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震回忆录

山猫

　　

前言

　　

　　这本回忆录为上、中、下三篇，分别记载了作者一生中三个特别重要的阶段和时刻。上篇讲述作者在尚未从学校正式毕业的舞象之年，就被潮流推向社会开始了人生之路；中篇可称为作者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段历史，构写了整个人生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艰难成长的经历；下篇则是作者在五十知天命时遭遇大难，在疾病中挣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走出迷茫的切身体会。
　
　　作者郭文震，男，1950年出生，上海市人，大学文化程度。先后在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中共长宁区委宣传部所属长宁有线电视台工作。曾担任记者、编辑、责任编辑、栏目导演和制片，擅长专题报道。发表各类稿件、专题30万余字，在《解放日报》、《上海家庭报》等报纸媒体上发表刊登的“一口吃掉十万美元”、“你好，船长”等报道曾先后获奖。

　　

上篇：被撤消的建制——忆兰字960部队宣传队

　　

谨将此篇献给：
　　四十四前的建制——兰字960部队宣传队的全体宣传队员们。同时，向已经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兰字960部队各位宣传队员致以崇高的敬礼！
　　
重要声明：
　　这是一篇由960部队宣传队全体队员回忆和努力，记录了真人真事的回忆录。所涉及到的人物、事件完全没有虚构的成份。其所涉及的人物全部用的真实姓名，适当的文学加工，只是为了还原和帮助回忆当时的历史，无其他用意，特此声明。

　　

写在前面的话
　　以最沉重的笔墨，诉说了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的暴行和“文革”带来的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记它，却又无法忘记它。而我们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记载方式来记录这段历史，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历史真相。

　　

　　70年代也许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记得那时除非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大部分农民的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留，在陕、冀、晋、豫等省或地域，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再加上白羊肚毛巾头上一扎，这也许就是一辈子的穿戴。而许多农民大爷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也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在我的记忆中，我都不记得那时在当地老农家中见过一条比较像样的棉被，大多都是絮花累累，多年铺盖破烂不堪，连原来是什么颜色都辨不清。
　　而我羞于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了宣传队，开始明白自己几乎是一个野蛮人。在我的记忆中，最庄严的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我虽然早就偷听了古典音乐，但中国人运用的西洋弓弦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好像只为《沙家浜》伴奏的非常好听，我惊叹西洋乐器与民族文化能如此完美的结合，我突然想起八百里秦川的村民与荒山。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了，很久以后才知道：当我们宣传队的车队在八百里秦川颠簸，当我们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奏改编的器乐小合奏“老黑奴”时，巴黎的五月风暴、美国由嬉皮士参加的、以文化的反叛和生活的反叛为主要内容的嬉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以及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和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的。而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马丁.斯柯西斯的《出租车司机》、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等著名的经典电影也均摄于七十年代。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捷克的米兰•昆德拉、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等一长串名单，才明白他们也都是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回放这七十代年代大事小事黯然神伤，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人们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承受了这真实感，当然，除了我们还有我们的上一代人。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把在960部队宣传队这段时间难忘的事和人记录下来，这是一段值得怀念的历史，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过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我以宣传队工作为主线，试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来展示那个年代的你、我、他（她）。
　　在这里我们没有忘记兰字960部队宣传队全体队员的名字，他（她）们是：

　　▲ 师部干事：许志勤，指导员：李华亭（庭），队长：杜正茂（着军装者是指导员）。

　　▲ 男演员班：霍世灿、铁国荣、胡玉（艈）培、金振海、麻福荣、陈建新、葛唯成、叶宝东、杨东历、苏润柯、赵光春、郭文震、王连、林继业、马渭滨（15人），其中：郭文震、赵光春兼任舞美和灯光。女演员班：朱开琼，刘淑改，李一萍，陈桂兰，馬洁涛，張桂兰，金慧，張群英，党育荣，郭慧珍，林春红，杨红霞，陈珂琳，魏英，彭小玲、田苗、李美丽（阿四）（17人）。
　　（这既不是分班的，也不是全体照片，可对号入座）。

　　▲ 乐队班：张明（作曲、指挥）、孙大虹（黑管、手风琴）、刘文生（长笛、竹笛）、杨新春（小号）、商寿岩、赵兵、王华鹏（小提琴）、王钺（京胡）、董青林（扬琴）、陈冠大（琵琶）、刘富子（大提琴）、赵金锁（三弦）、姚吉成（大提琴）、李效奇（边鼓）。
　　（照片不是全部人员，大家对号入座）。

　　▲ 在我印象中，当时年龄最大的是商寿岩，而最小的是王连、林春红和郭文震（这既不是分班的，也不是全体照片，可对号入座）。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并以轻松的笔墨，记录下在这特殊的年代里，在“文革”浩劫这历史背景下，一群生活在渭水岸边、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孩，在几个有生活志向、有事业追求的中、青年和军人的托举下走遍西北四省，为当地驻军、监狱、农场的大批部队战士、监狱警察、农场工人和知识青年送去了精神食粮。五年来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西北四省，把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刻献给了这黄土高原。而后却又销声匿迹……。
　　虽然，他们是历史的沧海一粟、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的小人物，但是，他们一定是这段历史中的正能量，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

　　▲ 五十年前老照片 960宣传队在前往演出行军途中。

　　
第一章节： 我们的宣传队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唯一一个横跨西北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四省、区的建设兵团。在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在这个地域组建了三门峡库区农场。1964年，以河西国营农牧场为基础，组建了农建十一师，同时调进大批复转军人和知青。1965年，青海以院劳改农场——格尔木农场为基础，成立农建十二师。同时，从山东青岛、济南等八个城市接受知识青年7000余人，从西宁市接受知识青年1200人。同年，48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和2000多名天津、杭州知识青年到宁夏参加军垦建设，于1966年元月成立了农建十三师。并在陕西省组建了农建十四师。
　　以后根据当时形势变化的需要，国家先后将这里的农场和陕西其他较大的农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四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和陕西省农建师”。以上不同时期的名称概称为“陕西农建师”。
　　1968年7月3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兰州军区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统管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农建师。1969年4月，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下辖6个师，57个团场。原甘肃农建十一师和水土保持建设师改编为农建一师、农建二师、林建师，分布甘肃省内；原青海农建十二师改编为农建四师，仍驻青海省境；宁夏农建十三师改编为农建五师，仍驻宁夏境；陕西农建十四师改建为农建六师。

　　▲ 宣传队员在西北大地劳动。

　　我们兰字960部队（对内也就是陕西农建师）的创建人和领导者，有师长王季龙和师副政委马秀山，副师长邱德山等。
　　师长王季龙，陕西绥德人。1917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行政8级干部。1946年担任绥德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担任西北野战军第四十七团团长，带领全团官兵和其他部队横扫西北敌军。后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四书记、兵团政治部主任，1963年奉调陕西，连任陕西农建师各个时期师领导达14年之久。他有胆有识，政治理论水平超人。为该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呕心沥血立下汗马功劳。于1978年6月29日病故。
　　陕西农建师是一个亦农亦兵，劳武结合，集农、工、商、学、兵为一体的屯垦组织。一段时期曾成为陕西农垦系统的主力军。这支 “部队”是1963年开始组建的。铜川、汉中、安康、渭南、宝鸡、西安等城市数万名的初、高中学生和社会闲散青年，在当时政府的号召下，潮水般地涌向三门峡库区，投身到火热的垦荒大生产中，成为陕西农建师最有活力的主力军。同时，新疆生产兵团、东北垦区、陕西省委、省政府具有丰富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海军部队复员、转业官兵以及各类大学、中学毕业的科学技术干部，甚至还包括正规部队、相关文艺单位的师、团、营、连等各级281名现役解放军军官，都聚集到陕西农建师，为陕西农垦事业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热血和青春。可以说，陕西省农建师是一个由革命军人、科学技术人员和大批热血青年组成的、特殊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以下这一段摘自相关档案，由于对整个回忆有一定帮助，故引之。
　　兵团总部对《农建十四师访谈录》。访谈时间：2007年11月12日；访谈地点：西安市西七路韩林家；访谈主持：李开全（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访谈助理：陈利（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被访者：程振川（1921年出生，原农建十四师工业处处长，1984年离休）、韩林（1932年出生，原农建十四师办公室主任，1993年离休）；录音整理：陈利（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李开全：韩主任，我们就是编辑兵团历史书的。今天到韩主任家来，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我感到很高兴。多年来我们有个愿望就是来采访农建师的一些老同志。
　　韩林：十四师是1965年9月12日成立的，国务院正式批准下文的。
　　李开全：番号是国务院批准的？
　　韩林：是国务院批准的。原来只是叫农建师，十四师是张仲瀚起的名字，甘肃是十一师，青海是十二师，宁夏是十三师，陕西是十四师。当时从新疆兵团调了200个左右的干部，组建十四师。
　　李开全：都是哪一级干部？
　　韩林：师一级干部有4个，县团级干部有33个，其他的干部有一部分。来了以后，农建师在的地方都是到了艰苦的地方。

　　▲ 部分宣传队员合影。

　　在七十年代前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兵团总部于1973年撤销，其中甘肃农建师1975年撤销，青海农建师1975年撤销，陕西农建师1975年撤销，宁夏农建师1974年撤销。1977年后，恢复了国营农场的体制。而撤销之前，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在“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指示下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兰字960部队宣传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成立的，那时应该是1971年9月间，而我显然不是第一个到宣传队报道的人。
　　随着建设兵团的撤销、农建师的撤销、兰州军区历届会演对人才的挑选、地方专业文艺团体又四处抽人，我们的宣传队专业人才逐步流失，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宣传工作了。1975年6、7、8月间兰字960部队宣传队的上级领导作了目光短浅、或许也是错误的决定：宣传队就地解散。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演出八、九百场节目后，这个获得广大兵团战士、农场职工、知识青年、工厂工人、煤矿工人、监狱狱警、犯人和广大农民好评的兰字960部队宣传队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解散了……，遗憾的是没有赶上随后思想大解放的潮流。
　　当时这个有近50多人的文艺宣传团体，在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乃至多年以后说起我们这个宣传队的节目、以及一些演员的名字，都为一大批农场的职工和知识青年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内容。甚至于一些演出时的小破绽像谁误场了、谁冒场了、又是谁垫场来的，都成为大家可圈可点的话题。
　　宣传队依照师领导的指示，在当时雷锋精神的鼓舞下，宣传队坚持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了为祖国和人民的富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而离开喧闹的城市，到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黄土高原从事农业生产，是一种奉献，一种没有自我的正能量。
　　宣传队每一个队员的人生舞台也一定是变幻无穷的，它婉如一部生命交响曲时而舒缓时而急促，让人放松又会让你窒息。而宣传队这几年天又似乎特别的热，火红的太阳已靠近地平线，它染红了天边的云彩，像是有一群仙女编织的晚霞。光芒改变着大地的颜色，夕阳的余辉洒满了农田，渐渐的由红变暗，天边的色彩也越来越淡，云彩也收起了余辉，显出淡淡的金黄色，预测着明天比今天还要热，也预测着当时每个队员的前途变化莫测。
　　正当我执笔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得到了最新消息：五十年前，我们全体宣传队员曾当过小工，流过汗水出过力的兰字九六零部队师部大院办公楼于2014年7月25日晚遭受到无情大火的吞噬。

　　▲ 这是当时火灾现场的照片。

　　
第二章节：来了，又来了新队员
　　 　　在宣传队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流失的是岁月留下的则是一段段难以忘怀的回忆。我们那时是那么的纯真，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稚扑，以至于到后来不管我们走到何处都会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共同生活工作、演出的情景，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六师师部机关大院，一直以来给下属各单位来办事的人们蒙上了一层神秘感。如今宣传队入住给大院，不但带来了朝气蓬勃的生气，与此同时也给今后宣传队的解散埋下了一支伏笔，这是后话。
　　能够回忆起的是，当时最早到达宣传队报到的应该有，铁国荣、张群英、朱开琼、马渭滨、胡玉培等，当时年龄最小的是林春红，对她印象比较深刻，给人的感觉腼腆，眼睛不太直视人，大概才只有十五岁左右吧。
　　宣传队的领导班子是由师部的许干事挂帅，直接领导指导员李华庭、队长杜正茂。除老杜外，其他都是现役军人。
　　宣传队的驻地是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荔农校(即原赤水农校)、后为陕西农建六师的师部大院内，在靠近师部大院南面一片果园边。原农校的三间教室改为宣传队集体宿舍兼练功房和会议室，三间教室一字排开，宿舍坐北朝南，教室大约每间不到100平方米。东面是男演员宿舍、中间是女演员宿舍、西面是乐队宿舍，东面原农校的仓库改为宣传队器材仓库，存放演员服装、道具等。
　　大家常说 “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乐队的帅哥们就是这样一个个兢兢业业的职业乐手，随时都会练上一段。所以乐器就像他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备至，都是由各自保管的。
　　早来报到的队员忙着打扫，为即将到来的新队员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这天清晨，不知是谁站在宿舍门口大声的喊叫，来了，又来新队员了。早先到来的队员们纷纷从东、西、中三个宿舍的大门中一拥而出来到路口。

　　▲ 休息期间宣传队员在逗乐。

　　突突的拖拉机“噗次”一下熄了火，驾驶员拉好手刹，跳下了手扶拖拉机说：
　　“到了，小林。”
　　待在边上的队员们一拥而上，有的帮着拿着行李，也有的帮着提着被子，前呼后拥、稀里哗啦的往女演员宿舍走去。
　　这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满脸通红流着汗水，坐在后面的斗厢里。微黑红润的脸颊上沾满了灰尘，白底小花的衬衣显得整洁朴实，说起话来总是低着头，显得有些腼腆。圆圆的脸庞上，两道细眉，一双大眼睛，配上稍小了点的鼻子，也还算匀称。眼睛就像泉水一样清澈、纯净，都会喜欢。
　　小林，林春红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微微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周围的人灵活的跳下了车，又跑又跳的往女演员宿舍奔去。
　　那时，金惠和林春红一同从四十四团选调师部宣传队，林春红应比金惠先期报到。
　　来了，又有人来了。队员们又从宿舍里呼啦一下涌出奔到路口。
　　这是一个帅哥，1米70有余的个子，直挺的鼻梁，尽管手提肩扛，但走起路来仍然不能掩盖他多年锻炼身段的基本功，一看就是一个舞蹈演员。
　　“我叫胡玉培，来自41团的。”
　　他忙着自我介绍，此时，大家顾不得听他说什么，又拉又扯把他推进宿舍。
　　中午没有一丝云彩，没有一点风。宿舍对面的桃园，桃树的树叶垂头丧气，鸟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有那知了不厌其烦的叫着“知了”“知了”。

　　▲ 五十年前， 部分宣传队员。

　　在师部大院食堂用餐后大家回到宿舍，准备休息。
　　嘭、嘭、嘭，随着一阵敲门声，一个圆圆的脑袋伸了进来，大大的脸上装着一对小小的眼睛。随着小眼睛骨碌骨碌转着，门被挤开了。一个五大三粗长得肥肥胖胖的人瞬间站在大家的前面。这就是我对金振海的第一印象。
　　以后大家熟悉了，对他憨态可鞠、有时还会冷不丁冒出几句冷笑话感到十分亲切，大家都爱叫他“果果”。
　　新来的队员不熟悉我们的作息时间，宣传队会安排专人一个个告知。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一般早上七点钟起床，起床后统一做广播体操。当时也没有什么音乐播放设备，宣传队就安排马渭滨叫口令，他声音洪亮，如果谁不认真他会垂下脸来说上你几句。当时大家年龄小脸皮薄，说真的做操时还挺怕他的。那时候的宣传队军事化管理还是很严的，一切按正规部队要求，吃饭要排队去，晚上还要按时熄灯休息，宣传队领导到点就在宿舍外监督作息时间。
　　每天早上早饭后九点整，宣传队不论演员还是乐队全体开始练功。当时我们的宿舍门前都装有简易的把杆，而大家最多的是跑在对面的果树下，找个干扰小的地方练，十点钟以后就进入排练。如有演出的任务还根据演出的任务晚上加班排练。而乐队基本都是个人分头练习，练了差不多以后在同台合乐，特别是临演出前同乐队合练也是经常性的。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家欲整队准备去食堂就餐。
　　“报告，我叫苏润柯，前来报到。”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们队列边响起，大家回头一看一个帅哥站在边上，个头不高眉头紧缩，举手投足不乏一股经过军事训练的架势，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从武装团调来的演员。
　　“入列吧，向右转，目标食堂齐步走。”杜队长下达了口令。
　　宣传队员们在黄昏夕阳的映照下，“叮咚、叮咚、叮叮咚”拿着饭碗走着敲打着。
　　“目标、食堂，齐步走”。 　　
第三章节： 宣传队的灵感，来自走出去，带回来， 去西安学习， 下南泥湾采风
　　 　　下基层的慰问演出，是我们宣传队常规工作之一。我们的足迹踏遍了西北四省，六师的所有团场，除了到陕北演出以外，下库区几个团的演出不止一次。还包括所属部队负责警卫的监狱、狱所，兄弟部队的驻地等。在这期间我们先后还到陕西省军区演出，参加兰州军区文艺汇演等额外的任务。除此之外我们对当地单位、驻地辖区的大型企业单位，如许庄公社等地方单位也有不定期的演出。而四团离我们师部最近，所以有时也特别眷顾这个团。
　　那时960部队的各团、厂，基本都建立了从小学到高中的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有的还有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商业网点、酒店宾馆也洒向西安渭南。1971年我们师奉命组建武装第四十五团，和正规守备部队战士一样手握钢枪，日夜站岗放哨，接替陕西军区独立师，看押几个劳动场所的犯人认真负责。陕西960部队广大干群们不但能吃苦能苦干，而且善于团结友爱、服从命令听指挥，待人诚恳热情心地善良，还乐于帮助弱势群体，体现了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
　　由于当时安全生产的意识不是很强，也谈不上有什么劳动保护政策和应有、必要的措施，所以劳动工作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本不应该发生的、可以避免的低级事故，而有些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曾记得有一年夏收，四十三团一青年农工，劳累了一天，晚上又加班劳动，结果困睡在麦桔堆内，被拉粮汽车碾断双腿，致使终身残疾。水泥厂一位青年电工，操作不慎从电杆上跌落，折断脊柱致使终身瘫痪。而修配厂有一青工，在吊车起吊机件时，自告奋勇用体重平衡吊件，突然吊件跌落，不幸被砸当场身亡。在造纸厂一位女工，跌入滚烫的纸浆池，被烫得体无完肤，最后不幸身亡。类似这样的伤亡事件还有很多，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有许多事故完全可以避免，但他们毕竟是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为兰字960部队的发展而献身的。
　　同时为了陕西农建师的建设积劳成疾而病死、老死的职工则是更多了。在四十三团原有建制14个连队，全部死亡者大多埋在团部西南角一块地里和一个叫《丰图义仓》周围的壕沟里，人们习惯把这些集中埋葬的地方称作第15连。四十四团部东北角的一块地里，集中埋葬着本团和附近几个农垦单位的亡灵，这两地累累的坟莹，埋葬着为陕西农建师发展、建设献出生命的骨肉同胞。他们的肉身虽然腐烂了、他们的墓碑也不见了，也许有些人的名字也随着日月的逝去而被遗忘。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献身的，黄土埋忠骨农垦育英才。人们不会忘记这些曾经为陕西农建师发展建设捐躯的战士，他们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每当丰收的季节，我们的战士就日夜奋战在辽阔无边的田野里，一辆辆拖拉机、一台台收割机，田埂边排成一列的大卡车，就像在战场上正在进攻的机械化部队，正按照指挥部的作战计划有序推进。而跟在后面作业的战士们，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在宣传队员们眼里看来，都会演变成一个个美丽的舞蹈动作。

　　

　　以下这一段同样摘自：兵团对《农建十四师访谈录》。访谈时间：2007年11月12日；访谈地点：西安市西七路韩林家；访谈主持：李开全（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访谈助理：陈利（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被访者：程振川（1921年出生，原农建十四师工业处处长，1984年离休）、韩林（1932年出生，原农建十四师办公室主任，1993年离休）；录音整理：陈利（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李开全：没啥利润嘛。
　　韩林：没啥利润。战士们有句话说，农建师的部队是修地球的，部队待遇是“4329部队”。什么叫“4329部队”？就是43斤粮食，29块钱。
　　李开全：那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农建师归省里了，归省里哪个部门来管？
　　韩林：业务上归农业厅，整体上是省上管。省上有个副省长，管农业的副省长，兼农建师的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个虚职，有名无实的。
　　李开全：那时候，农建师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从经济上，从人数上？
　　韩林：有两万多职工，六个农场，还有五个工厂，有这么个规模。
　　李开全：一直到现在还是6个农场？
　　程振川：没了。
　　李开全：南泥湾有个农场也归农建十四师管。
　　程振川：南泥湾有种地方病，“克山病”。住上一个时期，心脏就变形了，吐黄水，所以在那个地方不行，好多人都调下来了，没几个人了。
　　韩林：“克山病”。这是内蒙古有个克山县，得这种病，陕西省也有，水质上有毛病，所以叫“克山病”。
　　李开全：当时管的几个农场也挺分散的嘛。南泥湾在陕北，水库在库区。
　　韩林：主要在库区，那里是比较少一些的。原来是农场，兵团给了一万只羊以后，又建了一个牧场。
　　李开全：现在不是原来那么艰苦的样子了吧？
　　韩林：现在不是了，现在好些了。
　　李开全：现在种小麦的方式有些地方还是不是“一水一麦”？
　　韩林：现在一部分还是那种情况，后来采取了围堰，堵涝坝，以后好一些。我在农建师待了8年，后又到农建发电厂待了3年，然后调到省上。

　　▲ 插秧舞创作人员。

　　但无论在哪里，在哪个连队哪个师团，白天的辛勤劳作，工作，车群机械的突突声，在我们宣传队创作人员的眼里，都是我们节目的素材。经过文字、编舞、配器、灯光和舞美的创作，一个个优美的舞蹈，一个个快板、相声、说唱、小品……都会在舞台上展现，成为部队全体干战茶余饭后的谈资。
　　记得在我们宣传队的驻地，晚饭后，天边那一弯新月发出淡淡的清辉，静静地洒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在迷朦的月色下，那些白天里姹紫嫣红的桃花，青翠欲滴的叶，都显得暗淡多了。几朵刚开的桃花散发出缕缕清香，沁人心脾。还有一朵正含苞欲放的蕾儿，花蕾尖上不知不觉裂开了一个小孔，接着，小孔缓缓地张开，然后花瓣一片片地逐渐舒展开来。那一片片花瓣像是水晶雕成的，连一条条花脉都看得清清楚楚；花心粉红粉红的，还带有一点鹅黄。
　　远处传来乐队帅哥们使用的各种乐器、演奏的、各自的练习曲，扬琴、二胡、黑管、小号、小提琴、大提琴等，虽然完全不合调，但却能从中辨出一支主旋律，这旋律由到近由轻到响，那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而练了一天基本功的男女演员，借夏日晚间的凉爽，依着徐徐凉风，三三两两在果园中交流心得和体会，大家酝酿着用什么节目、什么方式来表达960部队全体干战为祖国建设刻苦奋斗、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伟大胸怀、如何体现我们这一代人接这个班、扛这面旗的雄心壮志。
　　也许结论只有一个，那只有走出宣传队走出师部大院，下到连队去体验生活和战士生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节目来。为了创作出符合当时形势、反映我们战士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有了这个大方向，报请师部领导批准，同意我们宣传队全体在演出空闲期间，分别按需下到各师、团、连队体验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由李指导员带着林春红、金惠、胡培去南泥湾一个连队采风。翻山越岭来到了铁姑娘队，听她们讲述是怎样挖田蓄水种出水稻的。

　　▲ 插秧舞编舞金慧、林春红。

　　当时北方很少有水稻，而这个创新让铁姑娘非常辛苦，特别是陕北的水凉，同样的温度北方的水让她们吃了很多苦，来用毅力学插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出的水稻长势良好，做出的米饭非常好吃也特别香。为此指导员就让创作人员好好想想，怎样创作一个节目，反映铁姑娘的精神和丰收的喜悦。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也不是专业创作人员，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创作出好的节目。几天过去了，拿不出东西，大家有点灰心。当时舞蹈演员林春红虽然最小，但有自己的思路。在跟指导员汇报了想法以后，很快得到领导的鼓励。林春红就按想法编舞《插秧舞》的基本动作，比如其中一个画面：天不太亮时，月亮还挂天空，一队铁姑娘起床后，提着灯排着队来到田边等等……，同时指导员还告诉林春红回到宣传队驻地后会派张明（宣传队作曲）去找林春红，交流创作的想法和思路让他配写曲子。几天后回到驻地后林春红的想法很快和张明作了交流，短短几天以后，张明创作的曲子《插秧舞》反复地让林春红听，反复地改，再合上动作节点，看是不是符合当时创作的情景。几百个分解动作、近10个演员的站位以及和乐队节奏的配合，短短几天就通过几个不到20岁女孩、男孩的大脑和肢体，来来回回修改了很多次，终于把这个舞蹈搞了出来。并在随后在参加兰州军区调演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还把林春红和张明邀请到军区组织的创作讨论评奖会上谈体会，我记得当是林春红还是个孩子才十六、七岁，又不十分老练胆子也很小。结果林春红的发言还是有让张明代替的。
　　这是一个下师团采风的小插曲，现在让我们仍回到宣传队驻地。

　　▲ 五十年前，部分宣传队员在练功休息之余。

　　实际上有很多事情宣传队战友都可能知道和经历的，之所以把它晒出来就为了激发大家对往事留下美好的回忆。这里我再给大家说一件，当时我们宣传队本着自力更生的宗旨，通过上级领导从其他团拨给我们宣传队了一些地。那是在师部医院的南侧大约有一百亩左右，记得有一年春夏之际。当时全体宣传队员都会在在空闲时间到地里劳作，实际上这种地也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不但充分体现了我们宣传队员不但能上台演出还能下田种地，在舞台上演英雄，平时也是做平凡的“英雄”。年轻力壮的男演员和女演员们人人都是生产劳动的主力。不过，说实话我还真不记得那时在这块地上收获了一些什么？也许在心里是甘愿付出而不在乎收获的精神指导？不过只要宣传队有空闲时间，大家都会自觉主动地下地去干活。不过有一点大家心里都十分明白：把我们集中在一起，上级首长希望得到的是一台高质量能鼓舞士气的文艺节目，而不是收获几百斤农作物。
　　那时由于我们宣传队乐队班的陈冠达身体比较单薄，宣传队指导员就安排他给大家送送水和赶麻雀的轻松任务。

