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侦察兵的情誼~ 钱江

白鹿西行

责编：白鹿西行、安亚等

　　军委二局从事无线电侦察，为红军首长决策、指挥服务。

回首征途，山高路险，硝烟弥漫，二局跟随领袖南北转战，生死与共，情深意长。

　　在二局眼中，他们是中流砥柱，也是良师益友。

　　斗转星移，烟消云散，往事如歌，永驻心头。钱江说：我是吉安富田人，原名钱昌鑫，幼年父母双亡。1930年10月初，红军攻占吉安，我是共青团员，带头参军。11月，我调到卫生所当公务员。

　　第一次见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个是毛委员，哪个是朱总司令。毛委员身材高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革命领袖这样简朴，没有官架子，和我们战士一样，我暗下决心，一定跟着共产党、毛委员，做坚强的革命战士。

　 毛主席和身边勤务人员合影

那年冬天，司令部移驻小布，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所长邹南山介绍：最近增加了个小鬼帮忙。毛委员端详我一番，问我的名字，又问是那几个字：“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邹南山答：“是三个金字的鑫”。毛委员笑着说：“你姓钱还不够，还要加那么多金子呀! 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邹南山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并说我长得有点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说：“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员也笑着说：“钱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我此时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毛委员谈吐幽默，亲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对革命领袖的神秘感，温暖了我这个孤儿的心。

　　1931年秋组织上调我去学习无线电，临行前我去看望毛委员和贺子珍大姐。贺大姐招呼我进屋，毛主席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身边。毛主席听了我汇报，一面给我剥柚子，一面说：小钱，要好好学习，掌握技术。无线电是我军的一项新技术，有了它就可以沟通各军团、各军师之间的通信，可以用来侦察，还可以收发新闻，用处可大了。他把剥好大柚子分给我，说这是从院里柚子树上刚摘的，新鲜好吃。屋里只有桌椅，床铺和两个文件箱，简朴极了。

我到二局工作后，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常来，却一直未能见到毛主席。

　　1935年8月，红军长征到了毛儿盖，二局电台的几位同志吃了有毒的蘑菇，报务员陈铭兴病故，钱江大病一场，腹泻不止。

9月11日到达俄界，傍晚二局遭河对岸打黑枪，担架上重病的李力田丢失。毛主席知道后，把自己的一匹老黄马拨给二局，供病号使用。钱江病得厉害，老黄马就分给了他。

　　钱江回忆：“9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我浑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20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

“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出了腊子口，进入甘南。钱江还是拉肚子，身上长了虱子，又臭又瘦，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

钱江记得，到了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 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

“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 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激动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下来。我11岁时母亲死了也没有这样地流过眼泪。心里有话要说，硬是哽咽着说不出来。毛主席立即叫警卫员要扶我上他的担架，我直摇头。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说：‘那就慢慢走吧，我们快到根据地了。’ 第二天10月19日我们就到了吴起镇”。

“在长征中行军，贺子珍大姐平时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湾，才见到贺大姐，她把毛主席用过的一条半新的夹裤送给我，并且说：‘这是主席穿过的，还能穿，给你应应急吧。’ 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见到贺大姐时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

“岁月流逝没有冲洗掉我记忆中的这些往事。阶级情深，恩重如山。我参加红军后当小兵时就有两点鲜明的感受：第一点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与旧社会地主老财对待穷人截然相反。革命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领袖和群众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有意见在会议上，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平时在工作上，下级要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点是我们这支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旧社会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们当红军是好崽当好兵，好铁打好钉”。

　　　“这支军队好似一个家庭，又像是一所学校。我15岁参军后离家很近，一点不想家。第二次反‘围剿’走到富田，路过家门而不入，甚至怕家中亲人见到来拖后腿。我爱这个革命大家庭胜过爱自己的家。”

　沧海桑田故人去绵绵思绪梦里随

　　夜深人静，耳边隐隐听到周副主席命令： “周浑元，你们好好注意周浑元的”。

　　忘不了，土城遭敌合围，全军撤退前，毛主席给二局下达手令：“限三天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

　 梦里唤，依稀见，毛主席、总理、总司令就在近旁，带领咱们的队伍跋山涉水，万里征战。官兵一致齐努力，不周山下红旗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