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印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修订）

梅香美刊（梅香雪男）

谁是中国最伟大的人？人民说是他，他说是人民！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对毛泽东评价步步高 中央5次对毛主席的评价比较 198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中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 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与83年比较：①去掉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前面的“伟大的”；②调整理论家与战略家的秩序；③增加了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200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与93年比较：①将“伟大的”重新加在“无产级阶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前面；②增加了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201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与03年比较：①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②增加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202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与13年比较：①增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②增加了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2023年12月26日凌晨开始，下面一句话爆红：“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态度，决定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了世界对中国的态度。”这句话，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 198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中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 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200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201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202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官方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 摘要：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仍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国外学界出版相关学术专著50余部，包括期刊论文与研究报告在内的相关文献千余篇，还出版了数部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集。研究内容涉及毛泽东评价、毛泽东形象、毛泽东领导力、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最后十年、毛泽东与中国外交、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国际影响、毛泽东人文学等方面，实现了毛泽东研究向多领域、多层次和多维度发展。在新时代视野下，国内学界应紧紧把握毛泽东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近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任晓伟潘雨泽 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极大推动了世界进步事业。在国外，“只要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仍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毛泽东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一、近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丰硕、形式多样、史料出新 毛泽东研究是国外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两部分。近十年来，国外学界从整体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关于毛泽东个人及毛泽东思想某些组成部分的研究则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相关学术专著有50余部，包括期刊论文与研究报告在內的相关文献有千余篇，还出版了数部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集。 在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研究中，毛泽东占有最重要地位。随着新手段运用和文献解密，与20世纪平均每10年出版40余部专著相比，近十年来毛泽东研究专著数量有所提升，有些研究成果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反映了毛泽东研究在国外学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例如，日本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石川祯浩2016年出版的《“红星”是如何升起的——毛泽东的早期形象》、美国德保罗大学传播学教授陆兴(Xing Lu)2017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叙事：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国际知名汉学家、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代史与文学教授蓝诗玲(Julia Lovell)201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Maoism)：一部全球史》等。值得关注的是，蓝诗玲的专著获得了2019年坎迪尔历史奖，欧洲亚洲研究所的格林·福特(Glyn Ford)认为“这本非凡的书将进一步巩固未来毛泽东研究的基础”。除专著外，国外学者还推出了大量学术论文。例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方向学者乔·佩特曼(Joe Pateman)的《毛泽东对苏联经济的批评：把“政治”带回“经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爱德华·A.麦科德(Edward A.Mc Cord)的《毛泽东与1926年国民革命中的军权问题》、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丸田孝志的《毛泽东物语的形成与发展：从日中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日本学者平居高志的《关于毛泽东权力掌握过程的考察——从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俄罗斯公共行政学者安德烈·科瓦列夫(Andrey Kovalev)的《毛泽东与人民战争的战略》、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埃尔南德斯·奥尔蒂斯(Hernández Ortiz)的《中国革命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拉美的影响》等。 就研究成果地域分布来看，范围涵盖美、英、日、俄等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日本。当然，国外毛泽东研究不断深化得益于新史料的持续挖掘。近十年来，由美国汉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主编、许多西方学者参与编辑和翻译的英文毛泽东著作集《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12—1949)》第8卷至第10卷陆续出版，10卷本资料集已全部完成。该资料集尽可能收录了毛泽东手迹、重要手稿等各种形式的文献，并根据最早发表的文稿版本进行英文翻译。日本学者编写的17卷本《战后日中交流日志》，分年度收集整理了1945年至1972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日中两国交流的史料文献，其中也收录了涉及毛泽东的一手史料。这些史料的陆续公布，为国外学者深化和细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从形象到思想：国外毛泽东研究走向深化 近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十方面。 (一)关于毛泽东评价的研究 对于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国内外学界早已达成共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2020年的研究报告再次强调，毛泽东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领导者之一，是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该报告认为，从中国国内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通常，无论这个人物在当时是如何“伟大”的存在，历史过去如此之长，其权威和存在感都会发生变化，无论好坏人们都可以对其加以客观冷静的评价，然而时至今日，毛泽东仍是很多领袖无法比拟的。 报告还指出，从世界范围看，毛泽东应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领导人。在战后日本，民间有识之士创建了“毛泽东思想学院”这一教育文化机构。战后日本因受毛泽东影响而开展的社会运动，也绝不只是一两次。在法国和日本经常爆发的学生运动中，均能看到毛泽东思想(Maoism)的巨大影响，毛泽东思想成为支撑社会运动的理论。孙中山和蒋介石也是闻名世界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但在中国以外其他地方似乎没有将他们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事例。“尼泊尔共产党(Maoism)”以及1967年成立的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还将毛泽东思想作为组织或团体的名称。 (二)关于毛泽东形象的研究 美国首都大学俄裔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与蒙大拿大学研究员梁思文(Steven I.Levine)2012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真实故事》、英国利兹大学语言文化和社会学院中国研究名誉教授达文(Delia Davin)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简介》、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泽东：造就中国的人》等著述，充分挖掘史料，消除围绕毛泽东的神秘色彩，力图展示毛泽东的真实肖像。其中，《毛泽东的真实故事》一书利用大量苏联档案资料，揭示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及其与斯大林的关系等真实细节，较为完整讲述了毛泽东的生活和革命事业。 石川祯浩的《“红星”是如何升起的——毛泽东的早期形象》，利用多国史料和实证方法，详细考证和梳理了在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国内外关于毛泽东的印象及其生平的了解与描述，以及这些描述因《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而被颠覆的过程。该书日文原著为大众读物，应出版社要求而未加注释，但中国读者比日本读者掌握更多有关毛泽东的背景知识，故在译成中文时做了适当改写和增补，篇幅比原著增加约20%，并增加了必要注释。因此，较之原著，该书中文版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三)关于毛泽东领导力的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主要领导者。国外学者通过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和现实，直接或间接印证了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卓越贡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在《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百年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基点，叙述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克服无数困难，成为世界大国执政党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历史。 国外学者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以“自上而下”的脉络深化关于毛泽东领导力的研究。美国图兰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旷(Brian James De Mare)的《毛泽东的文化军队：中国农村革命剧团》、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周荣杰(Jeremy Brown)和美国格林尼尔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马修·约翰逊(Matthew D.Johnson)主编的《毛泽东思想(Maoism)在基层：中国社会主义高潮时代的日常生活》和米里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的《送瘟神：毛主席的中国灭虫运动》等著述，探讨了毛泽东的思想、政策与实践等对基层民众生活和社会境况的影响，呈现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基层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指导作用。 (四)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国外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始终是亮点之一，近十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仍然是国外学者讨论的学术焦点，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 日本学者金井睦认为，青年毛泽东对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伦理学原理》的批注和理解，表明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接受部分西方哲学思想，并且“对毛泽东日后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创价大学教授爱莲心(Robert Elliott)在《毛泽东的哲学影响：符号、反思和见解》一书中，着重探析了毛泽东早年所接触的中西方哲学对其哲学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影响，力图“回到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原像”。作者不仅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更是将其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及现代科学(量子物理学)联系起来，为毛泽东这个在世界哲学领域中极具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如日本学者沟本章治、田上孝一以及德国明斯特大学青年学者奥赞·阿尔蒂诺克(Ozan Altinok)等。 (五)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 近十年来，国外学者不仅探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起点”及“源流”，还分析其形成过程、背景和要因。俄罗斯学者A.阿林切娃(АринчеваД.А.)和A.B.潘佐夫(ПанцовА.В)合著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的新独裁主义：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两种理论》，探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来源、提出目的及背景。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调整具有一致性。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兼任教授江田宪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五四纪念和国共关系为线索》，探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1939年至1940年间形成的四个原因: 一是作为社会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寻求不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并提出能够支撑新政策的新理论;二是新的革命理论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使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在理论上正当化，即不依靠国共合作的民主主义革命论;三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经过历史学检验的实际存在的理念，在政治过程与历史记述中表现出对国民党(或包括中间势力)的说服力;四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国民党“建立资产阶级独裁的反动梦想”和“党内机会主义”政治理论进行了实质性批判。 (六)关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最后十年的研究，逐步转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考究，尽量还原这一时期的真实面貌。例如，由美国桥港大学教授春娟·南希·卫(Chunjuan Nancy Wei)和福特汉姆大学现代史学者达里尔·E·布鲁克(Darryl E.Brock)编辑的《赛先生和“文革”：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分别从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现代科学的不同视角出发，阐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作者认为，在许多方面毛泽东的科学政策确实对科学创新有好处，群众路线的出现为迎接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技术发展做好了准备。 此外，还有学者从全球史角度出发，开展对毛泽东最后十年的研究。蓝诗玲(Julia Lovell)着重研究了这一特殊时期在海外被理解和诠释的方式，集中论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对西欧和北美反抗运动的不同影响。 (七)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外交的研究 这方面著述包括安德鲁·B.肯尼迪(Andrew Kennedy)的《毛泽东和尼赫鲁的国际雄心：国家效能信念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李明江(Mingjiang Li)的《毛泽东的中国与中苏分裂》、凯文·佩莱诺(Kevin Peraino)的《如此迅速的力量：毛泽东、杜鲁门与现代中国的诞生(1949)》、贝弗利·胡珀(Beverley Hooper)的《毛泽东时代的外国人：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1949—1976)》、夏洛特·布鲁克斯(Charlotte Brooks)的《毛泽东与麦卡锡：冷战时期的中美政治》、日本学者城山英已的《“原军人访华团”与毛泽东外交的战略性——由中国外交档案看其对军国主义的清算》等。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政治课教授安德鲁·B·肯尼迪的研究较好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历史学的融合，利用中国、印度、美国和英国的档案文献，在国际关系和心理学研究基础上，为理解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国家效能信念”这一理论解释。总体上说，与国内学者相比较，国外学者更加关注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并通过细致的历史研究，分析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展现毛泽东的外交智慧。 (八)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研究 国外毛泽东研究中肯定最多的一个领域就是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近十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产生了极大兴趣，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分析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敏锐度。曾在英国地方自卫队当过军官的本杰明·赖(Benjamin Lai)在《1934—1935年的长征：毛泽东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开端》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长征的诸多细节，强调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央军事路线问题上秉持正确立场，才助推这次军事行动取得成功。日本防卫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研究官山口信治在《毛泽东的强国化战略(1949—1976)》一书中认为，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保障是毛泽东时代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作者指出，对于美国的封锁和苏联的军事压力，毛泽东采取对抗措施，排除了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始终将台湾问题的解决视作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坚信强化自身力量是对抗敌对国家的唯一途径。 (九)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国际影响研究 加拿大历史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提出：“毛泽东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理想、成就与教训，我们应该超越对毛泽东的崇拜或是误解，努力去了解他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遗产及当代影响。”近十年来，国外仍有许多学者积极投身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201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推出由剑桥大学全球中国学讲师克里斯蒂安·索拉斯(Christan Sorace)主编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为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如何影响当今中国政治提供了有益借鉴。还有学者从当代现实问题出发，试图从毛泽东及其思想中找到答案，其中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成为一大研究亮点。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妇女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探讨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解放妇女政策，赞同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到的观点，农村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有利于自身的解放。