　　▲ 陈冠达演出剧照。

　　有一天，陈冠达提着一个草綠色的铁皮壶，壶口上挂着缸子，左手还拿着一面锣（赶麻雀工具）到地里去了。很快太阳就快落山了，我们大家也等着收工回营地了，只是口渴的要命，迟迟不见有水送来。那么陈冠达上哪去了？碰到野兽了？可也没听说在师部附近出现野兽的传闻啊？再说，武装警卫团也没有提醒大家附近有野兽出没的提示？正当大家乱猜测时，不知谁说话了，说四团四连连长打电话来了，问我们宣传队是不是有一个叫陈冠达的人？我们回答说有啊。当时四连连长看到陈冠达的打扮，一手提壶，一手拿锣，还四处打听师部的位置，这一切引起了连长的高度警觉，就立马把人给扣下了！！实际上四连距宣传队住地也就二里多路，这位陈老兄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在四连的同志与我们核实之后，派人去办理交接手续才把这位老兄领了回来。大家都说陈冠达你怎么啦？当时不管怎么说，我们地处虽然不是边境，但“特情”教育经常开展，再说四团是师部警卫团，警惕性更高一截。这确实也难怪啊，宣传队员人生地不熟的，外出又不像城市有参照地标，师部的范围实在太大，找不回来太正常不过了。 　　
第四章节： 开台前的锣鼓，演出后的快感
　　

　　（作者：这虽然是一篇回忆录，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个年代，成千上万城市青年来的广阔的天地，写下一篇篇妍丽的篇章，我们都是执笔者。）

　　我们每次到某某部队演出，一般进程是这样的：在演出结束以后就先拆台然后卸妆，再立即装车最后吃夜宵，这是常规。因为道具和灯光车需先行，待到下一点后立即准备下一场的装台。为了减少非演出人员的编制和外出，宣传队原本有演出后勤支持的人员大量减员，一切有我们演员自己兼任。就这样精简，我们这个演出的队伍组成还是有一辆吉普开道、一辆演员大巴、二、三辆装道具的军用大卡车还包括一辆乐车。而在演出结束后，是连夜赶路还是休息是由总指挥视天气、下一站距离等多种情况安排的。当然我们都希望住下，因为一般时间演出结束都要超过23：00了。那个时候，这近70、80号人一般都要求在90到100分钟用餐完毕，当然这还包括好客的基层部队热情款待准备的好酒，然后集合队伍驻地首长讲话。有些首长说话干脆利索，感谢、辛苦、慰问、完了，大家拍手上车或回营房睡觉！当然也有啰嗦的首长时间就不一样了。就这样一般情况的话能上床休息也就是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了。
　　每年我们都要下基层巡回慰问演出，在师部修整期间我们会按照演出的节目单做好相应的准备。当时我们宣传队可以说没有什么经费，也许上级会拨一些必要的款项。但毫无疑问所有的布景、道具都是自己动手解决，也就是自己做的。
　　记得当时木工做了几个大木箱还真的挺大的，现在回想起来，藏二个人也没有问题！里面主要是用来装的演出服装、演出道具和灯光设备。装车、卸车的时候起码要有4~6个小伙子来抬这些木箱。
　　由于条件艰苦又要能适应巡回演出的需要，所以，我们那时的布景都是简单的布景板，几乎不用实景。记得是先搭一个木框，然后蒙上从纱厂要来的白色次布，再在上面画景，木框后面装上扣，再用钢筋完成适当的角度撑在地上就算固定了。装台时，用钢筋一头挂进固定扣，钢筋另一头在地上撑住再固定，布景板就竖起来了。为此我们宣传队还特意从兄弟连队借调了两名战士画家，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完成十多块布景板的绘画准备工作。

　　▲ 五十年前剧照，快板演出者：霍世灿、马渭滨。

　　这个置景也是一门技术活，每一场戏的这个景到那个景主要演员的台步大概是多少步？负责舞美置景的心中都要有个数。否则距离不对，乐队锣鼓一开打演员上场一个亮相，哟，怎么这门没了？？（置景位置不对）轻者笑场，重者在演员心中就会造成对置景不信任的阴影。这里要补充一点，因为我们还不是正规剧团，实际就是文艺轻骑兵，而且是巡回演出。所以没有正规的后台以及化妆间等空间，一般在演出前两个小时，全体人员进入状态，所以就无法亮相舞台去走台步了，全靠对舞美置景工作人员的信任。
　　布景板有轻巧，灵活，成本低廉等优点，但随之带来的麻烦也不少。我们的下去巡回演出场地在室内很少，大多是露天场地如广场、军营或操场。问题来了，露天没有风还好，一有风大家都担心了，万一布景板被风吹倒了，这一台戏就白忙乎了。实际上我就记得曾有一次到部队演出，那是在山里的营地，一场大风把我们所有布景全部吹倒。幸好部队战士纪律严格，战士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给了我们大把的信心，指导员把全部人员派上台竖起布景，再在每块布景后面的撑杆加压沙袋，再站个暂不上场的人压住布景撑杆，终于把全场戏坚持演完。
　　在前面我已经谈到我们宣传队经费十分有限，而灯光设备又是保证演出必不可少的，又是花钱大户。根据领导当时的要求，宣传队巡回演出的灯光只要保证舞台亮、面光亮这是首要条件，有条件的话再加上效果。依照领导指示，我们巡回演出的灯光做出如下安排，面灯、顶灯、侧灯、天幕灯和布景灯、节光器。当时的碘钨灯是比较新型的光源，亮度高自重轻携带方便，缺点是娇嫩而且价格也不菲，特别是在使用后没冷却前不能移动。当时我们在役的四个面光，只有一根备用灯管，以至到巡回演出后期，我记得舞台灯光越来越暗了。
　　灯光是保证演出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灯光控制是保证舞台剧情达到一定效果的必要手段。为了灯光能按要求控制方便，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灯光控制箱。
　　在这里我向大家透露一个关于制作灯光控制箱我曾经埋藏四十几年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我从来没有暴露过，也就是当时我为什么非要坚持去44团要导线而不就近去纱厂、师部就地取材的原因。那原因就是用木板做的灯光控制箱是完全没有安全系数。我想我们宣传队小伙伴一定还记得我曾经为灯光问题发过火，那是因为上万瓦特的电量通过我的灯光控制箱对舞台灯光再分配，导线的发热和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可能引起不可预测的危险。

　　▲ 五十年前剧照，京剧龙江颂。扮演者：金慧。

　　当然最终为了保证正常演出，我们还是做到舞台亮，安全无事故。
　　还有下基层巡回演出的时候，不出意外一般大多都会在这个单位停留一天半左右的时间。那就是一般赶路都是下午到，立即全体卸车、马上装台并进入演出准备状态。然后早早吃好晚饭。一般按常规这顿饭相应比较简单，基层的三、四把手或干事前来陪同。就餐后，大家全部开始化妆坐等演出。这期间，制度要求大家什么事都不处理，生怕耽误演出。而演出结束一般都在十点左右，然后立即会拆台装车，道具、服装、灯光装箱等，全部完了以后才会去夜宵的。我记得，我和赵光春必须等碘钨灯凉透后才能装箱，否则灯管的灯丝极易烧断。所以，夜宵我们一般都会迟到，那时候让大家等我们才一起开吃，真是觉得过意不去哦！
　　而在当时条件下，这顿夜宵多数的接待规格都很高，这含义是祝贺演出成功，所以基层的一、二把手都会出席，有时还经常有酒作陪。领导们往往会乘这个时候会对我们的节目发表一些评论，说一些称赞表扬的官话，也有不乏一些夸夸其谈者。记得有一次，不知在那个团部来了一位领导，稀里哗啦说了一大堆，大家肚子又饿了又不好意思动筷先吃，说得一些女演员都趴在饭桌上睡了，我的搭档赵光春还拉起汽笛，这总算是让乏味的演讲刹了车。

　　▲ 五十年前剧照，河南豫剧《育新人》。扮演者：郭惠珍、党育荣。

　　招待我们的饭菜都是基层部队自给自足的，味道不一定都好，但是数量一定管够。这一下午或一晚上下来都是体力活，不是装台准备演出还是演出后拆台装车，脑力加体力消耗真不少，再说大家都是十多岁二十来岁的小伙加姑娘。所以，对于我们全体队员来说都是狼吞虎咽而且不会计较口味，只要对得起肚子就行。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在陕西省姚家坡的劳改农场那犯人自酿的酒和陕西榆林城那大盆的羊肉，这粗狂热辣、纯朴可口的味道至今还不能忘怀。
　　要说起舞台这实际上还真不能称为之为“舞台”，充其量就是一个稍高于地面的平台。因为我们宣传队下去巡回演出，要考虑到车辆的安排、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惠顾以及师部首长的慰问，基层还不能有过多的活动、还要考虑路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天气因素等等。所以到达的时间、演出的时间都是提前一二天才通知下去的。
　　这要提前准备的工作之一，那就是准备一个台这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问题是在当时的年代，文化生活特别匮乏这对基层来说更不用提了，也许几年都看不了一台大戏。不要说搭台，就是搭什么样的台？多大多高？什么材料？都不十分清楚，更不说其他如灯光、电量、负荷等，还包括场地灭火设备等等，对他们来说这些问题太专业化了简直是一头雾水。还有一些部队的领导是比较官僚的，我的印象中师级领导比团级领导更官僚，军级的更不用说。他们听下级汇报请示说要这要那搭台拉线，这么麻烦，干脆一个命令：不要演了！
　　对于我们来讲既要完成师部和上级领导的指示，又要满足基层干部战士的文化需求，所以，宣传队领导经常东奔西走搞平衡，有困难尽量自己扛。
　　因此实际上的现实是，往往我们的道具车辆一到是一块空地，这空地或许可容纳几百乃至上千人。十几个人手持工具等着我们，旁边有一堆圆木和板材。看来只有等我们到了以后，告诉他们怎么搭要搭多大？多高？怎样的结构后他们才会真正的动手。
　　在宣传队中，我郭文震就承担这样一份工作。在搭台时由我和电工接洽，了解他能提供220V多少负荷？他负责供电到电杆闸刀、如满足不了就想办法去借电，电杆到舞台距离不能超过20米。
　　我记得当时一台“龙江颂”最低的要求是需要电量20000瓦以上，有四个500瓦的白织灯泡做顶灯、两侧四个2000瓦的聚光灯做侧灯、还有四个1000瓦的碘钨灯做面灯、两个2000瓦的背景水幕灯，所有的灯光是持续两个半小时，而不是瞬间功率，并留有30分钟的余量。再加上照明、音响等等。
　　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下去巡回演出也许是把双刃剑，基层又是爱又是烦。一方面我们带去了上级领导对全体农垦战士取得优异成绩的肯定和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慰问，又丰富了他们业余的文化生活，把大家牢牢团结在“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这个远大目标的周围，受到大伙的欢迎。另一方面，我们这么一个团队下去，光招待我们吃饭也许他们自己一个月就没肉吃了，当时基层的生活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再说要这要那，光电供应两个半小时就要持续提供20000瓦，这压力还是蛮大的。

　　▲ 五十年前剧照：插秧舞。

　　在这张剧照中，大家可以回忆起并看到：照片上方是背景天幕灯打出的大片麦田的效果、前排到后排演员面部的光亮是面光和侧光的效果、而舞台面几乎没有跟随影就是部分顶光的作用了。对于这样简单的要求，就拿现在的设备和演出场地十分简单，而在那时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太难了！
　　记得有一次在耀县69号信箱演出时人还挺多的，我记得不下上千人，装台时就和他们的电工意见不一致，对方感觉我们提出对电容量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我有点不耐烦，但为了军民关系不好发火，但心中一直打鼓。宣传队领导再三要求我注意态度、注意军民关系，结果我提出的要求没有全部满足。演出开始后一切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导线的温度逐渐上升，保险丝一次次熔断全场黑场四次。最后一次我们的张群英（饰江水英）的一句台词“同志们，跟我来，”话音刚落一个亮相，突然，齐刷刷的一个大黑场。下面的观众哗的一下就嘘了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演员的演出剧情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场观众的情绪。
　　我这时真是急的直冒汗，我和小赵两人赶紧采取措施。我心里还在嘀咕怎么就这么巧？
　　那个自以为是的小电工终于出现了，我们几个人镇静地修复故障，全场恢复灯火通明。观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又投入到剧情中。为此我们在“龙江颂”本戏结束后，再加演了几个保留节目以感谢大家对960部队宣传队的厚爱。
　　由于巡回演出，每到一地环境都不一样，提供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所以借鉴过去的经验是一句空话，一切都从此时此地的现实从实际出发，而且所谓预案也是空话。老实说我十分感激我的战友对于我们的信任和宽容，在演出中不管发生什么意外，这只要有关灯光、音响方面的意外事件，他们都十分理解，从来不会、也没有半点指责或责怪的意思，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等待我们寻找和修复故障，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至今我都深深的感谢我的战友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 1973年兰州军区会演。

　　那时只要大幕一拉开，我的心就一直悬着，生怕总线供不上电、各个灯耐压够不够、保险容量靠不靠的住、电压够不够等等，耳朵还听着报幕，什么时候准备候场、上场还不能耽误。确切地说只要进入演出装态，我就不是“大熊猫”，而是一个上窜下跳的“小猴子”了，说真的那时的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真的真好！
　　还有一次在煤都韩城演出，既然雅号称为“煤都”那一定有它的道理。当我们的车经过韩城的时候，怎么看都觉得这地到处是黑的，行人从头到脚穿的黑不拉叽灰不溜秋，有点年龄也就算了，大姑娘也是这样的。
　　晚上演出是一台本戏“龙江颂”。当时也记不得谁帮助置景的，结果没装牢固，演出中布景板就倒了。好在布景板是往后倒要是往前倒，万一倒在前面专心致志、投入角色的演员身上，还真是有些麻烦了。
　　后来想想大概有二个原因吧，一是我们每到一地就忙于演出前准备，驻地都会派人帮我们做准备工作。也许置景后安全扣没有锁，事后我们也疏忽没有检查。再则韩城煤天煤地到处飞扬着煤末子，可能舞台的景放得有点滑，舞台一抖动这景就倒了。
　　总而言之这是一起演出事故，当时我们宣传队在巡回演出总结时，大家都认可了。
　　我想，一个人如果能有幸活到100岁，也不过3万多天。而我们的一生中就有近1500多天就这样生活、战斗在一起，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值得留恋吗？特殊的历史年代，造就了我们宣传队、造就了我们这批特殊的宣传团体，上帝恩赐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比起这个时代成千上万的知青来说，我们一定算是幸运儿了。 　　
第五章节： 宣传队的学习和排练
　　

　　（作者：这虽然是一篇回忆录，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个年代，成千上万城市青年来的广阔的天地，写下一篇篇妍丽的篇章，我们都是执笔者。）

　　

　　在我们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单中，除了按照上级领导意图安排的节目外，也围绕和结合着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增减节目单。比如陕北民歌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是我们宣传队的开场戏，有领唱、合唱，服装是陕北乡民打扮，每人围个黑色的肚兜兜。领唱的是陈珂琳，参加演出由成员有陈珂林，朱开琼、马洁涛、张桂兰、陈桂兰、党育荣、郭会珍、林春红、李明月、郭文震、胡玉培等。

　　▲ 师宣队部分演员演完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后照的。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展现的一幅历史画卷，它生动的描绘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史史实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此之后，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南方移到了西北的历史。西北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建立新中国。在共和国五十年大庆时，中央电视台也曾把这首歌列入“百年经典”音乐作品而播出。
　　当时在我们的节目单中，这也是一个每台必上的合唱，这首合唱我记得很受大家的欢迎，特别是到陕北演出，经常谢幕下不来，我们领唱的陈珂林会反复谢幕，老区百姓的纯朴感情可见一斑。

　　▲ 五十年前练功照：胡玉培、霍世灿。

　　我呢，现在把回忆起来的节目单写出来，我们宣传队战友可以对号入座。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个年代愉快的演出生活，回味单纯、天真、没有烦恼、无忧无虑的感觉，我更要大声的疾呼：我们也都年轻过。
　　当时我们下去演出的节目单我记得大概是有这些：一台完整的“龙江颂”、男、女声小合唱、男、女声独唱、舞蹈《插秧舞》、《喜开镰》、《丰收乐》、《洗衣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等，这些舞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军垦战士从插秧、开镰收割、晒场扬场到丰收喜庆的场面以及劳动之余女性战士活泼、温柔、漂亮美丽的一面，还有男战士的粗狂和活泼。另外还有小舞剧，送盐、半夜鸡叫等。
　　而宣传队创作的男生小合唱《我们八个小伙子》，歌词开头好像是“八个小伙子，都在一个班，一块参加军垦部队来到了南泥湾，我家在北京、我家在上海……。由霍世灿，铁国荣，胡玉培，苏润柯，郭文震，金振海，马渭滨，葛维成参加演出。
　　女声小合唱应该有陈珂林，朱开琼、马洁涛、张桂兰、陈桂兰、党育荣、郭会珍等参加演出。
　　男、女声独唱由金振海、林继业、陈珂琳、彭小林担任独唱演员。《打起手鼓唱起歌》、新疆歌都是当时倍受欢迎的。
　　豫剧《育新人》演员由党育荣、张桂英、郭会珍。
　　山东柳琴由郭会珍演唱，“红宁家书”由霍世灿和金惠演出。
　　器乐节目有琵琶独奏“瑶族舞曲”由陈冠大演奏、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喜洋洋”由王鹏演奏，还有笛子独奏、器乐小合奏等。
　　另有快板、相声、秦腔清唱等，京剧样板戏片段“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 五十年前剧照，男生小合唱《我们八个小伙子》。手风琴伴奏：孙大虹。

　　▲ 五十年前剧照，《山东琴书》：党育荣、郭慧珍，军区汇演。乐队伴奏：杜正茂、二师乐队。

　　▲ 京剧龙江颂剧照。
　　京剧“龙江颂”扮演者的名单：
　　江水英 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 由张群英扮演
　　阿坚伯 龙江大队第四生产小队队长，党支部委员 由霍世灿扮演
　　李志田 龙江大队队长，党支部委员由铁国荣扮演
　　阿 莲 龙江大队团支部书记 由金惠扮演
　　阿 更——龙江大队第八生产小队队长由胡玉培扮演
　　宝 成——龙江大队社员 由杨东厉扮演
　　常 富——龙江大队社员，富裕中农，宝成之父 由金振海扮演
　　龙江大队男社员甲、乙、丙；女社员甲、乙 由林继业等扮演
　　盼水妈——后山公社老贫农 由党育荣扮演
　　小 红——盼水妈的孙女 由杨红霞扮演
　　后山民工甲 由葛维成扮演
　　解放军甲、乙 由郭文震、赵光春扮演
　　解放军若干人、后山社员若干人
　　龙江大队社员苦干人
　　粮站管理员 由苏润柯扮演
　　黄国忠 暗藏在龙江大队的阶级敌人 由马渭宾扮演

　　以上节目基本组成了一台大戏京剧“龙江颂”全本和一台由吹、拉、弹、唱、跳组成的大杂烩小节目，这两台节目根据需要选择演出。而在实际演出中有时没有办法明显区分的。
　　宣传队除了规定每年有半年的时间下基层常规演出外，余下的时间就在师部排练新节目、整顿思想、劳动锻炼和体力修整，但不管做什么，每天的一小时的练功是必不可少的。
　　说起练功，我们这里特别要提一提郭文震。男演员进960宣传队大都从事基层宣传工作，锻炼身段是必修的一门课程。当时小郭年龄比较小，也许接触练功机会不多，有时练功拿大顶，小郭的样子十分滑稽，有时会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这里再特别补充一点：由于编制有限，所以宣传队没有单独或专职的化妆人员，所有的化妆都是有演员自己完成，这就造成演员妆不一定完全统一。比如：底妆色号不可能一样，每个人的肤色也都不一样。好在当时灯光条件很差，色温也没有标准统一。尽管会影响演出效果，但是就不一定是主要因素了。这里还要提一笔，小郭（男）每次化妆时间较紧（每次演出前他要装台），再加之实践少，他的妆大家戏称为“大熊猫”，哈，哈，哈。

　　▲ 定妆剧照。

　　乐队的练功和准备工作同样十分艰辛，乐手们抱着乐器，不管风吹雨打天冷天热，一段曲子重复练上成百上千遍。比如我们排演“龙江颂”就完全是自力更生，没有现成的资料也没有指导。记得当时也没有总谱，乐队的王钺听着录音机硬是一个一个音符的记录。夜深人静其他宿舍早已熄灯就寝，王钺在昏暗的灯光下听谱记谱，桌上的烟缸丢满了烟头，困了洗洗脸活动活动。就这样化了不到一周时间，“龙江颂”的总谱就这样完成了，全队顺利进入排练阶段。
　　除了宣传队学习排练，在这里我十分有必要写上一笔，那时的宣传队还是一个大课堂，一个互相学习自我学习的大课堂。大家一定可以想象，演员和乐队都有自己的主业，真如弹钢琴一般十个手指配合，才能有最美妙的歌声一样，演员和乐队在台上完美配合，大家各司其职，才能博得观众完美的掌声。而台下宣传队就是一个大课堂大家庭，互相学习互相进步。比如：乐队的孙大虹就收了二个演员做徒弟，一个女徒弟林春红、一个男徒弟学习手风琴，而演员马渭滨跟着乐队学吹圆号。这样的学习气氛当时在宣传队比比皆是。
　　那时，根据上级首长的安排，宣传队每一年都要下去巡回演出。一般都需要三四辆大卡车来装道具、服装、乐器和灯光设备，级别高一些、条件好一些会安排一辆大客车给演员、乐队乘坐，否则大家都坐大卡车，我们男演员多数还押车。演出一场就换一个地方，一天坐车赶路上百里是家常便饭。有时大伙儿还没睡够就被起床的哨子唤醒，稀里糊涂就被“赶上”卡车，找一个合适的位子蒙上军大衣继续睡。
　　记得有一次我和赵光春、葛维成等坐在大卡车装的灯光箱上，那时大家都没有睡醒嘛，稀里糊涂上了车后继续睡，随着车辆颠簸的节奏摇头晃脑的。这段路弯道多路面也不好，车辆颠颠簸簸经过一个大坑没法躲避，后轮一跳就把我们摔到了车厢里，还算好没有甩出去。就这小事故以后，凡是一上车有人就会提醒：千万不要睡觉啊！
　　还有一次记得是到陕北演出，我们都坐大卡车三四辆车同行。天气已经转冷，我们赶路的前一天好像还下过雪，放眼望去秦川山峦一片白雪皑皑。车辆都套上了防滑链，开车的小战士也给大家作了交待，在车上尽量不要来回走动保持平衡。大家上车以后再也不敢睡觉，睁大眼睛也不说话，裹着军大衣缩在车厢里，四周安静的只有“呼呼”的风声，偶尔的汽车喇叭声和轮胎套上防滑链压在雪地上的“兹、兹”声。
　　秦川的山路转弯急还多小坡，特别是行进在一段盘山路上，虽然山路一圈圈落差并不大，也就是不到十米吧，但听着车辆引擎沉重的吼叫声，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装道具、灯光的车载重也大，当感觉到车不走了、引擎声越来越大、车反而往下滑，大家不免发出一阵子尖叫声。
　　从那以后，我们不约而同的、在坐车赶路时不会睡觉、再也不会沉默，说笑话的、讲故事的还有唱的，攒足了精神一路笑声一路歌，体现了我们宣传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当然也有以此来掩盖我们内心坐车的一丝恐惧一些心理吧。
　　还记得一次演出大家都在候台（是指下一个轮到节目的全部演员，都在舞台边缘等着，不能做任何事情，更不能随意走动）。我由于为了下一个节目的准备，像一个耗子似的满后台乱窜。有时台搭的较小后台有较暗，不免会把后台的人踩一脚（因为大家都席地而坐）。记得有一次我狠狠地踩了杨红霞一脚，不料她无动于衷。我至今都有些不明白：是我瞬间产生轻功还是杨红霞瞬间没有知觉？因为给我踩到过的人，不是轻轻发出怪叫，就会在我小腿拧上来一记作为回报的。
　　由于我们每次演出，特别是巡回演出，每到一处多数是掌声和鲜花。实际倒不一定我们水平有多高，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基层文艺生活太匮乏。所以，不免会在行动话语间有一些骄傲的流露。

　　▲ 几位女演员的休闲照。

　　为此每年巡回演出后都会召开总结会，总结下去巡回演出的不足之处，表扬一下好人好事，给大家先打打板子后再鼓鼓劲。记得有一年开总结会，上级也派师部许干事参加。开会时大家黑着脸不说话，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分人当时预先知道开会的内容了，而且知道这个内容不好谈，而我呢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一会儿李指导员开始说了，今天我们大家总结一下关于放“屁”的问题，大家想想是啊，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这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话题看来真有点无聊，但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上演出，正演着到关键时刻，不知谁没忍住漏了气。这下可好，一个忍不住笑了，第二个也没忍住也笑了，结果引起笑场。说起笑场，这是说大就是大说小也是小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处理。这台上演员严格按背诵的台词走，上一句下一句各演员心里都有数。冷不丁上个演员忘词了，下个演员就可以救场。而一出现突发情况，大家的注意力受到了冲击，就会引起笑场，特别是屁声！如果一个控制住了，就不会传染下一个。要是没控制住这后果会很严重的。
　　还有一次到下面演出，这一天恰是一位说不完话的副师长。说话节奏特别慢还不时跑题，说大家的节目呗一转眼就扯到游泳，他的警卫员一个劲儿使眼色他也没反应，一个劲说游泳姿势怎样怎样，泳装怎样怎样。这也难怪，部队一年到头备战备荒，清一色的光头小伙看到这么些女兵，准定想多看几眼而这首长也不会例外。我们指导员的级别没他高，就是差半级也只有听的份。
　　这天说来也巧，我们的男演员表演强度大，加上由于供电问题延长了演出时间，再加上吃饭急肚子有些抗议了。但部队首长讲话是绝对权威，下面没有一点声音，真是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而我们这小演员也确实没有眼力架，肚子抗议再加上气密性不好，一不留神就跑了气。
　　接下来的事我就不便多说，再说就跑题了，不外乎开会学习再开会再学习，那年头你懂的，屁也有立场问题啊！ 　　
第六章节：队员们的避风港　大荔许庄
　　

　　（作者：这虽然是一篇回忆录，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个年代，成千上万城市青年来的广阔的天地，写下一篇篇妍丽的篇章，我们都是执笔者。）

　　

