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大师——胡适、张爱玲、周汝昌，其人、其友、其师承

大海

摘编 : 金海炎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开篇的一首诗，这首诗言近旨远，既简要说明了故事的内容，又指出了全书的主题所在。此外，社会上也有“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足见这部小说广泛的社会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天花板，如此高大上，如此广为人知，自然吸引了不可胜数的读者。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刚刚调到漳湖中学教初中语文，因为语文课本中有节选自《红楼梦》的课文，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些课文，工作的需要，所以在书店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由曹雪芹、高鶚合著的120回版本的《红楼梦》。买回后如获至宝，就废寝忘食、囫囵吞枣般读了一遍。虽然似懂非懂，却从此对《红楼梦》情有所钟，而且热衷于有关红学家对《红楼梦》研究评论的文章。

疯狂痴迷《红楼梦》的张爱玲，为何将她在美国十年“研红”的著作命名为《红楼梦魇》？

张爱玲出生于豪门世家，她的父亲张志沂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爱女李菊耦的独子，母亲黄逸梵是清军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家族背景显赫。可是，其父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五毒俱全，其母黄逸梵不满张志沂的所做所为，在张爱玲四岁那年，带着一些金銀首饰，毅然决然踏上了远赴英国之旅，留下了年幼的张爱玲倍受继母的虐待、生父的暴打而孤独无助。有人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重视张爱玲的新式教育，全程给了张爱玲读书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给了张爱玲一个天才的头脑，但是，也给了张爱玲一个苦难的童年。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张爱玲受到豪门贵族氛围的熏陶，从小就表现出极强的文学天赋，笔触巧妙空灵又字字珠玑。

原生家庭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在她成年后的感情生活也极为坎坷，甚至在她许多令人瞩目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其辛酸痛苦的人生印记，令人唏嘘不已。

张爱玲从小就爱读《红楼梦》，反反复复，常读不厌，《红楼梦》己经深深融入她的生命和生活之中，她的小说创作也对《红楼梦》有诸多借鉴，周汝昌先生曾将张爱玲称为曹雪芹的知己。张爱玲移居美国后，不惜花费十年心血研究红学，并将其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二十万字的著作，名曰《红楼梦魇》。书中，她还借用宋代彭渊材的“一恨鲥鱼多骨，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的典故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仅有的一部学术著作，基本涵盖了她的所有见解和成果，包括她对各种版本的考据以及不时流露出来的由《红楼梦》勾起的回忆和情感等等。

那么，这样一位“红迷”，为什么把这部著作命名为《红楼梦魇》呢？张爱玲在这部著作的《自序》里，就开宗明义谈到这个书名来自其香港友人、著名红学家宋淇的一句戏言，意思是调侃她对红学的痴迷到了疯狂的地步。

“红学泰斗”、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周汝昌先生为什么说《红楼梦》归根结底，应称之为中华文化小说？

周汝昌，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作品宏富，研究深广，著有《红楼梦新证》、《红楼夺目红》、《曹雪芹传》等。

周汝昌先生1987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撰写《红楼梦与中华文明》时，他女儿帮助他借阅参考书里就有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他看了《自序》后，感叹张爱玲是“红楼梦里人”，从而在红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周汝昌有幸走上红学之路，胡适起了很大作用。

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起步阶段，胡适给予了关键性的指导与帮助，正如周汝昌自己所说，胡适写给他的六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引导他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胡适的“指示途径”，也使其在“红学”的基本路向和研究方法“都有了初步的、较为扎实的奠基工作成果。”胡适把自己珍藏的向不示人、从不外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慷慨地借给周汝昌长达五个月之久，使他有机会手抄一部副本，拥有了“校勘必要有的本子”。

在周汝昌正处研究《红楼梦》的起步阶段，胡适在红学界己经扬名立万，这是后来曾经痛骂胡适的鲁迅也不能不承认的。

其实，鲁迅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管对方身在何方，都会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他们也常常赞赏对方。鲁迅出书，胡适曾誉之为“开山的创作”，胡适开创新红学，鲁迅予以肯定也不足为奇。当然，鲁迅肯定胡适新红学的意义，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对红学研究客观历史的如实认定。

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中写道:《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部书名的。谁是作者和续作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红学泰斗周汝昌认为，《红楼梦》归根结底，应称之为中华文化小说，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却表现为“通之于人众”的小说形式。如欲理解这一民族文化的大精义，读古经书，不如先读《红楼梦》，在曹雪芹笔下，显得更为亲切、生动、绘声绘影，令人如入篇中，亲历其境，心领其意。

周汝昌先生认为，正由于《红楼梦》包孕丰富，众人各见一面，各自谓独探骊珠，因此才引发了“红学”上的流派纷呈，蔚为大观的现象。而这“包孕丰富”，就是指那个广博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显学。中华之男女老幼一切众生的真实相，毫芒毕现，巨细无遗。集思想、诗词、美学、建筑学、心理学、典章制度等于一体，写出了中华民族文化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

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又为何对《红楼梦》给出了有违初衷的评价？

胡适发表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是通过广泛研究大量资料写成的。书中给出了六点重要结论，对《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出身、生卒、家世、成书年代、甄士隐和贾雨村的寓意等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和推论，是新红学时期最早、最有分量、最具权威性的考证，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胡适对发现、保存和印行残存的孤本《红楼梦甲戌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有三大重要发现 : 敦煌文化、甲骨文、《红楼梦脂评甲戌本》。被称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唯一孤本、即脂评甲戌本的发现，对进一步促成旧有的红学转变成世界性显学，起了关键性作用。

由此可见，胡适对红学投入了大量精力，倾注了大量心血，其热情和执著超乎常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红学大家对《红楼梦》的评价却出人意外。

1959年12月，胡适在一次座谈会上放言:“《红楼梦》毫无价值。”

那么，胡适何出此言？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胡适在骨子里对单纯的白描手法有一种近乎顽固的执念，不能认同大量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的《红楼梦》。

令人琢磨不透的是，胡适对他并不看好的《红楼梦》仍然一往情深。1961年，他又为履行“保存流传的责任”，筹划、影印《红楼梦脂评甲戌本》，并带病题写新跋，促成了影印1500部事宜。此后，台湾和内地以此为蓝本多次翻印，印数逾五万册。他说:“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校勘必须要的本子，现在本子出来了，可以工作了。”

《红楼梦》作为一部奇书，自问世以来，曾经吸引众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注意和聚焦研究，红学研究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21年胡适发表的长达两万余字的论著《红楼梦考证》，人们才有根据地比较清楚了解到《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所以，鲁迅才说:“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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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