美国学者罗斯·米勒(Rose Mueller)还提出：“毛泽东使中国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完全改变了，并且提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近十年来，毛泽东思想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日渐进入国外学者研究视野。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的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Cook)侧重研究冷战时期(当代中国)的毛泽东。2014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红宝书”：一部全球史》，为理解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角度。2019年，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毛泽东思想(Maoism)：一部全球史》中，将中国的发展与全球联系在一起，以全新视角梳理了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影响，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以及它对亚非拉国家的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国外学者还探讨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对第三世界的持久影响。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刘康(Liu Kang)在《毛泽东思想(Maoism)：重新审视第三世界的革命全球主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遗产具有持久的全球影响，既是中国革命的政治基础，也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尼泊尔作家阿迪亚·阿达卡里(Aditya Adhikari)在《子弹与票箱：尼泊尔毛主义者(Maoist)的革命故事》中，描述了尼泊尔毛主义者(Maoist)不寻常崛起背后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武装薄弱的派别发动武装起义，经过十余年努力逐步成为尼泊尔执政集团的重要成员。《金融纪事报》的高级编辑兰吉特·布尚(Ranjit Bhushan)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毛泽东思想(Maoism)》一书中，揭示了印度及尼泊尔毛泽东思想运动的意识形态，为南亚看似零散但强大的毛泽东思想运动赋予意义和凝聚力。智利天主教大学的宝拉·维达·莫利纳(Paula Vidal Molina)认为，委内瑞拉国内建设“人民公社”的过程或多或少受到毛泽东“人民公社”影响。2022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129周年之际，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成立，其中包括土耳其、西班牙、秘鲁等国十多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政党和组织。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Maoism)旗帜，认为“毛泽东思想”(Maoism)是世界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在艰苦卓绝斗争中是保持坚定的指导思想，也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总之，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对“毛泽东思想”(Maoism)有自己的理解，并将之作为理念指导展开一系列斗争运动。 (十)关于毛泽东的人文学研究近十年来，国外学者还尝试从人文学角度出发研究毛泽东。美国芝加哥市德保罗大学传播学教授陆兴(Xing Lu)在《毛泽东的修辞学：改造中国及其人民》一书中，凸显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作者指出，人们“被鼓励使用他们的日常语言”，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意识形态和修辞整合”的一部分，赋予毛泽东执政的权力。2015年4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成以石川祯浩为负责人的共同研究班，开展名为“关于毛泽东的人文学研究”的项目。该研究班不只是从政治家和革命家角度，而且从读书家、诗人、书法家的文人角度，甚至喜欢游泳和跳舞的运动者角度，以及关于毛泽东的信息形成和共同印象生成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学、文学和艺术等人文学方法，从一些不为人关注的新角度出发对毛泽东进行全面研究。 此外，有学者还从艺术史、博物馆学和视觉文化角度出发，多侧面展现毛泽东形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亚洲艺术史助理教授严庚(Yan Geng)的《毛泽东的形象：艺术家与中国1949年转型》，展示了艺术家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将毛泽东描绘成国家领导人，从形象制作者角度出发，通过具有时代气息的典型艺术品，展现毛泽东及那个时代的历史和生活。 三、对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综合评析 近十年来，国外学者不断挖掘新史料，以发散的研究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和研究毛泽东，扩展研究领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实现了毛泽东研究向多领域、多层次和多维度发展。 第一，从纵向看，国外毛泽东研究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特征。国外对毛泽东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的著作就开始在海外传播，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有学者以三大历史事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将国外毛泽东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表现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势。 近十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促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走向国际化。不同国家及研究领域的学者通过学术互动实现方法及资源的“流动”，催生了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新视角、新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研究的内在价值不断显现，影响力不断提升，从而吸引更多学者予以关注，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同时，国内关于毛泽东研究新资料、新著述的出版也为国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信息。 第二，从横向看，国外毛泽东研究具有地域差异性。以地域为维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毛泽东研究存在明显差异。近十年来统计数据，直观反映了不同地域间的差异。美国和日本仍然保持研究优势，在相关成果产出数量上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俄罗斯近十年不仅学界内部中共党史研究力量减弱，而且新老研究者青黄不接。地域差异性还体现为不同地域有不同研究重点。就美国而言，相关研究多聚焦毛泽东生平和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建设思想以及毛泽东遗产的当代价值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因起步早、成果丰、涉及领域广，有非常好的基础。近十年来，日本学者继承其独特的学术传统，在毛泽东学术研究方面持续发力，聚焦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军事战略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再如，拉丁美洲学界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更加关注其对拉美各国的影响。 第三，从深度看，国外毛泽东研究正在向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拓展。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研究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从研究水平和质量、研究重点和热点来看，当代国外毛泽东研究产生了“三重转向”，即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主动转移、从“一元中心”向“多角边缘”的积极扩散以及从“单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识变革。 毛泽东研究持续深化，离不开新史料、新视角，更离不开新方法。比较研究是长期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则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动向。通过采用多学科方法和交叉研究范式，毛泽东研究领域得以深入拓展。比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副教授郑浩澜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中兼和津次合编的《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与民众日常》，使用多元化史料，综合利用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突破“服从—对抗”既有模式，聚焦个人认知与行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入探讨了个人丰富的精神世界，更加全面展现了毛泽东时代的民众精神世界与精神活动。 当然，就近十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来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 第一，对史料及文献资料的利用不足、不准。虽然国外学者试图充分挖掘史料来展现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但在语言差异的影响下，学者们对史料的阐释容易出现偏颇，从而削弱了研究的真实性与科学性。而且，国外研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性，有的甚至只能依赖口述材料或直接引用译介的文章和著作，容易背离历史事实。持不同政见和价值观的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时代历史时，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烙印，因此，相关著述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甚至歪曲历史的描述。对毛泽东文本的原始考证和语词翻译不准，使得有些知名学者也出现“断章取义”情况，或得出不科学的结论。 第二，缺乏对毛泽东研究历史与逻辑的整体把握。通过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越来越多学者更倾向从微观角度及特定时期研究毛泽东，努力挖掘其中的历史细节，反而忽视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发展的延续性和整体性。在西方研究范式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研究某一侧面或某一领域问题，无疑割裂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历史情境同思想内容的联系。此外，受时代背景及跨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他们难以准确地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客观现实联系起来，因而研究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三，国外学者缺乏关于毛泽东的“实践性”研究。由于理论目的、分析方法和学术立场上的文化差异，国外学者往往容易忽视客观实践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存在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证据而忽视实证理论研究的倾向。部分研究者将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分开，没有关注到毛泽东思想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际的“运动”。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有时过于关注文献资料分析，较少关注实地经验以建构真实全面的图景。 国外毛泽东研究是毛泽东研究世界学术格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梳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思想史，把握国外研究的新进展，既有助于推进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又有助于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在新时代视野下，时代发展要求国内学者不断重新审视既有的研究成果，吸纳多样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拓展毛泽东研究新的问题域，紧紧把握毛泽东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 注释略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40201 外国网友讨论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一、外网讨论：为什么中国人对毛泽东有如此积极的看法? 国外网民 Robin Daverman 的回答令人信服，获得了1000+高赞，他说： 在毛泽东之前，很多国家都从中国身上咬了一口。沙俄拿下了外东北和一块新疆;日本拿下了北方三省;英国拿下了香港;葡萄牙拿下了澳门;法国和英国拿下了一块上海;德国拿下了青岛;美国说服了所有其他大国与她分享贸易权。毛泽东之后，不再有外国占领。 内战结束后，毛泽东上台时，全国充满了数百万的土匪，就像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在两年内，所有的土匪都被清除掉了。如果你想想北约在阿富汗的时间有多长，而中国的人口是它的30倍，空间大得多，地理环境更具有挑战性，这不是一个小成就。 当毛泽东上台时，中国有5000万吸食鸦片者，这是鸦片战争的后果。3年内，每个人都是清白的。如果你想一想美国的"毒品战争"和禁酒令是如何进行的，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 当毛泽东掌权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以至于一个13岁的女孩被卖给别人作为他的第三个小妾，只需100美元，这是司空见惯的。毛泽东废除了纳妾制度，并规定妇女与男子平等。他让所有年轻女孩和男孩一样去上学，接受教育。今天，中国的女性百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 毛泽东上台时，80%的中国人是文盲。识字的定义是能够写自己的名字。在中国，常见的身份识别方式是用手指蘸上红墨水，按一个拇指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名字。新中国建立了夜校，让所有40岁以下的人在工作之余去那里学习如何阅读和写作，在十年内，城市和城镇的文盲潮退去了。今天，中国的识字率为96%，识字率的定义比1949年要高得多，即能够阅读和书写大约3000个汉字的能力。基本上是五年级的水平。 毛泽东上台时，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毛泽东对一群贫穷的农民进行了基本的保健和免疫培训，以服务他们自己的村庄，平均预期寿命立即开始跃升。中国的预期寿命从35岁到今天的73岁。 如果没有和平与安全，没有教育和医疗保健，没有让妇女获得与男人平等的自由，中国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考虑到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处于最严格的经济禁运之下，几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一切。 即使是今天。即使是一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小国，让前20个最发达和最富有的国家向它倾注资金和援助20年，而不是让10亿人在西方完全禁运下20年，也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你想尝试，就去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海地做吧，所有这些地方都已经比中国在毛泽东之前的情况要好得多。 二、外网讨论：为什么毛泽东被视为英雄? 国外网民 Robin Daverman 说： 这是个好问题。我的建议是看看毛泽东之前和毛泽东之后中国的事实。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国的领袖。在1950-1976年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有了明显的跳跃。 1950年，中国的识字率为20%。到1980年，中国的识字率增加到65%，现在几乎达到100%。 在1950到198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良好。它有起有伏，但你必须考虑到中国在1971年之前一直处于西方最严格的禁运之下。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禁运最多的国家。400种物品被列入禁运名单，包括化肥、木制渔船、药品和铜线。 如今中国保持着3年的粮食储备，并且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战略猪肉储备的国家。他们绝对相信，只要有半点机会，美国就会将粮食武器化。在1950年至1971年期间，中国实际上处于与美国的经济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那些年里的经济表现并不差劲。 因此，基本上，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毛泽东之前，你很可能是文盲，在30多岁时死亡。毛泽东之后，你能识字，有一点钱，活到70多岁，你有机会结婚，有孩子，看着他们长大，自给自足。毛泽东的政府提高了中国的预期寿命，解放了妇女，实施了基本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并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基本事实。任何关于毛泽东领导的讨论都应该从承认这一事实开始。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工作，80年代的中国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80%的文盲，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妇女被裹住双脚，只能呆在家里。地球上有七十亿人。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三、外网讨论：如何客观地评价毛泽东? 美国网民 Godfree Roberts 说： 1949年，中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毛泽东知道英国十六世纪的土地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奇迹般地改善了粮食和商品生产，但它们花了两百年时间，给老百姓带来了苦难、流血和灾难性的混乱。 在中国不断受到攻击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两场革命。从20世纪50年代初比比利时还小的工业基础开始，长期以来被嘲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结束时成为了世界上六大工业生产国之一。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在后毛泽东时代就没有什么可改革的。 如果没有50年代和60年代修建的庞大的灌溉和防洪工程水坝、灌溉工程和河堤，就不可能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个人家庭农场获得更高的产量。 莫里斯-迈斯纳说："根据一些关键的社会和人口指标，中国甚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五倍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记录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工业化的可比阶段相比更有优势，这些国家是后期现代化的主要国家中经济最成功的案例。 在德国，1880-19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每十年33%。 在日本，从1874年到1929年，每十年的增长率是43%。 苏联在1928-58年期间实现了54%的十年增长。 在毛泽东时期，从1952年到1972年，十年的增长率为64%。 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有限援助，毛泽东的工业化进程没有得到外国贷款或投资的帮助，在他去世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外债或内部通货膨胀负担的国家。 他设计的经济是如此彻底的合作化，尽管有禁运、军事入侵、核威胁、原始的通信、加倍的人口、不稳定的物流，他每十年都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到1974年，毛泽东重新统一、想象、改革和振兴了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在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失败后实现了现代化，解放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的妇女，并结束了数千年的饥荒。尽管西方对粮食、金融、技术、医疗和农业设备实施了长达25年的封锁，并将其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但毛泽东驱逐了侵略者、土匪和军阀，消除了严重的犯罪现象，使人口和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将识字率提高到84%，解放了中国的妇女，教育了中国的女孩，消除了贫富差距，恢复了基础设施，使中国没有债务，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 四、外网讨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 中国网民 William Lee 说： 想象一下，如果是甘地这样的人领导中国，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农民会像以前一样成为最低的阶层。 第二，妇女的地位仍然很差，而现在，妇女是"中国制造"的重要力量。 第三，国有企业和土地所有权是中国经济奇迹能够持续这么久的重要原因。但这对甘地来说是不可能的。 第四，软性的方式对暴力黑帮根本不起作用，所以用甘地的方式，中国的城市将被黑帮所控制。 总而言之，中国是幸运的，否则中国即使不比现在的印度差，也至少有2/3的人陷入无望的贫困。 毛泽东使现在的中国成为可能，就这么简单。 作者：佚名来源：毛选学社 240130来源｜红色文化网 毛泽东赋——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缅怀一八九三年(12月26日），日启韶山；悼念一九七六年（9月9日），星殒幽燕。伟大领袖毛主席，拯国救民强禹甸，丰功伟业昭瀛寰。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倒海翻江卷巨澜”；开拓者、奠基者、爱国者，“敢教日月换新天”。融通古今，煌煌乎闳论千言；驰誉中外，巍巍然创世百年。厚德兮浩浩不已，沛乎集百川之源；博学兮绵绵无穷，峨然出万峰之巅！逢公诞辰130周年，举国纪念，全民仰瞻！ 忆曩昔，蒿目时艰，履践致远：奋志少年出乡关，东山芸窗拜儒贤。星城中学举义剑，议政反清剪长辫。抒怀山巅，仰武昌起义从戎半年；燃梦江畔，别新军列兵考入师范。爱晚亭下，纵论英雄问苍天；橘子洲头，激扬文字书诗篇。“新民学会”聚俊彦，《湘江评论》化利剑。率团入京，北大拜师聆卓见；密行潜沪，一大立党呈建言。“农运讲习”诲而衍衍，“文化书社”论而侃侃。三湘农会燃烈焰，七赴安源擎旗旛。孰料蒋汪突变、城乡血溅，大屠杀党群罹难，大革命鼓息旗偃。 雄哉！五大直面吐诤言，八七赴会论“枪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强党建；智上井冈，朱毛会师拓闽赣。打土豪，分房田，战敌顽，建政权。逆境病重意志坚，古田决议展宏篇。苏区红都，“毛主席”齐喊；四反“围剿”，党军民同欢。可憾矣，“左”倾强势妒贤擅权，五反“围剿”兵败地陷。湘江血战，突破四关红军锐减；遵义会议，扶危定倾帅掌航船。