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往事之二 机修厂子弟和机修厂

静好

我们下乡时的生活保障，完全是得益于1973年党中央下发的21号文件，它切实解决了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方面的实际困难，改变了全国1700万知青的命运。根据这个文件精神，我们每月每人有12元钱的生活费，有30多斤商品粮供应，期限是一年。可别小看这12元钱，它对我们撑过那段岁月，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3年党中央21号文件的出台，是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1972年12月致信毛泽东主席，反映知青儿子上山下乡，“口粮不够吃，患病没钱看”等问题而出台的。而陇西知青大规模下乡始于1973春天，所以说我们赶上了好时候。相比1973年以前下乡的同龄人，这是我们的幸运。

厂里对21文件认真贯彻执行，又担起了一份沉重的社会责任，厂里成立了知青办，由关兴民挂帅当主任。我们是由机修厂知青办联系陇西县，确定下乡地点和带队干部，然后把我们送到山里的知青点。正是因为有这个工厂和厂里领导关心着我们这些子弟，我们在李家沟的许多事情，还是比较平稳顺利的。

我们的带队干部，也是由厂里派出的。第一个是医院的沙长新大夫，第二个是工具车间的范国臣师傅（他那时已经提了干部），第三个是铸钢车间的张德仁张师傅，也是干部。我不知道他们是专职带队还是兼职带队，但每到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恰到好处的露面。

厂里还给每位下乡知青补贴了20元钱，不过这钱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带队干部依仗权利就把它分了。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冯家门时，经常能碰到机修厂的汽车在那里拉沙子，打个招呼就能坐个顺风车回家。

大概是1974年的夏天吧，带队干部传过话来，全体知青在冯家门集合，回厂里看电影。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感到很温暖：厂里还是关心着我们的！几个点的知青迅速涌向冯家门，很快集合完毕，坐车回到了机修厂。乘车途中，大家知道了晚上要看的电影是《创业》。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还特特的让我们这些不属于机修厂职工的知青来看？听着片名或许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内容吧，厂里让我们看这部电影，是鼓励？是期许？还是暗示我们要在农村扎根创业？



晚上天气不好，大风一阵紧似一阵。厂里的职工和家属已经在露天“电影院”坐好，等着放映开始。这时，风力更强了，大银幕被风吹的变了形，一只角上固定的绳索断裂，银幕变成了三角形。放映员无奈的宣布：今晚风太大，电影不能放映了。

我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但这次经历深深记在了脑海。

管理生活费

比我们早几个月来到李家沟的四名女知青是由于桂琴做点长管理的，我们八人到李家沟后，我和段雪接过了责任，担任青年点的点长（好像是知青办指定的），但管理使用生活费这个“重担”被我稀里糊涂的就接了过来，并且一管就是两年半，干了这份劳心劳力又不讨好的活计。

每个月我在规定的时间（只能推后，不能超前），到公社所在地冯家门领取144元的生活费，随后到供销社买碱面、盐和煤油等必须用品，回到村里安排人手，借了社员家的大口袋（一种细长的袋子，方便牲口驮运），去文峰粮站买粮油，一个月的口粮就搞定了。

以前，我领了生活费，都是锁在自己的木箱里，可有一天，我看到村里的一个小男孩拿着我的一支钢笔和一支双色圆珠笔在小孩子堆里炫耀，那是我仅有的两支笔，是下乡时父亲送给我的，我和他说了几句话，没费什么力气，就将笔要了回来。这件事给我敲了警钟：要是生活费出了问题，我怎么承担的起！于是我平时把大面额的钱随身带着，这样就安全多了。两年半时间里，每个月都做到了钱、账相符，没出一点差错。

