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工作场所的语言环境变迁

半角斋

作者：张业新
我自幼生活在邯郸路南侧的校园村庄，在家里，随长辈说河北沧州的“老家话”，一种属于北方语系的近似山东话的方言。村庄里的家庭，来自全国各地，每个家庭的长辈，也大都操一口各自“老家”的方言。孩子们在村庄或子弟小学校园，与同伴交流时，则“统一”说普通话，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普通话，参杂各地方言的音调，外人听起来，有点像“苏北话”。这就是使用地域狭小、局限于这些村庄的“复旦普通话”，由特殊的村庄文化所形成，具有特色。
1971年，参加工作，离开了“复旦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来到位于江湾镇的医院上班。虽然仅相距几公里，由于之前很少接触上海人，特别是本地人，所以工作以后与同事的语言交流出现了障碍。有的同事，认为我说话“打官腔”，有的同事跟我说话时，不得不用他们很少使用的，带有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与我交流，双方颇感“吃力”。直到现在，有些老同事跟我见面时，还是习惯性的用普通话与我交流。
更严重的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接待患者时，面对的大多是江湾本地人，他们说的本地话，与市中心区的上海话相差甚远，不仅语调不同，某些语句的用词也不同。比如：“这里”，说“迭琅厢”、“迭掰掰”；“饭吃了吗？”，说“饭吃（qie）吗迨”，完全听不懂。
有一次，外科曹文仙老师给我们上课，不时地在黑板上书写讲课中说到的字或词，台下有同事质疑老师：“这种字我们都懂的，干嘛老是写在黑板上？”老师说：“下面有人听不懂。”我知道，其实是在说我。比如：“乳酸”，老师发音“si sui”，与普通话发音“ru suan”，相去甚远。曹老师的这一举动，使我感动，至今难忘！
那时候，科室政治学习或医院开大会，会上读报纸上的文章，或宣读“上级文件”，大多使用江湾本地上海话，或带沪语口音的“上海普通话”。我蛮佩服这些老师的，居然能把报纸或文件中，以普通话书写的文字，转变成上海话读出来，堪称“翻译大师”。
近日在上海市档案馆，查到一份1954年江湾医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来往公函，时任人事科长的全林英，在公函中，用上海话写道：我伲意见，从XX年XX月开始，给XXX每月30個工资分。可见，当年的语言习惯，口语与书写，也是同步的。
为了适应新的方言环境，我用心学习上海话，虽然江湾本地话没有学会，但是能听懂了。
学习方言，语言环境很重要。不过，因为上海话不是我的“母语”，有些词语用上海话表达，还是不会或不准确，往往引起误会。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说普通话，因为表述，能更准确一些。
进入1980年代，上海市行政区划调整，医院被划入市区，陆续有来自市区的新职工，主要是家住市区的护校学生，被分配到我们医院。我们开始听到市区的“新兴上海话”，有别于“上海市区话”。她们把“上面”，说成“高头”。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浙江、苏北、福建等地区的人们移居上海，其中苏北人喜聚居，保留他们的方言，福建人则以“福建普通话”作为交流的语言，不然交流会不方便。而此后市中心区域的上海话，则以苏南地区的吴侬软语与宁波方言混合而成，形成区别于市区周边的农村沪语，以北部吴语为特征，带有宁波方言口音的“上海市区话”。直至1960年代，上海市的大多数中小学校的老师，在上课时，仍然使用上海话进行教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市中心区的孩子们，受“学校普及普通话”的影响，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了有别于父辈的“新兴上海话”，甚至在语言交流中，会不时冒出以普通话发音的专有名词，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些专有名词的准确上海话发音。
1986年以后，百万大裁军，大批部队转业人员落户上海，我们医院也陆续来了不少转业军人。他们大多不会说上海话，也不需要学习上海话，因为周边的农村已逐渐城市化，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况且，他们“人多势众”，医院同事间的交流，以普通话为多，甚至有的老职工戏言，“感觉到了兵营”。
终于在一次中层干部的每周例行会议上，时任院长瞿菊芳，正式要求：“今后开会，一律讲普通话！”。针对质疑的解释是：“有人听不懂”。
1997年下半年，国务院第134次总理办会议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九月的第三周，在全国开展“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这一年，上海开始推广普通话，我们医院也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由医院“文明办”，统一在所有接待患者的“窗口”，放置“请讲普通话”的牌子，并列入对所在科室的考核。
有一天，在我们门诊化验窗口，当工作人员用上海话接待一位带孩子来化验的患者家长时，这位家长手指台面上“请讲普通话”的牌子，“严厉”指出，“请讲普通话！”。其实这位家长是“新上海人”，他听不懂上海话。可见，推广普通话宣传活动，已深入人心，而且确实有必要。
到了2010年前后，由于90后、00后的孩子长大以后，上海话遭遇了严重的“洋泾浜”困境，甚至闹出了把“出生证”说成“畜生证”的笑话。
2011年3月11日，《东方网》发文，《沪语传承遭遇“洋泾浜”困境 ，“抢救”方言刻不容缓》。文章说：“沪语在上海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被模糊，可是上海话是上海本地文化的一个标志，不会沪语，很多经典沪剧、名家段落就无从欣赏，很多沪上风俗就无法了解，也就无法真正做到融入上海。”
其实，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就在《南下干部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指出，“普通话只用于交流工具，任何行政命令都不可以限制人民群众说自己的语言！”。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也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近几年，随着这座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中新上海人的比例也不断增加，在一些菜市场、小商店等社区中的服务性场所，可以听到操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在上海生活了一、二十年的新上海人，他们自己也认为，“我们已经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
语言，甚至一个地方的方言，是随着历史演变而变化的，要尊重语言的自然发展与变化。而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不仅限于此。上海话不会从这座城市消失。

2021年7月14日
本文刊于《上海城市发展》2021年第五期