渡万水，越千山，穿草地，破百关。长征精神铸风骨，革命理想高于天。攻坚履险至陕甘，“三军过后尽开颜”。延河岸边作调研，宝塔山麓著长卷。 西安事变，力促统一战线，国共抗日同祭轩辕；卢沟衅起，速发全国通电，帷幄运筹星火燎原。八路军歼倭平型关，新四军击寇苏豫皖，同御敌血战台儿庄，反“扫荡”突围大青山。住窑洞，喝稀饭，点油灯，穿破衫。辟莽南泥湾，陕北赛江南。矛盾论、实践论，论论精湛；游击战、持久战，战战威远。整风运动传真言，文艺座谈开新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人民督监。七大盛会撼山岳，全民抗战降日鼋。重庆谈判气浩然，“沁园春雪”惊词坛。三大战役扫川原，百万雄师跃江南。“两个务必”信誓旦旦，“进京赶考”言笑晏晏。“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伟哉！开国大典红旗妍，东方醒狮雄风展。湘音洪亮震山川，人民站立定坤乾。东瀛败退西洋叹，屈辱条约俱清算。工农兵当家掌权，共和国立地顶天。首访苏联，义正辞严，重签盟约，寄望青年，“谈笑凯歌还”；扫黄赌毒，除匪特奸，“一化三改”，“三反”“五反”，“旧貌变新颜”。抗美援朝，果敢亮剑；解放西藏，出版《毛选》。八大会议擘画宏愿，“十大关系”论述深远。万隆提案，众国点赞；震慑台湾，金门炮战。“一星两弹”，长江桥建；备战备荒，开发“三线”。反击西域，夺岛北线；西沙飞舰，南越胆颤。学大庆、学大寨，工农生产速翻番；学雷锋、学王杰，社会新风漫赤县。破封锁，反霸权，气冲霄汉；进五常，入国联，声震宇寰。国泰民安，道弘文澜；龙腾虎跃，河清海晏。社会主义金光道，江山如画艳阳天！ 嗟夫！仰公堂堂，轩昂气宇常浮眼前；慨君皇皇，精神丰碑永存心间。掌上史千卷，胸中兵百万。日新伟业，月整河山；文韬武略，谁堪比肩？治国理政，九州昌繁；批修斗霸，五洋震撼！噫吁兮，一心为公，两袖清廉，六位英烈，满门忠贤。风华浸远，躬身力行造福民间；铲除特权，横眉冷对严惩贪官。建四个现代化辟地开天，携亿万华夏人填海移山。一代伟人书青史，万里神州铺锦棉。庆生高吟复兴曲，逐梦豪书强国篇。饮水思源，泪如涌泉，叩首揖拜，放歌追念：敬爱的毛主席，光同日月，恩比地天！ 作者：韩延明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毛泽东印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后，党内外各界人士发表了不少回忆文章，追忆自己同毛泽东的交往。这些作者中，有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有著名的党外人士。在他们的回忆中，记述了他们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留下的印象，对很多回忆者来说，终生难忘，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1981年3月，陈云在同邓力群的一次谈话时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4—285页） 1926年入党的陶铸的夫人曾志，在与陶铸结婚前有过两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部队撤往井冈山途中在酃县驻扎时。第一次见面的印象，经历了“直觉”和“仰慕已久”两个层次。当时因为行军一天，十分疲劳，曾志迷迷糊糊睡着了。毛泽东向蔡协民大声打招呼惊醒了曾志，“这时我才看清楚来人的模样，只见他身材伟岸，中分式的黑色长发，面颊清癯，双眸炯炯有神，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直觉告诉我，这来者绝非寻常之人。”蔡协民告诉她“这位就是毛委员”的时候，曾志“顿时睡意全无，真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曾志后来深情回忆道：“他们畅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挥洒自如；待人亲切和蔼，平等热情而又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这就是毛泽东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这印象极其深刻，将近七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常常会恍惚感到毛主席就坐在我面前的凳子上，满含笑意地在望着我。” 在第一次见过毛泽东不久，曾志就有机会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又多次聆听过这位“兄长般的领袖”的教诲。毛泽东教她学会了如何去调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些对她而言，“可以说是终身受益匪浅”。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曾志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解放后，在广州工作的曾志，于1956年至1957年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鼓励她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委托她到人民大学的师生中去搞社会调查。“主席就这样借我在党校学习的方便机会，让我去做调查；基本上得到了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合影。 曾志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是1976年9月，她满含悲痛地向他老人家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曾志跟随毛泽东半个世纪，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怨无悔，对她的指路人永存敬意。 开国上将杨得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从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到1979年指挥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他亲历了我军几乎所有时期的战争。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杨得志撰文写道：“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每当回忆起走过的烽火历程，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到毛泽东同志。” 杨得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井冈山上。他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在会师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对杨得志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杨得志后来回忆道：“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所领导的部队。至今，他当时的形象仍如在眼前。” 在随后的日子里，虽然杨得志很少看到毛泽东，但他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就在人民军队的队列里，指挥着人民军队的战斗，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每当他想到这些，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用兵如神”四个字。中共七大闭幕后，他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战情紧急，他又不得不奔赴前线。接着便是三年解放战争，从华北打到西北，不论是邯郸、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还是解放太原、兰州和宁夏，“都是按照他的战略和战术歼敌取胜的”。“我们说，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能打胜仗，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充分的事实”。 ◆毛泽东与杨得志。 1953年10月1日，杨得志率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4周年国庆观礼。毛泽东在观礼台上向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介绍：“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1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呀！” 伍修权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于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任瑞金红军学校学员连队指导员兼军事教员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被一些照搬苏联经验的“洋教条”们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讥笑“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伍修权在进苏区以前就不断听到过毛泽东的名字。他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受到，毛泽东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心腹大患。他在见到毛泽东后，第一印象是觉得毛泽东既不像他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 当时是毛泽东应红军学校师生要求给大家讲课来的。虽然伍修权早已听到过针对毛泽东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议论，但是第一次接触他并听他讲话以后，立即对他产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毛泽东讲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问题，伍修权在苏联学习时，每逢这类课程，他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强记政治名词、理论定义、专用术语和数据比例上。谁知毛泽东讲课时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全部用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现实事例，来分析解释政治和经济上的各个重要问题，阐述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伍修权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在讲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话、谚语和生动手势，使所有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他已三十多岁，并且已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威望影响，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 ◆伍修权 在毛泽东受排挤的日子里，红军的反“围剿”受到严重挫折。伍修权后来回忆，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认识到：山沟沟里不是出不了马列主义，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马列主义在苏区山沟里的实际应用。 在遵义会议上，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了会议，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特作《七律·历史转折》一诗，表达他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前4句表现了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陷入的困境，后4句描绘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国革命的崭新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长期战斗在党和国家的外交战线上，从1958年10月至1967年4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间，伍修权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先后四次应邀参加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会议。当时，中苏两党交恶，四次会议上都出现了外国党围攻我党的场面。伍修权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切中要害进行反驳，沉着、冷静地化解了种种不利局面。他强调，各个兄弟党应该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明确表示我党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赞赏，并写下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诗句。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不仅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创造了丰富的理论财富，而且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伟大实践家。和他交往过的很多党外人士，都为他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钦佩不已，为他从善如流的博大胸怀和坦诚相见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雷洁琼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曾担任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3年，在毛泽东90周年诞辰之际，雷洁琼满怀深情写下《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一文。文中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缅怀他一生丰功伟绩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特别使我回想起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的幸福情景。” 1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与丈夫严景耀和费孝通、张东荪一行4人，应邀来到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共进晚餐。雷洁琼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愉快，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同志的拘谨心情逐渐消失了。晚餐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亲切地交谈。我们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希望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毛泽东的话使她看到新中国的美好前景，她情不自禁地感叹：“毛泽东同志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确是人民群众崇敬、爱戴的伟大领袖。”“这次长谈，由晚饭后到深夜，使我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1994年的韶山之行，参观完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雷洁琼有感而发，写下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题词。 此后，雷洁琼在各种场合多次深情回忆了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1994年的韶山之行，此时的她已是89岁高龄。参观完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雷洁琼热泪盈眶，有感而发，亲笔写下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题词。2000年6月，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写‘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可能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我是学社会学的﹐在西方又称人类学﹑人类社会学。多年的职业习惯﹐我自然习惯于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来学习﹑理解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毛主席总是在关键时候为我们国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带来了光明。这就是人们心中的太阳。”她又一次回忆起访问西柏坡时的幸福时刻，回忆起当时每一位党外人士都深受感动的情景，她强调：“我是学人类社会学的﹐更是深受教育﹐深被感动。几十年来我总忘不了毛主席那种洞察历史的思考。历史再次证明了﹐毛主席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的深刻思想和认识﹐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像太阳一样带来了光明﹐也做出了立国大计‘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榜样。建国以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毛主席的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明镜﹐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费孝通也是杰出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费孝通、雷洁琼故地重游，感慨万千。88岁的费孝通说：“1949年1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我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及民盟中央的张东荪等人，在中共的安排下，从清华园来到西柏坡。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选择。” 在此以前，费孝通没有谈到过他在西柏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但在他的言行中，则可看到毛泽东对他的深刻影响。据史料记载，在西柏坡，“毛泽东对这位同他有着研究农民问题同好的费教授‘颇为赞许’。”1957年春天，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时为江苏省人大代表）回到他在1936年做过社会调查的江苏省吴江的江村，乡亲们如兄弟姐妹一般欢迎姐弟俩，使他们“感动得眼睛发酸”。费孝通在对比中，看到了江村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这次调查回来后，他对毛泽东表示，要像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深入农村和基层搞调查研究。费孝通后来还多次谈到，毛泽东的《兴国调查》等调查报告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靠了两条：第一条是他出身于农村，并有意识地接近农民群众，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就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直接的感受。第二条是他十分谦虚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 ◆毛泽东与费孝通（左一）正在交谈。 晚年的时候，费孝通谈到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重访江村。4月初，他在上海与友人长谈三天，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与感悟。他回忆说：“到西柏坡，我去参加。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我佩服他。”“他讲的是好啊，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他呀，他的诗，词，文章多漂亮啊。”费孝通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评价不高，认为“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我们也服了毛泽东了，毛泽东有魅力呀，现代知识分子都服他的，他的诗才，词才都很好，服了，服了。” 赵超构是中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中国晚报界泰斗。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赵超构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4年六七月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是以重庆《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记者身份参加这个记者团的。 赵超构后来在《延安一月》中这样记录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当晚看戏时，赵超构忽然发现毛泽东就坐在他的右侧。此时见到的毛泽东，他感到并不是当天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 散场后在回驻地的路上，他向朋友谈起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联系到在边区的所见所闻，认为，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他发现毛泽东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毛泽东的权威从何而来？通过他的细心调查，根据他自己的冷静观察，他总结出这样一条：“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合影留念。朱德身后穿深色上衣者为赵超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赵超构作为一位党外人士，32岁的新闻记者，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和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毛泽东思想，应该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最深刻的印象。他说：“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似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功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赵超构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受到蒋管区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深感这是“人心所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赵超构有过多次见面。毛泽东关心赵超构的工作和生活，也关心《新民晚报》的发展。1957年，赵超构说，《新民晚报》的文章，要与日报不一样，我们要求是“短广软”，“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毛泽东想了一下，回答赵超构说，要“软中有硬”。“软中有硬”，这是毛泽东对办好《新民晚报》的嘱托，也为《新民晚报》指明了办报方向。 毛泽东逝世后，赵超构满怀深情写出了《殷切教诲从头习——追忆毛主席七次接见》。文中写道：“我多次承主席接见，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主席对我们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作了许多亲切的教导，这是主席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和帮助，我想着重在这方面写一些回忆的印象，来表达我对主席的崇敬和纪念的心情。” 文胡新民 来源／党史博采 240220 毛主席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更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开创者。 毛主席的一生，是为人民大众福祉而殚精竭虑的一生，也是人民大众对他的感情日渐浓郁的一生。 毛泽东思想中，一个突出的伟大的光辉是团结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力主沉浮的心中是浩瀚宇宙，他高屋建瓴的文韬武略是虚怀若谷！@涧溪笔潭 一言一行，无处不深怀为民之情，人民永远铭于心中！