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1964年秋季,告别小学正式成了中学生。第一位班主任是李勇智老师,大高个,一头短发,大嗓门,显得精明强干,教我们政治课,一下子就把我们镇住了。可以说是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孩子,真正意义上人生的领路人。怎样看待世界?怎样与人相处?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逐渐从这里起步。记得我国的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和老师在劳动中讨论:我国坚决反对核武器,为什么还研制原子弹这种大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这一学期印象最深的有三件小事,一是姜玉香向老师报告钢笔丢了,李老师来到桌位了解情况,让姜同学再好好找找,又问周围同学看到没有,我也是好奇,从前排来到中间位,看到地板上有一个大姆手指粗的圆眼,就说了一句,“能不能掉到地板下面”?这时老师让同学把地板掀开一看,果然有一支钢笔。找到后,老师转头问我:“是不是你放的”?当时我感到很委屈,觉得是对自己人格的不信任,所以这个画面记忆犹新。那时我们班教室是日伪时期建造的,木地板已经破损了,那个小圆洞恰好是松木板的疖子,日久天长被震动掉了所形成的。这本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也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印象较深,便顺手记在这里,以对往事的怀念。第二件事是班级组织的元旦新年晚会,李老师设计了好多游戏活动,其中一项是晚会长跑。老师为参赛者每人发一长条纸,大概只有三公分宽,开始后从头把纸条从中间向前撕开,中途不许撕断,先撕到另一端的为长跑胜利者。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下比赛,手也不好使,也太不好撕了,一会儿一断裂,坚持到胜利的没几人。现在看来,这项游戏是不是象征着我们人生的长跑之路,艰难而曲折,只有坚持到底才是赢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第三件事是班级开展讲故事活动,不知道是安排的还是我报名的,我想自己报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是不善于出头的孩子。我讲的是小说《平原枪声》主人公林玉生的一个片段。心里特别紧张,至始至终我都没敢抬头,声音小的连我都听不见,可见我是个没出息没有作为的孩子。可是老师和同学们还是给我以掌声鼓励,也许正是这种鼓励和锻炼,使我后来选择了教师岗位,成为奋斗一生的职业。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暗示呢?文革后李老师被推上仕途之路,2018年我们毕业50年大聚会,李老师在视力很不好的情况下,早早让儿子送到聚会点,并为老同学们带来充足的饮料。会上气宇轩昂地为我们这些老学生朗读了自己的赋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教我们数学的有两位老师,初一是荣维刚老师,个头不高,说话慢声细语的,一副好脾气。后来是黄秋平老师,年龄稍长一点。初一的语文老师是刘光黎,白净纤弱,课讲的很好,就是身体不算好,经常病休。今天想来,她可能患有心脏病,伴有糖尿病。有一天她提问我一个问题,令她为之一振,好像重新认识了我。初二是万德音老师教语文,万老师个子较矮,正在哺育孩子,经常走进教室,身上还有小孩子吃饭留下的痕记。由于万老师不算严厉,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学生就不怎么听话,甚至捉弄老师,闹出不少荒唐笑话,离校后深感对不起万老师。教我们美术课的是陈尔真老师,南方口音,我们不知道的他曾是大名鼎鼎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美术编辑,片头闪闪发光的八一标志就是他设计的。教历史的是白吉升老师,姓白而长得却很黑,脸色发暗,甚至嘴唇都有点黑,似乎有些病态。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嘴角微起白沫,我怀疑他都有肝病,终究是早亡人。音乐课老师是叶万华,唱高音的,在学校老师排练的《长征组歌》中,和语文老师徐荣强担任男女声的领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真该死,初一的俄语老师记不准了,好像是小个子的女郭老师,不苟言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初二教俄语的是我们班主任邓伟男老师,印象太深了,把初一老师的记忆冲淡了。邓老师两口子都是部队的俄文翻译,转业到我们学校任教。40多岁,个子不高,有些微胖,嗓音有点沙哑。一般不对我们发火,和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尤其喜欢他唱的俄文歌曲,别有风味的男中音。他教唱的俄罗斯歌曲《喀秋莎》至今我们还能哼几句。班里好多同学的口琴吹凑就是跟邓老师学的。有时老师也会挥拍和同学们在黑板拼凑的案子上玩几下乒乓球。可是这一切都被那场风暴给毁了,暴风骤雨席卷祖国大地,初二还没结课就已经停课了,老师被揪斗,有的被打倒,毛蚩、陈尔真老师被投进了监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邓老师亦未能幸免。大约是6月的一天下午,班级排着队来到邓老师的家,邓老师也许料到了,但没想到抄家会这么快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老师的神情是复杂的,想微笑却笑不出来,有些难过和沮丧,多少还有点畏惧感,小心翼翼地展示着自己的东西任由同学们搜查。我看到老师复杂的眼神中闪着混浊的泪光,最终好像带走了几张俄语唱片,要带走邓老师时,有人说了一句:你回去吧!也许这时老师如释重负,像被大赦了一般。这是什么事呢?怎么会颠倒成这个样子,我们都自觉不自觉被裹挟成历史的罪人,邓老师作为班主任和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再所谓的复课,管理者已经换成军管会,我们匆匆地初中毕业了。在校待了4年,实际上只念了不到两年的书。好在37班的同学并没忘记邓老师,老师调入哈尔滨时,同学们恋恋不舍地欢送,摄影留念。在哈的同学,途径的同学都有去看看老师,老师非常感动,在临终前还念叨37班这些老同学。这是一段难忘的师生情,一言难尽的师生情。我们曾经扭曲的灵魂终于回归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2024.3.20</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