的笔迹为同一人所写。杨尚昆、徐子荣立即找朱明谈话。朱明很痛快地承认8年前给江青写过匿名信，但还未待组织上处理她，她回家后便立即自杀，被中央组织部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

　　《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

1954年，匿名信案，即“18号案件”久而不破，闹得江青心神不安。江青在苏联一年疗养后刚刚好转的身体又每况愈下。她只好在家中养病，闲来无事，翻阅一些日报、杂志。9月的一天，江青突然发现一本由山东大学主办的月刊《文史哲》。

江青对山东大学情有独钟。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国立山东大学。蔡元培(1868-1940，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先生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1886-1964，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同意，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1928年6月，省立山东大学由济南迁至青岛。1930年5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1890-1956)为校长。5月，杨振声校长到校视事，启钤办公。8月，在青岛、济南两处招考一年级新生。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1931年，江青与第一任丈夫裴明伦离婚后来到了青岛，在赵太侔的安排下，到了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1932年9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议决，将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并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封页目录中《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引起了江青的注意。《红楼梦》？与毛泽东生活了十五六年的江青十分清楚，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毛泽东特别喜爱《红楼梦》。她记得，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江青为他准备了一批书，毛泽东只从中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

江青翻到20页，认真地读了起来。这是一篇针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尤其是《红楼梦简论》中的观点进行了批驳的文章。如果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定会感兴趣。不过，在推荐之前最好先把作者调查清楚，以备毛泽东询问。想到这里，江青立即派人去调查李希凡、蓝翎。至于俞平伯(1900-1990)，人人皆知，北京大学教授，而且是北京大学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里响当当人物，中国“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无需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李希凡

李希凡(1927-2018)出生于北京通州破落的“小康”之家，少年时曾在华宝西服店当过学徒，也在白纸坊印刷厂作过徒工，后来又流落石家庄，在剧团里面打杂。全国解放前夕在青岛参

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共产党送他上了大学，1953年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

蓝翎(1931-2005)出生于山东省单县扬集，1949年6月考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的干部学校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三部，后该校与山东大学合并，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

李希凡在读大学期间就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研究，拨除在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大学毕业前夕，课程已经学完，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这时又有查阅资料的便利，李希凡想从《水浒》开始，尝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分析和评论，为此已经酝酿了几个要写的题目。恰好这个时候，李希凡从1953年1月号《历史教学》上读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lǎng](1912-2005，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的《宋江考》。他阅后认为，张政烺对历史人物宋江的考证，特别是他在“宋江不征方腊”的史实考证上，是颇具说服力的，的确是一篇很好的考证文章。但是，张政烺从史实考证上否定了《水浒》的文学创作，忽视了中国历史文学的复杂现象，看不到《水浒》所反映的千军万马的大起义，虽不是对宋江三十六人考证的历史史实的真实，却曾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被压迫农民数十次大起义推翻封建王朝历史真实和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 则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当然，《水浒》不只写了起义的英雄斗争，还写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失败悲剧。

于是，李希凡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和张政烺商榷的文章，题名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随后又写了《谈豹子头林冲》、《〈水浒〉作者和〈水浒〉的长篇结构》、《论金圣叹的批改〈水浒〉》，也都是和《水浒》研究专家们讨论问题的。

在写成了这几篇文章的草稿后，由于面临毕业分配，李希凡就再没有时间对文章进行修改了，只好暂时放起来。李希凡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由于课程紧张，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草稿进一步加工润色。直到1954年寒假期间，李希凡才有机会将这些文章修改定稿。他将与张政烺商榷的文稿挂号寄给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的责任编辑葛懋春(1926-1996)，另一篇《谈豹子头林冲》则寄给了《人民文学》或《文艺学习》。后来，《关于〈水浒传〉评价问题》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四期上，而《谈豹子头林冲》发表在1954年第五期《文艺学习》上。这无疑给了李希凡很大的鼓励。

在关于《水浒》评论的稿子完成后，李希凡尝试着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继续进行分析和研究。恰巧这个时候，李希凡在图书馆偶然翻阅杂志，看到了《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觉得他的“自叙”说并没有太大变化，心里又有点冲动，一股激情油然而生，想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为突破口，阐述自己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