@达尔罕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自始至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分子。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装腔作势，居高临下。工作上，他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更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看到戏台上穷人的苦难他会掉泪，尝一口农民无法下咽的窝窝头他会掉泪，听到贫民饿死的事情他更会掉泪。他心里无时无刻不装着那些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和农民，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弱者，那些虽然贫穷却知足乐观、默默奉献的普通百姓。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甚至每一个喜怒哀乐的表情，都在传递着这种情感，这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平民气质，曾经被许多人解读为一个“土”字，其实质则是毛主席生于平民、心系平民的本性和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忠诚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使命使然。这种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平民情怀，使他始终都能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使他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能赢得人民的由衷尊敬和爱戴。 在20世纪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向毛泽东那样受到世界范围的一致推崇。尽管其中有些人并不喜欢毛，但不得不折服、佩服毛。毛泽东的一生跨越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他的思想和活动不仅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命运，也极大影响了以后中国的命运。直到今天人们仍可以感受到他留给中国和世界的印记。正因为如此，他的一生不仅是许多中国学者、作家感兴趣的研究和写作对象，也是国外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们所热衷的课题。回望历史，最早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外国人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贝特兰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他们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战歌》、《在延安》、《毛泽东印象记》等，曾经让西方人比较真实、详细的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世界的目光更加注意东方的这片热土。纵观世界，从国家总统，外交官到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基督徒，从工农群众、游击队员、青年学生到学者、教师、演员，《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赢得了亿万的读者，使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了解毛泽东，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热潮中。直至今日，毛泽东研究仍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用美国前政府理查德.尼克松的话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是的，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北国松 天不生润之，万古如长夜！ 中国“两弹一星”之父——毛泽东！建党建军又建国，改变了：世界格局、历史进程、中国命运，缔造了许多人类奇迹。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建国后仅用27年不到，就走完发达国家3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成为全球当时仅有的六个工业强国之一，创建了独立自主的工农业、重工军工、经济能源、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完整体系。迄今为止，也只有中、美、俄具备独立主权的完整体系！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国。为今后的腾飞，打下了各项坚实的基础。 用心研读伟人的诗词、著作，读之心潮澎湃，品之意味无穷。从中领略毛主席伟大的政治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山水情怀，感悟伟大导师、民族领袖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总之，在毛主席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建立过伟绩殊勋的政治形象，更看到了一个大公无私、心系人民的道德形象。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毛主席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袖，更是一个道德领袖，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道德楷模。 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无一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联系人民群众的科学方法、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深厚情怀，无一不反映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承载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透过这些往事，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领略到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而强化认同感和责任感，更加坚定地信奉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他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实现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富裕的经济生活理想。他把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使革命精神浸透了深厚的民族底蕴，又使民族精神充满了博大的世界情怀。 来源网友评论 毛泽东与“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英雄气概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篇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讲话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一批批人民英雄、民族脊梁”中的“杰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把毛泽东同志称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民族脊梁”的“杰出代表”，表达了党和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一个独特的定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不仅名副其实，而且引领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一、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品格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不畏强敌、不屈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时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反对内外敌人的伟大斗争历程中，在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曲折发展中，每到民族处于危险境地、局面出现艰难困苦、历史进入重大转折等关键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中华民族的这种英雄气概，也特别提到这些“英雄气概”的一些核心要素。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愿意“牺牲奋斗”。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不计与国民党血海深仇之前嫌，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呼吁国民党坚定抗敌决心和信念，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热烈的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 在面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压迫时，能够“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反动派”，“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困难中奋起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一群有骨气的群体。毛泽东同志在列举这个群体的感人事例时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在每一场战争或斗争中，都能够凭借“腾沸的热血”和“誓死斗争的决心”，“奋勇猛进”、“勇敢骇敌”。毛泽东同志以红军为例指出：“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奋勇猛进，以我们的勇敢骇倒敌人。”我们这支队伍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物质条件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靠精神力量支撑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上述这些侧面，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特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民族面对大灾大难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时也提到过一些重要的内涵。比如，“舍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书写下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概括的伟大长征精神、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的内涵中，都有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英勇斗争、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等鲜明内涵，都蕴含着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 近代之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引领中国人民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英勇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奋斗精神。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对这支队伍体现出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毛泽东同志用“最概括、最生动”的语言作出阐释，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还说过：‘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不能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刻，军队就要有这股劲、这种精神。” 二、英雄气概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困难中磨砺突围的内在动力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等人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队伍会更加具备并重塑中华民族的这种英雄气概？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支队伍具有远大信仰和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是凭借这样的理想信念一路走来并走向胜利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我们党领导的队伍靠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革命精神，走过了世所罕见的伟大征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人间活剧，创造了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的这种英雄气概，是在艰难困苦中磨砺出来的。在困难和危机面前，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取得胜利。一代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锤炼了敢打必胜的精神品质以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昂扬斗志。 越遇封锁越坚强。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始终都在面对困难、封锁甚至危险，这个党是从一道道难关中度过来的，不会惧怕当前和长远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封锁。面临封锁，毛泽东同志曾自信地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面对困难，毛泽东同志总是告诫人们：过去的难关都“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 越遇困境越进步。困难，是锻造中国共产党人勇气的熔炉；压力，是锤炼中国共产党人能力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历程中，内生动力和外在能力的获得，总是与所面对的困难相伴的。因此，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困难与能力是并存的，在困难面前，我们既要有勇气，又要有能力。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指挥员，其指挥能力是随着面对的困难由小到大而不断提高的，“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为此，他要求：“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越碰强敌越强大。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自然条件面前，还是在强敌压境甚至绝境面前，坚定的意志和英雄的气概都是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在敌我力量激烈较量重大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要我们坚定意志，并唤起人民觉悟、觉醒，我们的队伍力量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国共两党的较量就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由于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而共产党朝气蓬勃、意志坚定，赢得了民心，“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人民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磅礴力量的根基。 与“钢多气少”的队伍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更注重“志气”“勇气”“豪气”和“血性”。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等人创建这支人民军队时所引导的精神状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在这样的英雄气概下，面对气焰嚣张的强大敌人，人民军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他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血战到底。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不仅赢得了党的信任、人民的赞誉，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 三、英雄气概是伟大时代创新发展和团结奋斗的必然需要 一个伟大时代的背后，必定潜藏着极为艰难曲折的复杂局面和斗争环境，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和荆棘坎坷。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意志、团结奋斗的精神和“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伟大时代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团结奋斗”、“牺牲奋斗”和“勇于革新”的精神，同时也深刻阐释了这种精神状态和英雄气概所依托的一些重要因素。这种英雄气概来自于人民，也服务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是从人民中走来的，这支队伍的创造力、战斗力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力，都是来自于人民。一切为人民服务、真诚相信人民群众、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就能够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压倒任何敌人。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这支队伍，因为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具有了一往无前的精神；只有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这支队伍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这支队伍“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并且与人民打成一片，这样也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来源。毛泽东同志提醒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对中外优秀文艺作品进行继承和借鉴，对其旧的形式加以改造，添加新的内容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我们应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问题；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比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等等。 毛泽东文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照亮了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断，制定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广阔道路。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火炬必将永远闪亮，永远是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 【参考文献】[1]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四版．[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毛泽东：《中共中央转批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艺创作者的作品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5册．[8]《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理论起点》,《光明日报》,2022年05月23日．[9]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1卷[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 作者／杨明伟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2024年第2期 毛泽东对陕北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抉择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特别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选择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让红军主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就成为萦绕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心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战略意图 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议与会同志发表一下关于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意见。有的说应该向北或向西，毛泽东说，向北、向西都不可取，因为北面、西面都是沙漠；又有人说向南，毛泽东说，南面有张学良的重兵也不可取。最后，毛泽东阐明了自己关于红军主力战略发展方向的意见。 他说，大军应东渡黄河，毫不犹豫地向山西发展，要准备6个月后打到山西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可以与陕北根据地相互呼应。红军主力进入山西后，首先要开辟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5个县为根据地，要迅速扩大红军1.3万人，陕北300名地方干部要认真作好准备，到山西去开展工作，还要准备300个排长充实到红军部队的基层，准备在3个月后使用。要迅速扩大红军学校的办学规模，要抓紧培训干部，要培养出500个连长、300个指导员、50个营长、350个熟悉游击战争的干部。原则上，要使陕甘支队和红二十五军经过长征的战士都成为红军的干部。他强调说，任何不重视培训红军干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话语惊四座，会场上一片寂静。多数同志担心红军主力去山西，会丢掉陕北根据地，蒋介石正在对陕北苏区实施重兵围攻，威胁着党中央和根据地的安全。红军主力东征进入山西以后，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进犯怎么办？ 其实，这些问题早已进入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范围里。他解释说，我们有的同志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丢掉陕北根据地，这种担心确实有一定道理，我们坚持陕北根据地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不过，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在发展中求巩固，我们去山西与阎锡山作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如果我们在山西建立了根据地，就会形成与陕北根据地相互配合的局面，就会保证红军部队黄河渡口的来往自由，更重要的是能够很好地解决红军的供应和扩红问题，也能够缓解陕北根据地土地贫瘠带来的军民生活过于艰苦等问题。 经毛泽东这样透彻的解释，与会者豁然开朗。1936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瓦窑堡的窑洞里开会，这次会议开始讨论东征的军事部署问题。