记得有一次杨队长叫住了我：给你们青年买几个粮食口袋吧。我感觉他话里有话，却又一时摸不到头脑。但回想起在粮站的一次经历，我恍然大悟了。粮站的职工掂来一袋面粉（粮站的面粉一袋50斤，老乡的长口袋能装100多斤），拆开线，对着我们的口袋直直的倒进去，一只手提着袋子，另一只手顺便将袋口扎住。不知深浅的我说袋子里还有面，应该再抖一抖，那工作人员将袋子拎到一个装着散面粉的大斗子前，将面袋子翻过来一阵乱抖，然后翻着白眼说，哪些面是你们的？看着那些抖落的面粉足足有一两斤，我们也只能吃哑巴亏。回到村里，要把老乡的口袋腾出来还给人家，同样的画面还要重复一次，这次怨不得老乡，是我们无法将那些一人多高的面口袋倒个干净。想想我们总是借东西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们也买了几条细长的大口袋。

生活费除了买粮油盐碱，有时也得买点青菜做点浆水，或是买点韭菜辣椒做成咸菜。村子周围没有集市，买菜都是大家回家时捎上点，或是到文峰买粮时顺带着买一点。有一次我在回知青点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陇西一中的章道龙老师，他在一中教我们物理课。虽然我做他学生的时间很短，但一见面他还认得我。一中的农场，就在宝峰沟里。过了冯家门不远处朝西一拐，步行百十米就到了。我在陇西一中上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课，有半个月是在这个农场参加学农劳动，所以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农场有很大的菜地。通过闲聊得知章老师现在就在农场，我就问他在农场管不管事，能不能卖点蔬菜给我们，章老师痛快的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在一中农场买菜比其他地方近多了，我们那一阵买菜也相对勤了些。

借书的小风波

有一次我去买菜，看到章老师手里拿着一本书，接过来一看，是一本外国小说《黄金果的土地》，描写的是咖啡种植园农场主与奴隶之间矛盾斗争的故事，我不由眼睛放光：能不能借我看几天？章老师犹豫了一下道：行啊，别弄丢了，要及时还哦。还说有一本《无边的土地》，是它的姊妹篇，下次借给我。

我们每天重复着繁重的劳动，精神生活如荒野般枯燥。段雪不知从哪里借来一架手风琴，弹奏出几首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前苏联曲子，不过他弹奏的水平一般般，众人不敢捧场。有时他刚刚抱起了琴，我们就起哄：老莫又要来了！今天有了一本可以读的书，而且是一本外国小说，我如获至宝，每晚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厚厚的一本书几个晚上就看完了，不过及时归还却没做到。知青点里无秘密，书很快就被我们点的男生借去看了，等我催促归还时，那本书已经在张家门了。我拿着书还给章老师的时候，与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了，章老师的脸色就不好，当然，我也就没敢问另一本书。我心里清楚，章老师把这样一本书借给一个知青，是冒着风险的。借书的事儿就此打住，一中农场买菜的事儿也就此打住了。

学做饭

初到李家沟时，生产队派了孙队长婆娘帮我们做饭，我们知青每天出一个人跟着孙姨学习。以前在家里饭来张口，现在冷不丁的要做大锅饭，一个个都是手足无措。幸好有带队干部和生产队的安排，请了孙姨给我们当师傅，让我们顺利的学会了做简单的饭食，也学会了挑水。



做饭首先从擀面开始，十二个人的饭，要擀两大张面。怎样和面，添多少灰（当地人把碱面称作灰），怎样把那一大块面擀成薄厚均匀的大面片，我是真格儿学了好多天呢。由于需要擀的面多，就不能和的太硬，否则擀不动。但是面和的稍软了点，擀成的面就需要多晾一会儿才能切。厨房里只有一个大案板，另一张面擀好了放在哪儿晾呢？你猜！



孙姨带着我们学的差不多了，便不再来了，我们一个个的真要做自己的“大师傅”了。开始是两个人一组，五天一轮换，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人做饭了。



做饭这活看似跟着孙姨学会了，真要全靠自己的时候，我还是漏了怯的，我擀的面条还算不错，但我蒸的馒头总是欠那么一点灰，折腾了好一阵子才算合格。我们点蒸馒头最好的是翟建明，他蒸的馒头总是又白又劲道，擀面条最好的是贺业营，他擀的面好吃，经煮，不乱汤。大家就总结出一句顺口溜：建明的馒头业营的面，玉静的酸馒头没处去。