　　我们的宣传队的驻地离开大荔县城大概有十八里路，到许庄2里路。所以交通不便，再说当时班车也很少，要去大荔或许庄一般有三个出行的方法。
　　第一是坐班车。可以乘坐澄县或者合阳或者是韩城到西安的过往长途班车，不过一天路过的班车没有几班，况且必须早早在路边等候。因为毕竟是人驾驶的嘛，不可能做到分秒不差，所以也不是很方便（现在据说有大荔县城开出了四路公交车可以搭乘了）。
　　第二是骑自行车。当时我们都是小青年身强力壮，骑自行车不用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不过这自行车我们宣传队是没有的，必须在师部机关大院里的家属们借。我记得，每逢星期天我们宣传队的队员都会去机关大院向家属借自行车。大家可以想想，宣传队60、70号人如果有一半人要外出去借自行车，就有可能对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干扰。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太年轻、不够成熟，可能当时有太多的人就对我们宣传队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以至于后来，当上级要解散宣传队还在犹豫之中，以及对包括男女演员练功练唱因节目需要动作过于亲近，再加上由于地域原因看不惯等多种原因，师部大院里的各级参谋、干事的家属非议多于谅解。
　　第三是最简单的，走路。不过很少一个人去，多数三三两两搭伴走，一路走一路唱嘻嘻哈哈，你追我赶不知不觉就到了。

　　▲ 宣传队部分演员、乐队在休闲中。

　　每逢星期天休息，我们宣传队各自找伴或找玩儿，有的到纱厂找恋人、有的到医院找好朋友，因为宣传队有明确规定不能谈恋爱，所以这一切都是悄悄的进行而打枪的不要的。
　　三三两两、三五成群，有的骑自行车后面带着人，有的更好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反正没有交通警。更多的则是步行因为比较近，一般人的速度走半小时就可以。
　　清晨，蓝悠悠的炊烟从屋梢缓缓升起，仿佛那是催促人们起床的诗意符号，太阳渐渐的从东边升起，阳光颜色变深大地慢慢复苏。许庄也逐渐的让这光亮所照醒，淡蓝色的袅袅炊烟飘荡在渭水边的村庄里，笼罩了这逐渐清醒的许庄，那孩童们的嬉闹声呈现在这乡间小道边。村民吃完早饭即推着自家的独轮小车去集市，田野的水沟里青蛙鸣叫虫儿唱，还有那青青草地上到处寻食的成群鸡鸭。
　　我们经过一番行走努力，也终于踏进了熙熙攘攘的大荔许庄集市。
　　一进集市，一头猪就冲着我们狂奔而来，几个壮汉在后面喊着叫着拦截这要逃跑的猪。一会儿这猪被抓住了，四蹄又牢牢地被捆绑，也许猪知道自己的命运而没命的嘶叫着。一个面目凶狠的屠夫拿着长长的杀猪刀对准猪的喉头一刀快速刺入然后缓缓退出，此时鲜血如注从刀口涌出。经过放血、退毛等程序后，一位沉默的中年人，冷面温柔开膛破肚再顺势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一刀一刀分解，蹄子、排骨、肘子……，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你这个头我要啊”，“你的肚子是我的”，“我不要屁股”。这人急了，不讲究文明连语言组织都不需要，只要对方听懂就是真理。瞬间尖叫声少了，各自提着需要的一份，嘻嘻哈哈离开鲜血淋漓的案板，不一会儿远处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徐徐青烟。

　　▲ 宣传队部分男女演员。

　　一条小小的街道从这头到那头全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街道两旁的商店鳞次栉比，地摊的货架上的商品各种各样，前来赶集的村民摩肩接踵，大喇叭播放陕西地方戏――秦腔震耳欲聋。
　　人一多街头巷尾便活跃起来，有铺面的撑开铺面，没铺面的沿街一溜摆开地摊。那时也没有什么城管，地上扫得干干净净还泼上了水，小方桌、八仙桌、长条桌铺上了塑料布，花花绿绿当街一摆，高高矮矮一圈竹凳，大街小巷便响起了陕西口音的硬邦邦的叫卖声。不时在热闹的集市上，还能看到带着小白帽的“回回”，土产和内地的百货都是他们喜爱的商品。
　　虽然只是早晨十点多钟，太阳就早已把人们从各自的家里赶了出来，市场上已是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了。此时有些小贩，匆匆地收拾空空的摊位，准备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有些小贩却依然在继续做生意。
　　我们一群人经常徘徊在一些地摊旁，说那是小摊子，还真是小得可怜，仅仅是把一块木板平架在一辆婴儿坐的小竹车上。木板上是一块玻璃板，底下压着许多张剪纸，有山水的，有人物的，还有花鸟虫鱼的，一张张那么逼真，栩栩如生。

　　▲ 许庄的老照片：兵团战士。

　　许庄边还有一个很古老的小院，一式的青砖瓦房。整个庭院的结构是一个“井”字形，中间是一个五米见方的天井。在朝西的前后二进屋子的中间有一扇厚实的木院门，不管是院内还是屋里，全是磨得很光滑而又有各种图案的青砖地面。这里没有喧哗、没有秦腔、也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卖声，小院是这样的平静，这样的安宁。不知大家还记得吗？
　　这里唯一一家中药铺子，有时门侧坐着一位留长须的大夫，不管有没有行医执照，他正给病人切脉，有时凑过去耳语几句，深悉“望、闻、问、切”的要诀，偶尔案上的香炉里焚了一种不知名的香，悠悠地飘了一室。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小黑匣子遮掉了一面墙，每只匣子上都有只小巧的黄铜拉手，半月形的，煞是可爱。掌柜熟练地回身，拉开一个匣子，取出一点，再回身，拉开另一只……柜台上，一只小小的秤一下一下地晃动着。当有个头疼脑热，到这个唯一的药铺还真的管用。有时大家练唱嗓子沙哑，我也会到那里去讨付药，有时心诚毛病自然没了。
　　在外野了一天太阳快要下山了，许庄外的一条小河，河面泛起阵阵涟漪，飒飒的风轻悄悄地牵起槐树的手臂，伴着草丛里蟋蟀的歌声，我们会相继结伴离开许庄。迎着吹的清爽的山风，体会一下惬意的温馨，添了几分幽美几分恬静。

　　▲ 许庄边的一条小河。

　　回来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会说看到的景象，被这集市的热闹逗急了的我们队的彭小林和刘富子夫妇俩的女孩小军，总是吵着要去玩。记得有一次胡玉培、赵光春等人就骑车把她带上，小军吃饱了也喝足了，结果是又累又困，到了半道撑不住眼皮就睡着了。这就难倒了这几个男孩子，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先不走，大伙儿抱着小军坐在路边，一直等到她睡醒再才往回赶。
　　在宣传队的第一年我学会了吃辣，剧烈的辣，辣得眼泪鼻涕刷刷地往下流。那时这一调羹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就蹲在路边的长凳上，一手拿着馍（馒头）连同密集的辣椒籽，就可以狼吞虎咽地下咽。每当仲夏抢收与抢种时节，年青人就以此饱餐。
　　在许庄看着热闹的市井，我有时仿佛感觉自己混入了西安、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批回城，无业，无事，晚间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全然忘记自己是一个户口已迁出上海的人。
　　在城市有这么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鸡鸭，不管大小每户一份，没得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这是我的，我不要这个屁股。”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在这里在许庄，此情此景我仿佛都忘不了城市的喧闹，同时又喜欢许庄的纯朴浓浓的乡情。
　　有时从许庄回来，大家躲在宿舍里拿出许庄买的水果、蔬菜，大家还会拿出千里万里捎带的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拿出搪瓷口杯或饭碗，倒上白开水，你一口我一下，有时还夹着“干杯、干杯”的呼喊声，大家似乎忘记了身在何处，在干什么。那时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绝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可在当时，我们却觉得还真是幸福了（哈哈，苦中作乐）。 　　
第七章节：逼上梁山演秦腔，革命圆舞曲的诞生
　　

　　（作者：这虽然是一篇回忆录，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个年代，成千上万城市青年来的广阔的天地，写下一篇篇妍丽的篇章，我们都是执笔者。）

　　

　　在宣传队存续期间，我们全体演乐（职）人员，坚持边干边学，不断发挥主观能动，尽全力满足广大战士和职工的需求为己任。这里我附上几篇宣传队乐队老尚的回忆录。他从乐队的角度揭示了每一个乐手是如何爱护、尊重手中的乐器，从而让它奏响每一个美妙的音符的故事。以下是尚寿岩的几句话。
　　那是1972年的国庆节过后，我的身份从“牛鬼蛇神”摇身一变，成为兰字960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乐队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任务是创作一台节目，排练好，参加第二年全军文艺汇演。经过一年的创作和排练，如期完成了任务。这台节目包括三个短剧（一个京剧、一个豫剧和一个眉户剧）和其他短小节目（舞蹈、山东琴书、二胡齐奏和男声小合唱等）。
　　这是一个国庆节过后秋高气爽的日子，宣传队的全体成员一行五十余人，开往兰州军区（全军汇演兰州片）参加汇演。正式汇演之前，先在兵团总部，给兵团首长和同志们汇报演出，演出效果很好得到好评，大家非常高兴。在正式演出的前一天下午，传达了一个首长的指示：要求陕西代表队在正式演出时加演一个秦腔节目。因为军区首长有好几位是陕西人，要听“乡党”唱一段家乡戏。这个指示使我们作了难，我们对秦腔几乎是“白丁”，而且从来没有演过秦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确实不太喜欢秦腔。可是大军区首长发了话，不敢违抗，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办？正式演出的时间是第二天的上午九点，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拿出一个秦腔节目？经过讨论，让唱民歌的一位女高音演员朱开琼来唱秦腔《红灯记》中的一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于是大家即刻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除了朱开琼和几位比较熟悉秦腔的同志在一起练唱腔，走台，而我的任务就是组织乐队练伴奏，首先要写出简单的配器伴奏谱，分发给各个乐部练习，然后再合乐。其中最难办的是没有人拉过秦腔板胡，作为秦腔如没有主奏乐器板胡，那成何体统？这时我的大学同学，乐队队长王钺，勇挑重担，把京胡放下，改拉板胡。结果这个节目从主唱到伴奏，没有一个人搞过秦腔。却临时搭台按照谱面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往下练，在排练中找感觉。不过也许大家都在军队的体制下生活了多年，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素质还是有的，没有因为自己不喜欢秦腔而影响排练。

　　▲ 定妆剧照。

　　就这样大家团结协作努力，凌晨四点多钟，女声独唱秦腔《红灯记》选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终于拿了下来。为了不出纰漏，再次完整地连排两遍，外行是绝对看不出大的问题了，指导员才宣布赶快休息。大家虽然连续工作了近十个小时，却并无倦意。或许因为在排练的过程中，为这段经过作曲家编曲的秦腔唱段所吸引，逐渐地喜爱上了秦腔。
　　当我回到住处更是难以入眠，因为我是多年来远离秦腔，很不喜欢秦腔，而这次我要拿着乐谱指挥排练秦腔，没想到这段秦腔的旋律是这样的优美，整体布局严谨，层次对比突出，感人至深。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这首唱段的伴奏谱……。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赶快起床，早饭后径直奔赴剧场准备演出。当时演其它节目时我是乐队指挥在台下，我背着观众思想全集中在曲谱和队员身上。而这个节目是小乐队形式，我在乐队中拉二胡，坐在台上。当大幕拉开以后，在台下前排就座的首长们的神态尽收眼底。报完节目，他们就兴奋地鼓掌，期盼的眼神流露而出，我们一目了然。节目从前奏到结尾几乎是一气呵成，尤其是在高音结尾处，把“决不下战场”的“战”字唱得音高亮而不炸，站得很稳气息十足。适度延长后，把全曲推向高潮结束。而乐队已经全神贯注地融入唱腔，和演唱者配合得十分紧密，圆满地完成了每个音符。当最后一个音符奏完的时候，我们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一看台下首长们高兴得举起双手带头鼓掌，全场气氛非常热烈，掌声持续不断。主持人把我们拦在场上，要加演节目，可是我们只有这么一个秦腔节目还是连夜排出来的，怎么办？台下的掌声还在继续，我们只能把这个节目从头到尾再来了一遍，以答谢首长和观众的支持。
　　这次成功的演出，在宣传队全体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对于以后的生活和所从事的业余艺术活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给了大家很多的启示。
　　尤其我的震撼是改变了我多年对秦腔艺术的看法。我从十二岁来西安（1948年）到1973年这二十五年来 ，正式在剧场看过易俗社的王天民，苏毓民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演出，平时在广播里和业余活动中也经常听到秦腔，可就是听不进去，总觉得太原始，太粗糙，没有优美的旋律，不具备艺术的吸引力，总之不喜欢它。可是这次是真正进入了秦腔的内部，不仅仅是听，而且要唱，要伴奏，要演出，还要演好。这样才发现它内在的艺术美。当然，我们所接触的是经过改革和发展的秦腔唱腔，但它的本质和内涵还是一致的。从此以后，我喜欢上了秦腔。
　　从对秦腔艺术认识的转变，使人更感到，人在生活的道路上，对你不熟悉，不清楚的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表示好恶。世界上的事物，自己能看到的很少，能认识的更少。在这些事物面前首先承认自己无知，然后安下心，老老实实地去学。只有这样，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快乐。
　　而我们这次演出，虽然说唱的是秦腔，但和传统秦腔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用现在的说法，应该说唱的是“戏歌”。我们参加演出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人真正懂秦腔，完全是按照唱歌的方式，从谱面上照本宣科地“念”下来的。那么又为什么受到热烈欢迎呢？我想，主要是这段唱腔的设计水平非常高，它是从京剧《红灯记》移植到秦腔的，已有京剧的“样板”作为重要参考，它的唱腔设计是由著名作曲家石夫和从事秦腔戏曲改革研究的陕西戏曲研究院的专家们在一起完成的。唱腔既不失传统秦腔的韵味，又具有歌曲旋律流畅易于上口的特点，再经过戏曲研究院贠宗汉、马友仙等表演艺术家的精湛的演唱传播，很快就成为大家熟悉和喜爱的现代秦腔唱段了。从这次难忘的演出，说明古老的艺术（如秦腔）随着时代的推移，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加以改革和创新的，才有助于传统戏曲的传承和发展。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年代里，如何事都要进行“阶级分析”，在文化领域更是如此。而伟大祖国的传统经典文化遗产，几乎全部戴上“封建”的帽子，欧美外来文化就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苏联的音乐舞蹈，文学名著就冠以“修正主义”的特有名称，统称“封资修”。而宣传队的任务更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工作，带有非常显著的“阶级性”，脑子里时刻都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然就会犯阶级立场的错误。 　　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团、连的文艺骨干，是经过严格审查和选拔后汇集在一起的。宣传队以部队编制，归属于师政治部宣传处领导。而宣传处有好几位来自军队文艺单位的骨干，担任我们宣传队的队长、指导员和教练指导。这对于大家团结友好相处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都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中科班出身学舞蹈的许干事是我们宣传队的舞蹈老师。这位老师具有坚实的舞蹈基本功，教学要求严格认真，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尊重他。但是，在给大家排练三拍子舞步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选用适合的舞曲来作为伴奏？
　　在传统的教学中都是选用如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著名圆舞曲。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名著都被披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哪些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圆舞曲呢？许干事就和乐队商量，如何具有革命内容的圆舞曲？经过回忆搜索，觉得当时已经流行的一首轻快乐观的具有革命情怀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比较符合条件，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就决定把它作为舞蹈队练功的伴奏曲。
　　这首歌是1972年胡宝善（胡松华的弟弟）创作的，当年他在海政文工团时，有一次周总理在场观看了演出后和大家交谈中说道：“海军也要唱些抒情的歌曲呀！”这句话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后来在一次出海训练的过程中，看到大海不仅是惊涛骇浪，当它平静的时候也很舒展，富有情趣，犹如圆舞曲一样优美。于是他就把海军战士对大海的情怀以圆舞曲的节奏形式，连词带曲写成了这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当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到在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能听到这么悠扬欢快的抒发军人情怀的歌曲特别舒畅。于是我就自己试唱，让大虹拉手风琴伴奏，经过几次练习，觉得还可以，就让小郭（文震）用磁带录音机录下来，徐干事听后也满意。这样，就把这首革命的圆舞曲，作为舞蹈队练功的伴奏曲了。时隔半个世纪，到了耄耋之年，想起当年这段与960宣传队战友们的兄弟情谊，又用电子琴的手风琴音色自弹自唱了这首歌，以表心中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
　　回忆录上篇到此暂告一个段落，年代漫长可能有某些地方不十分符合当时的场景或记忆，但毕竟是我们经历过的。让我们共同大喊一句“青春万岁，万万岁！！！”

　　

中篇：岁月如歌有起有伏

　　

　　
第八章节　记忆深处的少年时代
　　 　　我从小就记得老人常说：“民以食为天”。但在当今的社会，“吃”不再是一种手段，也不再是条件，而是成为真正的最终目的。
　　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是长期住在爷爷、奶奶家的。也不知什么原因，不明白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外公外婆，也就是妈妈的父母。这和社会的习俗是不相同的，直到我进中学一直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这么叫？父母也从来没有解释过，当然这个疑问我也没有正式问过。直到今天我自己都70多岁父母已不在了，这个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未知之谜。爷爷叫陈露依、奶奶叫金雪霞，奶奶好像是在1964年过世了，不久爷爷就要娶我们家的保姆爱珠。现在70多岁的老人要娶30多岁的保姆，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可是要放在五、六十年代却是一大新闻了。此事在上海的圈子里引起不小的轰动。我当时还小，大人的事情也搞不明白。那时每周六总陪爷爷去复兴公园喝茶，爷爷的那些老朋友在说，我在边上听了一二而已，后来还看到爷爷和妈妈拿了菜刀大吵。

　　▲ 爷爷和奶奶。

　　我自幼儿园起就每周末被保姆送到爷爷奶奶家，周六或周日父母有时也会一起来，到周日晚我就又被保姆带回上幼儿园。以后小学就在爷爷奶奶家住，直至六十年代那场浩劫开始被赶出来，返回师大宿舍。我爷爷奶奶的家就在上海的市中心淮海路（霞飞路）、重庆南路（吕班路）的三德坊。这段生活也在我儿时记忆中，记忆尤为深刻不可磨灭的一段。
　　重庆南路是上海市原卢湾区的一条街道，在租界时代名为吕班路。该路北起淮海中路接重庆中路，南到徐家汇路接鲁班路。长1537米，宽15到22.3米。重庆南路开始修筑于1889年，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越界修筑，名为卢家湾路。1902年以法国驻华公使吕班之名改称吕班路，连接霞飞路与徐家汇路。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法租界时改名灵宝路，1946年再改名为重庆南路。1995年，上海南北高架路通过重庆南路全线，宽25.5米。重庆南路段未设互通式立交桥，在徐家汇路南、淮海中路间，南设上下匝道同地面道路相连（网络查阅）。
　　重庆南路沿路传统上是为住宅区，著名近代住宅有165号巴黎公寓、169弄巴黎新村、177号-179弄永丰村、185号吕班公寓、205弄《万宜坊》（54号为邹韬奋故居）。南段有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即原震旦大学校舍，以及天主教重庆南路圣伯多禄堂。现在只要我有机会经过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就会寻找我小时曾居住过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高架道路的一部分，但在我记忆深处仍然那么清晰，那么完整。
　　我小时候爷爷奶奶的家在重庆南路三德坊16号，那是1928年建造的钢混一级新式里弄，它位于重庆南路东侧、兴安路南侧、淡水路西侧、太仓路北侧。弄堂四周都有出入口，主要出入口是重庆南路39弄，弄堂中间还有个大大的水塔，小时候还经常爬上去玩。

　　▲ 三德坊弄口，这不是当时的照片了。

　　爷爷奶奶家住16号上下三层，好像第三层老早就租给别人了，后门隔着一栋房就是兴安路。后面是厨房和汽车间，进后门穿过夹弄和楼梯间就是厢房和客堂，客堂外有个大天井，天井里堆了不少煤，这是冬天生火炉用的。打开天井的黑漆大门就是三德坊的弄堂，是典型的石库门样式。我记得一年夏天下大雨，天井里积满水，叠一些纸船在水里漂，好玩极了。水越来越大，天井到客堂的地面有三级台阶，被水淹了二级半。谢天谢地后来水退下去了，总算房间没进水，小时候的这件事印象十分深刻。二楼和三楼也是客堂、厢房各一间加上卫生间和两个亭子间。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时，整幢房子除了家人就是三楼的寄居的房客，还有住三楼小亭子间的两个保姆，一个是负责打扫的爱珠阿姨，另一个是负责做饭的宁波人。爷爷奶奶住二楼厢房，爸爸妈妈周末来的时候就住二楼客厅自己的房间，照顾我生活的爱珠阿姨住后面亭子间，我就和爷爷奶奶一起住。房间里有个壁炉，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个壁炉从来没有用过。每到冬天，就叫那个阿章每个月来家里地板打蜡，他好像是个固定做小时工的雇工，到下面汽车间把一个大炉子搬出来，装好烟囱就可以生火了。点燃炉火我就听爷爷奶奶说事，有时还能有烘山芋吃。那时候没有电视，虽然有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总听得津津有味。大约到九点左右就会打铃让爱珠阿姨带我上去睡觉，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是绝对不敢上楼的。五、六十年代冬天还是蛮冷的，那时没有空调，这个大炉子一直要用来年开春才会拆掉。
　　三德坊对门就是顾家弄，走过顾家弄的弹街路穿出来就是雁荡路，没走几步就到复兴公园了。我们平时一般情况下都是从三德坊兴安路的门出入，因为出了后门不远再转个弯经过四明里就是淮海路（霞飞路），爷爷上班有车都走重庆南路弄口。所以说我们平常的生活就与淮海路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最有印象的就是淮海路旧货商店（淮国旧）。还有就是淮海路四明里弄堂东首的“代销站”（后改名淮海食品店），那里的品种多且卫生，二分一包盐金枣，五分一包奶油桃板，一角一包奶油话梅，我们这些小孩十分爱好。哪个口袋里装了这些零食，边上小伙伴就会投来羨慕的眼光，实在馋了，会厚着脸皮上来“哈乎”（分享）一点。四明里的隔壁是徐重道中药房，每到夏天大人就会来配一些金银花露给我们小孩喝用此来防暑降温。有时星期天早上，爱珠阿姨会到重庆南路口的“沧浪亭”买葱油肉丝面或葱油开洋面改善早餐。有时也会到隔壁的“光明邨” 买两只菜包子或“沧浪亭”的条头糕、黄松糕翻翻花样。看电影大都只有星期天到淮海电影院看早场，或者往东到走到嵩山电影院票价比较便宜。几个同学在一起，有时保姆会陪我去，但爷爷奶奶很少陪我去的。
　　后来慢慢长大了，接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时班里的同学都在办图书馆的借书卡。听说卢湾区少儿图书馆就可以办理借书证，我的同学用自己照片也帮我办了一张。同时在淮海路长春食品店边上的乐安坊弄堂口，也有一个街道图书馆的借书点，有时还真能借到好书。

　　▲ 卢湾区图书馆借书证。

　　那时小，很多事情都不明白，只知道奶奶在家不上班，爷爷在一家印刷厂工作，是领导（后来知道是资本家，1957年公私合营后称为资方代理人），半天上班，中午有汽车送回家吃饭。而我呢也经常和奶奶坐三轮车去他们的朋友家玩，我喜欢坐三轮车，那蹲在踏板上的感觉有趣极了，我去过的那几家大都是花园洋房、很大，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家。
　　一天放学回家，奶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今天我要给你上一课叫如何吃。我当时还真有点糊涂，不是每天都在吃嘛！上午吃、中午吃、晚上吃，家里吃、外面吃，吃有什么好说的？奶奶告诉我，爷爷奶奶有几个外国领事馆的朋友，明天要到家里来做客，我们打算吃西餐，这下我有点蒙了。

　　▲ （借用场景）。

　　要说吃西餐，在那时候还真不多，但我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还是有过几次经历的。我没经过什么正规训练，但现在要家里吃，什么直腰、挺胸，刀叉的摆放和使用规矩，这些基本功还是要的，感觉真是麻烦我也不喜欢。那时每次吃好后，衣服、嘴、甚至脸上都一塌糊涂，反正是小孩嘛大人也不见怪。
　　奶奶接着说我先教你用刀叉的规矩：进餐时，应由外侧往内侧取用刀叉，左手持叉，右手持刀；使用刀时，刀刃不可向外。西餐有西餐的语言，基本的都要知道。如：餐具的摆设位置语言参考下图：② 表示还要继续吃；③ 表示坐等第二份；④ 表示好评；⑤ 表示吃完；⑥ 表示差评。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刀叉的一端放在盘上，另一端放在桌上。 　　其次呢，保姆会给你两把刀，小刀为色拉刀、大刀为主餐刀；两个大小不同的叉子，一个小色拉叉一个大餐叉；两个大小不同的勺子， 一个小汤勺一个大餐勺；两个大小不同的杯子，一个放白开水的大口杯和一个放酒的高脚杯。
　　“这还需要什么餐具语言，直接说嘛”，我说。
　　“这不行，朋友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不一定互通，这是西餐餐桌上的硬性规定，各国通用的，”奶奶回答说。
　　还有，餐桌上不要大声说话，就是想说也要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再说。再有，人必须坐端正，把食物送进嘴时，无论糕点多么松脆易碎，也不能低头在盘子里吃。唯一的例外是喝汤的时候——这时可以轻轻地低下头。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能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喝汤也不可以发出吸的声音。用汤勺时应从里向外舀，汤盘中的汤快喝完时，可用左手将汤盘的外侧稍稍翘起，用汤勺舀净即可。
　　奶奶说，好了，就说这些。明天不明白的可用眼神问我。然后奶奶还吩咐楼上的保姆：大菜、小点心到红房子去买，厨房要准备汤和酒。
　　这天晚上我没睡好，就像明天要考试一样，脑子里反复在背诵这些西餐餐桌上的注意事项。
　　第二天中午客人来了，有美国毕先生夫妇和意大利阿卡迪先生夫妇。我在餐桌上自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年我才13岁。
　　而现在，吃西餐的机会比比皆是。但是只要一坐在西餐桌旁，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奶奶对我的训导：“我先教你吃西餐规矩……”
　　在我记忆中，爷爷奶奶好像是宁波还是绍兴人记不得了，后来到日本做生意。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时我母亲出生，几年后随爷爷奶奶回国。由于在国外讨生活，养成了认真、严谨、冷面的性格。所以小时候我在爷爷奶奶家生活并不快乐，感觉是缺乏亲情，尽管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由于当时随父母住在大学宿舍里并不宽敞，有弟弟妹妹还有保姆，所以把我送到爷爷奶奶那里也是可以理解，因为我是老大嘛！不过这个年龄就要承担家庭责任，对城市里的孩子来讲还是早了点，真不知父母有没有意识到小孩的想法？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我们毫无例外的被社会的浪潮推着，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参与。而知识分子多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成为要被打倒的对象之一，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那时我的父母不仅抬不起头，在单位里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批斗。淮海路的住房被抄家、没收，同时勒令搬离返回师大。以后的文革期间高考停止，我随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时间成为我青少年时期记忆中抹不去的阴影。 　　
第九章节　响应号召去农村后的风风雨雨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6年至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和前几届没有安排毕业的留置学生，全部前往边疆、农村参加劳动，总人数达1600多万人，显然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一、二、三线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进入70年代后，国家开始允许下乡知青以招工、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父母身边无人照顾、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
　　我们家是被划为“臭老九”的，当时的情况子女分配是一工一农一郊区。我去了黑龙江，弟弟在郊区的消防器材厂，而我妹妹读卫校，以后分配到第三人民医院，1980年通过我妈妈领事馆朋友的关系，出国到西班牙。
　　我自从到了黑龙江以后，一直寻找机会希望调到离家近一点，有一次在上海偶然在朋友家见到当时兰州军区文工团的干事在上海招人。我不抱任何希望地去试了一试，唱了一首“手握一杆钢枪”。随后，许干事就问我愿不愿意到陕西来，参加他们的“兰字960部队宣传队”？我当时暗喜，就我这水平也能到文工团？以后才知道许干事是上海人，此行上海确实为了招人。到了陕西宣传队以后我才知道，当时一共招了五个人，四女一男。而我主职的是舞台灯光，音响效果以及装台等技术活，也需要进场跑龙套做群演。就这样，阴差阳错960部队帮我办了调动手续，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字960部队宣传队”，成了一名有编制的宣传队员，直到本书“当时只道是寻常”上篇中所说的，大形势下宣传队被迫解散。此时档案上写“上海知青，连续工龄”。
　　宣传队解散后，分配我下团场连队，我当时不想去也不得不去。无奈我那时像幽灵一样到处游荡，居无定所。我找借口回上海，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海-西安）上认识一位列车长，不知怎么就聊起代买上海的热门生活用品和食品，当时上海品牌的生活用品在西北是很受欢迎的。她一周左右到上海一次，我去接车，并把买到的东西给她，她再给我下一次要买的东西清单。就这样周而复始我能赚点劳务费。有时候接车停留时间较长，我们也会在外面吃顿饭交流一下。
　　另外，我还会到废品站去收购一些旧书杂志，然后稍加清理，再去摆地摊卖。那时还没有城管，我用一张塑料布摊开，摆在公共汽车站旁，等车的人多会翻翻看看，五元一本杂志减去成本七角，有时一天能卖十多本，也算很不错了。当时父母的处境和大多数社会人一样甚至更差，我又“赖”在上海等待机会，想象一下我一定不招人待见。特别是自己家里人，我最不能接受家里人的一句话就是：是你自己要到黑龙江去的！全然不顾当时社会潮流的存在，我成为一个付出不落好的傻瓜。让我最不舒服的，是每当出现这种场景时父母多采取逃避的态度，而且我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父母很少为孩子着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学校开家长会时他们几乎就从来没去参加过。
　　我父母都已接近退休年龄了，但仍坚持为单位出力而继续工作，所以我希望能享收“顶替”的国家政策回上海的梦想根本无望。当时父亲工作单位上海胸科医院的院长陈高义，是一位开明的院长，我真的十分感谢他，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时他对父亲说：你心中三件事我都明白，一是房子、二是票子、三是儿子，我先来解决你儿子的问题。随后他派出人事、保卫科两位干部和我一起去陕西，依据“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精神与当地单位商调，最终把我调到无锡华东疗养院。我被分配到放射科任技术员，穿上白大褂俨然成了一名“医生”。上海市胸科医院的陈高义院长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 华东疗养院，这个大门今非昔比了。