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东征的行动方针，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军事政策。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林育英）、凯丰等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指挥红军从容跳出蒋重兵包围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西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番号，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 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蒋介石便派中央军一路5个师从潼关进入山西，要求张学良封锁黄河，把红军堵在黄河以东，再分别围歼各路红军主力于山西西部，要让毛泽东回不去陕北。蒋介石和他的军事参谋团队都认为，这是十年不遇的好机会，一定要把红军消灭在吕梁山中。蒋介石调集了51个团的兵力，再加上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位于山西西部的红军主力进行重兵大包围。 毛泽东最擅长调动敌人。他认为，蒋介石把能够调动的部队已经调到了山西，在陕西、甘肃留下了空隙，红军主力可以到这一带去活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率领部队挥师西进，在敌人最为薄弱的地区，突破了封锁线，向西过了黄河，朝着敌人兵力空虚的陕甘方向，向西又向西。 1936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开始西征，意在调动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但这时山西在他的心目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后，又经历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时，蒋介石在山西阻挡红军奔赴抗日最前线的势头明显减弱了。 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告诫各大单位负责人，蒋介石包藏祸心，想利用红军改编的机会消灭我们；他们的阴谋是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借日本人之手把红军消灭掉；所以，我们必须分兵出动，不能集中。毛泽东对全面抗战初期山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山西，国民党的根本弱点是军队太杂，无主力军；蒋介石、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不发动群众，战略部署是单纯的军事防御，北面的忻口靠不住，东面的娘子关也靠不住。毛泽东认为，华北大局的枢纽是恒山山脉和正太铁路，山西对华北的抗战极为重要，所以要把八路军的主力和总部机关放在山西。 实现了建设三大根据地的构想 毛泽东考虑最多的还是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他与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他认为，红军与日寇作战，作战对象变了，从实力对比上讲，红军没有山炮，迫击炮也少得可怜，步枪非常落后，所以，红军不能与日军正面作战，不能硬性攻打城镇，必须是依傍山地两翼或对日军实施地面包围，装口袋，四面伏击，侧击、腰斩尾击等。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构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成功地进行了平型关战役。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给已经转移到阳泉北部山区上社镇的朱德等八路军总部领导发出指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山西为中心建立四大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我八路军主力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西南、晋东南四个区域，八路军各部要以此为游击根据地进入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侧击敌人。 毛泽东强调，我们开展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外，最重要的是要紧密地依靠乡村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样，我八路军主力以山西为主要依托，建立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就基本成熟了。稍后，毛泽东对我军以山西为战略依托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了一系列具体指导。11月5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不要靠近阎锡山、卫立煌，如果我们靠近他们，我们将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 11月8日，毛泽东发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我军军事部署的指示。他指出，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将无力再过多干涉我山西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所以，八路军将成为整个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他要求朱德、彭德怀等，在山西积极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3个团的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要自己筹集供应。 在日寇向山西腹地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若干重大战略部署及应对方针和极具操作性的办法。至此，毛泽东在山西部署八路军持久抗战的蓝图已经开始卓有成效地实施，并形成了不断向敌后纵深发展之态势。 作者／李新市来源／《党史文苑》 毛泽东是如何吸取李自成历史教训的 1644年，也就是甲申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陕西建立“大顺”政权，随后率军攻克北京。明王朝被推翻，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杀。然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很快被吴三桂和清军打败，退出北京，从此一蹶不振。李自成最后死在湖北通城。 毛泽东熟读史书，鉴古知今，尤其关注历代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的事迹和命运。李自成的悲剧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成为他一生的镜鉴。 “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镇压。毛泽东也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并奉命率领起义部队攻打长沙。这些起义都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失败了。 与当时的一些领导人不同，毛泽东吸取李自成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在敌强我弱、武装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应该转入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据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谭震林回忆：“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队，坚决制止了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毛泽东曾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大家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两年后，毛泽东第一次把李自成的名字写进了中共的会议决议案中。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在第一个决议案“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中，毛泽东对两年来红四军党内斗争的经验进行总结，阐述了流寇思想的来源、表现和纠正方法，指出：“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毛泽东以黄巢、李自成的失败为借鉴，着重强调了党和红军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道理，着重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和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并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才能避免重蹈流寇主义的覆辙，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对党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还规定了发展新党员的五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然而，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旧中国，党员要做到这五条并坚持到底并不容易。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与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严重损害党群关系的行为，进行了异常坚决的、持久不懈的斗争。 “《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三百周年，写了两万多字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论述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因为刘宗敏、牛金星等主要将领谋臣生活腐化，又产生宗派倾轧，而退出北京，走向失败的过程。3月，重庆《新华日报》分四次连载了这篇文章。此时，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文中的论述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认定是在“影射当局”，马上组织专人撰写社论围攻责难。而身处延安土窑洞中的毛泽东却从中读出了另一番警示与深意。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向与会者特别推荐了《甲申三百年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5月20日，毛泽东在谈及国家命运时又指出：“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和国家，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转载时，文章前面加了千余字的按语，指出：“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干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以达到“深刻了解与警觉之目的”。 11月21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整风运动中，《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全党普遍学习的重要材料。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检查自己后，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一个宣传大队分队长在整风学习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伴随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热潮，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军区的剧团，先后上演了描写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的剧作。其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剧作家马少波1944年秋创作的京剧《闯王进京》，就是比较知名的一部。 毛泽东在延安看过这个戏后，陷入更深的思考。他思索的已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怎样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而是如何从根本上、从长远上彻底杜绝历史悲剧重演。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尖锐问题。这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冥思苦想的问题。这时，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8年秋，解放战争形势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新解放城市大量增加，人民革命政权即将“进京”。革命胜利近在眼前，人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希望全党把李自成进北京后因骄傲而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提出广大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进城前要观看京剧《闯王进京》。 尽管演出条件简陋，但《闯王进京》受到观众超乎寻常的欢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年参加这部戏演出的冀东军区文工团团员田奇、李犁后来回忆说：“演出对象主要是从白山黑水或太行北岳赶来执行平津战役任务的几十万大军和准备进城做接收工作的地方干部。演出往往从天擦黑演到后半夜，当观众在零下几度十几度的严寒中全神贯注地看戏，为剧中情节、剧中深含的思想底蕴所吸引、所感动，我们也演得最投入最动情。”《闯王进京》不是简单说教，而是发人深省，正如某纵队一位首长在演出前向部队所讲：“这个戏好，它演的是三百年前的事，但让我们思考的应该是明天。” 这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频繁地提起李自成。他在不同场合讲类似的话：“我们就要进北平了，可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建立后，很多人要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都是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奋斗，不要以为当官了，就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同李自成差不多了。” 在1949年3月5-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清楚表明了他不厌其烦讲李自成的用意：“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耳畔回响着《闯王进京》的唱腔，解放军官兵打开一座座城市的大门。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走出在西柏坡居住的小院，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前往北平。临行前，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回答：“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路上，毛泽东又多次提起不要做李自成的话题。他说，《甲申三百年祭》仅仅是说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并时时以李自成的教训警醒党员干部。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到哈尔滨视察，被安排在颐园街1号的一栋高档别墅里休息。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这个地方不好啊，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于是，他问当时的松江省委负责同志，现在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负责同志回答说：“住楼房。”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城了，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可别上得楼来、下不得楼去，脱离人民群众啊。” 当晚，哈尔滨市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不光有大鱼大肉，还有熊掌、飞龙等珍稀美味。毛泽东看到这一桌菜后面露不悦，只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筷子。因为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座，毛泽东当场没说什么，回到住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 第二天，伙食变成家常饭菜，毛泽东脸上才露出笑容。后来，到沈阳视察时，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丰盛。毛泽东这下生气了，接见干部时专门就这件事提出批评。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尽管对党风廉政建设形势的严峻性有所预见，但有些贪腐案件的恶劣程度还是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1951年11月，毛泽东以震惊、愤怒的心情，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和华北局关于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严重罪行的报告。他严厉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常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没有因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曾对革命有功而手软，而是力主严惩，处以极刑。公审刘、张大会前夕，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坚决不做李自成！我不想做李自成。谁想做刘宗敏、牛金星，刘青山、张子善便是前车之鉴！” “《闯王进京》，看来今后还要看”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在南京视察，参观了紫金山的天堡城遗址。这里是当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地方。 站在曾被清军攻破的城墙前，毛泽东对随行同志说：“天堡城地势险要，是保卫南京的前哨阵地，当年太平天国军队与曾国藩部队展开血战，坚持了两年多，真不简单。如果当年洪秀全能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这是极有意义的。” 毛泽东似乎意有所指。就在这次南京出行前不久，他收到两份来自地方的报告。一份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报告，报告中说，此前开展的“三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县、乡基层组织仍明显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问题，表面上看工作步步推进，但实际上没能纾解群众的实际困难，省政府甚至积压了七万多件群众来信没有处理，给党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另一份来自西北局的报告则集中反映了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看似处处留痕，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人浮于事，顾此失彼。 针对山东分局的报告，毛泽东于1952年12月25日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地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针对西北局的报告，毛泽东于1953年3月10日为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实际上是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并要求结合“新三反”要求进行深入整改。 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党的作风，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毛泽东一再告诫领导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对于官僚主义和贪腐现象，毛泽东深恶痛绝；对于官僚主义分子和腐败分子，毛泽东毫不留情，严厉惩处。他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参加生产劳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毛泽东带头培育了我们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1975年，82岁的毛泽东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仍然坚持读史，仍然对历史人物李自成念念不忘。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的来信，引起他的重视。 姚雪垠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从1957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用了六年时间写出第一卷。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初版的三十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姚雪垠将样书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毛泽东指示对姚雪垠加以保护，但是《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第三至五卷的写作，还是受到严重干扰。1975年10月，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写作情况。他在信的结尾说，自己“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毛泽东看到姚雪垠的信后，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从保存下来的扭曲字迹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当时手抖得厉害。他不顾年老体衰，坚持作出批示，可见对《李自成》小说的高度重视。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姚雪垠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几经周折终于出版。姚雪垠又笔耕不辍前后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李自成》全书五卷，共两百三十万字。 毛泽东关于李自成教训的警示，关于进京赶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告诫，始终在党员干部耳畔回荡，时刻提醒每一位党员干部——这场历史性的考试还在继续，只有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才能向新时代、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作者／王颖来源／《百年潮》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与启示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制定科学决策、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历程和理论体系中，调查研究既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体现，又是工作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手段，是确立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心环节，是党的群众路线最主要的实现形式，是党独立自主制定和贯彻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路线的必经途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升华。 