养猪

1975年的春节期间，带队干部组织知青和当地驻军搞联欢活动，我们和部队战士都是年龄相仿的人，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十分热闹。我们知青参观了他们的队列训练、营房、宿舍、活动室，炊事班等，看到猪圈里养着十来条白条猪，还有一头快要下崽的母猪，我灵机一动，问陆营长能不能送我们一只小猪仔，陆营长也不含糊，说没问题，并约好了我们取小猪的时间。于是，等到了四、五月间，我们知青点像个正儿八经的庄户人家一样，也有家畜了。

得知我们点养了猪的消息，张家门也去部队要了一头小猪，和我们一样没有现货，需要等上一段时间，可是到了约定时间去了部队，部队的首长说你们不是已经抱走了吗？原来是被离部队最近的党家门知青捷足先登了，张家门的知青空欢喜了一场。



但是，这头猪养起来，真是费老劲了。大家的事儿，指望不到大家操心。我们的口粮够自己吃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们点的那点麸皮也供不住一张猪嘴。社员们上工时都要背着背篓，在坡角沟边剜些野菜，时刻操心着家里的猪羊，我们知青却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并不十分上心。一次宫兵做饭，那猪饿的从一米多高的围墙上跳了出去！有些社员看不过眼，从自己的背篓里抓出几把野菜丢进去，猪亢亢的几口就吞进肚里。我问宫兵，你做饭咋不喂猪呢？宫兵回答“这几天我都喂了三次了”。唉！人们常说猪是一刀菜，平时混个肚圆，到头总要挨一刀。我们知青点的猪可真委屈了，肚子从未圆过，一直就是个“健美”型的细长条。

好不容易临近年下，请了屠夫来一刀下去，结束了它饥饿的一生。屠夫割下一块臀尖肉做了报酬，顺带撂下一句话“这猪瘦嶙干了”！猪瘦的连屠夫都不满意了，汗颜呀！😓😓



说起这猪肉我们是怎么吃了，还有点小插曲呢。我们此时下乡快两年了，过年节回家，家里总要给带上点咸菜或者炸上一瓶酱啥的，有时还要装上几个饼或馒头，给点零钱以备不需。只是向家里索取，即使是面对父母，也不好意思。过年回家拿上几斤肉，哪怕只是一点点，好像也有了一点脸面。于是在吃过几顿肉之后，决定留下剩余的肉，回家之前再把它们分了。

可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厨房太不严实，平时猫也进得，狗也进得，为了保险，就把肉穿起来挂在我和晓玲的屋里。挂在我俩的屋里就安全了吗？错也！当天晚上，老鼠循着味儿就来捣乱了！我俩刚睡下不一会儿，就听着老鼠的吱儿吱儿的动静，手电筒照过去，看到已经有老鼠在大快朵颐了。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怎能容忍它们糟蹋！我俩拿上手头一切能挥舞的东西打将过去，也只能赢得片刻的宁静，不一会儿，又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了。我俩折腾了两个晚上，疲累不堪，终于熬到了放假，于是每人分了一条肉，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了。



室友

三个带队干部是每年一换，比较熟络的是范国臣范师傅，他细高的个子，走路喜欢背着手，有着超乎寻常的成熟稳重。一次他给我们开会，说出了一句让我们有些吃惊的话：公社的那个HB，看着就讨厌，你们女青年都离他远点！这话说的没头没脑，我们听的也稀里糊涂，不过很快，我就知其然了！



一次我和晓玲从家回来，路过公社，我就让她在路边等我一会儿，我去领上生活费很快就回来。公社的L会计一边让我签字数钱，一边跟我闲唠：回家啦？一个人？我说我和晓玲一起的，他愣怔了一下，问到：她人呢？咋没见？遂锁上抽屉跟着我走出了公社院子，晓玲见我回来，说了句“咱们走吧”，就先自走开了，她梳着两条过腰的深棕色辫子，辫梢在腰间随着步伐来回摆动，脚步轻盈里透着灵动。再看L会计，我吃了一惊：那张脸上写满了垂涎和猥琐，真的令人生厌！我忽然想起了范师傅的那句话，霎时明白过来那句话的含义和指向了，原来真有几个公社干部很不咋地呢。