　　华东疗养院创建于1951年，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亲自选址建造，是上海市的一所干部疗养院，隶属于上海市卫生局领导。疗养院坐落在无锡的太湖风景区大箕山上。大箕山是太湖七十二峰之一，海拔34米占地21万平方米，与鼋头渚、太湖仙岛成三足鼎立之态。山上绿树成荫层峦叠嶂，空气清新饱含负离子。在西南角有个"好望角"，更逶迤伸至水中。疗养院区几十幢建筑错落有致，掩映于绿树鲜花之中若隐若现，不但养眼又对人体具有良好的康复作用。
　　时隔这么多年，现在已经几乎也看不出当时的景象，还真有点感叹！
　　在华东疗养院工作期间，环境不错心旷神怡，休息之余还经常到“好望角”去抓鱼摸虾。但我隐隐约约有这么一种感觉，这真是我想要的生活吗？那年是1984年，我34岁。

　　▲ 从这大门外进入，好像还能看出一点旧貌。

　　当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杨堤，在我们华东疗养院休养。一天我有事进入他的病房，跟他聊天顺便向他汇报了我的想法，我希望能到公安、检察或法院部门工作，并向他出示我参加华东政法学院自学考试并已获通过的几门单科结业证书。
　　求助行为过去了好几个月，一天我正在上海休假，有一个人上门找我，自称是普陀区检察院的。来人声称你曾向市委杨书记自我推荐，我们检察系统的杨浦区检察院考虑接受你。但考虑到你住在普陀区，因此推荐给我们普陀区检察院。如果你同意的话，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当时确实喜出望外，没想到无意中的一试居然梦想成真，我当即答应了。对方告诉我在家等通知，大约一周左右可以报到。
　　不料好事多磨，一周没有动静。快十天了那个干事又来了，告诉我由于某种原因，检察院没能接受安排你，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我问他你们检察院接受了吗？对方回答接受了，关系在我院。还说，你是愿意自己再找单位，还是我们推荐？我回答说我考虑一下。
　　他走后，我犹如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满怀的希望一下子成为泡影，为什么命运要如此作弄我？整整有近一个月我一直没从这阴影中走出来。饭要吃，生活还要继续，明天的太阳照样会升起，垂头丧气没有任何人来帮你。我终于一点点想明白了。 　　
第十章节　回上海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检察院的干部又来了，而我此时也想通了。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不能安排，我想也没必要继续深究。我表示：由你们安排吧。第二天检察院来电话告诉我，说随时可以到“上海市市容监察大队普陀中队”报到。从此，我算正式回到上海，我的人生开启了加速成长模式。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的钱桂山是成就我事业成长的第二个贵人。
　　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新单位市容监察普陀区中队报到。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单位？职责是什么？而我去又会做什么，等等等等……？进了新单位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行政执法部门，主要是对市容违反行为进行执法。随后还发了制服，一年两套夏装和冬装。不过当时的社会乃至政府部门都几乎没什么法律意识，工作开展十分困难。中队长是法律专业人才，我去了以后就把我安排在中队部工作。
　　工作了两个月左右，说实话我主要业务也还没完全熟悉。这天中队长突然通知我，叫我去大队部报到，说是大队部需要人他便推荐了我，并告诉我说你先去报到，档案材料随后就会转过去。就这样，我又糊里糊涂地转到了“上海市市容监察大队”，成为大队下属市容科的一名科员。
　　到大队部后，每天不是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就是陪大队领导到各中队视察工作。当时下属有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市区中队，以及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奉贤、南汇、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郊区中队。视察工作无非就是听汇报，领导做指示，各位中队领导和小队领导到场，拿个小本本认真记录，偶尔也会到现场看看。然后中队安排圆桌工作餐，酒足饭饱后打道回府。只要是下基层我最开心，因为不需要到机关上班，大队会有专车到下去的大队干部一家一家接送的。我记得1989年那年动乱封路，根据市领导指示，我们要坚持执勤工作。我那时骑自行车，逢到拦路的木头、石块，就下车扛着车跨越。我还算好，原来一小时的路程要花近二小时，但苦了当时住在浦东的大队同仁。那时还没有地铁，原来上班就需一个多小时，现在不但要早起，路上说不定还会有意外。
　　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容监察大队的领导听说市领导到新加坡访问并了解新加坡的市容管理，回来后欲仿效，打算在上海市也成立一支城市管理队伍，但最终在当时的环卫局和市政委中挑选未定。上海市市容监察大队为了争取这个管理权限，决定要全面提升大队的软件和硬件水平，就把我找去希望由我来承担提升全大队硬件管理水平的工作。我还真不知道领导为什么会找上我，是他们对我以前工作有所了解吗？不过我还是接了这一棒。我提出全大队各中队配备机动车（监测车），监测车配备摄、录像取证设备，各中队配备机动车辆（三轮摩托车）应付突发的市容状况，各中队配备900MH无线电基台、巡逻队员配备手台等建议和方案。不料这些建议和方案经大队讨论上级领导批准通过，要求三年内改变现况，我作为第一执行人对大队领导负责。
　　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未彻底清醒，不明白要办成这个事的难度。第一，全大队22辆小车的控购指标；第二，全大队25辆三轮摩托车控购指标；第三，全大队23个基台和65台手台的执照（由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签发）；第四，所有的使用培训工作。这么一大摊事情居然没配助手完全由我一人完成。事后回过头来再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为方便外出联系工作，大队专门配给我一辆侧三轮摩托车。从此，我也成为大队唯一一个持有全能驾驶执照的人（当时除A类之外的全能）。
　　好在当时的社会不良风气还没在政府部门盛行，也没有明显暗示要大吃大喝、吃拿卡要的现象。因为我们是执法单位，相关部门还是比较规矩，最多就是在时间上拖一拖或者应付一下。总之，还是在我当时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前后大约一年半时间，控购指标几乎完美办成，也没有送过什么大礼。记得我曾请这个签发控购指标部门的办事人吃了顿饭，开了瓶好酒由大队领导作陪我负责倒酒，还送了几包大中华，不到800元。当时大队以及下属中队都在私下传说我这个人办这个控购指标的“神通广大”，怀疑我有大大的后台，是××人的儿子等，这是后话。因为那在计划经济时代，短期内能拿到这么多机动车辆的控购指标几乎就是神话。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有明白，到底是谁在暗中助我？
　　接下来的事情也许更不可思议了，拿到这么三轮摩托车的指标，那就是要买车、提车啊，而当时这种侧三轮摩托车只是在南昌有生产。我单枪匹马分期分批带上支票四次南下，到南昌航空飞机制造厂，一批一批押车回上海，其中一辆是直接开回上海。第四批是和大队办公室吴备忠一同前去，那时我已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了，哈。
　　关于监测车的提车，我是直接找了一家公司，由他们全权负责，包括提车、验车、分配、售后，还有其它琐事。车型定的是上海牌。为了更好地完成监察任务同时让执行操作任务的队员们不至于太累，我原本设想在车顶开个天窗，把摄像机装在上面，一切在车内就可以操作。后来因下面的中队反对就此作罢。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中队好容易有辆车，你装个摄像机在上面（当时还没有探头这个概念），不管公家用车还是私人用车是不是有点不识时务啊？这时我恍然大悟，懂了，明白了。
　　监测车、三轮摩托车解决了，还有各中队电台的架设和培训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对无线电通信这一块不了解，作用、功能、操作、维护等概念都是一片空白。绝大部分队员除了在电影中看到过，具体怎么回事完全没有概念。我前后花了半年多时间，轮番到大队所属的各中队协助和指导他们完成基地台的建立、架设和调试，等拿到“无管会”的执照以后，还需指导他们开通、使用。
　　前后经过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初具规模的一个具有机动能力和无线通讯能力的、崭新的“上海市市容监察大队”出现了，并承担了664平方公里的市容监察职责。同时在九十年代初，我也光荣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十一章节　第一份社会工作：赛车裁判员
　　 　　在一次不经意的聚会中，我得知市领导对上海超大型城市的管理有独特的思路，考虑让市政委单独成立一支城市管理队伍，与上海市市容监察大队暂时并存。当然这些都是领导们的考虑，没有我们什么事。
　　恰巧大队领导想搞搞三产，同时改变一下大家的待遇。不知怎么的又想让我去做工会主席搞什么三产。这一次我依然不知“天高地厚”接了，没提任何条件就接了。直到后来调动时大队人事不冷不热地给新单位领导来了一句“提示”：他“三产”工作做得不好！真是气死人，这也是后话。
　　时间来到2004年，上海迎接首次顶级国际赛事——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上海陆家嘴这是场世界级比赛（德国房车大师赛DTM）的赛场。德国房车大师赛（Deutsche Tourenwagen Masters, DTM）创立于2000年。在国际赛车分级中，DTM属于Class-Ⅰ的比赛，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Class-Ⅰ房车赛事，其允许采用的技术标准最高，改装幅度也最大，被誉为“装上房车外壳的F1”。

　　▲ 2004年陆家嘴DTM赛场。

　　当年这场在上海陆家嘴地区举行的DTM街道赛，实际上并非这项德国大师房车赛的正式比赛而是一场表演赛。但在国际赛车界非常有权威的巨头、德国奔驰公司赛车运动主管诺伯特•豪格表示，上海DTM赛车盛事将可能是DTM赛事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比赛。
　　这也是我自从调离上海市市容监察大队以后，经常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一项，那时我主要参加的社会活动就是充当赛车裁判和人民陪审员。自从1994年调离上海市市容监察大队以后，我进入上海市长宁区区委宣传部，在所属的上海市长宁有线电视台工作。我曾先后担任记者、责任编辑、栏目导演、栏目制片等，直至后来因病不得已而离开。我认为这段经历才是我一生中最有成就感、最值得怀念的亮点，也是我事业的顶峰。这些回忆将在后面专门叙述。
　　有关担任那次上海赛车赛事的裁判工作，这是我除了那时的本职工作外参加社会工作的其中一项。我们有相对固定的赛车赛道裁判点。每个点配备有裁判长一名、旗语手一名、联络翻译一名、医生一名、消防员一名、车辆操作手两名（在发生意外事故时负责操作车辆），还有两名担架员。我当时是23弯道的裁判长，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弯道之一。记得2004年正式DTM比赛并没有街道赛这一项目，而这次比赛事实上是个表演赛，并安排在上海最繁华的陆家嘴地区，因此给组织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赛道长度是2.850公里，弯角8个，赛道最宽22米，最窄7.5米，顺时针赛道，发车位置宽度14米。街道赛道的表面状况虽然良好，但却有173个阴井盖，这可能成为赛事中的隐患。
　　我参加了本次以及以后在国内举行的F1的每场赛事，是上海30位国家汽车比赛的一级裁判员，拥有国家体委正式颁发的证书。

　　▲ 汽车项目国家一级裁判员证书。

　　不料在第一轮比赛中，奔驰AMG CLK（CLK AMG-Mercedes）车队的比尔德-梅兰德（Bernd Maylander）就发生了意外事故。他的赛车撞上了赛道路面翘起的窖井盖，使得比赛被迫中断。赛事组委会立即派出工作人员，花了大把力气才将这个窖井盖修复。整个赛事为此暂停近二个小时，我们几百名赛道裁判也被晾了二个多小时，最后组委会还是宣布取消了第一场比赛。

　　▲ 赛场工作照。

　　这个“意外的井盖”事故成为以后再举行街道赛时都必须记住教训。所有的赛道裁判都必须在每一场比赛前认真检查井盖，包括固定、突起地面高度等数据，必须在要求的范围内。

　　▲ 比赛场景。

　　在第二场比赛中，奔驰 AMG（AMG-Mercedes）车手佳瑞-帕菲特（Gary Paffett）夺得冠军，名列本次比赛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沃达丰-奔驰AMG车队的比尔德-舒耐德（Bernd Schneider）和奥迪ABT运动车队的马蒂亚斯-艾克斯托姆（Mattias Ekstrom）。
　　时间转眼来到2010年，这次DTM德国房车大师赛终于正式落户亚太地区。2010年11月28日中国国际房车街道赛在上海浦东举行，这是继2004年上海陆家嘴街道赛之后，在上海浦东又迎来了一次精彩的街道赛。

　　▲ 2010年陆家嘴DTM赛场示意图。

　　这条单圈长度为2.465公里的临时赛道，围绕浦东新区行政办公中心，将浦东新区三大地标建筑——上海科技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上海浦东展览馆串联起来。赛道包括7个弯道（5个右弯和2个左弯），顺时针赛道周围设有2万余个观众看台位置。这场比赛是DTM2010赛季的最后一个分站赛，也就是年终总决赛，共有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18辆赛车参赛，如 DTM赛事的顶级车手拉尔夫•舒马赫（Ralf Schumacher）、大卫•库特哈德（David Coulthard）等悉数上场，他们都曾是在F1赛事的著名赛车手。最终奔驰车队的加里•帕菲特取得了本次DTM上海分站赛的冠军，他的队友7号车手保罗•迪•雷斯塔获得本次分站亚军，奥迪车手蒂姆•谢德获得分站季军。
　　一场F1的举办通常要经历几场练习赛、周六排位赛和周日的正赛。而穿插在F1的比赛之间，是F2、保时捷的各项赛事。在赛事现场，还会有包含空军战斗机表演、各式车展、纪念品贩卖等一系列活动。与F1的全球扩张不同，V8只把重点放在了大洋洲和亚洲，因为它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汽车运动已经饱和，一如NASCAR和INDY只能满足美国车迷的自娱自乐。而因举办F1中国大奖赛而引起国内赛车热的上海，显然成了V8扩张的最佳选择。V8车手们刚到上海就来到著名的外滩“作秀”，甚至还骑上了三轮车以示“亲民”；V8的维修区可以随便参观，绝没有F1车队的傲慢和神秘；V8宝贝也挑选了中国女孩，就连赛车上也出现了中国字。澳洲的V8开始“汉化”，上海进入了一个“赛车季”。
　　与2004年9月热闹的F1相比，这3项赛事的影响力显然有着很大距离。CCC要靠周杰伦、黄秋生等一干港台明星来压阵，但连主看台也只坐满了一半多，而且大多数是周杰伦的FANS。MotoGP也只吸引了两万多名观众，再加上很“不凑巧”地碰上了世乒赛而被媒体冷落。而V8，它允许合理的碰撞，可以“喷火”，较F1更显得平民化。但V8的弱点是没有舒马赫、莱库宁这些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可是上海还是选择了V8，因为上海需要V8。当初，上海国际赛车场高昂的造价就引起了众多质疑，赛车场空置一天就意味着投资晚一天收回，更别提赢利了。
　　按照引进V8的绿地集团副总裁张鑫国所说，是想通过V8为中澳两国架起一座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其次是想借助V8国际房车赛，加快中国汽车运动的发展，同时为国内外汽车厂商及相关商家搭建一个展示平台。而郁知非则坚信“V8在中国大地有很广阔的前景”。他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汽车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充分而且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汽车对于现在的普通大众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奢望，因此高档的汽车赛事也必将日益受到关注。
　　对于爱好赛车的朋友来说，2005年的6月10日至12日是一段极其刺激的日子，因为V8超级国际房车赛将首次在上海赛车场举行。那雷鸣般的马达声震耳欲聋，飞驰电掣般的速度，犹如把现场的每一个人带入了时间的隧道，赛事竞争之激烈令所有人乍舌。

　　▲ 后场赛车维修区。

　　随着F1、Moto GP和即将举行的V8超级房车赛等国际顶级赛事的引进，赛车运动对上海市民来讲已不再是“阳春白雪”了。但下面我想告诉大家的，不是那赛车宝贝的风光无限、也不是一辆辆国际名牌赛车的光耀夺目，而是那些蹲守在赛道边的、为保证赛事正常进行的成百上千位无名裁判，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平凡而又令人难忘的小故事。
　　我首先想讲的是长宁区某幼儿园大班的胖胖和甜甜小朋友。对于她们来说，比赛日的这几天是她们最不愿意、最不开心的日子。因为这段日子里他们的爸爸妈妈不能接送他们上学、回家，双休日也不能陪她们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去接受长辈的宠爱，更无法跟大人撒娇，要求带她们到想去的公园玩。甜甜的心里更委屈，因为早在4月份爸爸就答应劳动节要带甜甜去看大熊猫。结果爸爸却接到通知要去赛车场当裁判。临走前哄了小甜甜好长时间，说爸爸是在控制中心负责很重要的工作，爸爸要是不去，就要影响到整个比赛。小甜甜似懂非懂地看着爸爸提着行李离开了家门，伤心了好一阵。到了比赛日她就吵着要照顾她的阿姨打开电视机找到赛车比赛的频道，一整天都趴在电视机前面找爸爸。用甜甜的话来说：真没劲！

　　▲ 摩托车比赛后与外国选手合影。

　　笔者是一名记者，多次参加国际级赛车赛事的裁判工作。曾经和成百上千乃至数万名各类裁判为各项国际级赛车赛事提供保障和服务，从中经历了快乐、兴奋、赛事的刺激和快感，更是承受了各种从体力、精力到心理的磨练。回想起那年的4月29日至5月1日，上海国际赛车场真是热闹无比，国际摩联的世界摩托车锦标赛MOTO GP中国站赛事在这里举行。我作为该赛事某区域站的裁判长，和我身边这些来自长宁区汽摩协会的同仁以及本市社会各行业、各单位，大学生志愿者、消防队员、医务工作者等不同年龄层次的朋友们组成的裁判队伍，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处理好比赛中发生的各种险情。大家相互信任，高度合作，保证了赛道和车手们的安全，使赛事得已正常进行。

　　▲ 这些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年龄只有14岁。

　　小A是我们区域裁判站中体重最重的一个，我们爱称他为小胖。他的主要职责是：当赛事过程中赛车发生事故，他负责松开摩托车的离合器，并抬起前轮，配合大家把故障车推到安全地带。分配给他的这个岗位，现在想想确实有些难为他。因为从我们裁判站到赛道边有着近60米的距离，而中间为缓冲区，铺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一次，当赛车发生事故时，我按照指挥中心的指令带领大家冲出去处理事故。控制中心通过通讯系统，在我们处理事故的整个过程不断发出指令。因为此时赛道上时速近300多公里的赛车一次次地在眼前呼啸而过，一辆接一辆，有时会有4～5辆车紧随，所以给我们处理事故的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当然我不敢怠慢，不断地催促大家。大家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出枪膛的弹丸一样奔向目标。由于地球的吸引力对小A特别关照，他右脚陷进去，左脚帮忙拉出来，用尽全力卖力地跑。因为我知道此时他只有一个信念，我是抬车头的，不能落后！当回到裁判站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如牛。我不是医生，我也不会搭脉，但坐在他边上仿佛能听到他的心跳，一定是每秒超过100下。他看着我说：小时候上学，体育课跑六十米，我总是倒数第一的。

　　▲ 23弯道裁判组部分裁判。

　　赛道边有40几个这样的裁判、抢救小组的组合。说起医生，就想我们区域的医疗救护组。这是由一名来自市区某大医院的医生和两名医科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担任担架员组成的救护小组，自始自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赛事进行的几天中，我们区域内没有大事故发生。但我十分佩服这医生的沉着，无论比赛场面怎样紧张、激烈，他依然脸色平平，我想这也许是多年在手术台上锻炼出来的吧。他说话不多，即使偶尔和你说上几句对赛事的个人看法，但眼睛却不会离开赛道上的目标。而另外两位大学生志愿者则站在担架边，看那架势就犹如在战壕里，手持上好刺刀的枪支，随时准备冲锋陷阵。因为他们很明白，GP赛事和F1完全不同：更惊险，更危险，更需要敏捷。每一个赛车手的生命安危也许就会在瞬间发生。

　　▲ 裁判组赛前赛道临检。

　　男人是这支裁判队伍中的主力军，但女同胞照样巾帼不让须眉。我的副手兼观察哨就是这样一位巾帼。要知道观察哨在整个赛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当一辆辆赛车风驰电掣般地在眼前飞驰而过，而在这一瞬间，就要把该车的车号、所属的车队记录下来，以便旗语手能准确的出旗，时速几百公里啊。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却是要求我们有极度的责任心和专注，眼睛稍一眨或者开了一下小差，就有可能错过1～2辆车。所以，我给她取个别名叫“快眼”。说起“快眼”，还真让大家想念她。在同性中她算中等个子，而问题坏就坏在她的脚上。由于小时候她太任性，没有管好自己的脚，所以五个脚趾非常不友好。观察哨因为工作岗位与他人不同，几乎赛事全程都以站立为主，这就苦了“快眼”。不到一天下来，鞋里的脚就吵着要解放，要不走起路来就脚高脚低。大家就帮她想办法，可是，谁又会背着鞋上赛道做裁判呢？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提议从住宿的旅馆里，拿几双一次性的拖鞋套在一起，然后穿进去，再在外面套上塑料袋绑紧。经过大家的努力，这双属GP专利的鞋终于穿在“快眼”的脚上，即解放了她的脚趾，又免除脚底的皮肉之苦。可惜的是一场大暴雨，使这双鞋完成了使命，要不然我一定会把它收藏起来的。

　　▲ 作者和儿子郭磊在赛车赛场合影。

　　各类裁判是整个赛事中最普通的群体，虽然就在赛道边，却不能像观众那样随着赛事的进展尽兴呐喊，每天就像昨天一样，做着自己份内的事。虽感到疲惫不堪，但为了保证赛事能够正常顺利地进行到底，我们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集中精力地注视着每一场比赛，每一辆赛车。
　　在赛事进行的几天中，天公特别不作美。要么艳阳高照，显示它巨大的能量；突然间又大雨倾盆，展示它呼风唤雨的本领。老天爷的喜怒哀乐，却苦了我们这些穿着厚厚的、统一联体服的裁判们。热了要想多喝点水解渴，可又不敢，因为喝多了要上厕所，而上厕所必须先要脱掉那套烦人的联体服，而要脱联体服就先要脱掉外面的反光背心，而脱背心则要先摘掉挂在脖子上的哨子、钥匙 ……，这套脱衣程序简直就象电脑设置那样烦琐！上厕所本是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常的事，在这几天就感到特别的困难。而正当你端着饭盒吃饭时，老天又突然变了脸，还未来得及放下快餐盒找雨衣，这雨就没头没脑地浇了下来，此时，穿着雨衣站在风雨中，正好像是：暴风雨来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参加了几年的国际级赛事的裁判工作，切实感受到，要使赛事能够顺利的进行，整个指挥中心工作有条不紊是最为首要。而在赛手出现事故时，赛道边各类裁判在第一时间立即做出最合理、最正确的反应和措施，既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又要对车手提供帮助，让他们安全、无忧。所有这些都是使赛事能够继续完美进行的最可靠保证。
　　像“胖胖”、“甜甜”的父母、“小胖”、“快眼”这样的非专业赛车裁判队伍中的“专业”裁判比比皆是。虽然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要为发展中国赛车运动出点力。
　　难怪每天在比赛开始前，按比赛规定和国际惯例所进行的赛事高级官员检查圈进行时，他们会对整齐排列在赛道边的各类裁判伸起大拇指表示：中国的裁判，OK！ 　　
第十二章节　第二份社会工作：人民陪审员
　　 　　说完赛车再谈谈我的另一份社会工作，那就是“人民陪审员”。2018年4月27日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时，我已经连任了两届人民陪审员了。这并非违法，而是在我连任的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还没有颁布呢。

　　▲ 人民陪审员任命书颁发仪式合影。

　　1994年我调入电视台工作。偶尔在一次法院的采访中，有一位搞外联工作的法官对我说：你如果是跑司法这条线的话，你可以来做兼职的法官啊。当时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人民陪审员，是干什么的，要做些什么，没有什么待遇？一概不知就稀里糊涂答应了，后来还参加了司法考试。幸亏那时我正在参加华东政法学院的自学考试，所以也没感觉到这个考试有什么难度。就这样，稀里糊涂就当上刑事审判的“法官”，上了审判庭。