中国共产党有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是靠调查研究立足、靠调查研究成功的政党。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毛泽东开启的。毛泽东在创建和发展中央苏区、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时时了解社会情况，处处进行实际调查。通过调查研究，他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答案，为我们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积极倡导并亲自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开创了许多典型的调查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调查报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判断，形成了调查研究思想。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体现，也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手段。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面向当时寻求中国出路的现实需要，以及自己在前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之上逐步形成的，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必然，内容涵盖了调查研究的价值、原则、方法、任务等多个方面，并具有独特而又鲜明的特点，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条件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为理论基石，针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毛泽东自学生时代至井冈山斗争时期调查研究实践基础，在不断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 （一）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 调查研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科学理论来源于实际，是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广泛深刻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对现实社会做过深刻而细致的调查研究，分别写下了《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不朽经典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就调查研究形成了许多重要论述。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一是深刻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提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是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三是将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调查研究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注重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把握，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总结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方向，从而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思想指引。 2．列宁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列宁更加重视从经济的视角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认为在获得大量感性资料的基础上，要学会用综合分析的科学思维去认识和解读事物，将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引前进。 （二）重要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承中积淀下来的，是新思想、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优秀历史遗产。毛泽东本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自然会在革命实践中以这种文化主体性结合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1．对传统知行观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文化来源。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将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知”“行”观上升到哲学意义上的“认识”与“实践”论的高度，形成其科学的实践观。这一方面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并且提供了哲学依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行观”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新内涵，为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2．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汲取和融合中形成了文化底蕴深厚的调查研究思想。毛泽东通过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批评和吸收，提出了“群众路线”，并十分重视其在调查研究中的作用。他将传统民本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相结合，强调作调查研究要时刻做到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客观条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是源自于“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就是在党领导人民群众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实践过程中，在适应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探索正确革命道路的需要。毛泽东强调，了解中国国情、分析中国现状，必须要进行“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可见，开展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探索正确革命道路的重要方法。首先，中国出路在何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出路究竟在何方？面对这一关乎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了解社会现实，尽快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而进行调查研究是准确快速了解现实国情的必然途径，也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具有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必然性。其次，中国革命向何处去？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国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考验，要不要继续革命、革命应该如何发展以及由谁领导等各种现实问题摆在我们党的面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深思的问题，能否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正确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兴衰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唯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才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适合党情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 2．纠正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需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对本国基本国情缺乏正确认识，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遭受到错误思想的严重干扰。党内出现“唯上论”“唯共产国际论”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和不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仅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唯书论”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给中国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必须通过开展广泛地调查研究来批判纠正这种错误。 （四）实践基础：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及井冈山斗争时期投身的调查研究 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以“游学”的方式开始了其人生中最初的农村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去认真“研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之策。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对中国工人、农民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上去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并以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来回答和解决中国现实的种种问题，先后写下了《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些调查研究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也为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特殊的社会实际状况，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的指导下，并基于《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文本中所强调和提出的调查研究需要遵循的原则、运用的方法、完成的任务以及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并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为什么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 （一）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将调查研究置于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首位，认为调查研究是了解社会、制定政策、解决一切中国问题的重要法宝。 1.“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首次鲜明提出的关于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权。”这并不是说你没有“发言权”，而是强调说当你在没有做充分的调查，没有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时，你所发表的言论和见解都是毫无依据可言的，都是一些教条式的套话和大话，这对于解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没有丝毫帮助，也必将会引起人们对该言论正确性的质疑。毛泽东倡导深入基层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症结”，作出正确“发言”。 2.“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调查研究是纠正唯心主义的根本方法，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必要环节。中央苏区时期，针对“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的“唯心精神”错误，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去认真了解中国国情，这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不能仅靠自己一知半解的主观愿望，“想当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通过长期调研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得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依靠调查得来的各种必要材料去洗刷唯心精神，肃清唯心观念，制定正确的革命方针和斗争策略。 3.“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开展治国理政的预演，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两个结合”的产物。1930年5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党对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的最初表述。 （二）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实践和报告中多次强调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应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调查要深入全面等基本原则，这对于指导当时的实际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他认为作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并将其视为开展任何调查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央苏区时期最为典型的是毛泽东1930年5月进行的寻乌调查，由于对中国的富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深入全面地了解，对中国商业的发展状况更完全是一个“门外汉”，立足于这一实际，毛泽东便从当时的现实情况出发，“下大力”花费10多天时间对寻乌县进行调查研究。他通过开调查会，深入到各个商店、农家、作坊、田间等进行实地考察，第一次系统地对寻乌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获得真实丰富的调查材料，对地主与富农之间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根源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城市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深化。 2.“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毛泽东作调查研究的精髓，就是坚持群众路线，这也是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只有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做好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党要使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最早是在中央苏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贯穿了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实践的始终。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能创造苏维埃“第一等”的工作。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直指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经过多年的调研实践，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农民群众，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中央苏区时期，解决土地问题就成了毛泽东开展调研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在总结先前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又先后对寻乌、兴国、东塘、李家坊、木口村、长冈乡、才溪乡等地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社会调查，不断探索解决土地问题的新策略，以此来满足广大农民想要尽快得到土地的迫切需求，实现农村的新变化，使最广大的基层农民群众看到我们党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为群众谋利益的初心。 3.“要深入”调查。这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的，调查研究决不能走马观花、草草了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通过其所作的大量农村调查充分践行了调查研究“要深入”这一原则，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对寻乌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详实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分析，并通过调查资料研究出中国底层社会中存在的本质问题。正是遵循深入调查的原则，毛泽东带领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力量，那就是广大农民群众，得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结论，进而取得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胜利。 （三）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创造出了许多系统科学、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毛泽东在其调查研究的理论著作中强调了这些方法的重要性，对如何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就包含了以阶级分析法为主来认识、分析社会的一般方法及以开调查会和直接调查为主的具体方法。 1.“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可见，对于毛泽东来说，阶级分析法是其进行调查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大量的调研实践和调研报告中，对阶级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各阶级的构成和主要特点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1933年10月，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就是其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将农村社会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对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阶级阵线等一些问题也进行了澄清，使土地分配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2.“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调研实践中大力倡导、亲自使用并最富有成效的一种具体方法。调查者将了解实际情况且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各阶层人员召集在一起，让大家面对面地对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反复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最后得出较为科学、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等地作调查时，找的是一些在乡村工作的人员和普通农民群众。在召开调查会前，他都会认真列好调查纲目，以便在会上让大家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他亲自记录讨论结果。毛泽东通过开调查会这一方法，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解决了当时实际存在的许多问题。 3.“要亲身出马”。《反对本本主义》中所强调的这一点，指的就是直接调查的方法。毛泽东认为作调查研究务必要“亲身出马”，亲自深入基层，而不是仅仅依靠书本知识。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由于对社会实际缺乏了解而作出一些与实际不符的判断这一情况，先后对多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直接调查，将这一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1929年3月中旬，毛泽东到新耕别墅进行实地考察，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了解；1930年4月的仁风山调查，是在直接调查后开调查会所作的一次重要的工业调查，对红色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很有帮助；1930年5月，毛泽东又到寻乌县进行实地调查，对该县的地理位置、区域划分、交通状况以及各阶级的斗争状况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考察。通过调研考察，毛泽东对城市的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土地分配的各种情况都有了大致的掌握。 （四）调查研究的目的 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有针对性地根据问题“对症下药”。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些问题急需解决，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作为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的先导，明确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将开展调研工作与完成革命任务结合起来，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错误思想、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战胜敌人，这是毛泽东当时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和着力点。 1.“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为了向中央苏区推广先进基层工作的经验，回答和解决乡级苏维埃政权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如何克服“苏维埃工作的障碍”等问题，毛泽东深入到当时的“模范乡村”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他通过对这两地的工作制度、群众生活、选举和代表会议、文化教育、行政区域等方方面面进行详细的调查，对这两个模范乡村的典型工作经验和基层工作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于1934年1月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明确指出：“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假如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2.