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写作

行走天下

　我是一个不懂麻将，不贪小酒，唯喜爱读点闲书的人。书读多了，偶尔也会生出想写点东西的冲动。几十年间，陆陆续续在报刊上发表过几十篇小文章。这其中，就有几段与读书有关的写作经历。

读大学时，我买过一本《中国少数民族婚俗》。书中介绍：长年生活在泸沽湖边的纳西族摩梭人盛行走婚习俗，男子晚上到相好的女子家中过夜，但又不能在女方家生活，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因此，摩梭人居住的地方，早晨的村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走婚的男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婚俗，真的太奇异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有一年，我跟几个朋友去云南旅游。到了丽江，我竭力鼓动大家去泸沽湖走一走，我是想顺便去了解一下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带团的导游正好是纳西族人，我不断“刨根问底”，向他了解当地人的婚姻习俗。坐“猪槽船”时，我问划船那位二十出头、皮肤晒得黝黑的小伙子有没有走婚。他开心地笑了：“还不走婚，阿笑都换了好几个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导游的父母早已从外婆家搬出来“另立门户”，遵循的是现代人一夫一妻制。他的外婆最近身体不太好，他说很想抽时间回去探望老人。为此，我动员其他团友一起劝说导游改变行程，去见见他的外婆。于是，我们走进了摩梭人古老村寨，有机会看到了原汁原味的走婚花楼，看到了导游家族原生态的家庭结构——外婆、阿姨、表姐及表姐的2个女儿。出游回来，我很长时间都沉浸在这段有趣的经历中，后来写出《寻访摩梭人的“走访”习俗》，发表在《梅州日报》上。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几十年间，我读过不少书，走过不少地方，也写下了四五十篇游记，算得上是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的铁粉。有一次，我问自己，你了解徐霞客吗？这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因为在此之前，我所了解的徐霞客，都是来自报刊的零散介绍。于是，我下定决心，通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65万多字，详细记录了徐霞客出游的经历，文字相对比较枯燥，很少人能有耐性通读下去。好在我是带着问题去读，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徐霞客为什么会爱上旅行？他为什么有条件出去旅行？他每次出游时会做些什么功课？他旅途的吃住行是如何解决的？他旅途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和问题？等等。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认真研读，摘录下自己感兴趣的一些素材。后来，我根据读书笔记写成了《徐霞客是这样出游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省局内刊和《梅州日报》上。

因为读书，我认识了一位远在大西北的一本书的作者，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交往故事。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介绍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我国新疆、甘肃挖掘古城遗址、大量盗取文物的好书《西域探秘》，读到最后一页的作者简介，竟然是远在甘肃兰州的同行。我怀着一份好奇心，通过114平台把电话打到她的单位，找到了作者。我告诉她我在广东，是她的书的读者，现正读着她刚出版上市的这本新书。这可把她给乐坏了，说没想到我会喜欢上她的书，更没想到在茫茫人海中我还能找到她。后来，这本书在外借过程中遗失了，让我很是懊恼。非常凑巧的是，十年后，作者的老领导到广州出差，随后来到梅州，单位安排我陪同接待。我向客人讲述了我与兰州大姐因书结缘的那段往事，并通过这位领导“牵线搭桥”，让我再次得到了这本书。又过了几年，我到兰州参加摄影采风活动，利用这个机会，我跟同行的一位影友登门拜访了兰州大姐和她的家人。我把这份有趣的经历写进了当年年终盘点篇章《我的2014有点“任性”》。

我是单位梅州税史馆的兼职解说员。2021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我联想到税史馆里“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与九个武装税队(连、卡、站)”这段红色税收历史，认为值得好好深挖推广。于是，我找来筹建税史馆时参考过的两本书《梅州税务志》《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兴梅地区财政税收史料选编》，认真研读，查找遗漏掉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史志的特点是条理清晰，叙述简洁，但缺少历史细节方面的素材。正好有人给我推荐了当年独八大队队员离休干部廖猛所写的革命回忆录《韩江纪事》，书中介绍了武装税队征税的许多鲜活的故事，信息量很大，我如获至宝。我将三本书综合在一起研读，终于理清了解放战争时期梅州境内九个武装税队(连、卡、站)筹集税款保障革命事业的历史概貌。为了讲好这段红红色税收历史，我整理出2000多字的解说词，包括党中央对征税的指示信、征税机构设置、征税范围、税目税率、委托代征、征收手续费、税收宣传、税收上缴、征税队伍等情况。后来，我又根据收集到的这些素材，写出《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税收》《一段被尘封的“红色税月”》这两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宣传了这段红色税收历史。

从读书到写作的过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不但可以把书读薄，也可以把书读厚，带着问题去阅读，读出情怀，读出乐趣。

杂忆篇／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