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老团长 回忆我27军81师243团老团长管绪昌首长和我在一起的日子里

溢于文辞

在我长达6年的军旅生涯里，由于较长时间担任首长警卫员这一工作，亲受过原27军老军长尤太忠（开国少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副军长涂学忠（开国少将）、27军81师师长杨年伦（后任27军参谋长、副军长）、后任81师师长杨学霖（后升任27军副军长）、师政委张孝先（后升任27军副政委）、后任师政委迟浩田（1988年被授予上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我81师243团团长管绪昌、后任团长李守锡、团政委周长根、后任团政委姜元直、副团长岳天锡、孙家宝、于全祥、副政委高培典、团参谋长田共聚（后任81师炮团副团长）、后任参谋长侯连泽（后任81师241团副团长）等许许多多首长的教诲、指点和帮助，培养我在部队这所革命大学校里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些众多的首长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老团长管绪昌首长。我当他的警卫员前后两年时间里，管团长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管绪昌团长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军人，籍贯山东胶东地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曾担任过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志愿军副营长等职，1966年，他从我27军81师作战科科长岗位调我243团任团长，任团长至1971年，长达5年之久。后升任我81师参谋长，27军80师副师长。他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军事指挥艺术才能。

1951年冬季，在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里，时任我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副营长的管绪昌在零下40度严寒天气下，右手中指和无名指被冻坏。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办法，为了保住他的生命，部队军医最后只好将他的这两个手指锯掉，他落了个三等残废军人。管团长多次对我说过，使他最难堪和尴尬的事儿，就是举起残缺不全的右手敬军礼。可作为军人举手敬军礼，却像吃饭睡觉那样平常。每当行军礼时，他似乎就回忆起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同美国侵略者开展殊死搏斗，另有一番感慨。

管团长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血战长津湖”战斗中致残的。我作为他的警卫员，为27军在战胜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第一师”，特别是在长津湖战场上，全歼“北极熊团”，也为老首长有这段英勇无畏的战斗经历，感到无比骄傲，自豪和光荣。每每看到他那双残废的右手手指，我心中隐隐作痛，总想尽量为老团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保卫工作。管团长平时话语不多，很少表扬或批评别人，但话说出来，分量可就不轻。

1969年3月2日，前苏联领导集团在勃列日涅夫为首领导人敌视我国，甚至企图动用原子弹准备轰炸我国，前苏联军队肆意侵犯我国领土、挑起“珍宝岛事件”，并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准备入侵我国，大战在即，形势陡然紧张。我27军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1969年9月至11月，在时任军长尤太忠、军政委马杰率领下，从江苏苏南地区挥师北上，调防到华北地区，即从南京军区移防到北京军区，担任执行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北京的光荣任务。部队也由乙级野战军编制转为甲级野战军编制。并在全军率先改为摩托化军事装备的部队。根据上级规定，所有领导干部不许带家属随军。全体官兵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不许与家人和外界通信联系。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管团长生活起居及人身安全保卫的重担，落到了我和班长周学群的身上。当我执勤值班时，我和管团长住一间房子，他睡里屋，我睡外屋。白天部队军训任务十分繁忙，晚上首长们常常开会，研究军事战备等。管团长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常常连吃晚饭都一拖再拖。我总给他的晚饭热了又热，催了又催，他才听我的话，勉勉强强地吃，吃饭速度又快，“三下五除二”，五、六分钟就完事了。

当时，我既风光又神气，责任又大，一个人持有两支“五四式”手枪（团长那只手枪由我背着及保管着）。一天晚上，他无意识地让我拿出他的那支手枪，说要检查一下。因我粗心大意，毛手毛脚，手枪没擦干净，枪管和枪栓里外还有一些油泥沾着。

管团长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小彭，怎么搞的，这手枪是怎么擦的？枪是我们的第二生命，这道理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脸顿时通红通红，真是羞愧难言。

管团长当即将两张旧报纸往地上一摊，他那矮矮胖胖的身材，艰难地弯下大肚皮的腰身，气喘吁吁地拆开手枪所有的零部件，里里外外擦得锃亮锃亮，然后又麻利地把手枪装搭好。同时，又将我所持的那把手枪也拆掉、擦净，示范了一次。

“身教重于言教”。此后，我再也不敢怠慢。

为了有意提高我的手枪射击技能，团长多次带我去靶场练射击，教我如何掌握手枪射击要领，从握枪的姿势、射击的方法和时间的掌握等等，一次又一次手把手地教我，不行就得重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持手枪子弹就打了几十发呢！虽然，我的膀子练得又酸又疼，但我的射击成绩却明显提高，我在特务连每次考核都达优秀。正因为这些成绩，为我于1969年度、1970年度，连续两年光荣地被评为“五好战士”增色不少。（1971年，因林彪“9.13事件”爆发，“五好战士”“四好连队”评比工作也停止了）