“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所谓“本本主义”，实则就是一种教条主义，它是指脱离客观现实，企图通过“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的方式来想问题、办事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指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持有的态度，并从侧面强调了认识社会和调查研究要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错误观念、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路线政策。 3.“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毛泽东认为，要想“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基本诉求和内在需要，在此基础上争取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不断深入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将在调查研究实践中获取的先进经验进行分析、概括和总结，推广到整个苏区工作中，为巩固苏区政权、推进苏区工作开展、完成战胜敌人的任务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科学的借鉴和指导。 三、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鲜明特征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最为丰富和集中的时期之一，在其调查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毛泽东注重从典型中把握全面，善于从现象中挖掘本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到看问题要抓核心，要求作调查要躬身于人民实践，很好地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效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进而完美地彰显了这一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所具有的独特而又鲜明的特征。 （一）抓住典型，把握全面 从典型中把握全面，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每一次调查研究可以说几乎都是运用了典型调查这一方法。由点到面，个别与一般相结合，找出规律。 1．解剖麻雀，从典型中找出规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毛泽东善于边劳动调研边“抓麻雀”，通过搞典型调查来寻找规律，将调查研究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首要环节，在一次次大量农村社会调查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以《寻乌调查》等为主要代表的诸多调查报告以及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主体的这一调查研究理论总结的巨著。从开展大量农村实地调查和与之相应的典型调查著作中，毛泽东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对进行革命斗争有着很高的积极性，是在革命过程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队伍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于是，将农村作为重点，争取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科学指导。 2．由点到面，个别与一般相结合。抓点带面，运用典型经验来指导普遍工作，是毛泽东在长期的调研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工作方法。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对“点”的调研之后，逐步向“面”推进。例如，他选择寻乌县、永丰区、长冈乡和才溪乡、木口村以及一个个家庭作为其进行调查的对象，通过对县、区、乡、村、家庭等一个个“点”的调查去科学地认识和剖析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而揭示出中国革命能胜利的必然性以及推动革命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一客观规律。 （二）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以小见大，透过现象发现本质，从细微处出发探寻解决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和突破口，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开展调研工作的实践中，总是善于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现象出发去认识问题，在进行耐心细致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这一现象存在的来龙去脉以及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真正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从小处出发，深入挖掘问题本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围绕当时牵动全局工作的关键点和突出点，从小处出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他调查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可以小到一个乡、一个县、一件事，更甚至是一个人，通过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和事件的调查和了解，挖掘出蕴含在其中更深层次的本质规律。比如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当地小镇的手工业商品兴盛与衰败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城镇经济濒临破产以及中国遭受黑暗命运的必然性；在进行兴国调查时，毛泽东从一个个小家庭出发，通过开8个家庭的调查会，使他对“农村的基础概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得出了“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结论，并且从本质上认识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态度和现实表现。 2．找准突破口，探索解决问题之道。把握问题的本质，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就要找准调查研究的突破口。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集中在农村地区开展大量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寻乌和兴国等地区所作的调研，加深了同农民群众的联系。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实地考察，充分了解到当地农村各阶层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同时也看到广大农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他们迫切想要改变现状的愿望。 （三）紧扣问题，抓住重点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必须紧扣中心任务，牢牢把握重点，才能带动其他工作的开展，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央苏区时期，不管面对如何繁杂的工作，毛泽东既要分清工作主次、抓住调研重点，又要结合中心任务对各类问题进行分类指导，使党在这一时期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赋予了这一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鲜明的特色。 1．分清工作主次，确立工作重点。没有重点，就难以作出正确决策。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及时、准确、科学地作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决策，就在于其目标明确、审时度势，能够依据形势的变化，认清当前的主要任务，掌握调查的重点，以及能够精准地抓住当时革命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通过对寻乌进行有目标、有重点的调查，毛泽东弄清楚了地主与富农之间的根本差别在哪里，还针对土地分配问题提出了要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为进一步完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出了商业和手工业者的保护政策。 2．结合中心任务，区别分类指导。明确调查主题、结合中心任务、区别分类指导是毛泽东作调查研究的一贯坚持，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特征。中央苏区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下调查研究的理论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对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对指导我党调研工作的顺利推进以及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四）立足实践，深入群众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实践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充分彰显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群众性和实践性这一本质特征，为调查研究工作创造了典范，也为今后进行各种调研工作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 1．深入群众，吸取各种不同经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他接近群众、深入群众，将这一时期的调研工作引向深入，使其调查研究思想具有深刻的群众性。勇于走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到群众中去开展调研工作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出发点。毛泽东每一次农村调查都发扬“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主动接近、请教人民群众，善于倾听人民群众不掺杂任何水分的最真实的声音，从广大人民群众中了解事实、获取经验、集聚智慧、学到本领，进而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深入群众，从群众中吸取经验、提炼智慧，使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思想更为完整系统。 2．躬身实践，将经验转变为智慧。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来源于躬身实践，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践中不断充实并发展其调查研究理论，这是其调查研究思想实践性的突出表现。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了解社会、解决问题、制定决策的主要方法，他亲力亲为，对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了解，当搞不清楚状况时，他从不盲目发表任何意见，直至在实践中找到真理为止。 四、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蕴涵着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永远给我们以深刻启迪。进入新时代，系统学习这一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科学提高调研效能，勇敢面对困难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1．发扬优良作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发扬优良作风，加强党的能力建设的重要法宝。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坚持唯实求真以及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作风，探索做革命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之道，对新时代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破除“四风”顽疾，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要充分发扬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唯实求真的调查研究作风。新时代新征程，克服“四风”问题，就必须做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深入调查研究”，继续发扬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深入唯实的调研作风，坚持调查研究工作要做到“求真务实、讲真话、办实事”；不断弘扬和发展真抓实干的优良传统，以苏区时期毛泽东的调研精神激励全党形成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提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注入磅礴力量；坚持在践行苏区时期毛泽东深入唯实工作作风的基础上，遵循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深、实、细、准、效”的调研原则，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有效改进党的作风，防止“四风”问题的滋生与蔓延，维护党的形象、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 其次，要始终坚持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作风。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躬身实际，多去基层走走看看、体察实情，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尽力为群众办实事、出实招，树立起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亲力亲为、深入一线，他的调研足迹横跨祖国的大江南北、遍及全球各地，调研的内容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生态、外交等方方面面。正是在不断坚持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中，他了解了社会的真实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纠正、惩治当前党内存在的“文山会海”“花拳绣腿”“弄虚作假”等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对策，为新时代从根源上清除党内不良之风的毒瘤，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科学路径。 2．牢记为民宗旨，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是新时代进行调查研究的根本遵循和价值追求。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本人是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典范，真正做到了心系人民、调研为民，有效地解决了人民关切的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端正调研态度、践行群众路线树立了标杆、提供了范本。 首先，调查研究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这是新时代贯彻好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不断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充分体现密切联系群众的调研作风。进入新时代，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念，解决群众问题；要深刻领会毛泽东在苏区时期调查研究的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接触基层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总结群众经验，更好地将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调查研究工作的各领域和各环节；要切实做到身到基层、心系群众，到困难最多、矛盾最多的地方去充分了解群众所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帮助群众寻找摆脱困境的正确方法，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次，调查研究要秉持向人民学习的调研态度，这是新时代贯彻好群众路线的关键途径。毛泽东在苏区作调查时就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积极掌握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方式方法指明了方向，作出了示范。新时代调查研究更要坚持走向基层、深入群众，不摆官架子、不说空话大话、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要善于与群众交流、向群众学习，使群众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真正做到调研工作由群众来检验和监督，由群众来评价，以此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提升党的凝聚力和群众的向心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3．不断传承创新，科学提高调研效能。“调查研究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正确恰当的调研方法会对调研结果的质量和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蕴含的调研方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对构建新时代调查研究科学方法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开调查会、直接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是新时代开展一切调研工作的基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赋予其更加丰富更具有创新性的时代内容，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效能。 首先，要对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创造的调研方法进行提炼和升华，进一步提高调研效能。进入新时代，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逐渐打破了传统调研的时空限制，使得调查研究的范围和方式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一方面要深刻领会和借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调研工作中的经验和方法，进一步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调研能力，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形成更加符合新时代特征、科学有效且具有推广价值的调研方法体系；另一方面，要善于对不同调研方法的特点、内容及其适用范围等进行详细分析、精准施用，提高调查研究的整体效能。 其次，要以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基石，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进一步创新调研方式。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在继承和汲取传统调查研究方法优秀经验的基础之上，凝结和存续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新时代，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结合，“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的时代要求。因此，要将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作为新时代创新调研方式的学习样本，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以确保调查方法适应时代发展、更具时代特色，让调研更加高效、全面。 4．坚持求真务实，敢于面对困难挑战。重温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从中汲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迎难而上的精神养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高自身思想认识水平和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科学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有着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率先垂范，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书记访贫问苦的脚步从未停过，亲自深入全国各地的深度贫困县和贫困村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他在湖南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理念，掌握群众的生活状况，尽力做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所需所盼，最终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迎难而上、躬身实践、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为全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树立了光辉典范。 放眼当前，面对两个大局相互激荡下出现的复杂环境和风险挑战，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善于在调查研究中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搞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2008年版．[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8]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9]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0]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1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文／彭勃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202 4 年第2期 1958年毛泽东多次修改《告台湾同胞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并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1958年，毛泽东统筹国内外形势发展，先后四次起草《告台湾同胞书》，步步深入地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仅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派伎俩给予了无情揭露，也让台湾同胞明白中国共产党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阐明我对台的一贯政策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金门突然响起阵阵“雷鸣”，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对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炮击作战。