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命运的战略转移

真善美

文字：真善美 图片：网络

卷首语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90年前，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从于都河边出发，历经千险，在敌重兵追堵中，向西、向北、向民族救亡前线，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最后走出了中国革命新局面。与这次伟大的远征相比，犹太人从埃及出发，希腊人从波斯向黑海撤退，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这些人类历史上荡气回肠的远征都黯然失色。当世界在这个传奇面前惊叹、沉思时，长征也就突破了时空和国界，成为人类精神星河的一颗璀璨恒星。

一、伟大的抉择

任何史诗般的那种雄浑壮阔、那种波澜起伏、那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辉煌，都是后人对历史长河中的评价。长征是不是一次仓皇的撤退、生死的突围？还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走还是留？走，往哪个方向走？长征最初就是这样茫然不定。广昌作战之前，苏区已经被四面合围；广昌作战之后，中央苏区更被压缩到一个狭小的范围。客观上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但是主观上决定放弃根据地，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将要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几晚上的屋子，是建了将近七年、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

　　中革军委当时面临有三种抉择：一是主力突围，二是诱敌深入，三是短促突击。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乎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即阵地对阵地、正面对正面、攻击对攻击，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参加决策的书记处书记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4人，博古负总责，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负责组织，项英是中革军委主席。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进行突围，当时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又有几人能够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影响极其重大和深远？突围转移的决定还及时报告了共产国际，可共产国际当时回复的意见很含糊，大体是：如果你们觉得能够守住的话，你们就继续守，如果觉得主力不能再这样消耗下去，你们就走，实际上又把皮球踢了回来。

　　其关键原因，还是与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其词、产生的误导有很大关系。他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时起劲地吹嘘：“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达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一百八十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六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五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民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历史的结论是：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0%，根据地损失100％。

　　其实，收到共产国际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经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当时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项英已确定要留守中央苏区，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被换下去，而把李德提了上来。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10月作战计划，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第一是扩红，建立新兵团；第二是物资准备，武器、弹药、机械设备等等；第三是军事部署，两支队伍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命令由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这两支队伍的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结果是，探路的未探出路，前面的路已被堵死；调敌的也未调开敌，红七军团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少，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几乎损失殆尽，仅存的700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出重围。

　　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以中央红军一、三、五3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所以他坚持不带后方，不带机关，不带老弱病残，不带辎重。周恩来则主张撤退整个苏区，他知道留下任何人都要遭到很大的损失，所以主张后方机关要带上，老弱病残要带上，中央领导也要带上。

　　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惨重。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臃肿的后方，拖累太大，辎重过多，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确有一种议论指向周恩来，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带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损失，对这些议论，周恩很少说话，因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须苦撑危局。

　　长征开始之前，毛泽东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要求带一军团和九军团的部分官兵留在苏区打游击，请中央批准，几年后以暂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回苏区。看完信后，博古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坚决不同意，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带上警卫员，冒着小雨披上蓑衣，骑马去于都找毛泽东谈，一直谈到深夜。这也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一个半夜。如果毛泽东不参加后来演变成长征的突围，中央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如果毛泽东留在了苏区坚持斗争，在那种空前严峻的白色恐怖情况下，毛泽东的命运又会怎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说服毛泽东随队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重大，怎么说都不会过。

　　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同意随队长征之后，他能想到前方有个遵义会议吗？他能想到前面还有个瓦要堡会议吗？…历史就是这样。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向湘鄂西突围。当时又有谁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史诗般的长征，最艰难处见着伟大。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走上两万五千里，开始的是最艰辛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二、伟大的转折

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了变数。在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的行军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和挫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展现出了他的伟大战略眼光和坚定决心。1934年12月，在红军遭受重大挫折的黎平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行军方向的建议，主张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地区转移。这一决策最终得到了实施，并成功地拯救了红军于危难之中。毛泽东的决策不仅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一个20人参加的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重大问题。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拔正船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军事战略，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12月23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三、伟大的壮举

这是民族精神史上的不朽丰碑，是坚强意志、革命勇气的传奇。悬殊的力量、恶劣的自然环境、严峻的党内斗争，历史将三重考验一古脑抛给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队伍。红军途步11个省，转战大半个中国；翻越20多座高山，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且终年积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峡谷激流，雪山沼泽，鸟飞不过，兽铤亡群，教条主义桎梏，分裂主义挑衅。两万五千里，步步是险境、处处关生死，红军在难以想象的艰险中攻关夺隘，绝处求生。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以弱胜强，挑战极限的奇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作者罗列了一些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数字：中央红军在367天的长征中进行了300余次战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两万五千里路程上只休息44天，日均行军74里……湘江战役，红军浴血奋战七昼夜，战士马革裹尸，湘江血可飘橹，当地居民“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各路红军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裹腹、皮带充饥、四渡赤水、强渡乌江、浴血娄山关、飞夺泸定桥、鏖战腊子口、转战乌蒙山，激战独树镇，……十多万红军指战员血洒征途，前仆后继，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铁流。

　　目睹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和惊天逆转，甚至连敌人都不得不感佩。1936年10月，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蒋介石喟然长叹：六载含辛，未竟全功。毛泽东同志豪迈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卷尾语

今天，于都河的潺潺流水和大渡河的翻滚波涛中，历史的遗迹依稀可辨。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的日子里，从城市和乡村，从中国的很多方向，一支支队伍沿着红军的足迹上路。90年前的历史便以这样的形式不断走进我们的生活。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知识积累，更是一种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

伴随着精神的追寻，事业也在延续。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将今日之中国，放在五千年文明古国发展进步的大视野里，放在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大背景下，放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格局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身处的位置——

那段开始于90年前的伟大长征远未结束，长征永远在路上。以理想为魂，以信念为魄，在长征中纪念长征，在奋进中继续奋进，才能挺立起精神的脊梁，跑好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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