我的室友晓玲，1.68米的个子，匀称的身材，姣好的眉眼，如瀑的长发辫成的两条长辫子总是整整齐齐，额头配着弯弯的刘海，说起话来眉眼嘴角带笑，顾盼生辉，是个公认的美人。天生丽质，即引来了追求者的艳羡，也引来了不屑之徒觊觎的目光。好在我们有1973年党中央的21文件这个金钟罩，又有带队干部的护佑，她毫发无伤的度过了知青岁月。

知青点盖房

1975年的春天，一辆汽车拉着一车建材停在了李家沟那条河沟的对面——县里要给知青盖房子了！得知这个消息，心中真是喜忧参半。喜得是我们要有新房子住了；忧的是，专为知青盖房子，不会是要让我们扎根李家沟吧？

那些建材我们一点点的手抱肩抗，搬到了队里准备好的地方——半山坡上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还剩下十几袋水泥堆在一起。男生到底有力气，五十公斤一袋的水泥扛起来就走。情绪高涨之下，我也扛起来一袋水泥，不料才走了十来米，两条腿就像打摆子似的扭了起来，人也踉踉跄跄往前扑。几个人吓得大喊“坚持住，别扔啊”，一边飞跑过来，接下我肩上的水泥袋子。多亏他们及时出手，如果我坚持不住，把水泥仍在河沟里，那一袋水泥就废了！



从那儿开始，我知道我是扛不动一百斤的。



机修厂派了两个泥瓦匠师傅帮我们盖房，生产队出小工，房子很快就有了模样，六间坐北朝南，两间厨房和仓房坐东朝西，八间房呈现了一个L形。房子还没盖利落，不知是没钱了还是没料了，便停了工，两个师傅也回了厂里。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欢天喜地的搬了进去，房间里安了四扇明亮的玻璃窗，一铺泥抹的小炕，一张小桌子，一个木头板凳。院子里建了一个厕所，简易到只有四面土坯墙，连个草棚顶子也没有，不过我们也还是开心——起码上厕所时没有家畜的骚扰了。



我和晓玲选了最靠东面的那间房，住进去才知道到房子存在的问题：椽子和墙体的间隙都没封住；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隔墙与人字形的屋顶，空着一个大三角。我们找来麦草拧紧成团，一个个塞进间隙里，这样在冬季的北风里不至太寒冷。至于那个隔墙上的大三角，我们毫无办法，只能任由它的存在。

招工

1975年9月，招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个知青点，这次招工对象，仅限于1973年下乡的知青，没我们的份儿，但与我们，却像是暗夜里的一缕曙光。我心里暗喜：她们都被招工了，以后再招工，不就轮到我们了吗！于是出工更加不惜气力，于勤勤恳恳、汗流浃背的劳作中，盼望着幸运早日来临。



很快到了年底，又一个好消息来了：我们一同下乡的男生，这次有一个招工名额，那束幸运的光仿佛更加明亮了。方法和以前一样，知青和生产队共同提名推荐。



吃过了晚饭，我们身心轻松的到了孙队长的家里。按照招工的要求，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首选了，相信今晚开会用不了十分钟就完事了。



孙队长家里点着一个小煤油灯，灯火很小，飘忽不定，一阵风吹过来灯火就猛的跳跃几下，几乎要灭了。那门扇也因此关的严严实实！本以为很快就能有结果的推荐会，在沉闷中静默着……昏暗之中，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有些不可捉摸，满屋子都是呛人的劣质烟草味道，让我感到窒息。已经过了好几只烟的功夫了，依然没有人发言。孙姨借着昏暗的灯光忙活着手里永远干不完的针线活计，有人点烟，有人咳嗽，但，就是没人发言。



我沉不住气了，不就是提名推荐吗？推荐的标准大家心里都清楚，为什么还要沉默呢？要沉默多久呢？我清了清嗓子——这个动作立刻集中了大家的目光，我镇定了一下，说出了“我提段雪”。接下来还是沉默，孙队长发话了：有其他提名吗？有意见吗？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于是孙队长道：那就散会。