记得1970年1月一天晚上，管团长在团司令部开战备会议一直开到10点，未见他回来休息，我把他住屋里的火炉又添了好几次煤，以确保暖烘烘的温暖，等他回来睡觉。约10点半他才回来，并对我说：“小彭，你跟我查岗去。”我二话不说，迅速从挂在墙上的两把“五四式”手枪取下来，背在身上，跟随管团长去查岗。此时，大战在即，作为领导3800多人的一团之长，管团长似乎感到千斤重担挑在肩，我跟他在河北邯郸地区永年县丛中军营，冒着零下十几度严寒，顶着寒风从南大门走到北大门，以及重要岗哨位置上仔细予以检查。回屋睡觉时，已刚好深夜十二点钟了。

为了面对苏军庞大的坦克部队企图入侵我国领土，全军开展有针对性的“反坦克”军事训练。根据我27军及81师统一部署，我们243步兵团掀起打苏军“T-62型”中型坦克（当时叫打“苏修乌龟壳”运动）的战备练兵高潮。我们全体官兵也学会了用俄语的战场喊话，如“不许动，缴枪不杀，”“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等。

我记得最紧张之时，晚上睡觉竟不脱军装，和衣而睡，甚至把枪支都挂在床头。一旦紧急集合，马上出发。记得当时军事演练、部队长途野营拉练，一次接一次，非常频繁。中苏边境大战在即，战备气氛相当紧张，我主动向连长苏志昌、指导员贡锦照写了《主动要求上战场决心书》，完全做好上战场，和侵略者开展殊死搏斗，甚至光荣牺牲的准备。

1970年4月，我243团组建“打坦克”军事训练大队。由时任团参谋长侯连泽（后任81师241团副团长）任大队长，并抽调各营、以连，排、班长以上骨干为学员进行集训，为期半个月。由于我平常老跟团长嚷嚷要下连队当兵，决心到第一线去锻炼自己，练好本领，准备将来在战场上多杀敌人。管团长看我求战心切，决定让我去当侯参谋长警卫员兼任训练大队文书。让我挑重担，也为我搭建锻炼学习军事技术的大平台，使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在“反坦克”军事集训中，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我在集训大队里除做好本职工作以外，还主动跟着候参谋长下到训练场，我和战士们一起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战士学员们用“四零”火箭筒，模拟练“打坦克”，我也争着跟大家一起练。时间一长，练得我手臂都抬不起来，我也不叫一声苦，咬紧牙关继续跟着练。由于我表现出色，多次受到师、团首长的表扬。

侯连泽参谋长又发现我肯学习、特别喜欢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和时事政治，一有空就写学习心得体会，他为了发挥我的写作能力，竟把训练大队每两天一期《训练简报》采写、编排、刻钢板和油印的任务统统交给我。最后，又将训练大队《打坦克训练总结报告》也叫我写。仅只17岁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简直吃了“豹子胆”似的，天不怕、地不怕，小小的我竟敢以243团全团的名义，动笔写起这个《全团“打坦克”军事训练总结报告》。到现在想起来，我都感觉十分害怕。正是写了这个报告，驱使着我鼓起勇气开始向《解放军报》、北京军区《战友报》踊跃投稿，并为以后当新闻记者开了个好头。

后来，候参谋长拿着我写的《全团打坦克军事训练总结报告》向军党委汇报时，军长尤太忠也知道了。他后来当着管团长的面，特意表扬了我，说这个《军事总结报告》写得好。我听到尤军长也表扬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当晚，兴奋的我难以入眠。

直到训练大队完成训练任务返回营房后，侯参谋长还特意到我所在特务连、跟特务连连长苏志昌、指导员贡锦照（后升任团政治处主任），说我在训练大队表现很优秀，可在全连范围予以表彰。后来，指导员贡锦照在全连指战员大会上表扬了我。我至今印象很深。

从打坦克集训大队训练结束，我回到特务连警卫排。不久，我又参加了部队外出野营拉练。当部队拉练至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的太行山区某高山时，我们特务连举行了“攻打敌碉堡”的军事演习，管团长及其他团首长都到现场观摩。

说来也巧，在这次演习中，我排由三名战士组成爆破小组。任我为组长兼主爆破手。我要背着十公斤重的炸药包，登上数百米高的山顶，去炸大石头垒成的“敌碉堡”。

演习一开始，时任我特务连警卫排排长陈顺余下达口令指示；我手持炸药包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往山上奔跑。当我快冲到山顶时，大汗淋漓、嗓子直冒烟，连吃奶的力气也没有了。两条腿如棉花似的，摇摇晃晃，我快要站立不住，差点要栽倒了。