　　▲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开庭现场。

　　开始参加陪审员工作时什么都不了解、不熟悉，特别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动态完全不熟悉。那些老法官只要对方一开口就知道他的思想活动、要求等，特别女性嫌疑人的想法更为复杂。为了能跟上老法官的步伐，我利用平时采访的机会到监所、社区去了解有关人员的思想动态，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希望把自己尽快融进陪审员这个角色。当我在每一份判决书上认真审查，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就意味着对这份判决书终身担责。粗略统计一下前后大约有2700多份刑事判决书上经由二位法官和我签名后发出的。
　　短短的几年经历了实际的审判工作，使自己有了很快的提高。从开始在法庭上不讲话不问话到不但讲话还能问话并提出疑点。在庭后合议庭上，能亮出自己的观点特别在事实认定和量刑上。后来我还写成几千字的体会感谢，在法院系统内部刊物上发表，长宁法院刑事庭庭长还为我做序。

　　

　　序：郭文震同志是长宁区人民法院的一名人民陪审员，其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先后参审各类刑事案件 71 件。郭文震同志因是一名职业记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处事经验。他从事人民陪审员工作后，工作扎实、视野开阔，参审案件主动积极，参审案件过程中能够积累个案素材，精于思考，善于总结，勤于动笔。能够将群众工作经验和百姓思维较好地融入案件参审工作中，这对于丰富法官群众知识、提高法官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能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郭文震同志因疾病在家休养期间，充分利用身体恢复较好的时机，撰写了《就参与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陪审 71 件刑事案件的分析》一文，该文是郭文震同志结合其刑事案件参审经历形成的文字成果，现予以刊登，希望能够引起各位陪审员的共鸣，并对法官、书记员等办案有所裨益。
　　

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杨惠新　

　　

　　这篇序是对我前一阶段在长宁区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的肯定，这与我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分不开。也正因如此，我的陪审员工作又连任了五年，而当时法条规定是一般不再连任的。同时我对这 71 个刑事案件做了概率角度的分析，以便今后能够更好地胜任这项人民陪审员工作。这些案件共涉及 104 名被告人，其中男性 97 人、女性 7 人，分别占 93.27%和 6.73%；个人犯罪 56 件、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 15 例；年龄分布 90 后为 6 人、80 后 18 人、70 后 13 人、60 后 11 人。 这 71 起刑事案件，涉及罪名共计 18 大类，它们分别是盗窃 17 件，敲诈勒索 12 件，运输、非法持有、贩卖毒品 9 件，挑衅寻事 9 件，故意伤害 8 件，诈骗 5 件，合同诈骗 6 件，职务侵占 5 件，抢劫 4 件，信用卡诈骗 2 件，非法经营 2 件，受贿 2 件，强奸 1 件，容留介绍卖淫 1 件，非法侵入住宅 1 件，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1 件，单位行贿 1 件，挪用资金 1 件。

　　▲ 部分刑事审判统计。

　　担任人民陪审员，在接触、参审刑事案件以前，我曾有这么一个想法：随着社会不断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一些简单的犯罪会不会被高智商犯罪所取代？但事实证明，当时我的想法可能太超前了些。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所有参审的刑事案件中，盗窃犯罪和毒品犯罪这两类传统犯罪仍占有很高的比例。
　　另外，信用卡诈骗犯罪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根据对盗窃罪的认识与分析，盗窃罪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点，其产生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17 例盗窃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盗窃犯罪人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作案年龄不大，他们缺乏正确的价值观，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误认识表现为“盗窃被抓的可能性低”的侥幸心理，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崇尚“人生在世、吃喝玩乐”的价值观。 盗窃犯罪人有半数以上是外来人口，文化程度不高。他们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心存侥幸心理，表现为抗拒诱惑的自制力差。盗窃犯罪人在进入大城市后，个人欲望和错误的价值观对心理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各种宣传缺乏控制性，犯罪人自身意识发生偏差，经不起外界物质的引诱，个体的畸形需求急速膨胀，从而导致犯罪。 再由于上海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平衡，同一座城市在这区域里作案不能得手而在另一处就能轻易成功。盗窃犯罪人在多次作案得逞后，尝到犯罪的“甜头”，满足了个体的不良需求，从而也养成了这种“习惯”性犯罪的恶习。由于犯罪人心存侥幸心理，促使他一次又一次的盗窃形成了习惯。盗窃犯罪区别于抢劫、诈骗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掩人耳目，暗中窃取公私财物，他们大多掌握了一定的犯罪行为能力技能，这一点在庭审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80后盗窃犯杨××，小学文化程度，户籍河南，通过简单的技术手段入室盗窃。经被害人陈述、公安部门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以及现场指纹提取，所有证据都指向杨××。但在庭审过程中其否认作案，还提出一系列自认为对己十分有利的证据，法庭当然是不予采纳的。杨××的庭审心理十分符合盗窃犯罪显著特征。此类盗窃者往往有多次盗窃的经历，究其以往的经历就会发现，盗窃犯往往从小就养成不良习惯，如贪小便宜、小偷小摸等。而多次作案的盗窃惯犯，就会形成一种不行窃睡不安稳的心态恶习。盗窃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有一个逐渐形成、积习难改，反复再三，不能自拔到罪恶深重的递增过程。从初次犯罪时的恐惧心理与侥幸心理互相叠加交错影响，到发展为盗窃经历丰富，盗窃技术熟练，情绪稳定的惯犯，其犯罪心理的变化有一个由浅入深，由量变到质变的反复变化过程。一旦形成定型的盗窃习惯，就很再难加以矫治。 正因为如此，有的盗窃犯罪人虽经多次打击、处理、改造，就是屡教不改、反复作案，形成二进宫乃至三进宫。
　　（二）通过参审17件盗窃案例，我对盗窃的原因也有初步认识：社会宏观环境的影响是盗窃物欲型动机犯罪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区别于其他物欲型动机犯罪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随着变革的滚滚激流，社会上权钱交易、财富不正常的聚敛、职业道德的败坏等负面因素时有出现，很容易导致部分人群价值信仰发生危机。在金钱、物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今天，在加之部分媒体不正确的导向影响，人们的满足和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依赖于金钱和物质。由于信仰、文化程度、环境等一系列影响，人们很难对什么最能体现人生的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个共识。因此，在认识上偏激、极端、夸大，形成了对社会的错误认识，形成了一部分人具有对犯罪“合理化”意识和认识的倾向。其中大部分人能克制迅速膨胀的物欲型动机，而极少一部分人会选择犯罪。同时，不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错误引导形成盗窃犯罪的动机会有很多，如：满足温饱，这是职业性盗窃犯罪和普通盗窃犯罪的主要动机特征。又如：满足吃喝玩乐、穿衣、打扮、社交的虚荣心，讲排场要面子显示自己。而通过盗窃，可以用物质的非法占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再如：对于青少年盗窃犯罪，其动机开始往往是出于好奇心、追求刺激和哥们儿间的义气，往往不考虑后果。而盗窃犯与普通人比较，性格上会更显热情、外向、并喜欢与人交往。他们学历普遍浅薄思想迟钝，抽象思维能力较普通人弱，缺乏奉公守法的意识，苟且敷衍，行事大胆自信、少有顾虑，更富于幻想和放任自己。在尝试接受新事物上他们会显得更加保守，而且在行为的自我控制方面更加依赖于能力特征。
　　我之所以在回忆录中记载这样的内容，一方面体现在那阶段参与陪审员社会工作的成就感，同时也提醒自己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钻研和思考，才能在社会实践中把自己推向顶峰。 　　
第十三章节　此生最值得自豪的工作经历：电视台记者
　　 　　我的职业人生的组成可以用“三足鼎立”来形容，那就是赛车场裁判、人民陪审员、职业记者。本章节所记述的是我一生中真正的职业——记者工作。
　　我于1994年正式调入中共长宁区宣传部所属电视台工作。说起怎么会调入的，这与我前面提及在市容监察大队的一段经历有关。当时的工作有了一点成绩，视野开拓后结识了社会各阶层的朋友，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心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这使我萌发了想换个职业，争取到更大、更宽阔的职业视野的想法。记得在市容监察大队工作期间，我结识了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当时电台、电视台尚未改革合并）的记者李晓玲，我们很说得来，天南海北、理想和愿景无话不谈。她得知了我的想法后主动提及，我可以帮你疏通疏通，看看有什么渠道可以帮到你。我喜出望外，因为我正在等待一个时机。
　　不久李晓玲就告诉我，考虑新的工作能离你家近一点，不能像现在这样上班路上得花一个多小时（指当时在市容监察大队），我帮你联系了长宁区宣传部。当时的宣传部部长王雅萍也是知青，同意接受你的调动，安排在电视台工作。我无话可说，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李晓玲是成就我事业的第三位贵人。1994年我正式调入电视台工作。

　　▲ 与导演谢晋的合影。

　　我在电视台除了分管政府这条线以外，还兼顾政法、环保、环卫以及四个街道。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冒出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到各条线去采访他们都会给劳务费200～400不等。而区委、区府、人大和政协中，最大方的是政协，因此一般外勤记者一个月的额外收入也是挺可观的。由于我刚到这个新单位是个新人，要么追求理想，要么追求金钱，二者取其一。再说老的都早已有所安排，所以我分管的条线相比之下会议较多，少有主动找你报道的经济新闻。同时台里还因为我技术较好，安排我一个责任编辑的虚位，实则就是“串片”，也就是一年365天只要有播出就要做片子，不管你在干什么，播出前三个小时必须到岗，完成半小时的出镜、配音、新闻字幕、提示字幕、串片。审片后，把完成的带子交到播出机岗。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晚八点雷打不动。但是这是一个团队的整体工作，离开任何一个参与的记者都不可能完成，这就避免不了矛盾了。

　　▲ 在机房做片子剪辑。

　　一般每天的新闻大约控制在12分钟左右。这12分钟内大约有9～10条新闻，涉及到五、六记者。这仅仅是做片子，还有配音、播音员出镜化妆、录播等等。每一个人的衔接犹如一架钟表，哪里卡住了所有的流程就卡住了，而这个流程的控制中心就是我，前后我整整做了十年。台里的同仁们还是挺配合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手里慢一分到我这里就无法用时间来计算，每到下午5点左右我的脾气就开始急躁，要是不见谁到岗我真的会骂人，哈……，所以大家都知道郭责编是不好得罪的。记得有个外台借用的记者，外出采访到五点二十分还没有回来，配音、出像、字幕、各记者上机，最后我还要串片，这个铁定的流程根据以往经验，就算我手脚再快也得114分钟，再从二楼机房送片下来起码七分钟。此时墙上的钟已经是17点40分了，我果断在播出单上拉掉这条新闻，穿插广告替代。因为当分针秒针重合12，短针指向20点时信号闸就会自动切换。如果此时没有信号，观众端成千上万台电视机上就是黑屏，连测试信号都无法转换。这属于重大事故要上报中央，谁都担不了的。这件事以后台里重新做了规定（我为推行这个规定废了不少口舌）：外出采访记者无论手中有多大的事，当天下午5点10分之前必须回台报到。因为当天的播出节目单，下午1点45分前就公布在告示栏，外出的记者也会打电话回台，确认当天有没有播出片子。
　　我记得还有这么一件事，这天下午记者陈×做片子而且只有一条，他的手脚快，我估计20分钟就可以下来，下一个就可以上去了。不料过了半小时还不见动静，时间在一点点过去，当时台里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保证质量任何记者做片子是不能催的，我必须第一个遵守。正在我内心焦急的时候，办公桌电话响了。我来到机房一看有很多人已经在了，陈×、维修技术员、还有在家急于上机编辑的记者。陈×见面就说没信号了，而且都检查了机器好像没有问题。这时，我的大脑高速运转立刻做出如下判断：1，既然做了检查我就不重复简单的操作（他们也是老手）。2，判断录机和放机是否全功能正常？3，连接放机、录机的连线（二路）是否正常？4，操作台信号链接是否正常？我在几秒钟之内确认检查思路以后，站着没动就发出指令：1，叫陈×播放放机画面，正常。2，播放录机画面，正常。3，操作操作台，数显正常，声音正常。4，叫陈×反馈放机监视信号，正常。5，叫陈X反馈录机监视信号，正常。这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检查判断思路会不会错了，我也被大家带过去了？上面的5项检查指令在于检查整个操作系统电路指令和信号，而在陈×之前赵×已做过片子，陈×不是第一个。所以，整个系统电路指令和信号出问题可能性很小。我思考了大约一分钟，大家有点不耐烦，因为后面还有几个人的片子要做。“要不打电话叫索尼上门？”有人提议，因为我们电视台用的是索尼机器，我们与索尼是有应急维修协议的，打个电话他们很快就会上门。这时我也不顾他们的七嘴八舌，再发出一条指令：要维修人员去拿一条从放机到录机的信号备用线，这线要到仓库去找的。这时大家议论声更大了，“这线刚才都检查过了，是好的呀”。我依然没有理他们，因为我思考的时候不喜欢说话，这也是我在电视台留下“高傲”印象的缘由吧！

　　▲ 外场节目现场剪辑。

　　线来了，在大家怀疑的眼神下，陈×不情愿地换了线。见证神奇的时刻到了，陈×插进带子扭动操作台的拨盘，录机的显示器出现了放机的画面，一切恢复正常！前后不到14分钟被我完美解决问题。事后我听说他们把换下的线去开膛破肚，我暗想真有这么复杂吗？
　　事后大家都没说什么，我也明白搞技术的人都不会轻易服人。但事实上从此以后，大家在技术上出现了问题首选就是找我，即使我在外采访，电话也会追过来。此事也给我下一步独立接下栏目打好了基础。我真正体会到，在这些单位里能力就是实力，而实力就是技术，还真不知我这样的认知对不对！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当时我儿子郭磊是东方电视台少儿部的正式小记者。为了向少儿部提供一条有价值的新闻同时在“退休”前能有一个漂亮的交代（东方电视台规定小记者15岁必须退休），所以策划了一个采访计划：回归的这天下午出发，分别采访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同龄的小伙伴们在香港回归之日的动态、感想和心声。这些采访对象地域跨度大（都是郭磊平时采访过的对象），约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我记得其中有一采访对象因上班，到家要23点以后），特别还有一些随身的设备需带上。为了帮助和满足郭磊实现愿望，我还特意到原单位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我记得我们从下午一点开始就电话约对象（因为郭磊在当小记者的过程中，他每次外出采访我们做父母的都要全程保驾，以免产生什么意外，特别是做记者工作的）。约好的时间跨度一直要到7月2日凌晨，地域跨度徐汇、黄浦、静安和闸北四个区，没有一辆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我记得采访结束后我们都累的不行，没有力气返回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三人在西藏中路金陵路口的一个小弄堂口，把三轮摩托车停在那里睡了一觉，等天一亮我们就把片子送到东方电视台。事后这条片子还得了个奖，我们都为此自豪了一把。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出发前拍的出征照，为了防备坐三轮晚上受寒，都穿上了厚衣服。 　　我还记得有这么回事。拍新闻嘛，那些会议类的新闻人家报上来你不接也不行，但我们还是希望多找一些更有价值的新闻来做报道。我那时就自己出去找新闻，但在那时这种做法是不合规的。我记得为了拍一条残疾人的片子，台里没安排我主动接了，台里还电话追到现场要我回去，我没有理睬，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还有为了拍一条消防队员过年的专题节目，我记得整整有五年，每逢大年三十的年夜饭都没有在家吃，而是泡在消防队和队员们吃住在一起，目的是抢拍一条年三十消防队出警的画面。
　　转眼间来到电视台已经有好几年了，优势是大部分电视台工作的流程已经基本了解（由于我的岗位），业务上发生一些问题也能够解决，再由于经常外出采访，上上下下也相对熟悉。劣势是我不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没有科班文凭，所以在业务上相对别人就要矮一头。再就是电视台新分配来的正宗传媒大学科班生年轻、反应快，也比我们更能接收新思维。
　　当时做新闻没有太多太大的风险，俗称混日子。各个条线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内容上报宣传部，条线记者可以有内容报道，同时收入也相对保证，就是要想创新就比较难了。而我还不到50岁，总想在有生之年能把以前的时光补回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申请单独制作一个栏目！我做了分析评估：利是能够发挥我现有的特长和资源，弊是把所有的风险集中在一起由我一个人承担，没有退路。

　　▲ 和章丽君一起做声音和画面剪辑。

　　2004年下半年，经过请示汇报、前期准备、资源配备、演播室改建、人员招聘、话题选择报备等大量的前期工作，在电视台发布了预告：

　　

　　本台消息：长宁有线电视中心将于明年元月一日起，正式推出一个全新的栏目，名为《社区万花筒》，全年52期，每期30分钟，每周日晚20：00 — 20：30首播，下周日晚同一时间重播。栏目由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的交流谈论为主，录象播放为辅，每期还邀请嘉宾参加谈论。话题十分广泛，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社区居民的工作、生活中的烦恼事、开心事以及家庭中有关夫妻关系、两代人关系，邻里关系、亲戚关系、子女教育、老人再婚、离婚、创业、休闲和养老等等，对社区中热门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栏目集思想性、知识性为一体，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加强情感关怀，而在言语形式上，直来直去、快言快语。
　　栏目致力于满足社区居民和市民的需求，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将会以丰富多彩的内容传递、快捷准确的答问，热情周到的服务与观众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让观众朋友们既得到视觉上的享受，又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相关知识。为了使栏目办得更好，从现在起，广泛征求话题，凡话题录用者，都能得到一份小礼品。可发短消息到手机，号码为：13386154181； 13601648952。

　　

　　2004年底栏目已签约资金22万基本如数到账。这些资金都是来源于各街道以及辖区内一些单位对我们电视台的支持，也是我和栏目助理上门去一万一万争取来的。同时争取来的配车也到位。即使这样，说实话当时我心中还是没有底，到底栏目支持率有多高，观众接受度和收视率等等都是一个谜。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开弓没有回头箭。2004年下半年的压力也只有我自己知道。钱的问题有眉目了，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首先为了保证这个节目的正常运转，我坚持本栏目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兼职，需要时集中，平时各回各处，只有栏目助理天天上班，栏目主持播出前一天到岗。为了避免各种可能，本台人员一概谢绝。所有的设备由我们提供，栏目拍摄前两小时主持、栏目助理、化妆、道具、统筹、摄像、音响、灯光全部到岗，报酬一月一结。事实上这种超前的管理方法当时行之有效，效果也不错。
　　2004年12月19日录播第一期“母子协议”，2005年１月正式播出。播出后社区反映平平，既没有“火”也没有“冷”。我当时感觉正常，因为大家需要有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反倒是栏目的小工作人员有点急躁，我安慰大家不急不急。

　　▲ 在控制室和同事探讨节目。

　　这是区级电视台第一档大型谈话类节目，现场有五、六十观众还有嘉宾。嘉宾当然能按主持人的节奏、情绪同步发挥，但现场观众就不一样了。所以一般电视台不敢做这类节目，如果现场出现不一样的声音，那是很难收场的，主持人必须要反应快，还要能压住场。我们的主持是浙江传媒学院的老师，有着丰富的临场经验。尽管这样，第一期录播的当天我还和派出所联系，专门抽出两名民警现场值班协助我们。

　　▲ 随栏目发下去的《社区万花筒》光盘的封面与封底。

　　当我们的栏目播出第四期“关注外来建设者”后，社区反馈信息说我们随栏目发下去的光盘不但有人要看，而且还不够发放的。我得知这个信息后十分兴奋，因为我们的光盘是按参与节目的人数发放的，不够发就说明没有参与节目的人对栏目主动感兴趣。所以我第一个直观感觉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成功了。而第二十期“寻找”是我们一个季度的重头话题。为筹备这个节目我们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资源，甚至包括了铁道部。下面着重谈谈这期话题后面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这里我摘录部分我写的策划书以帮助我加深回忆。

　　

　　话题：《寻找》；拍摄日期：2005年08月28日（星期日）；首播日期：2005年09月04日（星期日）；参加人员：兴国宾馆部分员工、部分街道社区居民；参加嘉宾：兴国宾馆领导、孙佑民夫妇；特邀嘉宾：贵州老区学生、老师；谈话焦点：一个驾驶战斗机九死一生，一个开运输机，从17岁开到“耳顺之年”，夫妻双双飞翔蓝天。落地后不忘共产党人的先锋本色，先后帮助了革命老区的22个困难学生。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 作者和孙佑民夫妇在录制现场。

　　主持人：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在响亮的歌声中拉开帷幕，热烈欢迎大家来到《社区万花筒》栏目做客。今年的8月15号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有多少革命烈士为此付出了许多甚至是宝贵的生命。下面先请大家看一段录像。( 引用相关的片段)（乐队间奏）
　　主持人：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许多人难以忘怀。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请来了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孙佑民老人和他的爱人潘庆平女士。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这位飒爽英姿、漂亮的女飞行员就是我身边的潘大姐。请你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作个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 孙佑民和潘庆平夫妇。

　　嘉宾潘庆平：（简单自我介绍，何时参军，职务，飞行经历，讲个飞行中的小故事。）
　　主持人：这就是当时的授衔命令（并展示授衔命令）。这位就是孙佑民，潘大姐的爱人，新中国早期的老飞行员，参加过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大战役，当过步兵、炮兵，当飞行员以后，飞过13种机种，二次负伤，多次遇险九死一生。夫妇俩共同打破了运输机、战斗机安全飞行年限最长、单次飞行排险次数最多和单月飞行强度最高的飞行员大世界基尼斯记录，这边就是记录证书。请你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介绍一下你在空中遇到的危险吧。
嘉宾孙佑民：（简单介绍高空座舱盖飞走、迷航，无油、安全降落的故事。）
　　主持人：（展示飞行图和飞机座舱图）这是一张当时的北京地区飞行图。我想驾驶飞机一定要比驾驶汽车难的多，我们现场的观众很想看到你们是如何驾驶飞机的，但这完全不可能。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模拟一段飞行时空中对话好吗？
嘉宾孙佑民、 潘庆平：（夫妻模拟一段空中对话，带动作。）
主持人：谢谢，真带劲，和真的一样，谢谢。我这里有一张我国原国防部长迟浩田和他们夫妇俩的合影，这边墙上书写的“蓝天神鹰，比翼齐飞”是迟浩田同志亲笔书写赠送给他们的。他们是初恋时谈飞行、成家后无蜜月、落地后重温旧梦。我们的编导在节目制作前期了解到他们有件事一直很内疚，那就是女儿，潘大姐能给大家说说吗？

　　▲ 潘庆平和弱者的女儿。

　　嘉宾潘庆平：（简单女儿受伤经过和目前相处。）
　　主持人：今天，我们把他们的女儿也请到了现场，让大家认识一下你。
　　潘庆平女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这里有俩位飞行员的伤残军人证复印件，还有他们女儿的残疾证复印件，低保证明，我这里还有一张饭卡，是孙佑民在干休所的伙食卡，50元吃了整整24天。为什么？夫妇俩为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帮助革命老区的贫困学生。落地后他们先后资助了22个孩子。我这里有一张500元汇款单的附言，我给大家念念：请分给罗佳佳100元，马国强400元，请领导掌握使用。那么，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能告诉大家吗？
　　嘉宾孙佑民：（谈谈希望能见见小孩的愿望。）
　　主持人：接下来请大家看一段我们从贵州遵义桐梓县风水乡幸福小学拍回的录象。
主持人：请你们看他们是谁？你们一定要保持平静，不要太激动，好吗？

　　▲ 贵州嘉宾出场，和老人拥抱，贵州学生下跪。

　　主持人请保持、掌握现场情绪（同时请医护人员候场）。
　　主持人：来，各位请坐。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她就是兴华宾馆总经理蒋莎，来，请坐到这里来。蒋总曾先后荣获“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兴华宾馆一直注重对员工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对外树立良好的形象。这次听说老人的生动事迹，主动提出承担贵州老区这三位嘉宾来上海期间的全部费用，了却了两位飞行员的心愿。我代表栏目全体工作人员、两位老人和贵州客人对你们的义举表示感谢，请你给大家谈谈。

　　▲ 兴华宾馆总经理蒋莎。

　　嘉宾兴华宾馆蒋莎：（简单介绍你们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到这里各位肯定已经明白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但一定还有疑惑：嘉宾怎么会来到电视台的？又怎么来的？下面我继续给大家破解故事。
　　有一次偶尔在采访中得知，我们的老前辈、老军人多年如一日资助贫困地区学生，而自己的女儿还是一个低能儿。当栏目知道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十分感动，就在全市寻找当事人，立志要予以宣传、要发扬光大！经过努力寻找得知杨浦区的一个干休所和徐汇区有这样相似情节的当事人，我和助理并和当地派出所民警连夜上门证实。在了解了全部事实经过后，还意外得知其它有关媒体也在谋求接触他们。为了尽快“抢”到这个话题，我们连夜向宣传部作了汇报，明确这期话题的创作思路、困难和前景，此时已经是22点多了。第二天我和助理兵分二路，助理负责和进一步和嘉宾沟通、核对细节、甚至细到坐位子的方向，左侧还是右侧。唯独一点不能说，就是贵州的学生到现场参与节目制作，一来心中无底贵州能不能来？二来也要为节目创造神秘感。二位嘉宾毕竟年事已高，虽是飞行员出身，但还得保证安全，所以还特别联系了医院，在节目的当天安排两位医护人员到场以防万一。
　　我则负责落实贵州的学校，确定参加的学生和老师名单，然后落实他们来沪列车的车次、到达上海时间等等。后又了解到这学校在贵州山区，附近车站没有快车停靠（这是当时的情况），每天只有一班普通列车停靠，且车站距学校还有15～18里路，这着实有点难度。随后我只能与上海铁路局、贵州铁路局以及铁道部宣传处电话沟通，请求他们的支援。经过一天的反复多次沟通，终于得到如下回复：贵州铁路局安排列车在近学校的铁路道口处临时停靠一分钟接学生上车（事后了解，该列车属区间列车，并不影响列车运行图），到前方大站再让学生换乘到上海的快车。这一路上有铁路警察全程分段护送，安排补票就餐事宜，到达上海两小时前通知我们电视台，整个行程安排得严丝合缝、完美无缺。大家一定听说过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句话，但这次被我真正体会到，而且完全没有想到所有的步骤交接竟然这么顺利。我感叹铁路公安组织纪律的严密，也感叹媒体的强大和人性的善良，关键时刻还是好人多（当时互联网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
　　节目顺利播出后的反响极大，外省市有关电视台还来采访我，了解大协作的经过，并将这期节目在贵州电视台播出。我这时候松了一口气，14个月的努力看到了结果，也得到一丝安慰。但此时我又在考虑下一个问题：观众的口味一直在变在不断提高，一般一个栏目的寿命不会超过2～3年。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要穿新鞋走新路。这是我构思了一个新的话题“创业在长宁”，计划能够在2009年～2010年播出。
　　同时我也着手准备《社区万花筒》栏目研讨会，邀请方方面面的人员参加，听取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栏目知名度。研讨会主题为重点推广《社区万花筒》栏目的定位、包装等相关问题，全方位向与会领导介绍栏目构成、运作方法、话题选择等业务方面的问题，并希望进一步得到各街道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合作。计划出席研讨会的人员将扩大到各区委宣传部领导、有关电视台领导、各区各街道书记、分管书记和宣传科长，电视台办公室、相关栏目制片人和若干工作人员。但会议结果并不十分理想，出席人员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导致研讨会延期待定。
　　时间进入2006年第一季度，栏目的话题越来越接近社区百姓的需求。这说明我们的栏目操作已越来越熟练，知名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内容更加贴近百姓，话题也愈加尖锐，深受大家欢迎。同时也有不少的媒体同行前来取经交流，把我不知不觉地推上风口浪尖。而我也做好了准备迎接挑战，打算甩开膀子放开手脚地大干一场。