事后反思，也不怪大家都在沉默。虽然我们知青点前面来的四名女生，都已被招工进了机修厂，但是以后能不能继续招工，没有人给你打包票，谁的心里也没底，谁也不愿意放过哪怕是一丝渺茫的希望，谁不愿意早点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正式职工呢。

过了些日子，本以为段雪只等接到通知，就可以收拾行李离就开知青点了，可接到通知的却是宫兵兵！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当然最瞠目的是段雪了。原来是有人告了他的黑状，说他父亲有政治问题，时间紧迫，厂里来不及调查，他就被莫名的取消了招工的资格。

宫兵打起行李，兴高采烈的告别了我们，奔向机修厂，继续着他平凡又短暂的人生。



那次招工对段雪来说，可能是走上社会的遇到的第一个打击，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有啥情绪，该做饭就做饭，该出工就出工，重活累活不推脱，和以前一个样。

1976年9月初，招工的好消息再次传来，这一次我们同来的七人都有资格被提名推荐了，推荐的过程于我也比较顺利，我和晓玲、段雪、邱刚四人通过了提名推荐。9月8日我们得到通知：9月10日到县医院参加招工体检。

9月9日一大早，我们胡乱的吃了早饭，便急切的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条路走了多次，这一次脚下生风，是走得最轻快的一次了。



到了家后敲门不开，我迫不及待的跑到父亲的办公室去要钥匙，父亲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是满脸喜色：你先回家做饭，我下了班买点肉。



吃过午饭，我香香的睡了个午觉，拿起水桶到厂里的开水房去打热水，准备洗衣服。水桶刚拎到澡堂那里，听到厂里的高音喇叭穿出阵阵哀乐。



这一年，是中国最为悲伤的一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了；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悲伤冲击着人们已经布满伤痕的心灵。这次的哀乐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播放，回响在厂区和家属区，给人一种巨大的听觉冲击，瞬间把人们笼罩在悲哀的氛围中。紧接着，播音员语气悲伤沉痛的播出了《告各族人民书》，是毛泽东主席！是他老人家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感觉呼吸困难，仿佛天都要塌了。透过泪眼，我看到厂大门前，大门的花坛边，还有那条马路的两边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或肃立在原地垂泪，或掩面哭泣，那个时间正好是厂里白班和二班交接班的时间，悲伤淹没了每一个上班或是下班的行人。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那一桶水拎到家里的，我听到几个青工提到“戴黑沙”，对呀，我们都应该戴黑沙！我果断的去商场买了黑沙，等到父母晚上下班，我已经把黑沙缝制好了。



9月9日的夜晚，明亮的月光透过半截窗帘，照的满屋如白昼，我心里装满了一堆事儿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没有了毛泽东这个舵手，我们的国家会怎么样呢？他老人家怎么就走了呢？我们这次招工会不会作废呢？该不该找个人问问，明天我们还能体检吗？又担心这个时间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自私了……悲痛，难过，担心，忧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直到天快亮了，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到了知青办门前，关主任早已知道了我们的心思，不断的朝着我们挥手：去吧去吧，正常体检。我们一大帮带着黑沙的知青吃了定心丸，呼啦啦的朝县医院涌去。



10月，我们告别了李家沟，进了陇西冶金设备制造厂，成了一名企业职工。

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建明、业营，王平也离开了李家沟，被分配到定西、兰州参加了工作，至此，我们一同下乡的八人，全部都走了，离开了那布满沟沟坎坎的山，那苦涩涨肚的水，和那些曾热情的迎接着我们的父老乡亲。