9月30日，毛泽东与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指出，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重兵，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 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谈话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要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台湾当局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杜勒斯的这一谈话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 1958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黄克诚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分析讨论杜勒斯的谈话。周恩来说，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杜勒斯的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毛泽东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毛泽东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 10月5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美国正在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企图摆脱其目前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窘境。它要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此，军委决定减轻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使金门、马祖的蒋军能够生存下去；炮兵对金门各岛，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大规模的炮击，只作袭扰性的打击。毛泽东批示：“此件同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处同志和各军区的负责同志。请受件人注意保密。”并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为了打破美国停火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过去那样的大打。灵机应变，主动在我。” 10月6日，为了阐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台湾局势的政策，毛泽东起草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随后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彭、黄，请发韩、叶（指韩先楚、叶飞）：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并批示，“即送克诚办”。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据吴冷西回忆，1958年10月8日毛泽东对他说，先要做台湾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社论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告台湾同胞书》并非诡计，阐述我们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毛泽东要吴冷西当天晚上把这篇社论写好，他在夜里等着看。 10月9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何去何从》。他将原稿中的一段话：“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们的内战，从一九二七年算起，已打了三十一年，十年内战，再加八年抗战中的‘摩擦’，再加日本投降后的四年内战，再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九年，这三十一年中间除了一两年没有打以外，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仗。”修改为：“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们的内战，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有一两年没有打，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将最后一段：“当然，问题尚有待于解决，而不是已经解决了。目前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还不能说是风平浪静，相反的，现在正是多风多浪的季节，随时都有发生台风的可能。对于台湾当局来说，‘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对于美国当局来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修改为：“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并批示：“退吴冷西同志：不算好，勉强可用。”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改为了《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前国民党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将军以《爱国一家速作归计》为题，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忠告台湾军政人员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团结对外，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文章指出，彭德怀部长的文告体国为民，语重心长，人非木石，能不动心？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和玩弄“停火”的阴谋，美国军队一定要滚出台湾海峡。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个命令。 重新起草《再告台湾同胞书》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稿。这一稿没有发表，毛泽东后来又重新起草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陆定一、黄克诚、杨尚昆出席。会上，毛泽东对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咎由自取》提出意见。《咎由自取》中说，这次蒋介石和杜勒斯会谈，据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当局宣布，目的是共商防卫台、澎、金、马的军机，进一步实施美蒋条约。两周以来的一系列的事实表明，美国和台湾当局在扮演双簧，一面是杜勒斯之流扮红脸，一面是台湾当局出来扮白脸。毛泽东说，这篇社论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我们的方针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根据这一思路，10月23日，毛泽东重新起草《再告台湾同胞书》，并送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黄克诚阅看。2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此件（指《再告台湾同胞书》）备用，是否用，何时用，待今晚或明天商谈一下。增加一段，插入第4页。请饬人打出几份，以一份并原稿交我。请乔冠华、浦寿昌二同志加以校正，并付翻译。”同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陈毅、黄克诚、胡乔木、吴冷西、乔冠华讨论《再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于当日修改定稿。 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 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再告台湾同胞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社会各界和多个民主党派通过多种方式表示拥护《再告台湾同胞书》。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0月28日召开记者招待会，评论道，《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的打打停停、半停半打的做法是“没有先例的”“离奇的”“不文明的”。他说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和所谓“挽回面子”。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报刊发表评论则一致指出，中国自古只有一个，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肯定是要失败的。 没有发表的《三告台湾同胞书》 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有了微妙的变化。11月下旬，毛泽东对新华社11月10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2523期刊载的杜勒斯11月18日于克利夫兰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唱低调；——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杜勒斯的演说被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对此，显然有必要调整对台湾的政策，毛泽东当即起草了《三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你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这个公告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听取谭政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然后到广州军区接见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同与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的负责人共50余人谈话。在谈到台湾海峡的形势时，毛泽东说，金门打炮对我们部队的士气有没有影响？还要不要打？（众答，部队情绪高。）我们对台湾海峡的政策是，要拿就是台、澎、金、马一齐来，单是金、马，我们不干。美国想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抵抗美国人，不从金、马撤走。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不打司令部？为什么说以利固守、贵我双方、可以供给粮食油盐？在政工会上，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谈谈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这是政治问题。离开形势，政治工作是不好做的。这次谈话，毛泽东对台湾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说明，也是为缘何多次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作了注释。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发展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配合这一重大转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由此揭开了两岸关系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摘自《炎黄春秋》姜长青读报参考24年7、8期合刊 毛泽东“一切依靠群众”与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更迭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党的群众路线指引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引领力。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泽东不仅参与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而且终生坚持走群众路线。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紧密团结群众，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赢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胜利，赢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仍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成果 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独创性成果，毛泽东是我们党实行这一结合、创立群众路线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召开，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也提出重要论断“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后来，毛泽东对党的六大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他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争取群众”是党的六大就已经确定的路线。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由此，群众路线逐渐成为我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和斗争的法宝。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革命斗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实际的群众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说，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重大独创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而且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泽东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多次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党的一切工作向人民负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视人民群众现实利益……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百余年党史中，毛泽东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党的群众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就立场鲜明地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紧接着，毛泽东又在《湘江评论》第二至四期连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述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篇文章一方面是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就是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调查研究。必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1930年5月，毛泽东在论著《反对本本主义》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批评教条主义迷信“本本”，墨守成规，指出不肯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其实，早在毛泽东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十分喜欢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历时一个多月，徒步900余里，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等五个县的多个农村，进行“打秋风”式的游学社会活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深入进行的社会调查，多少带有一些“恰同学少年”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在之后的漫长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更是将调查研究放在做好革命工作的首要位置，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光辉著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实际情况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掌握放在第一位。 “为人民服务”是走好群众路线的根本目的。“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这一方针围绕“人民”而立，通过“服务”的路径延伸，以“全心全意”的境界和追求，构建了“个人-集体-社会-国家-世界”的健康和谐思想体系，在思想领域、精神领域、实践领域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境界。 史料显示，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就第一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随后又陆续在一些公开场合和刊物阐释“为人民服务”的深层含意。如1944年，毛泽东为纪念牺牲的战士张思德，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演讲，指出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抓好党中央工作的同时，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关注陕北百姓的生产和生活。虽然十分繁忙，但只要是有关群众生产与生活的问题和困难，他总会放下工作，及时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解决。农忙时，他组织机关干部下乡帮助抢种抢收；群众受了灾，立即送去救灾物资；天旱了，他下乡了解旱情，组织群众修渠道兴水利。 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印刷厂礼堂向《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中指出：“为人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自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也就是在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被写入党章。 维护群众利益，是走好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追求。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条就是“一切为了群众”，毛泽东始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1942年12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延安时期，毛泽东听说侯家沟有两个小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就把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找来询问情况，并且亲自指示中央医院到侯家沟把水化验一下。化验发现那里的水中含有有害物质。医疗队指导群众对水进行必要的处理，帮助群众防病治疗。一年后这两个偏僻山村都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过程及各个环节，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有中心而又有秩序”等，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了系统化、条理化的阐释。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在江西进行革命斗争期间，面对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确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如何打开东北局面，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以改善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地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 正是高度重视群众的力量，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坚持走好群众路线，我们党才能无往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枫桥经验”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加重视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工作。当时面对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1963年，浙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成功创造了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为主要内涵的“枫桥经验”，为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县委书记交流会上指出，“枫桥经验”虽然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但其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精髓始终不变。同年11月，他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指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枫桥经验”走的就是群众路线，靠的是人民，为的是百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强调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同时，更侧重和突出服务群众。“枫桥经验”是我党在新时期走好群众路线的一个新方法和新路径，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群众问题，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1]《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10月．[2]《关于党的群众路线若干问题的探讨》,《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4期．[3]《重温毛泽东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经典论述》，人民网，2013年12月．[4]《毛泽东最早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湖南日报，2021年3月．[5]《湘潮》2023年第8期．[6]《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普遍意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7]《善治之道——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浙江实践》，浙江日报，2018年7月． 作者／冯星星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2 0 2 4 年2期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