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第二部 江青从后台走到前台

王洪斌

　　第八节 江青1952年9月至1953年9月远离中国政治舞台在苏联治病疗养

1952年初秋，江青赴苏治病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搭乘的苏联专机很讲究，有卧室和客厅。飞机飞到中途在伊尔库斯克停几小时加油。然后继续飞行，到达莫斯科已是傍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坐着一辆黑色吉斯车来接江青一行，这种车所经之处红灯立即变绿灯放行，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车直达克林姆林宫医院(中国同志称之为“皇宫医院”，只接待国内外高干)。病房分里外间，里间是一大间，为病人住的，外间是一小间，为陪伴者住的。那里已有一位保健大夫等在病房，立即为江青做了长途飞行后的最必要的检查。

经过几天检查，结论是江青患有胆囊结石，结石呈泥沙样，需进行胆囊冲洗治疗。病人向右侧卧，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从口腔插进胃经幽门直到胆囊内，让管头顺利进入胆囊是个难点，必须要摆好合适的姿式，引流管才能顺利地插入胆囊;在引流过程中，她口含着管子经常要说话，开始张国男听不清楚，没法翻译，医生着急，病人更着急，影响了正常冲洗，幸亏张国男适应快很快就能听懂了。几个疗程后泥沙几乎看不见了，按医生建议，江青一行来到高加索的索契专门进行泥疗的疗养院，每天用黑泥敷在江青的腹部进行泥疗。

1953年2月，回到莫斯科“皇宫医院”不久林利也奉命来到了医院，林利是中央老领导林伯渠(886-1960)的女儿，1938年6月高中毕业被送往莫斯科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延安。1949年后多次随高级代表团出国。1949年她任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翻译，结束后被留下为江青第一次到苏联治疗任翻译。1952年秋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1952.10.05-10.14)，林利任翻译，大会后她陪同少奇夫妇去高加索的索契治疗，江青正好也在那里做泥疗。江青碰上了林利并对她说，和他们一起有什么意思，不如和我在一起好。回莫斯科后江青要当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找林利谈，要她留下陪江青，她不得不放下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工作留下陪江青。

江青返回莫斯科的病房除病人的卧室外另有一大间供陪同人员起居，另有小客厅兼电话间，也是医生护士办公室。苏方派了两名警卫员轮换值班。林利觉得江青毕竟不等同毛主席，她是来治病的，林利就建议江青主动向苏方提出撤掉专门的警卫员，她面色不悦，但也同意提出，当时苏方还是坚持给她派警卫员。

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

3月5日早上，护士为江青抽取胆汁化验做准备，如一切正常就可以回国了。这时苏共中央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冲入张国男的房间，要马上通报江青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张国男要求等做完胆汁引流再告诉她，不然一紧张就做不成了。林利也和医生说好暂时瞒着她。卡尔东诺娃边哭边说，今天全世界都应知道苏联人民和党所遭受到巨大痛苦，是党中央派我来专门通知江青这个噩耗的。她走进江青房间要林利给她翻译，还说林利和医生决定暂时瞒着她，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江青顿时大哭，边哭边对林利拍桌子，说不该瞒她。医生等她冷静后仍给她做了胆汁引流，居然抽出来了。事后江青对林利说，她理解林利和医生的好意。

几天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通知江青带着张国男和林利到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

此后江青自觉症状不佳，肝区常痛，计划天暖后去南俄疗养。林利趁机把国内单位同事希望她回去工作的多封信给江青看了，她大为生气，大骂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师哲，说是他组织这些人写的信。林利后来动员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张国男都来劝她放林利走，江青总算同意了。到起飞的那天，江青号啕大哭，就不放林利走。这时医生、护士长变着法儿让江青的歇斯底里发作停了下来，终于放林利走了。临走时林利对张国男说：江青说你爱人是沈钧儒的秘书，是党内的民主人士，并说你的社会关系复杂。

江青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敏感，和周围人接触中，凡是有人在说话中带有自夸的味道，她就说：你看他们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多明显，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示弱，必要时也要反驳几句。她也是这么做的。江青一行在苏联的一切待遇是政治局委员的标准，在别墅每人是按100卢布一天供应，住医院另算。江青一次对张国男说：我们在这里的开销他们都管，我们国家外汇少，我们都不要领出差费。