李家沟知青唯一的一张合影，前排左起：于桂琴、胡晓玲、刘玉静、许娣；后排左起：宫兵兵、王平、翟建明、段雪、邱刚、贺业营，缺了田桂兰、田桂英姊妹俩。

现在的我们

我和晓玲同时进了机修厂，她后来调到兰州有色金属分公司工作、退休，我一直在机修厂工作直到退休；

我前两年的照片

田桂兰、田桂英是姊妹俩，桂英随丈夫调到沈阳。桂兰跟着女儿在兰州安居；

许娣在机修厂一直工作到退休；

桂琴在我们点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她先是在机修厂工作了一年，被查出说是进厂手续不规范，被厂里清退，随即她就报名下乡了。招工后，劳资处查她的档案，说她的劳动关系一直就在厂里，也就是说她是以一名职工的身份下乡待了近两年，只是没有拿工资而已，她的工龄也从她第一次入厂的1972年算起，1975年招工她又进了机修厂。她不甘于现状，敢想敢闯，勇于探索新鲜事物，非常向往外面的世界，没过几年，她就调离了机修厂，后又辗转了好几个单位，最后到大连一个制药厂担任办公室主任直到退休。痛心的是就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因病离世了；

于桂琴2006年在大连

宫兵是我们一拨下乡的八人中，最为憨厚的一个，他下乡时身体不算太好，但他依然很少回家，坚持出工，他第一个被招工离开了知青点，但这份幸运却因为他的不幸离世戛然而止；



建明先是到了定西肉联厂，后调回了机修，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居住在北京，和妻女安享晚年。建明下乡时的大嗓门我印象深刻，他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他能很快的用麦秸秆编出一个漂亮的蝈蝈笼子，也能用竹子做出细细的缝毛衣用的竹针（送我的那一枚我用了好几年），他甚至还想方设法为大家打了一条野狗来改善伙食，炖狗肉的香味弥漫在整个知青点，成为了我们又一个难忘的记忆；



翟建明和妻子李玖梅在北京，李玖梅也是机修厂职工

贺业营分配到了兰州轮胎厂并工作至退休，现安居在兰州，忙着照顾两个外孙。他是我们点最爱干净也最爱笑的男生，常常在开心时露出一对标志性的虎牙；



贺业营2018年在四川旅游

王平一开始分配到了兰钢，后来也调回了机修。他五十多岁时患了脑梗，没等到病退办下来就不幸离世了。他在知青点总是露出见多识广的样子，讲一些趣闻趣事。我们还曾讨论过刷牙这件事儿，他的见解是：如果没时间早晚都刷牙，那就一定要保证晚上刷牙，这样才能最好的保护牙齿。这个办法我接受并保持了两年多；

邱刚和我一同进了机修厂木型车间，他是个很有眼光的人，早早选择了和妻子共同创业，在美容业闯出了一片天地。他是我们十二个知青中，家庭条件最优渥的，但在李家沟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和大家一样，什么苦活累活也不甘落后，成了最能干的男知青之一；

邱刚和妻子芦蔓丽，蔓丽也曾是机修厂职工，我们在同一个车间

又要出发了

最出色、最传奇的当属段雪 。第一次招工让他颇受打击，但他收起情绪，依然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依旧保持着领先的出勤率。他不是一个情绪外露的人，很稳健。但他的聪明总有人看得到：比如去公社做驱冰雹的土炮弹，去大队的油坊里榨油等等，很多农活他都干了个遍，是我们知青点经历最丰富的一个。他进机修厂一年后，参加了1977年末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从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顺利考入吉林大学，并如同开挂般一气读完了硕士、博士，2007年11月，他光荣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至今日，他依然奋斗在科研和教书育人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段雪仍在继续工作和奉献着

段雪的书法作品

写了这么多有点絮叨，我们的经历平凡、普通，没有什么可歌可泣，只是想说在上山下乡的那场大潮中，曾有过我们的身影；在李家沟那望不到尽头的山沟沟里，我们实打实的劳动着，我们的汗水也曾伴着烈日撒下，虽然收获微薄！我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安宁与幸福。

遥想五十年前的初见，我们身架单薄，面庞稚嫩，像一群刚出巢的幼鸟，急切的想要把整个世界尽收眼底。而今五十年后，我们都已是奔七之人，同行者已有人不辞而别，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们之间有些人已经多年没见面了，曾经想过我们集结起来，再去一次李家沟，但散居天南海北谈何容易！不管能不能再见，不管能不能再去李家沟，我都祝愿知青朋友们余生安好，生活顺意，美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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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