　　▲ 计一彪和章丽君。

　　这里还要着重提到一个人，一个编外的工作人员，她就是我的爱人章丽君。自从2005年我接受制作《社区万花筒》栏目的挑战开始她就一直跟着我、辅助我。从第五期节目录制开始，每周日录制节目她就早上五点起，跟我一起到台里上班。因为每一期节目的话题不一样，所以背景也是每期要更换，这个工作主要就是她和我的助理来完成。还有栏目开始前有很多细小的繁琐的事要做，大多数都要靠她们来完成。有时栏目后期会有很多技术性工作，时间久了她也能上手操作，真的是很不容易。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Expo 2010 Shanghai China），是第41届世界博览会。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中国上海市举行。为了配合和迎接世博会，栏目特意策划了“知荣辱，迎世博，防疾病，促健康， 健康每一天”为专题的大型晚会，并邀请当时的滑稽明星计一彪共同参与。晚会在当时的西郊百联广场举行，前来参加的社区居民和过路的行人前后有近万余人。晚会取得空前的成功，也刷新了长宁有线电视台自开通以来的记录。
　　曾有参加过《实话实说》节目录制经历的朋友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第6演播室里，《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在每次录制开始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热场”。向大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作一番自我介绍，讲几个笑话，回答观众的有关提问。他经常说的是：“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我的朋友，就好像到我家做客，一点都不用紧张。你们看，这就是我家的客厅，400平米，外面还有两个厕所，一室两卫，条件还可以吧。”众人顿感轻松。有时候说：“真不好意思，很多人没吃晚饭就赶来做我们的节目，我很想请大家一起吃饭，但那样一来，咱们不就成了酒肉朋友了吗？”在愉快的笑声中，节目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大家就像相识已久的朋友那样热烈地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不知时光之飞逝。当崔永元向大家鞠躬，说“咱们下星期再见”时，很多嘉宾和观众感到意犹未尽，或者刚刚进入状态，他们仍然激烈地争论不休，合影留念，互留名址，大家真的成了朋友。对于这种营造“家”的感觉起初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努力，希望使大家尽可能地轻松、放松、多说真话不说套话；但是到后来，这越来越变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这种理念，那就是追求真实。我们的《社区万花筒》也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越走越近了。

　　

　　就在这期栏目开始前的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我的事业和前途不得不在此戛然而止，我因突发性脑溢血被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抢救，非常非常地遗憾。请继续关注下篇。

　　

下篇：被中风击倒以后

　　

　　
内容提要：

　　

　　2006年夏日炎炎。我因工作紧张身心疲惫，突发脑溢血造成右半身瘫痪，被送进了医院。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和锻炼，基本上得到恢复。期间我住过多家医院，接受过针灸、中草药、西药治疗和康复训练。
　　本篇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从病人的角度，把治疗与康复过程中的感受和所见所闻以纪实的方式告诉大家，也许能给读者一些启发。对于康复训练的方法和技巧，我如实写出自己的体会。因病情各异，有兴趣的读者请慎重效仿，以免耽误病情。 　　
第十四章节　凌晨醒来
　　 　　天已经亮了，我微微地睁开眼睛，轻轻地伸了个懒腰。环视一下周围，房间里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和往常一样。我昨晚脱下的衣服零乱地丢在椅子上，两只袜子好像刚吵过架似的，一只在这边一只在那边。不过衣服和裤子看来关系还是不错，袖子紧紧搂着裤腿，难舍难分。
　　仲夏日长夜短，才五点多一点，天已经大亮。看着我身边的她起伏均匀的胸脯，我敢说凭借二十多年共同生活的经验，现在若不是敲锣打鼓放鞭炮，她的美梦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
　　记得今天好像是星期六。昨天我召集摄制组工作人员开了个短会，为完成明天两台节目的录制作了布置。晚上我赶着爬格子撰写现场采访提纲到十二点多钟，明天，不，确切地说是今天要给主持人。提纲总算完成了，要不然我的手机今天非让那位漂亮的主持人打爆了不可。我转动着脑袋去看时间，好像是早上五点半吧，起床还早一些，可以再睡一会儿。这时我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小肚子有些不舒服，我想会不会是晚上贪睡着凉的缘故吧？我知道我的睡像不是太好，盖在身上的毯子，一个翻身就可能到了床底下。尽管现在是大伏天，但老人说睡觉时肚子上也要搭一块毛巾，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来得去一趟一号轻松一下，或许这个难题会解决的很顺利。我刚要起身，突然感觉到右边的身体有一点麻。
　　这时她轻轻地翻了个身，正好面对我。虽然是早上，但是现在正是大伏天，天气正热，她圆呼呼的脸微微透红。虽是近五十的人了，但皮肤还是那样细腻、像年轻时那样完美无缺。我看着她鼻翼随着呼吸而一张一弛，我知道她睡得很香。
　　想起三十年前手举红宝书的那个年代，我们都还是学生。要算年龄的话，我若是初中毕业，她还是小学生。那年头有很多人都忙于“抓革命”，但也有不少人在“促生产”，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则当上了甩手的逍遥派。当时我的母亲是一所颇有知名度大学的教授，被造反派认定是极力鼓吹封、资、修旧教育路线的吹鼓手，成为必然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我父亲则是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二十八岁那年成为最年轻的放射科主任，国内外有名的放射学专家，当然那时候他也逃脱不了带上“反动学术权威”高帽子的命运。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的理论下，我们自然就成了小牛鬼蛇神。
　　我和她原本并不认识，只见过几次面。她是我妹妹的同学，也是我家邻居，同住在一所颇有知名度大学的家属区里。那时候为了安全，每天早上上学她都到我们家来等我妹妹一起走。记得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我一看时间才七点不到，心想是谁这么早？要是革命小将来搞批斗，那一定是口号声不断。我小心翼翼拉开门，只见门外一个女孩，长得十分清秀，两眼透亮清澈。我问：你找谁？她瞪大了眼睛不说话，就看着我，正好我妹妹出来。记得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星移斗转，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不饶人。就是“小牛鬼蛇神”也得满足客观规律，满足精神和生理的需要啊。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俩冒着危险跨出了恋爱的第一步。说起恋爱，在那个年代是偷偷摸摸的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来说，一不小心就会惹出大麻烦，甚至是杀身之祸。父母呢，要么被批斗要么去干校，他们也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约束少了，就商量着离开校园到校外去约会。记得那时出了校门就要上一座桥，为了不给学校看门的老大爷发现，我走桥的这边，她走桥的那边，就这样我们一边一个装成互不相识的两个人。 　　
第十五章节　发现不对劲了
　　 　　今天是怎么啦，麻木的感觉又出现了，而且加剧了，感觉好像从右手手指开始有逐渐向上蔓延的趋势。脑袋好像也不太灵活，我忘记了今天应该干什么，刚刚还想好来着。记得以前也有这个感觉，晚上睡死了，不知不觉把手压在身下，醒了以后才发现这个手甚至于整个胳膊都有些麻木了，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我回头看她睡得这么香，真不想叫醒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感觉不太好，还是拍了拍她想请她帮忙。
　　她揉了揉惺忪的眼睛迷迷糊糊的说：“什么事啊，这么早？”
　　“我的手有些麻。”
　　“是吗？以前你好像也有过，是不是又压着了？要么我替你按摩一下吧。”
　　“试一试吧，但今天感觉好像和过去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不知道。”
　　我想把手活动一下，但我用尽全身的劲，可这条胳膊还有那只该死的手一动也不动。平时我的手可不是这样的，我爱好电子设备制作、维修，爱好做各种模型，两个芝麻大的零件用镊子帮忙可轻松地粘合在一起，并放在图纸上的指定位置，要多灵活就有多灵活！可现在是怎么啦？我想抬起身来，可是怎么也动不了。我发现我的手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它不会动了。
　　“我的手好像没有感觉了，不会动了。”我和她说。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我以为我说得太轻，增大了声音重复了一遍。
　　“你说话的声音口齿不清，模模糊糊的，你怎么啦？”
　　“我说得很清楚，你怎会听不清呢？”
　　“我好像右边的身体都没有感觉了。”我告诉她。
　　她捏了捏我的手，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她又在我的大腿上捏了几下，我根本感觉不到她在哪一个部位捏我，没有痛感也没有触感。
　　事情往往就是那样的不可预料。我上一分钟还是好好的，说话间就觉得不对了。
　　我这是怎么啦？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
　　这时候的她已经睡意全无，但一点也不慌乱。
　　“你好像有一点不对，躺着不要动，我打电话和爸爸联系一下。”
　　“爸爸，这么早叫醒你，是发生了一件事。刚刚发现蓓蓓（我的小名）说话有些大舌头，右半身好像没有感觉，而且不会动了。我怀疑他会不会脑梗？”
　　“像他这样的工作节奏、不注意休息的工作方式，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好像年龄还年轻了一些，不管怎样先赶紧送医院。你们家附近有什么医院？”
　　她看了我一眼。
　　“我想送大医院，路稍远一些，但条件相对要好得多。”
　　“那好吧，赶紧送。”
　　她又拨通了120要求急救，并向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我的现状。随后，她到隔壁卧室把在国外求学回国休假的儿子从梦中叫醒并从床上拖起来。
　　儿子揉了揉眼睛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迷迷糊糊地来到我的房间。
　　“我想上厕所。”我说。
　　“你先不要动，我来想办法。”她安慰我说。
　　说完她就急忙奔出去。可我这时还想站起来，却怎么也动不了。突然，我觉得我左边臀部下面热呼呼的。 　　
第十六章节　去医院的路上
　　 　　迷迷糊糊的，我觉得身体在晃动，此时的眼皮十分沉重。我极力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块布上，有二、三个带口罩穿白色衣服的人抬着我正往楼梯下走，楼梯口有辆救护车。
　　他们把我抬下楼梯后放在担架上塞进了救护车。一会儿，她也急急忙忙带着儿子挤了进来。
　　随着“呜哇呜哇”救护车警笛声的响起，车辆飞快地往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飞驰而去。
　　在车上，医务人员给我带上了氧气面罩，还吊上了不知什么药名的点滴。
　　看着窗外飞快往后退的楼宇、同向行驶的车辆，我想这车开得不慢，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累了。
　　一会儿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校门口的桥上。
　　我们上的这座桥可不能和现在宽敞的双向六车道、八车道的桥相比。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还只是一座小桥。尽管说它是小桥，但两人分走在桥的两侧还是互相照应不到的。
　　我快步往前走还不时回头看，就怕有熟人看见，发现了我们的秘密。我再看看她，似乎比我还紧张，回头率比我高出二倍。幸亏这天是星期日路上行人稀少，否则真说不定让人当作小偷给逮了。
　　我们走出了很长一段路，确信无人注意我们，我们才停下来。我见她指指我又指指她，随后指指地上，这时有一辆公共汽车正好从我俩之间开过。
　　这不是哑谜吗？我想我们第一次外出，她大概是想考考我吧，凭我的智商，这点小问题根本难不倒我。她指指我，那是叫我，她指指她再指指地，是站到她身边，连起来就是叫我到她身边去。这不，题目多简单！
　　我此时太兴奋了，老天爷终于给我机会了。
　　平时她到我家来，大多是早上，随后就和我妹妹一起匆匆忙忙上学去了。我对她有那么一点感觉，就是想和她多说几句话。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公交车过了，我顾不上找横道线，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马路对面。心想，她一定会说我猜对了她的意思。
　　我站在她的身边。说是身边，起码还有两尺远。
　　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几乎一屁股坐在地上，当时简直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你过来干什么？小心别人看到。”
　　“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
　　“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的？”
　　“你刚才不是给我出个哑谜，指指我又指指你，再指指地，分明是叫我过来和你站在一起。要站在一起，我当然得过来。”
　　我心想这下你可没话说了，我把这哑谜破析得一清二楚。
　　“唉！老天爷，自作聪明。”
　　她总算开口多说了几句话。
　　“我指指你和我，再指指地上，是说：你看，地上好像有一点湿，大概下雨了。我指指后面，意思是我们回去吧。”
　　听完这几句话，我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上要是有条缝我非钻下去不可。什么智商！第一次约会就出洋相，还臭美，自以为是。还有那车，早不来晚不来，就这么巧，这么关键的时候，偏偏就来了一辆该死的公共汽车，还偏偏挡住了我的视线，还偏偏没看见她关键的动作。平时出去坐车，等半天也不来一辆，这不是存心和我，不，和我们过不去吗！
　　这时我才发现，额头上都是水，我随手擦了一下。
　　天真的下雨了。 　　
第十七章节　脑出血，半身瘫痪
　　 　　 “呜哇 呜哇”刺耳的救护车警笛声戛然而止。我突然从昏睡中醒过来，救护车七拐八弯终于停了下来。
　　一会儿，我被抬下了救护车推进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
　　我躺在急诊室里，好像又有一点迷糊了。
　　她和儿子两人忙进忙出地找值班医生。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看到她和一个医生一起走来，儿子神色紧张匆匆忙忙地跟在后面。
　　这是位女医生，好像刚刚从床上叫起来，头发还有点凌乱。
　　“病人怎么回事？”女医生问。
　　“今天早上发现右半身没有感觉，说话也不清楚。”她回答说。
　　“去作个CT检查。”说完就把开好的检查单交给她。
　　她和儿子推着我离开急诊室，匆匆忙忙寻找做CT检查的地方在哪里。
　　正在这时，我好像看到老父亲踏进急诊室，步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他那头几乎都已发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凌乱，毫无次序、乱七八糟地倒向四面八方，面容憔悴似乎一夜间苍老了许多，衣服和裤子的搭配明显缺乏合理性，这一切都和他一贯的生活习惯和作风极不相衬。人们常说人到七十古来稀，他已经是位耄耋老人了。虽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样的年龄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小了，可他还在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贡献余热。平时他上班时总是穿得必恭必正，服饰、外表修饰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衣服或裤子哪一部分有点皱褶，那一定要处理得满意才会出门，哪怕接他上班的专车就已经停在了大门口，但这个程序他是一定不会马虎的。他经常对新职工说，一个医护人员首先要在外表上给病人一种信任。而今天他这个样子的穿着，我想一定是由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迫使他来不及像平时那样按部就班的缘故吧。
　　父亲和我爱人见了面，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实在听不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我记忆中似乎已经没有了。
　　当我又一次把眼睛睁开时，我还是躺在担架床上，不过这时不是在走廊上，好像是在电梯里，边上还有一个人，但我不认识。
　　不知为什么我看到他们都神色严峻地看着我，好像要从我脸上寻找答案。我感觉有一种不祥之兆，我想我大概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或是其他什么吧，我无法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右半身不但没有感觉而且不会动了。我想我的病情一定很严重。
　　“躺着不要动，我们现在去病房，到重症监护室。”
　　看到我醒了，她弯下身来凑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
　　“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含糊不清的问。
　　“不要说话了，经过医生检查，你脑子出血，半身瘫痪要住院治疗。”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
　　这时看看父亲，他很疲惫地靠在电梯厢壁上，一瞬间又苍老了许多，头发似乎更白了。再看看她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看着我一眨也不眨，亮晶晶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拉住我的一只手。
　　这天正好是八月十八日，民间的黄道吉日。 　　
第十八章节　满脑子幻觉
　　 　　迷迷糊糊不知道又睡了多长时间。
　　今天好像是“六一”儿童节，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我早也盼，晚也盼，终于带上了鲜红的领巾，手臂上还多了二条杠，真是高兴极了。
　　中午联欢活动结束后我急忙回家，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妈妈。看到妈妈已经下课先回到家里，在花园里当起了花匠。
我也急忙放下书包，拿起脸盆到花园里去帮忙浇花。
　　“妈妈，我回来啦，你看。”
　　我骄傲的仰起头并故意抬起手臂。
　　“哟，红领巾带上了，还是中队长了，真乖。”
　　我好不得意，眼神不由自主地转来转去，看看还有谁注意我。
　　忽然，在花草丛中看到一只漂亮的蝴蝶，黄色透明的翅膀上面还带有黑斑点，黄茸茸的身体，两根黑色的头须向前左右摇摆，几乎像丝一样细的脚，黑漆似的小眼睛贴在两边。
　　我呆呆望着它。
　　多么轻柔纤细，楚楚动人。遗憾的是它好像是奄奄一息，即将逝去。多么可怜呀！
　　我快步向它走去，小心翼翼地把黄蝴蝶捏起来，放在手心里，它歪倒在我的手中，细细而又柔软的足脚动弹了一下。
　　我不敢惊动它，只是静静地观望着。
　　大概是我的手给小东西带来了温暖、也给它带来了活力。黄蝴蝶透明的翅膀慢慢地抖动了几下，两根黑色的头须开始不停的摇摆起来，尔后像丝一样细的脚无序地乱动。突然那美丽的黄蝴蝶一跃而起，展翅飞翔，活泼伶俐地在我周围翩翩飞舞了一阵，似乎在向我表示谢意。漂亮的翅膀左右摇摆了几下，道了声“朋友，再见！”便向清明如洗的空中冉冉飞去，愈飞愈远，逐渐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不见了。
　　我默默地凝视了一会儿，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转身向脸盆走去，打算去浇花。边想边走，却不料一脚踩在脸盆里，我掉了下去。
　　我在一条很长、昏暗、垂直的通道里忽上忽下地飘荡，一会儿急速下降，突然又缓慢上升。在通道的深处有一处忽明忽暗的灯光，这灯光有时很弱，使我根本不能看清楚我身处的位置和周围的情景。
　　我的身边还有不少东西在飘荡，是白色的，我不知是什么，它们都没有身体，奇怪的是我能看清楚它们都有一张人脸。这些人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长头发也有光头，但它们的脸部没有任何表情，就像蜡做的一样。它们飘来飘去，有时径直对我飘过来，我根本避不了，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即使撞上了，我也没有丝毫感觉。
　　我感到害怕，真的很害怕。
　　我好像又躺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这是很大的一间房间，在我的周围有很多床，每张床上都好像躺着人，我好像认识他们但又好像不认识。他们个个都盖着雪白的被子，一张张脸同样是没有一点表情。突然间，房间的门隙开一条缝，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好像是她，便抬起手来左右摇摆，她不看我也不理我，一直往前走，穿过墙壁不见了。我极力呼喊，但没有人理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又开了，进来不少人。他们有的穿着教堂里主教穿着的教袍，有的穿着中国人穿的长衫，还带着帽子。他们冲我走来，有两个人按住了我的手和脚，脱去了我的衣服，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就极力挣扎但无济于事。他们用一个很大的针筒在我的血管里注入了自来水，还用绳子把我绑起来，绳子的一头还连到一个方盒子里。
　　这时我感到冷，浑身上下都感到冷。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拍我，我努力睁开双眼，我看到了我的父母、爱人和儿子。他们面容憔悴，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爸爸、妈妈穿得很随意，额头上还渗出点点汗珠。我隐隐约约好像听到有人在说：不要和他谈工作，尽量少说话。我朝声音的方向转过头去，看到一块大玻璃，后面还站着不少医生和护士。
　　我明白我这是躺在病房里了，房间里开着空调，温度还挺低的。 　　
第十九章节　总算清醒一些了
　　 　　我看了看自己，躺在白色床单铺就的病床上，上下身均着灰白竖条的病号服，身上还拖着不少五颜六色的电线。床边的支架上挂着好几个大大小小的药瓶，上面贴着不同的标签，里面有不同颜色的药水，其中一个药瓶正连着输液管，输液管的另一头通过一个针头扎在我的脚上。我的右半身没有一点知觉瘫倒在床上，好像完全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爱人弯下腰凑到我耳边说：“你昏睡了一天一夜，总算醒了。现在在重症监护病房。经过医生检查，你丘脑出血，出血面积大概有拇指盖这么大。爸爸已经和你的主管医生作了交流，你的出血面积不大，如果能把出血止住，可以暂时不做开颅手术引流，先观察观察。”我听明白她的意思点了点头。她接着又说：“医院规定这里不允许病人家属陪护，昨天晚上我和儿子问医院借了两个躺椅，我们在门口待了一夜。现在是下午三点，爸爸妈妈刚从家里赶来看你。”我想了想从发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个小时了。
　　来了一个医生拍拍我爱人，她们向门口走去。
　　要听清爸爸妈妈的说话十分费劲，可能是声音太轻。不过意思我大概明白，要我什么都不要想，安心养病为首要。
　　我望着父母，看着他们满头的白发。
　　记得三十多年前，正赶上黑白颠倒的年代，家被抄了，爸爸、妈妈也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爸爸这个主任是做不了了，只好做小医生。以后做小医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说是当时参加“抗美援朝”是假积极，搞技术革新、创造发明是想往上爬，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一夜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到家里，爸爸被靠边站了。
　　妈妈是“黑教育路线的吹鼓手、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彻头彻尾的臭老九”。她每天早晨带着废纸篓做成的高帽子，脖子上吊着一块大牌子，手里还拿着一个脸盆，一边走一边敲，到校部的大广场参加“早请示、晚汇报”，然后被批斗、交代问题、监督劳动。
　　我每天早上先要做“保镖”，先护送弟妹到学校，然后我再去上课。那时候社会治安混乱，稍不留意我的弟弟和妹妹就可能被那些自称出身是“红五类”的同学欺负。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育了，身体外表还很健壮，承担这个任务摆摆样子还是可以的。
　　到后来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
　　家里的保姆被勒令回原籍，家里每天“买、汰、烧”的事也只好有我来做。到了晚上父母回来，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总要谈起白天的事，话题自然离不开他们在单位所见所闻。说着说着爸爸妈妈就要唉声叹气，我知道他们是心里难受啊。
　　我俨然像是一副大人的样子，跟在父母后面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说上一些安慰他们的话。
　　虽然空气是那么的压抑，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家庭的温暖。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父母的头发很快就白了。
　　“找我有什么事啊？”我爱人的问话把我的思路打断了。
我想起来了，按计划安排明天要做一档节目，有关如何理解、帮助残疾人的。这么多观众，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乐队、演员，要命的是观众中还有不少残疾人，他们行动不便，明天一大早就到演播室了，如何是好？
　　“明天要录制节目的。”我费劲地说。
　　“已经做了安排，你安心养病。我刚到医生那儿去了，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稳定，继续再给你用人体白蛋白，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在医院里陪你了。”我爱人告诉我。
　　我点了点头。
　　时间到了，我望着他们走出监护室的背影。突然间我觉得十分难过，喉咙里有一点堵塞，我想哭。
　　难道这就是命运？我们经常说的命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降临在我的头上？正剧、反剧、喜剧、闹剧、悲剧，接下来究竟会出演哪一剧呢？我是主角，思路却完全乱了，一连串的问号不知答案在哪里？但有一点我明白，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前面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我还不知道，但又必须走下去。
　　这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失眠了。 　　
第二十章节　胖嫂为我换床单
　　 　　医生护士和护工们开始各自交接班，大概天亮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护工胖胖也上班了。胖胖是山东人，大家都叫她胖嫂，她的真名姓什么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在重症监护室里能叫她胖嫂的病人还真不多，大多是病人的家属这样亲切称呼她的。
　　记得我刚进重症监护室后清醒过来的时候，她正准备为我的病床换床单。
　　医院换床单可不像我们平时在家里换床单那么方便，因为床上都躺着病人，有的病人还不能随意的翻动。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病人身上连着输液管、引流管等各种管子，不能压了或折叠了。一般情况下要把病人轻轻地翻向一边，然后先抽出旧床单折向一边，铺上新床单，然后再把病人轻轻地翻向另一边，抽出旧床单铺好新床单。
　　这是我采访时，曾经看到医院病房里换床单的一个步骤。
　　而我现在是因为“脑出血”住院，医生交代过头不能乱动防止新的意外。现在要为我换床单，岂不是要把我翻来翻去？
　　我对着这个护工大声说，我不换床单，不换床单。说是大声，其实这个声音也许只有我自己能听到。
　　胖胖外表看上去线条很粗犷，没想到她开口说话却让人有一种信任感。她用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上海话，缓慢的语速，凑在我耳边慢慢道出她的意思：
　　“你是新病人吧？你放心，我们是经过专业培训过的护工，而且是专门在重症监护室进行护理工作的。”
　　她接着继续说。
　　“我们换床单的时候，保证不会翻动你。”
　　也许是她说话语气让我感到安心，她说话时的眼神使我对她建立起一种信任感，我轻轻地点点头。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我感到吃惊。她一只手托住我的头颈，另一只手伸到我的腿下，然后轻轻地把我托起，另一个护工手脚麻利的换好了床单。还没等我缓过神来，我已经躺在还带有皂香味的、干净、洁白的床单上了，前后大概不到三十秒钟。要知道我虽然不胖，但也有一百三、四十斤的体重。一个人要把我托起来恐怕也是要有一点功夫的。