江青原计划不在苏联度过夏天，因而只有冬衣。她让张国男给汪东兴打电话，找王光美(1921 -2006)选几段做连衣裙的绸衣料，她提出了几种颜色。因为王光美审美观较好。买好后托访苏代表团带来。苏共中央有专为高干做衣服的裁缝，夏装很快便做好了。

　　1953年江青在雅尔塔黑海边

夏天来临后，江青带着张国男和两位保卫人员坐着火车来到了黑海边著名疗养地雅尔塔，住进一座漂亮的别墅，这是在二战期间斯大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和丘吉尔(1874-1965，1940年至1945年和1951年至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三巨头开“雅尔塔会议”住的地方，江青住的曾是罗斯福住过的别墅(利瓦季亚宫)，离海边很近。

整个一座大房子除了两位保卫人员、一位厨师和一位女管家，别无他人，江青只能跟张国男聊天，张国男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确谈得很多，可惜时隔六十多年，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忆力一向不强，只能回忆起某些印象深的内容。她说：“父亲是个木匠，喜欢喝酒，醉了就打妈妈和哥哥们，我最小，没有挨过打，我有时在学校正上着课，好像听见我妈妈的呼救声，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刺激，小学毕业我就离开了家，到一个戏班子学京戏，在那种旧戏班里受了不少苦。后来到了青岛，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我曾旁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党组织派我去上海在工厂做女工，在工人夜校教书。后因怕暴露身份，让我打入戏剧界。我曾经主演过《娜拉》《大雷雨》，都很轰动，我的艺名蓝苹从此出名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原名李云鹤，我的女儿跟我姓叫李讷。贺子珍不喜欢孩子，她的女儿姣姣，是我从农民那里要回来的，也随我姓，叫李敏，很小就送往苏联，回来后中文都不太会讲，她不愿去她妈妈那儿，喜欢在我们家。”

交谈中她常标榜自己处处向主席学习，如学他写字、签名。曾当场写给我看，问我学得像不像，听到我肯定的答复时，她显得很得意。她也学主席多读书。江青还说：“我们在中南海住的夫人们是一个党小组。”在雅尔塔休养期间是她情绪最好、最平稳的时段。每天最高兴的是去黑海里游泳，那段时间，好像是给江青专用的带有大石头的沙滩，还有停靠小船的设备。

整个夏季快过完了，两位保卫人员都让我向江青提出该回莫斯科了，因为天气已凉，对健康不利。不知为何她不同意。过了几天，他们又要我向江青提出回莫斯科一事，她勉强同意了。

江青在雅尔塔疗养到8月才回到莫斯科，住到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

8月份的莫斯科气候已像北京的深秋，江青因两地温差较大而有点感冒，她把张国男叫去生气地说：就是你和保卫员自己都想早点回家，串通一气编一大堆理由，催我回莫斯科。

有一次她从信中得知帮她料理家务的姐姐之子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她让张国男帮她接通汪东兴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追问她外甥是怎么进这所大学的，直到对方肯定地答道，是自己考上的，她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她对张国男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影响。”那时的高级领导还真是以身作则的。张国男感觉得出，在任何场合江青都考虑影响，她穿着得体，头总梳得溜光，她虽然有罗圈儿腿，但走路时全身笔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也有吃相，保持她特有的风度。讲到吃相，她对张国男狼吞虎咽的样子看不惯。江青给张国男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吃西餐：“闭着嘴吃，不要吃出声音，吃面条一类要用叉子先卷一个小卷，整个放在嘴里等。”

1953年江青在巴拉维赫疗养院(左起：林莉、苏方保健护士、江青、张国男)

9月初总算盼望到了回北京的日子，她特别对张国男说：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暲会找你谈我的情况，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什么都想管，都想知道。除了病情，别的不要说。

江青一行回国乘的专机是苏制图-104喷气式飞机，由一直负责给她治疗的保健女医生和两位保卫员护送。这次直达北京。出乎这些陪同意料的是，飞机还没停稳，便看见毛主席已向他们招手了。他们跟在江青后面走下飞机，毛主席依次和大家握手，张国男介绍完三位陪同后发现飞行员也过来了，毛泽东一面和他们握手一面问：“我还没有坐过你们的喷气式飞机，我可不可以上去坐坐?”机长连忙答道：“当然可以。”毛泽东大步走向飞机，上去坐了一会，下来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也算坐过图-104飞机啦！”几天后为答谢这次为时整一年的治疗和休养江青宴请了全部陪同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