这时，我猛然回头一望，隐隐约约地发现远处山脚下的管团长正用望远镜直盯着我，仿佛在说：“小彭，要顶住，一定要冲上去啊！”

我顿时劲头倍增，脑海里浮现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光辉形象！

于是，我使出全身力气，几个箭步直冲顶峰。立即选好位置，迅速固定放好炸药包，然后拉断导火索。

同时，我命令其他两位战士，顺着山坡顺势翻滚而下。

炸药包顿时“轰隆”，一声巨响。

爆炸声惊天动地，将“敌碉堡”送上了天。当我沾着全身泥巴向管绪昌团长，敬了军礼：“报告团长，特务连警卫排一班战士彭松生，率爆破小组已完成任务！”

管团长拍拍我的肩膀，连声说：“小彭，你是好样的。”他会心地笑了。

打那以后，管团长为了放手让我多练几手军事本领，推荐我去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在汽车训练队里，我不仅学会了驾驶十轮大卡车，以及前苏制的“吉尔164”卡车，解放牌大卡车及“北京牌”小吉普车驾驶技术。

我情绪高昂、信心倍增，奉命驾车，随着大部队长途拉练，飞奔在祖国的华北平原，太行山上……

1971年9月，管绪昌团长升任我27军81师师参谋长。

虽然我再也没有与他朝夕相处在一起，但见面机会也有几次。记得1971年10月份，管参谋长带着全师副团以上军事干部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一带进行军事拉练，并开展军事演习，我驾驶北京牌吉普车跟随他好几天，并抽空向他汇报我的工作，学习和军事训练情况。老团长一再嘱咐我要继续加强锻炼，还要多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好军事技术、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军长尤太忠及老团长管绪昌的关怀、帮助、教育下，1973年8月14日，我历经部队党组织长达五年的长期严格考验后，终于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愿望！

管绪昌团长担任我27军81师参谋长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又升任并调入我27军80师任副师长，我与他失去了联系。

时间一晃，40多年过去了。

2019年3月，我利用出差到江苏无锡调研有关物流园工作。同时，也进一步去了解1969年9月前，我27军原军部一直在无锡。后来部队北上以后，在无锡27军原来营房，建造了原27军离休干部的干休所，主要用于安排27军副师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离职休养。我的老团长管绪昌和老伴被安置在干休所休养。

当时，我请托在无锡的相关朋友，邀请到原27军80师后勤部部长毛振德老首长和夫人一起聚餐，席间，我特意向毛部长打听管绪昌老团长的一些情况。

毛振德部长十分遗憾地告诉我；“小彭，你的老团长、我80师副师长管绪昌同志，早在十年以前因病去世了。”我听到这一消息悲痛不已，非常难过。刚好，毛部长的夫人说管绪昌的夫人，是她很要好的姐妹，并有她的手机号码。我记得，我们部队在1969年10月前，驻扎在江苏省镇江地区句容县高丽山军营时，我有一段时间在家属大院值班，和团长夫人非常熟悉，我一直亲切喊她“阿姨”，并经常给团长的家挑水、买煤球、买大米。管团长家里有3个女儿，我有时还带这些小孩子到外边去玩。大的约十二、三岁，小的才六、七岁。这些小女孩一直嚷嚷，叫我“小彭哥哥”。所以我跟团长家里人都非常熟悉，跟一家人似的亲热。

毛振德部长夫人当即就给管绪昌团长的夫人打电话，但手机不通。后来她又给另外一位姐妹打电话，才得知老团长夫人于2018年因病去世。这就成了我和管团长家里人最后失去了联系，实为终身遗憾。

管绪昌团长为人正直，工作勤勉，认真负责，亲切和蔼，爱兵如子。我243团在管团长任职5年多时间，全团样样工作都走在全军前列，年年考核名列前茅，是全军有名的“先进团”、“示范团”。这与管团长的治军有方，带兵领导不无关系。尤其是这位老首长非常关心我在部队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和军事训练，他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心血培育我在27军81师243团（我团在淮海战役中荣获“一等功团”光荣称号）这支英雄部队里茁壮成长，使我练就了坚强的革命意志，为我在革命的征途继续前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永志不忘！

敬爱的管绪昌老团长、小兵彭松生永远怀念您！

（摘自彭松生创作撰写《情系军营》、《我爱西柏坡的红叶》、《军魂永铸心向党》红色散文集。）

写作：2018年12月

修改：202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