　　▲ 医生到床前为我做四肢活动。

　　换完了床单，她对我笑了笑就向另一张病床走去。
　　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她的背影，竟然是那样的壮硕而结实，两张病床间的通道她要侧一下身才能通过。要知道这是重症监护室，为了便于抢救病人时所用的仪器、设备通行，这里的通道要比普通病房的宽。
　　我现在才明白，大家称她为“胖嫂”不仅仅是她体态胖，更重要的是她受到大家的信任，“胖嫂”是大家对她的一种尊称。
　　“眼镜”医生查房来了，后面跟着好几个医生，好像还有个外国人。他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大褂，胸前统一带着贴有个人像片的识别牌，有的还夹着文件夹。
　　“你今天感觉怎样？”“眼镜”医生面带笑容地问我。
　　“我感觉很累。”“眼镜”医生听了以后点点头。
　　“我什么时候能够出去？”
　　我记得这已经是第三次问“眼镜”医生了。我不想在这儿住，环境太压抑了。这里的人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不想加入这个队伍，想尽快摆脱。
　　但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你爱人下午来吗？”
　　我点点头。
　　“你爱人来了以后你告诉她，我有事找她。”
　　“眼镜”医生语气严肃的对我说。
　　我又点了点头。
　　“眼镜”医生带着一批查房的医生走了。
　　找我爱人干什么？到底是好还是坏？难道我的病情有新的变化？我的脑子转不过来了。
　　到中午开饭时间了，又是胖胖来喂我。
　　我只吃了三口。 　　
第二十一章节　进入普通病房，一个全新的环境
　　 　　下午丽丽来了。
　　胖胖把我爱人找去说了几句话。
　　丽丽问我：“你今天不舒服啊？”
　　我说：“没有。”
　　“那你中午饭怎么吃的这样少？”
　　我望着她无言可答。
　　突然，我想起医生的话，“‘眼镜’医生叫你去一下。”
　　“好的。我这就去，你等等，我很快就回来。”
　　一会儿，她来了。
　　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医生同意你搬病房了，等一下就把你转移到普通病房去。我一听真是太高兴啦。
　　接着她又说：“医生说经过这几天的治疗和观察，你的病情基本趋向稳定了。这里的环境不是很好，你的神志又清醒，在这里心理压力太大不利恢复。再说，到外面去家属还可以多陪陪。所以‘眼镜’医生同意你转移病房了。”
　　听完这番话我突然明白，早上医生查房时我问话“眼镜”医生为什么不回答我，原来她是要先征求一下病人家属的意见再作决定。我想这大概是医院创和谐社会对病人采取人性化管理的一个方面吧。
　　一会儿胖胖来了，她笑眯眯地对我说：“我来帮你搬家，你解放了。好好养病，慢慢会好的。”她一边安慰我，一边把我的个人用品整理一下放在床上。
　　然后连人带床，胖胖推着我向门口走去，一阵热浪迎面扑来。
　　后来丽丽告诉我，我当时离开重症监护室时候的那表情，想笑又忍住不让笑，这副样子是十分令人发噱的。
　　是这样吗？我还真的不知道。
　　上了电梯又下了电梯，经过了两道门，又推着我经过了长长的过道，我来到了新病房。
　　胖胖指着一个护工对我说，她姓刘，你叫她小刘吧，她是安徽人。
　　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今后要照顾我一段时间的小刘，她最多四十岁。不高不矮的个子，圆圆的脸庞短短的头发。穿着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衣，外面罩着一件印有“护工”两个字的黄色马甲，走起路来十分麻利。
　　她脸色红润显得年轻健康，一边擦了擦手，一边和我们打了个招呼，随后从胖胖手里接过病床，推向早以预留好的位置。
　　刚安顿好，我就迫不及待地环顾了一下我住的“新家”。
　　新病房朝南，宽敞、明亮，面积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沿墙共放了七张病床。我是进门左手第三张，靠着一个阳台。透过玻璃看到阳台的栏杆上放着几盆盆栽的绿色植物，郁郁葱葱生气盎然。
　　病床边都有一张小桌子，供病员摆放简单的生活用品。护工把每张桌子都整理的很干净，桌面上没有一点多余的杂物。
　　每张病床之间都可以用布帘自由遮档。事实证明，我住院将近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解除了我很大的心理压力，使我在很多面临特别尴尬的时候转危为安。
　　我就是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中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透过阳台的窗户眺望远方。
　　天已近黄昏，太阳慢慢地钻进薄薄的云层，变成了一个红红的火球。天空中出现了粉红色，红色四下蔓延着，蔓延了半个天空，一层比一层逐渐淡下去，直到变成了灰白色。于是，远处高大的楼房开始闪烁着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霓虹灯，五颜六色替代了粉红色，一点一点扩大，远处暗淡的房屋逐渐连成一片，轮廓浮现出连绵不断的浅色线条。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第二十二章节　静下心来观察一下我的病体
　　 　　我的床头卡是这样写的：郭文震，男，53岁，脑出血，半流，二级护理。
　　晨光穿破了云雾，照到千家万户，也照到了我的床上。艳丽的阳光像柔软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我醒了。
　　我睡得很好，没有做梦。
　　中央空调制造出的冷气，通过条条管道从病房的出风口打出，阵阵凉风使我感到温度适宜，非常舒适。
　　我自生病以来还没有好好地观察过自己的病体。除了自己心神不定一直静不下心来之外，在重症监护室终日不得安宁，一会儿这个病友要抢救，一会儿那个在十字路口的病人走了，总之二个字：难受。现在好了，病房里这么安静，我终于可以定下心好好观察一下自己。
　　我平躺在床上，脖子有点僵硬，可以自由左转但右转就不怎么灵活。整个身体从头皮开始经鼻梁、肚脐到会阴，齐唰唰地像划了一根线似的，右侧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不属于我的一样。左手摸右手的感觉，如同摸别人。右手稍稍弯曲着摆在床上，右侧所有的关节就像被卸了一样，用尽全身的力气它们纹丝不动，稍不留意就可能压在身体下面，但没有一点感觉。右腿犟直不易弯曲，右脚像霜打的白菜，蔫了，几乎接近九十度的倒向外侧。可以说话但吐字不清，语速缓慢，回答问题的反应有点慢。
　　我用劲拉住床边的护栏，想坐起来，但没有成功。
　　小刘看到我醒了忙走过来，帮我翻了个身。轻轻地说：“现在不能坐起来，你右半身不能动，为了防止你生褥疮，我会帮你每天翻身的。”
　　早上吃的是稀饭，还有一个酱蛋。
　　护士长带着所有的护士开始查房了。
　　护士长年近五十，看上去就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体型干练，两鬓的头发开始有点变色。她带领护士走到我的床前，我听到护士长说：“他是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新病人，丘脑出血，目前病情较稳定。护理时注意头部不要晃动，因不能自主翻身，每天要帮帮忙。”说完后护士们走了。
　　听了护士长这番话，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点不快。
　　接下来是医生查房。
　　我看见“眼镜”医生带五、六个穿白大褂的挨个儿在查，她不断地向病人或家属询问，还不时向跟班的医生说些什么。跟班医生就往每个人的病历上作记录，我隐隐约约听见好像大家都叫她左主任。
　　趁左主任在隔壁病床查房时，我仔细观察了她。
　　左主任年龄不太大，大概不到四十岁。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一头短发。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好像要掉下来似的，一边说话一边不时地把鼻梁上眼镜推一下，就是眼镜不滑下来她也不忘推一下。
　　我在旁边看着怪难受的，心想，去眼镜店整一下或换一副镜架得了，何必这么麻烦。
　　“大记者，你感觉好一点吗？”我正想着，她来到我的身边。
　　和在重症监护室相比，左主任的语气要轻松得多，我紧张的心情放下了一半。
　　“不要着急也不要想工作，也不能坐起来。过几天把半流食给你换成普食，同时给你配合物理治疗，对你今后的康复会有帮助。”
　　“你经过检查，血压不高，血脂也不高，胆固醇刚到指标，不过你眼底血管硬化一至二级，你好了以后还是要注意的。”
　　“他现在病情怎样？能不能恢复？”我爱人问。
　　“大脑出血已经止住，生命体征稳定，过一段时间再做检查。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暂时还不能回答。”
　　“要不要给他的脚上做个木架子以利于恢复？”一个医生问她。
　　左主任看了看我歪倒在床上的右脚，用手左右摇了摇说：“暂时好像可以不用，先观察几天再说吧。”
　　转过头来左主任又对我爱人说：“找东西把这个脚垫起来，撑住它不要让它倒下去，今后康复走路时样子会好得多。”
　　听完了这些话，我想对左主任的印象还要再加上一点，那就是干脆、果断，做了决定后不轻易改变。也就是因为这个性格和工作作风，使我二十多天后转院时十分难堪。
　　过一会儿护士过来说：大导演有人来看你了。我心里还真想，除了台里的同事，还会有谁来看我呢？我把头微微转向门口，原来是某个街道小区居民，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笑眯眯的向我走来。

　　▲ 小区居民代表来医院探望。

　　“郭导，我们代表领导和小区居民来看看你，你要好好的安心休息，工作是做不完的。”
　　我当时真的感谢大家一直惦记我，而我也没有为大家做些什么，只是做了一台节目而已。 　　
第二十三章节　与我同病房的病友们
　　 　　我左边床上的病友大概五十左右吧，听说是私营企业的业主，搞服装生产和经营的。他爱人才三十出头，很秀气。夫妻俩十分恩爱，她天天来陪着他看书读报，有时她挨着他的耳朵说悄悄话，一说就是大半天。这位病友性格内向很少说话，倒是这位夫人的性格开朗、随和，后来我才知道她姓陆。
　　我家离医院比较远，所以我爱人每天到医院都九点半多了。早上病人起床、吃早饭、医生护士查房等常规程序基本上已经结束，针也吊上去了。小陆的家在医院附近，一般都来的比较早。有时护工小刘忙不过来，小陆就上手帮帮忙，我和爱人都挺感谢她。她有时跟我聊聊外面的世界，谈谈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尽管我当时做这样的语言交流还有些困难。
　　她还经常跟我爱人聊天，不过有时候她们会刻意避开我。我也不在乎这个，有时候女人之间的事男人不一定要知道的。
　　一天晚上，她要回家时走到我的床前，伸出右手跟我说再见，我照例伸出左手去迎。不料她把手缩了回去，看了我爱人一眼说：“这不行，你应该用右手。”天那，我的右手不是还不能动吗。
　　“试试看吧。”她说。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通过大脑想指挥右手抬起来，右手没有动。
　　但这是自从我生病以来，第一次通过大脑来指挥我的这一半行动。
　　我右边床上的病友是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听说也是“脑梗”，他身体比较消瘦，但精神倒是不错。常言道：千金难买老来瘦。如今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个个家庭都在往小康奔。家里鱼肉天天有，牛奶、水果不会断，这样的家庭多的是。老人能保持这样瘦的身材，想必一定是天天坚持锻炼的结果吧。但他有个奇怪的特点，那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就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完全不像七十岁的老人。一次他吃饭时我爱人怕他噎着就多了一句嘴：你慢慢吃，没人会抢你的。不料这句话一说，老人呆住，两眼泪水汪汪。我爱人吓了一大跳，不知说错了什么。后来才知道，老人的老伴过世早，他把两儿两女拉扯大后，他们都各自成了家。开始四家小辈轮流赡养老人，老人的日子过得还有滋有味。这时间一长，他们就开始嫌老人讨厌，先是对老人冷嘲热讽没有好脸色看，尔后就限制老人吃饭时间，时间长了老人就吃不饱饭。为了吃饱肚子，老人就养成了吃饭狼吞虎咽的习惯。
　　我听了我爱人告诉我这个事，心里有点不快，要不是医生反复叮嘱我说不能激动，我一定会发火。我想等我病好了以后一定要为这可怜的老人去做两件事。其一是通过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向社会披露，让全社会来指责这种虐待老人、猪狗不如的行为。其二，我是人大正式任命的人民陪审员，我要为老人提供可能的法律援助，帮助老人讨回公道。要让他今后吃饭的时候能够细嚼慢咽，好好品味人间的美味佳肴。
　　稍微有点激动过后，我冷静一想，我进这病房好多天了，老人的子女不来看望他，有时会有一些老邻居来看看老人，但却有位中年妇女天天都来，喂他吃饭帮他擦身，照顾得十分周到。那天我爱人随口问了一下，老人说她是原单位的老同事，一直对他很关心。说起这话题老人神采奕奕脸上泛着红光，顿时感觉他年轻了十岁。
　　我想，老人的“黄昏恋”是他能够战胜病魔保持良好心态的精神支柱。爱情的确是伟大的，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我对面的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身体很壮实，他是警察，好像还是位狱警。听说他患的是“脑梗”，已是第二次住院了。大概“脑梗”影响了神经，他不认识任何人，对小刘也不例外。吃药的时间到了，小刘给他喂药，他神态严肃地说，我不吃别人给的东西。他走路非常危险，医生不让他下床，但他坚持要到厕所去解决问题。小刘要扶他，他不领情摇摇晃晃扶着东西要自己走，每次我们都要为他捏一把汗。
　　他上厕所时必定要经过我的病床，每次经过时就要扶着我的床栏休息一会儿，眼睛直楞楞地盯着我看，看得我害怕。那架势好像我就是犯罪嫌疑人，政府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我没学好，好多犯罪事实都没有向政府交代清楚，他在教育、审问我似的。
　　那天他上完厕所以后，没有顺从地让小刘搀扶着回自己的病床，而一直走到门口。看见房门关着，就找了张椅子在门口坐下不走了，说是怕人跑了他要看着。已经到了医院规定的休息时间，由于他的“尽职”使我们不得入睡。后来医生来了，给他注射了一针，他才“交班”睡了。
　　我原来有个同事因工作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到了监狱，他负责重刑犯人。有时我们相聚，他常常谈起自己的工作，每逢此时他就会给我一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感觉。今天我终于亲眼见到了“警察叔叔”尽心尽职的样子。
　　他给我印象很深，他是个好警察。 　　
第二十四章节　康复治疗
　　 　　每天早上醒了以后，小刘总是第一个给我端水漱口，帮我洗脸，然后喂我吃早饭，因为我在上午吊针前必须把康复治疗完成。
　　说起康复治疗，我记得有资料告诫中风患者：早期康复训练可降低脑中风的致残率和致残程度。大约在我发病后两周，医生说我的意识清楚、生命体征稳定，可以开始进行主动性康复训练。
　　每天医院的康复治疗师来到我的病床前，我仰卧在床上。医生扶着我的右上肢进行功能的练习，从而诱发肌肉活动同时训练肢体伸向物体的控制能力。先扶着我的右上肢慢慢地使手伸向天花板并在一定范围内摆动，然后再慢慢地用手触摸自己的前额和枕头。下肢同样如此，在康复治疗师的帮助下，伸直和弯曲自己的小腿。这样的动作大概做二、三十下，每天一次，在离开这个医院时我还不能自主动作。

　　▲ 开始床前康复训练。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必须用眼睛看着，我才知道右侧肢体到了什么位置。如果不看的话，就等于不是我在做动作，因为不论上肢或下肢我都是没有感觉的。
　　康复治疗的第二个项目，那就是用四个电极分别放在我的上肢和下肢，然后不断增加电脉冲强度，我眼看着小臂、小腿的肌肉在一下下地跳动，但我依然是没有感觉。
　　在这里我引用一段专业人员的话：

　　中风患者主要有运动障碍：肢体不同程度的瘫痪或无力，以偏瘫多见。各种不随意运动、肌张力异常、协调运动功能低下和平衡功能障碍。
　　中风偏瘫患者的姿势和运动都是以僵硬而典型的，上肢表现为典型的屈肌模式或称屈肌优势，下肢表现为典型的伸肌模式或称伸肌优势。
　　颅神经功能障碍：偏盲、面瘫、球麻痹。球麻痹主要表现为吞咽功能障碍、构音障碍和情感障碍。
　　感觉障碍：多为深浅感觉减退或丧失，也可出现感觉过敏或异常感觉，有时出现剧烈疼痛。
　　言语障碍：包括构音障碍和失语症。
　　失认症和失用症：失认症：包括视觉失认、触觉失认、听觉失认、躯体忽略和疾病失认等。失用症：常见有运动性失用、穿衣失用、步行失用和言语失用等。
　　其它障碍：包括智力和精神障碍、二便障碍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

　　阅读了这段话以后我想了很多，我决定先对自身状况做一个简单的评估。结果是：我觉得运动障碍很严重、感觉障碍很明显、球麻痹轻度。
　　针对目前的现状想要康复，我首先要靠自己靠内因。我感觉我自己已经成为了两半人，一半是成年人而另一半则是婴儿。婴儿的这一半要从翻身、坐、站、走学起、从吃饭开始从头练起，像教小孩子一样。因为大脑对于这一半过去的记忆都忘记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在以后相对长的时间里，我的行为都证明了我的想法。
　　我住在医院，丽丽顶着酷暑天天往医院跑，需要她关注的事情还真不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八个字：从小到大、从里到外。比如说，每天要用床单等柔软的东西把我瘫痪的右脚支起来，为今后康复走路打下基础，并随时注意不要移位；要注意我没有感觉的右手不要被压在身体下，以免血液循环被破坏；还要定期和在国外留学的儿子联系，了解他生活和学习情况；等等。她跟我说，三条线段围成的几何图形称为三角形，而三角形是最具稳定性的几何图形。一个家庭里两个大人一个孩子就是个稳定的三角形，少了任何一个就缺少一个支撑点，这个三角形就会不稳定。她在跟我说这个三角形稳定理论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眶里隐隐约约有泪水在打转。 　　
第二十五章节　二十一天的医保期满
　　 　　今天的气温不会低，一早起来就感觉到热，我爱人来了。
　　我很奇怪她今天怎么来得特别早，护士、医生还没有查过房呢。
　　她一见我就要说话，我说你先别说让我说。
　　我因为卧床不能起来，所以大、小方便都在床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我总是觉得这人人都有的生理现象成了一种负担。一是不好意思，长这么大还没有在大庭广众面前脱裤子；二是考虑到这个味道毕竟不太好闻，所以一般在清晨我就早早轻装了。
　　因为卧床所以我经常便秘，通过肛门打“开塞露”（一种帮助通大便的外用药剂）是经常的事。因为医生告知脑溢血患者大便不能用劲怕有意外，所以我心理上也有不小的压力。
　　今天不知是怎么搞的。
　　“我肚子难受，不知怎么的，憋到现在。”
　　那就赶快解决吧，我爱人边说边从床底下拿出了便盆垫在我的臀部。
　　“这医生、护士查房还没有开始，万一……”
　　“不要考虑这么多了，抓紧时间吧。”她边说边拉起了布帘把床围得严严实实。
　　“要不要用‘开塞露’？”我爱人问我。
　　“我自己试试吧。”
　　不一会儿我闻到了一股味道，终于解决了。我爱人帮我打扫干净，拉开了布帘，拿了便盆就往厕所里走去。
　　这时我看到护士长带着很多护士进来，开始查房了。
　　等查房结束后我爱人第一句话就说，你要准备出院了。
　　“我不是病还没好吗？才二十一天，怎么就要出院了？” 我不明白。
　　“你怎么不明白呢，我们不是医保吗？医保有规定，住满二十一天就得出院，提前一天那位主任就通知我了。”
　　我爱人接着说，我告诉她病人现在完全不能动，你天天查房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出院该怎么办？她表示无能为力，上面是这样规定的。
　　“怕你情绪激动对身体不利，我没有马上告诉你，我已经托了人联系医院还不知行不行。”
　　听了这番话我脑袋轰的一下，我的天啊，我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有人照顾，我爱人瘦小的身材挪我这一百三十多斤是想也不要想。每天要吊的针药一大堆，这检查那检查还有不少，难道每天往返医院都靠救护车？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的思维已开始逐渐恢复，但碰到这样的问题倒也是十分棘手的。
　　对于中风患者来说，临床医学的功能主要是治愈保命，当病人的生命保住了，治疗也就算结束了，因此医院此举也并无不当。
　　但实际情况是目前我还瘫痪在床，我认为暂时还不适合离开医院。
　　“要么这样，”我对我爱人说，“现在我们两个手机分别抓紧联系，各找各的朋友或关系，争取有个医院能接受我。”
　　“你行吗？”我爱人问。
　　“试试吧。”我把电话号码告诉她，她不断地替我拨好接通。
　　随着手指的按动，电波穿过病房的玻璃飞向远方。有的人不在，有的在帮我联系等消息，几十个电话打过了。
　　我看了看时间快吃午饭了。
　　这时小陆走过来说，听说可以自费住院十天，然后再用新一轮医保，人可以不动地方只是过过账。不过各个医院处理不一样，你们打听打听吧。
　　我们一听这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钱之类的其它因素先不考虑吧。
　　“我去打听一下。”我爱人说，说完就直奔楼下。
　　转了一圈她上来了，看样子是没门。
　　她说，我找主任谈了，没戏。还是那句话这是规定，还说我们医院不会用这种变通的办法。后来听小护士说，这个床位早已有人定好了。
　　我还真不明白，医院怎么和旅馆一样，病床还有预定的？难道真有人有先明之见，预料到自己要患住院治疗的疾病？
　　我们真走投无路的时候，手机响了。
　　一个医院有床位了，那十字路口的人走了。
　　小刘知道我们准备出院，来找我爱人结账。按医院规定全天的护工一天护理费三十五元，其中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费归医院。小刘表示她从农村到上海，好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上海的花费大，老家还有两位老人、两个孩子张嘴等着吃饭。因此同我爱人商量，想让我们少交几天护理费给医院，她就可以少交管理费，然后我们再把少交的护理费直接给她。
　　我们想想这些护工吃不好睡不好，也没有休息日。夜，和衣而眠，日，天不亮就起，默默无闻地照顾着一病房的病人。每个人的习惯、习性都不同，医院对患者的要求也不一样，她能够长期以往地坚持下来也实属不易。
　　接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对方说急救车辆少要先满足急救病人。你是转院病人需要排队，我替你登记好你们等着吧。
　　护士长也来了，说是要给我上课，内容是“出院指导”。
　　我还记得“出院指导”的大概内容：出院后四至六周方可洗头，洗头用温水，不可用劲挠头皮；大便不能用劲，便秘的话可使用“开塞露”等通便；坚持吃药不要随意停药，等等。 　　
第二十六章节　外面的一切都很新鲜
　　 　　五个半小时后，救护车来了。
　　我虽然躺在急救车上，耳朵里传来熟悉的“呜哇呜哇”救护车警笛声，但此时我的心情却十分愉快。算一算将近一个月了，我没有外出过。
　　现在我透过救护车小小的车窗，看到那蔚蓝色的天空晴空万里，无可挑剔一尘不染，晶莹透明。白色的云朵飘忽在空中，颜色有浅有深，时而稳稳地悬在空中，似海上巍峨的岛屿，时而又随风而行，像被牧人驱赶而奔跑着的羊群。
　　我还记得，有时空闲了会和家人到公园闲坐，有时也驾车外出远行。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时不时地抬起头来，欣赏一下美丽的蓝天白云。那时我就会想，如果自己是一朵白云，能乘着风儿周游世界那该多好啊。
　　红灯停，绿灯行，这红绿灯对驾驶员来说就是法规。数百米一个红绿灯，密集的地方数十米就有一个红绿灯。我们的车跟随在别的车辆后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透过救护车小小的车窗，我又看到了这座城市熟悉的街道。
　　道路是城市繁华、发达、高效的象征。道路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正是城市的热闹和繁华写照。但是尽管造了一条又一条的高架，建了一条又一条的环线，挖了一条又一条的地铁，堵得水泄不通的车流仍是司空见惯。不仅市区要堵车，就是有些通往市区的道路也要堵。不仅地面堵，高架、隧道也照样会堵，现在就差地铁不堵。
　　由于城市道路的通行效率差，车辆的运输效率都十分低下，亿万纳税人在通行效率低下的公交车、私家车上浪费了无数宝贵的时间，车辆也因之多耗费了许多燃料。
　　“呜哇呜哇”救护车警笛声在不停地叫唤，叫得有点心烦，可是车身一点也不动。
　　我的头转向车厢的另一边。从车窗望出去，除了高大林立的房屋建筑外，我还看到了布满了蜘蛛网般的电杆和不计其数的行道树。行道树可以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它遮荫蔽日挡风屏雨，不卑不亢却生机无限，它不仅保护了环境，也维护了生态平衡，使我们的城市生机勃勃。
　　突然，一棵行道树跃入我的眼帘，它缺胳膊又少腿，脖子上还缠了一道道铁丝。铁丝上挂了不少衣架，衣架上夹着袜子、三角裤、胸罩，样样都有，尤如升起“万国旗”一样大煞风景，与这美丽的大都市风景实在是格格不入。
　　这时有一辆大吨位的货车停在我们的旁边，车辆的排气管“突突突”地直冒黑烟，毫不夸张地说，这黑烟的浓度尤如一棵烟雾弹。这辆货车的驾驶室窗口伸出一个光头脑袋对我们的救护车看了一下，再摆过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车尾，然后又缩回了驾驶室。
　　大货车的尾气从救护车的车窗缝隙中渗透进来，把我呛得开始咳嗽了。随车医生见状赶紧放下随车的氧气面罩给我戴上。
　　我爱人用手捂着鼻子问救护车的驾驶员：“污染这么严重的车警察怎么不管呢？”
　　“管是要管，专项整治的时候管，但不是经常管。再说交通警察也不是专管这个的。”
　　有资料统计，中国已有1.5亿人口将沦为生态难民。我想，我是不是该属于生态难民呢？ 　　
第二十七章节　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紫红色的朝霞在翻腾着，逐渐拨开沉睡的云彩，向着大地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刚刚起身的太阳精神抖擞，把火一样的红光倾泻到整个大地，把这世界照得通亮。大地苏醒了，这又是一个晴朗、热辣的早晨。
　　病房里的空调在有气无力地工作着，似乎它也被室外火辣辣太阳的淫威所吓倒，九月的天气依然是那么的热。
　　比起第六人民医院，这里的条件好像要差一些。病房没有原来的宽敞，病床的数量倒是比六院的病房增加了一个，走进病房就明显感觉空间的狭窄。病床边的床头柜也要小一些，放了些必需物品若想要再放个盘子削水果那就要动番脑筋了。这也难怪，一个是三级医院，一个是二级医院，它们之间总是有差别的。
　　我想小便了，这边的护工还没来的及请，我爱人也还没有到，我扬起左手想叫护工临时帮帮忙。
　　护工来了。
　　“你护工还没有请吧？”这护工问我。
　　“昨天来得晚，没来得及，我爱人来了以后会请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说话利索多了，吐字也清楚了。
　　“我想要小便。”
　　她从床下拿起便壶放在我床上，然后站在边上。我看看周围没有布帘，也没有其它的遮挡物。
这病房跟自由市场相差无几。杂务工送水的、伙房订饭的、清洁工打扫卫生的，还有病人家属，人来人往。
　　“你还有事吗？”这回轮到我问护工了。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走了，我要方便了。
　　她虽回答没事，可人依然不动，这下我可晕了。
　　“有什么可遮挡的吗？”我又问了一句。
　　“没事，人人都这样。”听了这句话我更晕了。
　　我的妈呀，这是看表演吗？认识的、不认识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要当着他们的面脱下裤子。就算小孩都知道每个人这部位长的是什么，但总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吧？再说我有个毛病，人一多我就会紧张，更不用说当众“表演”了。
　　“我不用了，谢谢你。”
　　她看了看我，走了。我大喘了一口气。
　　来了一个护士，手里拿着一大叠化验单。
　　“你是刚入院的要做一些检查，明天早上空腹验血，会有护士到床边来抽血。还要拍胸片，会有人来帮你。化验大、小便，自己采样完了以后送到护士台去。明天要做心电图，会到床边来做的。还要吊针、做理疗。”说完把一叠化验单放在旁边的小桌字上，走了。
　　说得好快啊，这哪像是医院，分明是在战场上交代战斗任务。这一番告知我还真是记不住，我想等我爱人来了再说吧。
我看了一眼这护士的胸牌，上面写的是“实习护士”。

　　▲ 用尽全身力气抬起瘫痪的右手。

　　查房的时间到了，今天是主任查房。
　　七、八个医生围在我的床前，有的捏捏我的手有的扳扳我的脚，一个医生还用听诊器听了听我的心脏，还好他没有说什么。临走前其中一位医生对我说：“今天你开始康复训练吧，经检查你恢复还可以。”听他说话的口气，我猜想他大概就是这里的最高领导吧。
　　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女孩手里提着仪器来到我的床边。我知道这是做物理理疗的，这和原来的医院没多大的差别。要说有差别那就是原来的医院是来两个人操作，但他们与病人的关系很严肃，而现在虽然是一个人操作但她和病人的关系相对要融洽不少。
　　大约十五分钟左右的理疗结束后，小医生又扶着我患侧上下肢做屈伸活动，做几下再稍微休息一下，也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对我当时的情况来说一天的康复训练就结束了。 　　
第二十八章节　坐起来吃饭
　　 　　大概又过了十来天，也就是CT的检查报告出来以后我被解放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坐起来了。那天查房医生手拿我的CT影像片和报告对我说：“你可以坐起来活动活动，从这张片子上看，你出血位置的阴影开始吸收。”
　　我记得很清楚这天是我入院以后的第三十五天。
　　这是我三十多天来第一次坐在床上，但时间很短，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身体就会向右倾斜，无法自主平衡。看来首先要解决坐的平衡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两次要坐在床上适应。
　　一个星期以后，那天吃午饭时间快到了，我爱人照例把我扶起来，盘腿在床上坐好。当然患腿是要靠键康的左手帮忙摆好位子的。然后她喂我吃饭。这天我自我感觉不错，我对我爱人说：
　　“今天我想自己动手吃饭。”
　　“你行吗？”
　　“我试试吧。”
　　一会儿饭来了，她用旧报纸在床上垫好放上饭碗，然后把调羹递到我的左手里帮助我握紧。
　　我摇摇晃晃的左手伸向饭碗，然后瞄准了白饭用力舀了一勺。不知是角度不对还是用力太大，勺子里饭没有舀到，饭碗却翻了。
　　“不要紧，慢慢就习惯了。”我爱人一边安慰我，一边把翻在床上饭清理干净。
　　我再一次瞄准了白饭舀了一勺，这下成功了。我摇摇晃晃地抬起左手把勺子往嘴里送，整个脑袋不由自主地往前凑，终于把饭吃到嘴里了。
　　接下来就是熟练工的问题了。
　　这顿饭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吃完，我也不知不觉地在床上坐了一个小时。后来回过头来想想，这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吧。
　　这以后，在我右手功能尚未恢复以前，我先开始学习用左手自己吃饭。从不会到会，从用调羹到用筷子。不知道调羹掉下过多少回，也不记得筷子掉了多少回，但我坚持自己吃饭而不用别人帮忙。
　　在这家医院住院期间，有一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至今不会忘记。
　　在我治疗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是要做针灸的。那时主管我的医生说你现在可以坐了，我给你下了医嘱，你去做做针灸，可以帮助恢复。我同意了。
　　下午来了个针灸医生到床边，看上去她四十岁出头烫着头发，满脸像抹着浆糊没有一点表情，说话时也不看你，就看着自己的指甲。
　　“我们这个医院针灸室只有一个医生，我们约时间你要准时，我很忙的，我会打电话叫勤杂工用轮椅送你。”
　　她话说完就走了。
　　我心里想这是医生吗？不过她明明穿着白大褂的。
　　第二天我们到了针灸室，一看表比约定时间晚了四分钟。这位医生对着送我的勤杂工大声呵斥，那憨厚的勤杂工一脸无奈没吭气。随后她看了我一眼就说：“你的手瘫痪很严重的，要抓紧活动。”我们表示知道了。
　　“躺到床上去，衣服、裤子脱了。”她接着说。
　　我爱人看了她一眼，把我慢慢扶到床上，脱掉衣服裤子盖上毛巾。
　　“到门外去等着。”她又下了一道指令。
　　半小时以后我们回到病房。我和我爱人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什么话都没说，但我知道我俩想的都一样，这是医生吗？
　　第二天我们又去。她看见我们又说：“你要抓紧治疗，你的手瘫痪很严重的。”我们不回答，当时我和我爱人心里都有点堵得慌。
　　第三天见了又是这句话，“你的手瘫痪很严重的，要抓紧。”我当时实在忍不住了，说不是正在治疗吗？有什么多说的。
　　回来后我爱人批评我火气有点大，说这样对健康不利。
　　说实话我真是憋不住了。
　　我对我爱人说：“作为病人有病住院是万不得已的事，心情原本就很不愉快。而医院应该提供一个温馨的环境，让病人好好的养病。病人对自己的病情有想法，作为医护人员要多安慰病人，特别是一些直接与病人打交道的一线医护人员，更是要站在病员的立场考虑问题，而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增加病人的思想负担。明明知道我右面瘫痪，我已经十分难受了，她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说我能忍住吗？”
　　从一定意义上说病人也是消费者，我们经常听到看到说顾客就是上帝。但想真正做一回上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病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弱势群体，大多处于被动地位。但不论主动被动，义务和权利应该总是平等的。听了我这番话，我爱人无言对答。 　　
第二十九章节　五十年后再次练习站立
　　 　　人最痛苦的是什么？那就是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我们不论做什么只能知道当时或目前结果，对即将到来的、哪怕是一秒钟以后的结果无从知道。当然有些是可以预测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预测没什么意义，就像春天过后是夏天，夏天过去秋风起，冬天过了又一春，日出日落周而复始。
　　但对于特定的人来讲或许就不一样了，比如我，无时无刻都在这样的痛苦中煎熬。我一吃饭就会感觉我这口腔里一半正常，而另一半没有感觉，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我一坐起来就会联想我什么时候下地，我还能不能站起来？针灸时近三十根银针扎进去我没有一丝感觉，什么时候有感觉？这针灸究竟有没有效果？
　　当我把这些想法去问医生时，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确定的。比如感觉问题，医生是这样回答的：你是丘脑出血，感觉可能会恢复，也可能终生这样。
　　想想的确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有许多不解之迷目前还没有谜底，人类对于人类自身的许多现象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医生有时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也是在情里之中。再说很多事情都是在变化、都在发展中，什么样的结果都有可能会出现。
　　想到这里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想得太多，最好什么都不要想，做自己要做的事。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尽管当时对一个瘫痪卧床的人来讲，这样的做法可能是残酷的。
　　我记得在我患病大约六周以后，有一天那位康复医生建议我，在每天下午针灸结束后，最好是让勤杂工用轮椅推我到康复治疗室去锻炼。她的理由是在康复室锻炼环境要比在病房好得多，环境好了当然效果也不一样。
　　我们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那天恰好勤杂工另有它事，我爱人就决定由她推我去。
　　从病房到康复治疗室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斜坡，到了斜坡我爱人不敢再推了，怕推不动倒滑下来我会有危险。此时她看到斜坡的另一头有个结实的中年男子，她说我去请他来帮帮忙。过一会儿两人过来了，我一看这人我似乎认识，但是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见过面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他走到我轮椅边，对我笑了笑，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问：
　　“我怎么帮忙？”
　　“麻烦您帮忙推过去，我推不动。”我爱人说。
　　“那没问题。”说完就推着我过了坡。
　　“谢谢啊。”我爱人说。
　　他向我们笑了笑，摆了摆手。
　　路上我跟爱人说，生病后我好像记忆力差了，刚才这人我好像认识但怎么都想不起来。
　　“你认识他吗？”说话时她诡秘地一笑，“他是电影演员张晓林。”
　　原来是他啊，怪不得好像我认识，全国人民都认识啊。
　　这件事我至今一直难以忘怀。
　　过了斜坡我们到了康复室，我一看大约有八十多平方米，沿墙摆满了各种康复锻炼的器械，中间还有一个面积大约有两张大床这么大、可躺可坐的多功能平台。
　　小医生和我爱人把我从轮椅上挪到多功能平台边坐下，和我聊天让我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然后要求我用手抓住平台前面的扶手，她们再扶着我让我试着站起来。
　　“我能行吗？”我有点害怕。
　　“试一试，你大概可以的。”小医生说。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但第一次失败了。
　　“你要把两脚分开和肩宽一样，起立时两脚少许往平台下移动一点，然后重心慢慢前移把臀部抬起来。”小医生看着我做了一遍示范。
　　“再试一下吧。”
　　我按照小医生的话，使脚放得和肩一样宽，然后把身体缓慢地前倾，两腿用力。这时我慢慢地觉得半个臀部（因为我身体一半没有感觉）没有压力的感觉了。我两腿继续用尽全力，两手更加抓紧了。此时一颗颗汗珠从我的额头、甚至是鼻尖往外冒，我的身体在缓慢上升，我的两腿在不停地颤抖。
　　她们都屏住了呼吸，我似乎能听到她们的心跳，眼看着这弯曲的膝盖五度、五度地在伸展，最后终于挺直了，我站起来了！
　　此时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只有我满脸的汗珠在缓慢地流下来。
　　与此同时流下来还有眼泪，那是我爱人的眼泪。四十个日日夜夜提心吊胆，闷在心里却无处诉说，她盼的就是这一天。
　　虽然只站了短短十秒钟的时间我就坐下了，但这是我人生五十年以后的又一次重新站起来。它意味着人的意志能战胜疾病，意味着我有能力下赢这盘棋。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秒钟时间，但这意味着我的后半生就从这短短的十秒钟开始。摆在我面前的将是一条怎样的道路，我不知道。 　　
第三十章节　十字路口的无奈
　　 　　这两天我们病房的气氛特别紧张，我对面床上病友的情况好像不太好。这位病友是位老先生，好像近九十高龄了。因肺部感染而入院，入院时神志已经不十分清醒了。
　　病床边流动车上的各种监护仪器在忙碌的工作着，显示屏上的光点在不断地跳跃闪烁，连成一根根曲线，老先生身上导尿管、输氧管、各种监护线各司其职。又来了两个医生，从他们带的帽子上可以看出是从手术室来的。说是要给老先生埋管子，因为护士在给他打点滴时已经找不到他的静脉血管了。
　　上午老先生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咳嗽，有时进了一口气半天不见出气，监护仪不断报警。他的女儿找了护士找医生，医护人员不停地奔进奔出，一会儿测血压，一会儿听心跳，还有一个护士拿来不知名的药，敲碎了安瓿瓶就往输液瓶里添，总算把老先生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现在他安静入睡了。我没记错的话，这是第三次了。
　　病房里其他病友见老人转危为安，也松了一口气，再加上天气炎热，虽然病房里开足了空调，但还是要出汗。
　　我累了，微闭双眼想休息一下。因为隔壁床的病友昨晚也在抢救，值班的医生、护士不断地来报到，实在是没睡好。
　　突然一声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随后一阵接一阵的哭声紧接着飘来，有男声有女声还有小孩声，那真是哭得天昏地暗。有的号啕大哭，有的秦庭之哭，悲惨的哭声听了令人心揪，当中还夹着听不明白的说话声。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一看我爱人和病房里能走的都已经向哭声的方向奔去。
　　一会儿我爱人回来了，告诉我说隔壁女病房的老太走了。
　　就是那个老太吗？不久前的一天早上她还到我们病房来，因为病房的大门千篇一律，她可能认错了门。来了以后就不走了，脱了鞋就上了我边上的一张床，一会儿就和我熟得像一家人似的，还约我晚上到她家去吃饭。还说她女儿前一段时间还带她去到什么地方去旅游，那里的山非常高，又说她女婿待她如何好，从她的话中听得出小辈对她很不错，她也很满足。
　　输液的时间到了，可我们怎么劝说她也不肯走，说还要再给我说说她的外孙女对她如何地孝顺。要不是后来两位护工把她连哄带骗地架了回去，晚上她还真说不准就住下了。
　　现在她走了，我想她一定走得很幸福。
　　对面床上老先生又不好了，据说医生又发病危通知了。
　　不一会儿，几个护士在他的病床边拦起了屏风。
　　老先生的家人、小辈以及亲朋好友陆续地来到他的病床边探望他，我想大概他的时间不多了。
　　病房比较小，护士在他床边架起的屏风可以阻挡门口的视线，但无法阻挡我的视线。所以整个老先生抢救过程到他弥留之际直至告别人世，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想避也避不开，想躲也躲不了，因为两张床面对面挨的实在太近了。
　　监护仪的警告声持续响起，他开始呼吸急促。这时医生忙碌起来，有量血压的、有直接打针的，但好像作用不大，他只有呼气没有进气，最后慢慢地停止呼吸。一位医生在他胸外挤压心脏做人工呼吸，此时监护仪上的曲线已慢慢地成为一条直线。周围的护士为他拔掉了身上所有的、原来用以维持生命的管线，随后他的家人打来了净水帮他清洗干净，换上了新衣。老先生也走了，走得很安详。
　　他女儿望着父亲，静静地把他抱在怀里，无声无息，时间似乎凝固了。此时此刻她一定在怀念小时候与父亲共同渡过的美好时光、回忆她们结婚时老父亲对她的谆谆教导、细细品味着年迈的父亲享受天伦之乐时愉快、满足的心情。但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的过去，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淌下来。
　　此时的我也不由自主地陪着她流下了眼泪。虽然我们互不相识，甚至连话都没有说上一句，但我们毕竟一起生活了好几天，我们是病友啊。
　　同一天里，有两位走在十字路口的人离我们而去。她（他）们的家属以绝然不同的两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寄托了对逝者的哀思。不论哪一种方式，都是围绕着“情”字。
　　这一天给我的刺激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三十一章节　病房里的一小步，后半生的一大步
　　 　　新的一天我们都起得比较早，护士也提前赶来上班。
　　院方说是有个什么领导还是参观团要来参观检查，还要评比定级，各病房要保持环境整洁。我病床边的柜子表面也破天荒地被护士整理了一番，而且只允许放个杯子在桌子上。
　　对此大家议论纷纷，我也懒得参与意见。我只是盼望我的爱人赶快来，我要和她商量：我想出院。
　　不久她来了。
　　为了使她能接受我的意见，我想好了几点理由来说服她。
　　“你为了每天到医院来照顾我，路上要一个多小时，吃不好睡不好，原来白白胖胖的，现在又黑又瘦。”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医院环境条件再好，总不如家里好。昨天发生的事，我心理压力实在太大。发生这些事对医院来讲司空见惯，可我实在受不了，再说我病房里还有两个站在十字路口的朋友。”
　　“再说住在医院里也人来人往的休息不好，吃饭睡觉这作息时间跟过集体生活一样，什么都统一，太乏味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一直见到你，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每时每刻在身边。”
　　我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多的“理由”，令她对我刮目相看。我接连不断地说出我的想法，她竞一下子愣住了。后来她对我说，自从生病以后，还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么多话。同时我的思路敏捷、逻辑清楚，她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爱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我去和医生商量商量，再说离医保的一个医疗期也就只差几天了。
　　此时我心里偷着乐，我略施小计，她居然就同意了。
　　不过实际问题不得不考虑，若是我真的回家，第一个面临的就是生活起居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前几天我站起来了，经过这一阶段的锻炼，我虽然重心掌握得不十分好，但平衡还可以，腿部的力量也有一点，接下来就是如何迈出这第一步。
　　现在下一个目标有了，关键就是怎么做了。
　　下午我从康复室回到病房，她们搀扶我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休息，此时我好好地观察了一下“战场”。
　　我的椅子右边距离我的床大约四十公分，左边几乎紧挨着另一张床，椅背靠墙。如果从椅子开始，我正常走三步多一点就可以到对面，然后九十度右转，用正常的左手拉着对方病床的后床沿继续向前，床和床之间再放个椅子背朝外和床沿平，过了四张床的距离就到病房门口了。然后如法炮制再走回来。
　　看好地形以后我就把这个想法全盘告诉了我的爱人，她同意了。但是她说：“我扶着你走，要绝对注意安全。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能走，就是护工帮忙也不行。”
　　我看着她顿时觉得心里有一股冲动，还是老婆好啊。
　　休息得差不多了，我请护工在对面两床之间放上椅子，随后向病房的病友们宣布：我要走路了。
　　这时大家都看着我，不约而同地袒露出相同的疑问：你行吗？就连我隔壁病床上的另一个老头，平时除了吃饭外总是闭目养神，现在他居然也睁开眼睛，探起身体用同样的目光看着我。
　　我先喝了一口水，在大家的关注下咬紧牙关，左手拉住边上的床栏杆，右边搭着我爱人的肩，心里默默地念着小医生教我站起来的要领，然后把力用在两腿上，先缓慢地站起来，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站稳了。
　　接着我把身体向左侧微微倾斜，屏住气用劲把右腿抬起来，右腿在我大脑的指令下，哆哆嗦嗦慢慢地离开地面，颤颤巍巍地向前迈过去。我混身在颤抖，右手把我爱人的右臂拉出一道血印，脸上唯一的一块肌肉在跳动。病友们也屏住了气，目不转睛地盯住了我的右脚。
　　我的右脚左右摇晃，好像着落点不知在哪里好，上身也跟着开始摇晃起来。此时我爱人大声说：把脚用力往前往下踩，不要后退。
　　我的身体前倾用尽全力把右脚踩下去，全身紧张的神经瞬间被释放了，我小小的第一步终于成功地跨了出去。
　　病友们都为我高兴。一位护工伸出她自己的手展开手掌，我看到她的手心里全都是汗。

　　

第三十二章节　从趴下到重新站起来，治疗过程中的体会

　　

　　太阳东边起西边落，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光阴流逝。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在重症监护室被白衣天使从死亡之神手中抢回生命；从瘫痪卧床坐轮椅代步到不用任何辅助独立行走，虽然走得不十分流畅稳定；从瘫痪卧床靠别人帮助生存到自己起床穿衣、洗脸漱口、吃饭上厕所大小便等日常生活必需的流程自己完成，虽然每一个过程不十分完美到位；从瘫痪卧床思路迟钝、说话吐字不清到恢复记忆、思路清晰、说话流利，在这三百多天的时间里，我经历得太多太多。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如果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压力下，长期下来作为一种应急机制，人的大脑中枢会相应建立起高度紧张的思维和运作模式，使人能适应高紧张度、大压力的生活、工作方式。
　　我记得有伟人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坏事能变成好事，当然好事也能变成坏事。
　　对于我来讲得了脑出血不是什么好事，它会改变我的所有生活和工作。反之，它却促使我去学一些我本该不会去学的东西。
　　曾经有机会和一位专业康复医疗师进行过一次长谈，我受益匪浅，现摘录于此共享之。

　　中风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现在具有年龄越来越小的趋势，有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的特点。我国现有的500万至600万中风病人中，约有四分之三的患者不同程度地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
　　许多人认为，一旦瘫痪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一切生活都要别人照顾，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功能康复治疗可以使大多数中风病人减轻或避免残疾，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工作能力。但由于我们的国情、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在医院长期接受康复治疗，所以出院后进行家庭康复，在目前是一种有效的好方法。
　　病人功能康复的程度与早期临床治疗和康复训练的时间有直接关系。康复训练开展得越早，功能恢复得越好，且临床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应同步进行，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开。康复训练就像教小孩子一样，要从翻身、坐、站、走练起，循序渐进，切忌急于求成。同时家人也要积极配合，做到帮而不代，千万不可让病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不利于病人的康复。
　　提倡早期康复训练，并非随意乱练，当中风病人脑损伤后，常常上肢屈肌张力高，甚至处于痉挛状态(手指、手臂向内屈曲，不能伸直)，但有些病人在本应锻炼手和臂的伸展功能时，却使用一种练握力用的“橡胶圈”拼命地练手的握力或用各种方法练习拉力，结果是强化了屈肌。越练手指和肘关节越伸不直，长时间锻炼的后果是加重了手和臂的病态姿势和功能障碍，当然中风偏瘫病人不是不要肌力训练，问题是要科学地训练。
　　通过锻炼，可以促进瘫痪肢体的功能恢复，防止挛缩。可从仰卧到侧卧，再从侧卧到坐起以及坐的平衡，再由坐到站和站的平衡，最后再练习行走。训练上肢和口、面部功能要贯穿在其中同步进行。

　　在这里我根据自己的实践结合专业康复医疗师的指导，整理了一些具体方法，可以参考。
　　防止肩关节僵硬的功能锻炼。平卧于床上两手手指互握，肘部保持伸直，以健侧手牵拉患侧肢体向上伸展，缓慢越过头顶直至双手触及床面，每次十下，休息片刻后重复。　　
　　练习床上左右翻身，这是最基本的躯干功能训练之一。因躯干双侧锥体束支配，瘫痪一般不完全，恢复起来较快。平卧床可主动屈伸手臂，伸屈手腕和并拢、撑开手指，手抓乒乓球、小铁球等。
　　练习防止前臂伸肌挛缩的功能锻炼。仰卧屈膝，两手互握环抱双膝，然后臂部缓慢稍用力伸展，使双肘受牵拉而伸直，臂也受牵拉伸展。重复做十次这样的动作，休息片刻后重复。　
再逐步练习从健侧或患侧坐起，应与翻身训练同时进行，注意不要背靠物体而坐。
　　在能独立坐稳后，进行保持前臂旋转功能的锻炼。坐在桌旁，两手掌心相对，手指互握手臂伸直，身体略向患侧倾斜，以健侧手推动患侧手外旋，直至大拇指能触及桌面。反复锻炼，逐渐过渡到两手手指伸直对合，向健侧身倾斜能使患侧大拇指接触桌面，注意手腕要伸直，动作要缓慢，每次十下，休息片刻重复。
　　保持手腕背屈的功能锻炼。双肘支撑于桌面，两手互握，置于前方，健侧手用力按压患侧手，使患侧手腕充分背屈。动作要缓慢，每次十下，休息片刻重复。
　　对腕、指、肘屈肌挛缩的功能锻炼，可站立于桌前，两手掌对合，手指交叉互握，将掌心向下，支撑于桌面，然后伸直手臂，将体重施加于上，使手腕充分背屈，屈肌群受到牵拉伸展。事实上不要小看这些细节的锻炼，说实话当时的心理还有一些抵触情绪，觉得这样的康复训练到底有没有用？而事实却真正教育了我。

　　▲ 巴黎圣母院金属模型制作实物（带灯光）。

　　若干年后，我居然能用手完成这类细小的手工作品：巴黎圣母院金属模型。比例：1：1280；尺寸：10×4.4×7.5（厘米，长×宽×高）；零件145个，其中最小的零件为0.9×0.9（厘米）。完成这件作品我大概用了大半年时间，极大地考验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手指精准动作能力。
　　对指屈肌挛缩比较严重的可坐在椅子上，用健侧手帮助患侧将蜷曲的患指逐一伸直，掌心置于椅面，然后以健侧手保持患肢伸直，稍倾斜身体，将体重施加于患肢。动作要缓慢，每次十下，休息片刻重复。
　　完全独立坐稳后开始站位训练，先独自站稳后，让患者重心逐渐移向患腿，训练患腿的持重能力。身体向左右两侧移动，锻炼原地下蹲等活动，还可在原地踏步，轮流抬两腿，扶住桌沿、床沿等向左右侧方移动步行，锻炼时，应有意使患肢负重，但要注意活动量应逐渐增加，掌握时间不宜过分疲劳。同时可作患侧上肢平举、抬高、上举等运动，以改善血循环消除浮肿。
　　对跟腱缩短和脚趾屈曲，可将一条手巾卷一卷，放在患肢脚趾下，站立起来，用健侧手按压患侧肢膝盖，尽量使足跟触地。站稳后，抬起健侧腿，让患肢承受体重，并反复屈伸膝关节。在做这一锻炼时，可用手扶持椅背以保持身体平稳，臀部应尽量保持向前。
　　当可独立站位平衡，患腿持重达体重的75%以上可向前迈步时，才能进行步行训练，对多数患者而言，不提倡使用手杖，以免影响患侧训练。在步行训练前，先练习双腿交替前后迈步和重心的转移。
　　在起步和行进中，常常会有“僵冻现象”出现，脚步迈不开就像粘在地上了一样。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全身直立站好，当获得平衡后再开始步行，切记行走时先以足跟着地，足趾背屈，然后足尖着地。
　　在能自己行走后，将腿抬高做跨步态，此时注意患肢侧要收胯，并逐渐进行跨越门槛，在斜坡上行走，上下楼梯等运动，逐渐加长距离，还可进行小距离跑步等。对上肢的锻炼，主要是训练两手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然后慢慢恢复日常生活能力，如自己梳头、穿衣、解纽扣、写字、洗脸以及参加打乒乓球、拍皮球等活动，逐步达到生活自理的目的。
　　这里有四句话，踮脚走路练屈肌、足跟走路练伸肌、螃蟹走路练平衡、倒退行走增循环。只要坚持锻炼，大多数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如果在在进行功能性锻炼的同时配合针灸，推拿和药物的治疗，也会有一定的效果。
　　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中风患者的早期康复工作基本未展开，一些领导、临床医生重治疗、轻康复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中风的病人经抢救生命是保住了，但早期康复以及系统康复工作没有跟上，导致患者康复训练无人咨询、无人指导的状态，错过了康复的最佳时期，留下了后遗症。如果能建立中风病人康复网络，并在社区延伸康复工作，使中风病人住院期间经药物治疗病情稳定后，立即接受强化康复训练，出院后在社区继续接受指导并坚持系统的康复训练，这样就能大大减低致残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希望每一个病友在看了这本书以后有所启发，对自己的康复略有帮助，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欣慰。

　　

后记

　　

　　这篇回忆录终于脱稿，中间已不知修改过多少次。其中包括文字素材的回忆与编撰、照片的收集和选择，以及我单手操作电脑的艰辛。最终还是苍天不负奋斗者，功夫不负有心人。
　　七十多年的人生之路犹如打翻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应有尽有，任何人都不得不认真去面对。如果逃不掉也战胜不了，那也只能硬着头皮扛。这或许就是生活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无奈的乐趣。
　　2020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各地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进行测定，把人类年龄划分标准做出新的规定。该规定将人的一生分为五个年龄段：
　　未成年人：0至17岁；
　　青年人：18岁至65岁；
　　中年人：66岁至79岁；
　　老年人：80岁至99岁；
　　长寿老人：100岁以上。
　　世卫组织这么划分主要是因为人类有效生命的延长。过去是“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活九十不稀奇，七十还是小弟弟”。此生往后的日子还很长，艰难险阻还很多。我们且行且珍惜，尽情享受每一刻快乐的时光。
　　谨将本书献给一位女人，漂亮、贤惠而又聪明的她，我的妻子。庆幸我的生命中有了她，她让我懂得了爱的伟大和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